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书中广泛引用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荷马的剧作，通过针对性的分析，并结合柏拉图的诗歌观点，提出了关于悲剧、史诗和诗歌的理论观点。
《诗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关于悲剧的探讨，这对于小说的创作仍然有很多借鉴意义。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
亚里士多德定义了悲剧的结构和要素，提出了悲剧中角色、情节和语言的必备条件。他认为，悲剧应该通过人物的性格、命运和冲突来引发观众的怜悯和恐惧，从而实现情感的净化。亚里士多德将悲剧看作是对人类本性、伦理道德和宇宙秩序的一种深刻反思，使人们在审视悲剧中的悲伤命运时，得以对生命和道德产生更为深远的思考。
如同好的画作一样，优秀的悲剧应该表现人的性格，但这种表现是通过情节。“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人的幸福与不幸均体现在行动之中；生活的目的是某种行动，而不是品质；人的性格决定他们的品质，但他们的幸福与否却取决于自己的行动。）所以，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为了行动才需要性格的配合。由此可见，事件，即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
“一部悲剧，即使在这些方面（言语、思想）处理得差一些，但只要有情节，即只要是由事件组合而成的，却可在达到上述目的方面（悲剧的功效）取得好得多的成效。……因此，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
通俗文学作品鲜明地体现了情节设计的关键性作用，在哈兰·科本的惊悚小说《不要走远》中，读者被悬念纠缠着，无暇关注语言或者思想之类的东西，只是奇怪为什么坏人几乎尽数登场，却好像都不是凶手。我们喜欢故事胜过其他，只要故事有趣，适当的代价也值得付出，如同旅行之人只要能够到达目的地，有时候对旅途劳顿、粗糙饭食和住宿都不太在意一样。就算严肃文学，也没有人敢于像主人轻视奴隶一样对待“情节”，如果你看过以心理描写著称的亨利·詹姆斯所写《金钵记》，会发现几乎每一章的最后都设置了悬念，更不要说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让·吉奥诺、卡尔维诺，甚至博尔赫斯……通通都是亚里士多德的传人。
《诗学》的伦理原则紧紧依附于《尼各马可伦理学》，情节的设计要让人产生恐惧和怜悯，发生在近亲之间的惨痛事件最容易有此效果——如《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伊利亚特》、《奥德赛》——但“即使受到逼迫，受迫者也不能无所不为。”人物必须有某种底线，否则曲折的情节可能导向柏拉图所指责的坏的功能。
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差的人，悲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但是好像《云》中的苏格拉底其实要比我们强，除非阿里斯托芬是在借此反讽借助教人诡辩来挣钱的智者派。
对于人物性格，诗人（包括作家）应做到四点：
1性格应该好（就算坏人也有某些好的性格）；
2性格应该适宜；
3性格应该相似（像生活中的人）；
4性格应该一致（不能前后矛盾）。
亚里士多德的“适宜”是说人物可以有男子汉气概，但让女人表现男人的勇敢或机敏却不合适。这一点现代小说不会同意。
“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
“悲则之所以引发怜悯和恐惧，其目的不是为了赞美和颂扬这些情感，而是为了把它们疏导出去，从而使人们得以较长时间地保持健康的心态。悲剧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无害的、公众乐于接受的、能够调节生理和心态的途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学》中的“悖论”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悖论是一种引起观众关注和情感共鸣的手法，通过角色的言行和命运的反转，使故事更加引人入胜。这一理念不仅在古代戏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也为后来文艺作品中的情节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表达方式。
《诗学》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为后来的文学理论提供了基本框架，影响了欧洲文学传统几个世纪。对于当代的文学爱好者和评论家而言，深入研读《诗学》不仅可以理解古代希腊文学的独特之处，还有助于思考艺术的本质和文学创作的深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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