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照应

春仔

1

好些天没去看我的三哥了。

我有六兄弟，平时都用乳名。可是，父亲还给我们取了大名。在1920年代的族谱里，祖先用诗一般的语句排辈，八代上下是：“元亨和贞，富贵长远。”父亲名才贵，我们的名字就该用“长”字了。然而，父亲似乎没读过孔子，却以仁、义、道、德、礼、乐给我们排序，大哥仁长，三哥道长，我是德长。

不过，通观祖父以降，我们家似乎都辜负了祖先的期望，没有谁“富贵”起来，就像我们长大以后，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思用名一样。

诸君，不要误会，我不是暗示三哥富贵了。我是想说，现实总是那么违背人意。先前，我的太祖父或高祖父似乎是富过的，传说有数十上百亩土地，曾祖父还在民国时做过广东洪兆麟（民国将军府洪威将军，粤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任命的参议官，然后不知所终，至祖父以下，我家三代却熬过了无数的苦日子，三哥也是其中一员。讲真，打小时候和三哥形影不离，我也不曾看出三哥能够发达，甚至认为，他顶多会像父亲一样，一生在土地里刨食，然后生儿育女，艰难度日。

2

毋庸讳言，三哥实在是其貌不扬。村里的人说，他既不怎么像我父亲，也不怎么像我母亲，倒是像极了祖父。我的祖父土后就病故了，我们都没见过他。仔细端详，三哥的颧骨有点高，皮肤有点黑，下巴有点尖，背还有点驼，天生一双平板脚，走路都不稳，他怎么能够“富贵”呢？

三哥的脑筋也不够灵光。启蒙时，我们在众厅（祠堂）里上学。周末，众厅里空寂无人，我一个人进去玩，见土砖砌成的老师办公室放了许多盒粉笔。三哥来了，我莫名其妙地对他说，进去拿几支呗。三哥也不过过脑，蹭蹭蹭就爬过墙去，拿起粉笔盒就往门缝外塞，左塞右塞，怎么也塞不出，可他脑子也不转弯，还是要翻过来倒过去塞。突然，一位女老师来了，大喊“捉贼”，众厅里便围了很多人，羞得三哥抬不起头。

三哥还最不会读书，且吝啬小气。别人玩东西，玩过就丢弃了，他却收藏起来，教人羡慕不已，还不给人玩。他有一个小“宝盒”，都是些铜坨坨铁坨坨、美丽好看的鹅卵石、带花芯的玻璃珠子、古明钱、铜壳子……这些东西，他会给我看，却不让我碰。尤其文革时期，他喜欢收藏领袖像章，金属的、瓷质的都有。他用一块干净的手帕包裹它们，隐藏在我们找不到的地方。有一次，他把那些像章拿给我看，我想要一块，他犹豫很久，还是没有给。那时，我把他看作“顽固分子”，死心眼。

不过，三哥也有一些奇怪的能力。父亲一心忙大队会计上的事，早年的木工斧头、凿子、木刨早已弃之不用，三哥却拿起来乱劈、乱凿、乱刨，居然能制作一些小东西，还有模有样。他也没接触过电工，家里的电灯坏了，他竟敢查保险，拆电线、捏弄电灯头，且往往能让电灯亮起来。

3

三哥少年长身体时，大哥仁长当兵去了，二哥义长又去了“江钢”（前江西钢厂）做民工，他就接管了家里的粗活重活——井上挑水，山里砍柴……自留地里的瓜果熟了，他还要挑一担到四十里外的新余去卖。常常，他披星戴月出发，扛着夕阳回家，那双平板脚痛得不行，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完最后一里路的。母亲心疼他，担心他将来扛不起一个家。正好，村里长住了几个浙江来的棉花匠，母亲就托熟人说合，让他去当学徒。

如果按照母亲的安排走下去，专职做一个棉花匠，三哥此后的人生或许不会很辛苦。试想，一个乡下人，有一门手艺，今天这家请，明天那家请，又常常游走四方弹棉花，多少能吃到一些香的辣的，养家糊口就没什么大问题。可是，三哥也是时命不济。1975年，二哥在柘林水库精神失常了，未满17岁的三哥去把他替回来治病。此后四年，三哥在柘林修水库，28元钱一个月，还要交生产队8元。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柘林水库竣工了，三哥戴回了一块崭新的钻石手表。那时的钻石表，90多元呢。

4

1980年代中期，三哥成家了。

过去的青年人，成家即意味着分家。三哥分家时，土地责任承包已好几年了。当时的情形，土地承包既已落实，死去的人不能及时腾出土地，新娶的媳妇不能及时分到土地，他们夫妻二人，便只有三哥一个人的责任田，约一亩二分地。三哥用这点地种粮食、棉花种、种蔬菜，勉强度日。他们还得了一间屋，长二丈八，宽一丈二。那是父母给大哥的婚房，干打垒加土砖。此时，父母已没有能力再做新屋，大哥把房子腾出来，给三哥做了新房。二哥招了郎，做了上门女婿，三哥便得了福。

不久，三哥生了一个胖小子。然而，他还想再生。传统观念里，一个家，儿女双全才算完美。三哥的潜意识，自然想再生一个女儿。可是，非常时期，计划生育极严，三嫂怀孕后到处躲藏，还是无处藏身。母亲想到了我。我正在赣西北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已经29岁了，没有恋爱，不知道对象在哪儿。我很想成个家。可是，48元钱一个月，所有的积蓄连一套家具都买不起，谁肯嫁给我？我设法在镇上开了一个小餐饮住宿店，希望能赚钱娶老婆。我把三哥三嫂接过来，教他磨豆腐、做馒头包子，让他们帮着看店。可是，店子亏了，我连三哥三嫂的工资都发不起。

不知三哥哪里修来的福，这次又生了一个胖小子。他应该是欢喜的，欢喜的同时，既不心甘也不情愿地交了几千元罚款，却又不知何时能填补这个经济上的窟窿。一亩多地的收入，四口之家，自给自足已很困难，到哪里去深挖财源呢？那时我暗自担忧，三哥三嫂这辈子，恐怕只能做牛做马了。至于三哥怎么想，我无法知道。我猜，他应该是，也只能是更有方向感，更有使命感了吧。

然而，历史进入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它为人的潜能的发挥提供了无数种可能。拙讷的三哥，也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将他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

他拾起学过的手艺，卖力地弹棉花。秋冬季节，农事已闲，乡亲们要换新棉被、娶媳妇、嫁女儿的，都把白花花的棉花送过来让三哥弹。三哥在家里拆几块旧门板架起来，戴上口罩，将棉花铺上去。一个人，一把弓。家里响起了古老的声音：“蹦蹦蹦、恰恰恰……”不停不歇。每年的每年，伴随着秋风和朔风，三哥狭小的屋子里，弹棉花的弓调从清晨响到黑夜，“蹦恰恰、蹦恰恰……”单调而乏味，起伏而又有歌吟的味道。最初，三哥每天能弹一床被，人家要得急，他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最多也只能弹一床半。最初，加工一床棉被才2元钱，后来涨到2.5元、5元、10元、20元。

三哥弹棉花的时候，三嫂除了带孩子，其余的时间不是下地种菜，就是到镇上卖菜，萝卜、白菜、洋葱、大蒜、还有芹菜……

三哥也不遗余力地磨豆腐。他给我看店回家时，我给了他一台磨豆机，抵部分工资的。弹棉被有季节限制，磨豆腐没有。春夏秋冬，天还没亮，他就做好了一锅豆腐，一部分舀进豆腐框，制作豆腐块，一部分舀进水桶，挑着担出门，沿街串巷，不停叫卖。三哥不甚高亢的嗓音犹如时钟，每天准时穿破清晨或浓或淡的雾：“卖——豆腐花嘞……”，高低起伏的腔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走于清晨的天空，直至飘向远方，飘至别人的村庄。当时，一块豆腐2分钱，一碗豆腐花也不过两角钱。卖完一担豆腐花，三哥把豆腐块留给三嫂在家里卖，然后扛起锄头下地。

后来，三哥又养鸭子。卖豆腐花的利润极薄，有时甚至毫无利润，三哥渐渐就不做了。三哥在亲戚那里学会了养鸭。当年，我们村有一个天然湖塘，年年满湖的荷花，叶绿花红，鱼虾成群。还有一个下湖，在村子的最南边，是千百年来的低洼湿地。下湖弯弯曲曲，或宽或窄，可排涝，可抗旱，是养鸭的好去处。三哥是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养鸭的人，最多时三百多只。为了养好鸭，他每年要买几千斤谷子，随时储藏在家里。无论阴、晴、雨、雪，三哥都早早地将鸭子赶出去。晴天戴一顶草帽，雨天戴一个斗笠，再披一件尼龙雨衣，背一袋谷子，拿一根鸭杆。三百多只鸭子沿着下湖一路觅食，三哥一步不离地跟着。烈日当空、暴雨倾盆、雪花飘飘，都是这个样子。到了中午，他将谷子撒到浅浅的湖泊里，让鸭子饱吃一顿。这时候，嫂子送饭来了，他狼吞虎咽的吃下去，让嫂子把碗带回去，继续看鸭。至夕阳西斜，他又把袋子里的谷子撒空。鸭子吃完晚餐，他们才消失在暮色苍茫之中。晚上，三哥经常要倒鸭棚打预防针，一只一只地打，直至夜深人静。

三哥说，鸭子产蛋，一般达到七成很不错了，九成的极少。深冬十一二月是产蛋的高峰。过完春节，鸭子产蛋少了，他就把鸭子全部卖掉，准备春耕。到晚稻插完，重新再养一批。他养鸭没算过总账，赚钱，应该是赚了吧，可是不多。

5

三哥用一种近乎原始人状态的精神，顽强地奋斗着。

1990年代，许多古老的赚钱模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纷纷涌向城里找活路，三哥也一样。除了冬天偶尔弹一弹棉被，他每天干完农活就到城镇里去挣钱，街道绿化的挖土植树、市政工程的开壕挖沟，建筑工程的搬砖挑瓦、扎钢筋、搭脚手架……旭日朝霞、细雨薄雾、银霜白雪的早晨，他从地里回来，喝一碗粥、吃一碗白米饭，然后换一身破旧的衣服，戴上草帽，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咿呀咿呀地干活去。

不知不觉的，两个孩子渐渐大起来，房子就显得小了。三哥想为孩子们做一间大房子，要三层半，一层自己住，二层老大住，三层小儿住，这样，儿子将来可以娶到媳妇，自己方便含饴弄孙。

从前，村里人做房子虽然不易，却也花不了很多钱，几百上千即可开工。材料主要是黄泥、沙石、石灰、土砖，木料等等。工钱也不多，一声吆喝，本家族人，远亲近邻，生产队的社员都来帮忙，只要管饭，不要工钱。现在不同了，什么都要钱，泥工更是要19块多一天。三哥没什么积累，宅基地一批下来就开工。他不敢多请小工，每一桶砂浆都是夫妻二人搅拌的，每一块砖头都是他们挑上去，好不容易做完第一层，没钱了，工程停了下来。

儿子们一天天大起来。老大初中毕业，普通高中录取了，他不去，师范学校来通知了，他也不去，非要去学裁缝。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学手艺是立足的本领，能很快赚钱。又二年，小儿子觉得自己实在不会读书，也闹着学手艺。三哥满足了他们，给老大找了裁缝师傅，送老二去学厨。

然后，三哥一门心思想把房子做起来。很不容易积攒了7000元钱，正准备重新开工，姨兄邀他去海南种菜，说一定能赚钱。三哥带着钱去了，却很快亏尽了。租地、请菜农干活、买肥料、卖农药，又逢干旱少雨，打井花了不少开支、井水还是不够，又要不停地买水浇地……终于无法把菜种下去，就这样挫败而归。然而，生活不允许三哥烦恼颓丧，他回到家就去市里工地上干搅拌的活。那时的工钱涨到110多元了，他白天黑夜、黑夜白天，没日没夜，拼命攒钱，半年下来，积攒了8千多，于是重新开工。

三哥前后用了六七年时间，花了将近四万元，房子总算是起来了，人却累得不行，还债台高筑。他心里清楚，这么多的债，靠地里的收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还清，于是产生了南下的念头。他和儿子们商量，要到深圳去打工。大儿子说，爸爸妈妈的确是累了，想怎样都行。三哥在亲戚的引领下，带三嫂到了罗湖，辗转在市府、海关、国信证券……做清洁工。那年大约是2003年。后来，三哥从一名普通的清洁工，一直干到了领班的职位，工资从八百涨到二千多。一有空闲，三哥还和三嫂帮公司洗地毯，因为干净利落，附近公司都请他们洗，额外赚了一些钱。五六年下来，他们把债还清了。

忽一日，三哥60岁了。此时，大儿子、大媳妇在深圳务工多年，已是服装公司生产线上的主管了，工资都拿到了七八千元，二儿子也在镇上开了个小餐馆。此时，大孙女上了幼儿园，二孙女三孙女也相继出世。三哥和三嫂回了家，一边继续种地，一边带孙女儿，生活总算安定了。

6

2017年3月，三哥的屋前屹立起一栋崭新的楼房，这楼房，无论是结构、材料、还是装饰，都要比三哥的房子气派很多。那是他大儿子做的，总共花了40多万。竣工那天我回去了，先到三哥的屋里转悠了很久，本想找到他曾经用过的那把弹棉弓，却始终不见。一转身，猛然看见三哥满面笑容，一手抱着小孙女，一手牵着二孙女，大孙女欢蹦乱跳地跟在后面，心里颇感欣慰。

忽然，母亲经常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在我耳边响起：“天照应啊……”。

2018/9/5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