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咨询成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这以后，不论我们的咨询关系，还是我的治疗都发生了质的改变。
如前面所讲，在第五次的咨询中我想咨询师讲述了这个压在心里已久的创伤性事件。当晚回到寝室，我只觉得心口闷闷的疼，脑海中思绪无比混乱。不到11:00，我早早关了灯爬上床铺。贴心的室友们也不再说话。
我闭上眼睛，安静的躺着，耳机里传来熟悉的音乐。“……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薛之谦沙哑的嗓音唱出一幕幕心碎的情节，不知不觉无声的泪水就湿了枕头。不知道过了多久，手机发出了电量不足的提示音，音乐戛然而止，早已被淹没的心也猛然间回到了现实。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看了一眼枕边的闹钟，已是凌晨4:00多了。我靠墙坐了起来，身边的室友早已睡得香甜，发出呼呼的鼾声。窗外路灯还亮着，偶尔驶过的车辆会带进一阵凉凉的风，南方初夏的夜晚原来还有如此静谧的时刻。5:30，环卫工人早早开始工作，相互之间无遮无拦的喊叫着，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只觉得好吵、好烦躁。下了床，为了不打扰室友休息，我蹑手蹑脚地打开电脑，揉揉红肿的眼睛，就这样穿着睡衣，对着屏幕发呆。脑袋里空空荡荡，说不出是头痛还是头晕。屏幕上的光很亮很亮，照得眼睛几乎都要睁不开。心口像是被水淹摸一样憋闷，真的很想发生大哭，却无法流出一滴泪水。就这样，不知不觉坐到了天亮。当走廊里开始传来同学们洗漱的忙碌时，我默默地爬回床上，尽管还是睡不着，我只是想要躲开大家。像一只受伤的小狗一样，缩在角落里舔舐伤口。
之后的几天，我几乎都窝在床上沉浸于这样的状态中——不吃、不睡、除非回应室友的关心也不再说话。三天时间，体重下降五斤。我开始觉得身边的世界变得不再真实，往常熟悉的人和事渐渐变得虚幻和飘渺，只有自己的悲伤是那么那么沉重。它拉着我向深不见底的湖坠落，下面很黑很黑，看不到底。我已经失去了呼吸，意识不再清醒，无力挣扎，手脚虽然自由却疲乏。我渴望有人及时拉我一把，渴望一口新鲜的空气，渴望尽快的逃离这死气沉沉……
三天后，我已极度虚弱。周末，朋友的到来似乎给我暗无天日的生活带来了一道曙光，我总算有了一个不得不离开寝室的理由。他很贴心的陪我逛了以往总让我兴致盎然的书画市场，还送了我很早之前就嚷嚷着要买的书。很美好的一个下午，但那时的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快乐。尽管我认真掩饰着，他依然察觉到我情绪的低落，这让我至今都常常感到愧疚。晚上我们早早吃过晚饭，他送我到宿舍楼下。可能是因为太累，那晚我很恍惚，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路口还是不小心崴了脚，一头摔进他怀里。他一边扶着我，一边急切的检查伤情并准备打急救电话。伤势严重，不到十分钟脚腕就肿了起来，但我并不打算去医院，只一心想要赶紧回寝室。无奈我的执拗，他也只能扶我上楼后离开了。第二天不出所料的无法动弹了，室友帮忙叫了车，我被送到医院。上完药后，最后一丝理智支撑着我一瘸一拐的到咨询中心寻求危机干预。
接待我的是下巴上留着一小撮胡子孙老师，他很耐心的询问了我的情况，看过我的测评表，他直接联系了辅导员，第二天我就被转借到了校医院的心理门诊。周二下午值班的医生是武东医院的刘主任，典型的精神科医生做派，温和但不苟言笑。简单的询问后，我被初步确诊为抑郁症，具体程度按刘主任的说法要到医院做专业的测评，保守估计需要住院治疗6—8周。辅导员老师大概也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因为在她面前我一直都扮演着一个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学生干部的形象。为了谨慎起见，她决定在第二天带我再去见见她的旧相识——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的白主任。周三一大早，我在学校门口见到了连夜赶来的父母，不明所以的他们被医生一通宣告我处于危险状况的电话吓得丢下手头工作就赶往了武汉。当天下午，白主任的诊断验证了刘主任的说法，确实是抑郁症，并且已经是中度以上接近于重度，会有一定的自杀风险，需要住院3—4周。考虑到医院的环境、住院时间等因素，我们选择第二天到人民医院开始接受系统的治疗。自此，我与华师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必须要结束咨询关系了。
一个月以来，咨询师是我最信任的人。虽然我的病情恶化与咨询过程中存在的疏漏不无关系，但在情感上我依然十分尊重并感谢她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住院太过匆忙，我甚至没有太多时间来准备和告别，匆忙之中我能送给她一副自己的拙作聊表心意，而她没有接受。我当然知道“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不得建立咨访关系之外的任何关系”的规定，但有时情感上的依恋会超过任何理智，在对她的拒绝表示理解的同时心里不免一丝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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