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一个豪杰并起、卧虎藏龙、百花齐放的时期，民国无疑是另一个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时代。
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些我们从课本上认识的人，如教育家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曾昭燏，夏金鼎；文学家茅盾，鲁迅，徐志摩，汪曾祺，朱自清；学者胡适，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三百年开第一人”的陈寅恪等等，都在民国时期大放异彩。
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军几乎以摧枯拉朽的姿态步入失败，北京、天津乃至整个华北平原，上海、南京、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的陷落，催生出堪比“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将仅剩的军事物资及武器装备等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艰难地往重庆、宜宾等城市转移，为战略反攻保存有生力量。
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法理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多么急迫，也无法感受“危在旦夕”四个字所承载的重量，看到“北京22天沦陷”“南京30万同胞被戕害”这样的数字也只是冰冷的数字，不会想见那是多么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
知识分子的流亡迁徙从北京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又从四季如春的昆明转移到潮湿阴冷经济落后的李庄，一次比一次狼狈，一次比一次无助。辗转千里而来的西南联大，李济、梁思永主导的史语所，梁思成、林徽因主导的营造学社，小小的李庄用它贫瘠的接待量为这些学子教授、学术大牛撑起一片短暂和平的青天。相比昆明如家常便饭的跑警报生涯，李庄虽然能听到三百公里外重庆大轰炸的炮声，却不用过跑警报的日子，已是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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