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文烈
离开石柱县王家乡,已经几十年了。
那些山、那些水,那些人、那些事,经常在心头萦绕。一直想重回故地看看,那是留下我年轻时的足迹的地方。
几年前,我单位里,曾经同为石柱县知青的老杜,去了他下乡的地方。他把拍的照片发给我看。有熟悉的老屋,有笑容可掬的村民,也有龙沙、鱼池等地名。我很感慨,回复时,有这么几句话:
——石柱很近。
从重庆火车北站乘动车,行程不过一两个小时,可谓转瞬之间;
——石柱很远。
老杜再一次去石柱,竟相隔40多年,几乎跨越了大半生的时间.....
今年从广东回来后,我到石柱县的王家乡老生产队,去住了几天。这是多少年的愿望。在石柱的整个行程是:
从重庆火车北站乘动车到县城,然后,先去西沱,再步行越过楠木垭,一路下山到王家乡, 最后由王家乡返回县城。
路线呈一个三角形。
一、西沱
之所以先到西沱,是因为西沱在我的知青生涯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如果有人问我,除了王家,在石柱县再选一个很眷念的地方,我会立刻回答:西沱!
西沱在石宝寨的对岸。是长江边很有特色的小镇。
西沱的特别,就在于那条云梯街。被称为“街”的,实际上是一溜很长、很陡的石板阶梯,从上面的公路口,曲曲折折地一直通往江边,成为了一道标志性的风景。
那个时候,西沱赶场,就在云梯街上。背着背兜来赶场的农民,他们的土产品,以及土烟、草鞋、竹编之类,就摆放在云梯街两旁。
当知青时,好几次到西沱。每次到西沱,都是一个故事。
其中一次,有点“侠义”的味道。
我们王家公社的许陶然、刘志民、范和平、刘桂生、田树云等六七个人,到西沱去,送伍敏贤等人回重庆。把她们送上船后,趁天色还早,我们又赶往附近的王场公社,去一个熟识的知青朋友家投宿,准备次日返回王家。
这家知青友好地接待了我们。闲聊中,得知他们王场公社有个知青,会点拳脚功夫,经常纠集几个人,恃强凌弱,敲诈男知青,欺负女知青。大家惹不起,只好忍气吞声,背地里称他“小霸王”。我们王家的这帮“侠义”之士一听,激起一种要打抱不平、为弱者出头的冲动。
那是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我们也毫无法制观念。大家当即决定,趁王场乡第二天赶场,当众教训一下那个崽儿,煞一煞他的气焰,然后再返回王家。
“凭你我人多势众,在场上脏他的班子(即出丑),还不是易如反掌?” 刘志民摇晃着小脑袋说,“只是,你我几个要齐心!到时候,都莫闪劲哈!”
许陶然站起来,伸伸胳膊说:“ 明天,教训那个崽儿时,看我的板凳拳!”说着,一脚踏下长凳一端,顺势把翘起的长凳抓起来,比划了两下。众人连连称赞,功夫了得!
刘桂生年龄比我们稍大,考虑问题要周到一些。他说:“但是,我们对这里不熟,还是要多留点神。”
第二天,大家早早地到了场上,在那个崽儿往常必去的一家食店里,一边休息,一边等待。
“来了,来了!” 知青朋友悄悄给我们指点后,赶紧躲开了。我们锁定了目标。终于,“小霸王”大摇大摆地走进食店里,而且只身一人。
机不可失!许陶然按事先约定的暗号,咳嗽一声,我们一干人立刻一拥而上。
小霸王猝不及防,不知是哪路神仙降临,还未回过神来,就稀里糊涂吃了顿乱拳,大家收拾得干净利落。只是刘志民一个冲击拳,却打在板壁上,痛得在一旁直甩手。陶然的板凳拳,实际上也无用武之地。短短的两三分钟,小霸王就抱头蜷曲在墙角哀号。
食店门口很快聚集起不少围观的人。小霸王颜面扫尽。
陶然使个眼色,大家明白,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在人家的地盘上,若那崽儿的兄弟伙得到消息,赶来相助,局面会无法收拾。该迅速撤离王场,得胜回朝了。
谁料我们刚退出食店门口,对方从地上一跃而起,转身冲进厨房,夺了把明晃晃的菜刀,挥舞着向我们追过来。
侠义之士们大惊失色,各自掉头夺路而逃。刘志民跑得最快,转眼不见踪影。陶然也早把板凳拳抛在脑后,和我们一起四散奔逃。顷刻间,就出了乡场口。只有刘桂生在后面掩护,他捡了块石头,且战且退,背上被刀划了一下。好在伤势轻微,并无大碍。
那个“小霸王”在众目睽睽之下,独自一人面对数人,却扭转局面,捞回了面子。见我们跑远了,就没再追了。
王家乡的这帮打抱不平的好汉们,惊魂未定地在野外一块包谷地汇合后,匆匆地退回了西沱。
故地重游,现在的西沱已经变了。但当初的食品站、供销社的青砖房还保持着原貌,似乎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
长江在这里已变成库区,水平如镜,映出了两岸倒影,也仿佛映出了悠悠岁月。
按行程计划,我要步行翻过楠木垭,再一路下山到王家乡。这是以前我们走过的路。那时,山里面的人运出桐油,或者运进盐巴,就是靠人背肩抬,通过这条路,到长江边的西沱的。
楠木垭,是一个山口。如果乘船到忠县一带江面上,会看到江南有一条气势雄浑的山脉,那就是方斗山脉。楠木垭就在山上。
但几十年过去了,时过境迁。翻越楠木垭的那条小路在哪里?
我在街上到处打听。西沱人很热心,他们围着我,很诧异:现在有客车了,方便得很!到王家乡为什么不乘客车?现在谁还爬这么大的山?那些小路,怕是早也没有了。
幸运的是,知青朋友任兴,及时地在微信里,给我讲了他几年前,走这条路的情况,以及要经过的小地名。在西沱,也终于遇到一个熟悉这条路的老农,给我详细地指点路线,我感激不尽。
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地方:朱家槽村。到达这里,就可以直接上山了。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在西沱客运汽车站门口,叫了一辆“摩的”,沿着乡道,直奔朱家槽。
二、交山坡
翻过楠木垭,沿弯弯曲曲的小路,一路下山。
高德地图上标记,我所在的这个大山坡,叫“交山坡”,是原王家公社七大队的地方;而知青同学称作“娇山坡”,也不知道是谁对谁错。
山坡上空气清新,满目郁郁葱葱,自然心旷神怡。山涧溪流,汩汩地在流淌,清澈见底……
多好的地方!可是,当年下乡挿队落户时,对这些青山和流水,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记得有一年“五一节”,微信里有个“五个一”的段子,作为节日祝福语。我也打趣说,自己心中的“五个一”是:
一杯老酒,
一碟小菜,
一条土狗,
一个菜园,
一把口琴。
交山坡这个地方,真是这“五个一”的可选之地。不过,作为城里人,在家庭及社会千丝万缕的掣肘中,真的要实现它,就像出家一样难。
坡上,有零星散布的房屋,时时看到一两个人,在地里干活。大致和我同龄。年轻一点的都外出打工了。
看见我,他们立刻驻着锄头,好奇地问我那儿来的?怎么要爬山,不坐车?
大山坡上人烟稀少,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很引人注目。
我停下来,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一边歇脚,一边和他们聊,说自己是当年的知青,想再回味曾经走过的路。他们显得活跃起来,问,是哪一批知青?我回答后,大家就聊开了,彼此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继续下行,又看到一两个人,又是同样的问话,于是,我又从重新说起……
在同交山坡村民们的交谈中,我收获了一连串知青的名字:易培春、石庆中、吴开基、蒋思通、蒋思谊、柯忠秀……
但奇怪的是,没有谁提到朱国全、韩民新。他们也在交山坡落户,莫非他们住在另一条山道上?
那一年,我们春节前回家,到西沱去乘船,中途就在朱国全他们的屋里住了一夜。
当时,我们回家过年,都是背一背兜糯米,糯米里还埋着几十个鸡蛋,手里拎着一两只鸡。这副行头,是知青过年回家的标配。
在朱国全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渔光曲:
云儿飘在海空,
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晒渔网,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夜里,屋里的火塘烧着树疙兜,红红的。我们围坐在火塘边。朱国全在轻轻哼唱着。屋外,料峭的寒风,卷起了松涛。
东方现出微明,
星儿藏入天空……
“这是啥歌?好听呢!”我问。
朱国全拨弄着火塘,说:
“渔光曲。老歌了!”
他起身找出一本旧歌本,然后,在火塘边一句一句教我唱。
当时公社的大喇叭里,都是“指引我们奔向前方”之类的赞颂歌曲。那透着淡淡哀伤的渔光曲,象一阵清风,撫慰着心灵。
往后的日子里,在与其他知青的交往中,又听到了嘎达梅林、牧羊姑娘、草原之夜、花儿与少年、丽达之歌、鸽子、流浪者之歌、山楂树、红莓花儿开……这些私底下传唱的歌曲。
如今,一听到渔光曲,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朱国全,想到交山坡的那个夜晚。
三、王家乡
如果按过去的印象,去寻迹王家乡场,你会很失望。
如今的乡场,除了乡政府、小学校的牌子上,有“王家”字样外,早不是印象中的模样。
记忆中,乡场口那棵高高挺立的枫香树,旁边用两根粗壮的大圆木作主干的、带青瓦顶的廊桥,以及乡场中间那一条石板铺成的道路,早已无影无踪。
乡政府新建的、带绿玻璃墙的大楼,觉得别扭。拥挤而单调的水泥楼房,把乡场的道路衬托得很窄,从街上穿过,感觉既陌生,又沉闷、压抑。
后来路过临溪、峡口、鱼池、悦来……各乡镇都大同小异,几乎一个模样。
王家的乡场变了,也应该有变化。只是,从人文、传承的角度看,我高兴不起来。楼房比以前多了,但从审美的角度看,人文风情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即使我们当初挿队的时候,看到的一些过去的老房子、老桥也颇具风格啊!具有乡村风情的王家乡场,已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
当知青时,乡场是我们的精神寄托。
乡里的赶场天,是大家很兴奋的日子。平时分散在各队的知青们,换上体面一点的衣服,有的还戴顶军帽,去场上和其他知青会面。知青在场上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总是有没完没了的小道消息、无穷无尽的飞短流长;一些男知青,背后偷偷给女的打分;女的则给男的排队……当然,最要紧的事情,还是去邮政代办那里,打听家里的信件,然后,去供销社称盐、打煤油......
刚下乡时,公社组织了两三次知青大会,知青们齐聚乡场。这是知青们最快乐的时候,不出工也有工分。书记在台上讲“美帝”、“苏修”,讲“继续革命”,知青们则在台下开小会,悄悄议论知青谁和谁又怎么了,知青和当地农民又怎么了......有个知青还绘声绘色地讲精彩故事:有个大队会计,和女社员悄悄私下做“好事”,不料被发现了,会计从楼上翻窗跳出,才没有被拿下......
公社组建了宣传队。被抽调到乡场排练的知青中,有一男一女,在小河边的林荫里有亲昵举动。公社知道了,觉得事关“风气”,不能不管;但是,又不愿意太为难知青,就让男知青在宣传队里口头上检讨一下,这事就算过去了。当时在知青中,“耍朋友”是很负面的词。现在看来,有点好笑。记得那个男知青作检讨时,一开头就是 “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其实,自己没把裤带管好,关资产阶级什么事了?
我原来挿队落户的地方,有一条小河。跨过这条小河,就踏上了老生产队的土地。
熟悉的小山梁上,已无多少人家。想看看我当知青时居住过的屋子,但整个院落都不复存在。毕竟几十年了,已被一大片茂密的树林覆盖了。看起来,那里仿佛压根就无人生活过。我曾早出晚归的土屋、泥砌的灶台、小桌上的煤油灯,房门背后的锄头等农具、砍柴刀、簑衣斗笠,以及院内农家嘈杂的推磨声、斩猪草声,还有那条唤一声“白二!”它就立刻飞奔过来,不停地朝你摇尾巴的大白狗……已成为记忆。
当初,我们由城市揷队落户,住在这里,面对的是强烈的反差:
乡里面没有钟表,计时的习惯随之消失,时间变得一片朦胧;
乡里面没有电灯,夜晚陪伴我们的,是煤油灯和满天的星星。
特别是,我们失去了在城市的定量供应来源(粮票、肉票等),在农村,又缺乏当地农民那样的生存能力,生活变得很困窘……
知青生活,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转折。
我们逐渐变得粗俗、粗糙、粗陋。从此以后,理性、优雅、精致、高贵……这些文明社会的正常追求,开始与我们绝缘,并渐行渐远。即使后来生活有了改变,但那种痕迹,还影响至今。
另一方面,生产队的农民,为了安置我们,也付出不少。我们的落户,也使农民原有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局促。而且,农民面对的,都是才十几岁、还并不懂事、与农民对立情绪很重的小青年。当时,是农民忍辱负重,接纳了我们。
本来,这次回老生产队,打算就住宿在附近的一个“农家乐”。但同队的冉元庆、冉隆强等不肯,说,我们这里,住的地方有的是,何必去花那个冤枉钱?
现在,老生产队的人,前些年靠自己在外打工,现在儿女又在外打工,条件好的,已废弃以前的土屋,在公路边建了楼房。
盛情难却。我就在元庆家住下了。
第二天,凡是我能找到的老生产队伙计,都邀到元庆家来吃饭。我花了半天时间,以一大盆白豆蹄花汤为主打,红红绿绿弄了一桌。找到了七八个人,大家说说笑笑,一边吃饭,一边叙旧。
吃,是谈话中一个重要内容。
“那个时候,天天种地种粮,还是没欺(吃)的;现在不种打(了),天天还有别(白)米饭欺。”他们笑着说。
有人拨通了原生产队马会计的手机,让我通通话。马会计现在随儿子住在县城,他儿子承包着一个停车场。他在电话里说:
“好多年不见了,你转回县城时,一定要来,我们会个面。”接着又说,“一定要来哦,到我家欺个饭!”
入夜,外面下起了大雨。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脑壳里冒出一些句子:
夜宿王家释归心,
雨打窗沿听到明。
檐角滴水叮咚响,
梦中唤作打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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