文化被奴役
元代的中国还获得了一个来自远方的陌生目光，这目光让欧洲第一次了解了中国的山水风土生态文化，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就是马可波罗的眼光，由此，中国文化取得了更感性、更具体的世界身份。在马可波罗的叙述中，元代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表。
元代之后是长达500多年的明清两代，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判断，都应该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期。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如果做世界对比，更是在明代，欧洲从中世纪的梦魇中彻底苏醒了，苏醒之后精力旺盛，文化灿烂。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开始产生了尴尬，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和气度在明清两代显得弱了，散了。
文化气氛与社会气氛有关。
造成这一切的起点是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
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一样，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一种系统的设计，严密的包围，整体的渗透，长久的绵延。
由草根起家而夺取了全国政权的朱元璋显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逻辑，汲取了宋朝和元朝灭亡的教训，废除宰相制度，独裁全国行政，滥用朝廷暴力，大批诛杀功臣，强化社会管制，实行特务政治。这么一来，国家似乎被严格的掌控起来了，而社会气氛如何则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他还直接问津文化。他在夺权战争中深知人才的重要，又深知掌权后的治国更需要文官。他发现以前从科举考试选出来的文官问题很大，由此经过多年设计，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套更严格的规范，那就是文官必出自科举，考生必出自学校，考题必出自经书，阐述必排除己见，文体必符合八股，殿试必面对皇帝，这么一来，皇帝和朝廷不仅是政治权力的终端，也是学位考试的终端，更是全国一切文化行为和教育事业的终端。
这一套制度乍一看没有多少血腥气，却把中华文化全盘捏塑成了一个纯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几乎不留任何空隙。
当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剧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体文人了，因为他们存身的家园被围上了高墙，被划定了路线，被锁定了出口。时间一长，他们由狂躁愤怒而渐渐适应，大多也循规蹈距进入了这种文化官僚系统，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已经从根子上被改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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