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后，各种思潮纷纷涌现，都是关于中国救亡图存和实现复兴的思想学说。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等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传统思想不能挽救中国现在的被动局面。于是，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惨败，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洋兵、洋枪、洋炮的威力和魏源等人的思想使得中国上层社会的思想出现了松动。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后被人概括为“中体西用”。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虽然在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在思想和制度上却不能和西方接轨。例如，留美幼童剪了辫子都让洋务派官员惊恐不已；朝廷缺乏西学人才，而科举仍是八股取士。后来，甲午战败，这种思想受到了质疑。正如严复所说，“中体西用”如同“牛体马用”一样荒谬。看到日本崛起，中国四千年大梦初醒。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日本除了仇恨之外，更多的是敬佩。于是，维新思想蓬勃发展，也有了“西体中用”的思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着手进行制度改革。后来，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维新思想却流传了下来。后来的清末新政、立宪运动都与此有关。这种思想不仅影响了维新派，也影响了革命派。孙中山等人也希望能建立起西方的政治制度，但仍希望能保留中国的优良传统。但从结果来看，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中国都曾进行过西方政体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沉思，出现了一些新思潮。这些思潮不仅关系到政治体制，也关系到国民性的改造。陈序经、胡适等人提出了“全面西化”的理论，认为中国应当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甚至出现了中国人吃饭要用刀叉的言论。与这种思潮针锋相对的是新儒家、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等思潮。除此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以上思想大多没有投诸实践，无法观察到其效果。
这些观点的出现都是为了解决中国当时的危局和实现中国的复兴。但是，各种思想在实践中都会出现问题。在这类问题中，必须要处理好几个关系。首先是要处理好中西文明冲突与取舍的关系。文明既具有包容性，也具有排他性。日本明治维新时也面临这个问题，对于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关系的处理值得中国借鉴。其次是要处理好制度与文化的关系。西方的强盛不仅靠文化，更是靠制度。“中体西用”的思想及与其相关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便是没有任清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制度与文化关系的处理，是此类问题的关键。最后是要处理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只是引进了形式，而没有把握其精髓，导致了改革的失败和国家的动荡。清末民国时期，西方政体引进的尝试也是如此，所以会以失败告终。以上三种关系的处置是这些思想能否落地和开花结果的关键，但当时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导致很多思想并没有付诸实践或是取得成效。但是，这些思想对今天仍有影响，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对于今天仍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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