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什么？
作家李敬泽是这样定义的：
“人生或许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的羁旅。这颗心很多时候是睡去了，有时醒来。心醒着的时候，就把皮囊从内部照亮。”
如何让这颗心醒着以照亮皮囊呢？
蔡崇达在其散文集《皮囊》中给出了答案——看见他人。
在他看来，看见既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也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更是映照彼此、温暖彼此的星星之火。
他因而渴望看见并珍视生命这趟旅程中路遇的每一个人，而《皮囊》正是他为之倾注的热情和汗水。
书中，他为我们讲述了他所看见的人，有硬得像块石头的阿太，还有傲气十足的母亲和郁郁而去的父亲，也有渐行渐远的伙伴。
他称这些人的故事早已刻进骨子里，自己也从中找到了追寻已久的藏在人生里的答案。因这，他的心一直醒着，皮囊也随之被点亮。
那就和我一起走进蔡崇达的文字世界吧，去见他所见的人，寻他所寻的答案，悟他所悟的人生。
01 解决“麻烦”，是对父亲的看见
蔡崇达生在福建的一个海滨小镇。父母没什么文化，靠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父亲更是如此，去世前因中风导致偏瘫，拖着半身不遂的身子折腾了八年，也把整个家拖入了泥潭。
尤其是在后期，父亲喜怒无常，稍不如意便恶言相向，甚至动手殴打母亲。
他还像个顽劣不堪的小孩般“胡作非为”，坐在家门口见谁就骂，拿起拐杖就打，常惹来邻居上门讨说法。
可蔡崇达从没埋怨过父亲，而是真的拿父亲当个顽童，伺候他，忍让他，迁就他。
当父亲离去，蔡崇达难以言说的悲伤化成了无法抑制的愤怒。他对着棺材破口大骂，骂父亲不讲信用，说走就走。而这一切都因为他看懂了父亲。
父亲生来穷苦，却心比天高，渴望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父亲年仅46岁就偏瘫在床，此前一事无成，不甘与愤懑可以想见。
因此，父亲想尽办法要站起来，而这偏偏给本已不堪重负的家人制造了各种“麻烦”。
蔡崇达却乐于应对甚至感谢这些“麻烦”，并称“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因为，他懂父亲的不甘，更懂父亲的夙愿，父亲不过就是想让这个家立起来。
于是，为了更好地应对“麻烦”，他常常想象自己也是半身不遂，去感受偏瘫的父亲如何起身、如何吃饭、如何挪步，也因此常把自己摔得青一块红一块。
正如《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所说，“你永远不可能真的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
再后来，日益滋生的挫败感像溃烂的脓疮一样，彻底击垮了父亲。
父亲开始“胡作非为”，还像个一心求死之人一样，动不动把死亡挂在嘴上，这深深地刺痛着蔡崇达。可他依然懂得，这已经是父亲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并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正是有始终懂他的儿子在身边，父亲一直有尊严地病着，最终带着尊严离去。
而父亲的离去也照亮了蔡崇达。他迫切地渴望走近并看见生命中更多的人，那正是对生命最可贵的馈赠。
02 “纵容”，是对母亲的看见
母亲个子娇小，但一生强悍，还倔头强脑，一辈子抠抠搜搜，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把所有钱都砸在房子上。
这些年，母亲耗光所有积蓄，把房子修了又修，甚至明知房子马上要被拆，依然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修。
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也惹来诸多埋怨和指责。唯有蔡崇达始终站在母亲这边，因为他真正看见了母亲。
母亲第一次想修房子是在蔡崇达高三那年。那时，父亲中风偏瘫需要长期治疗，蔡崇达也即将上大学，本就穷酸的母亲却执拗地掏光所有积蓄修房子。
为此，母亲不惜每天去菜市场捡菜叶，以省下菜钱，也不惜看管加油站和伺候父亲之余，还去帮忙做小工，以省些工钱。
蔡崇达知道那是母亲倔强的宣言，因为总有些亲戚远远见到他们就躲。他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帮母亲多干活。
修完房子欠下些钱，生活更是拮据。可搬家时，母亲非要借钱大宴亲戚，引来姐姐的不满，怪母亲只顾面子，不顾家人。
母亲却异常坚决，“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
这些都被蔡崇达看在眼里。因此，当几年后刚还清欠账，母亲又犟着再修两层根本用不上的房子时，蔡崇达“纵容”了母亲。
他知道这是母亲的倔强和傲气，也是母亲的脸面。
又过了两年，那时父亲已离世，母亲决意修一幢马上要被拆除的房子。这意味着所有血汗钱都将打水漂。
这次连亲戚都看不下去了，骂母亲自私，不顾儿子，把儿子买房安家的事儿全给耽搁了。然而，蔡崇达再次“纵容”母亲，谎称是自己想修。
因为，他懂得母亲这次是为了父亲的脸面，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真正立起来；他更懂得，“这是母亲从没表达过，也不可能说出口的爱情。”
当他坐在北京的办公室，听着同事们吐槽回老家后的陌生和不习惯，感叹与父母说不上话的失落和隔阂，他会心一笑，因为他知道，“我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回”。
蔡崇达用“看见”，始终如一地支持并陪伴着母亲，而母亲也像一盏明灯，温暖并照亮着他。
正如他本人所说，“如果有心，便能通过这共通的部分，最终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
03 自我救赎，是对厚朴的看见
大学时，蔡崇达与室友厚朴关系要好。从厚朴身上，蔡崇达既看到他，更看到了自己。两人同样来自小镇，渴望融入城市，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厚朴自命不凡，借着躁动不安的荷尔蒙，嚷嚷着要改变世界，并构建起一个独属于他的世界。
他“想让自己的世界分分秒秒都精彩”，参加吉他社、街舞社、跆拳道社、诗社，组建名为“世界”的乐队，誓要做世界的代言人。即便沦为笑柄和谈资，他也毫不在意。
他肆无忌惮地挑战着一切规则，四处留情，打架斗殴，与老师叫板，与男同学当众接吻，以彰显热血的青春和活着的意义。
可蔡崇达清醒地看到，这并非真实的世界，不过是幻象罢了。他选择了行走在“规则”的世界里，每天忙着功课以拿奖学金，同时打工挣钱为毕业备好粮草。
后来，厚朴攀上了达官贵人的女儿，想借女友家平步青云，可一过“爱情保鲜期”就被甩了。
同样的“好事”也落到了蔡崇达的身上。那是一个从得失的角度来讲无可挑剔的女孩，可蔡崇达却“任性”地拒绝了，自断“前程”。
蔡崇达看到，厚朴“以为自己做着摧毁一切规矩的事情，但其实一直活在规矩里”，而自己“战战兢兢地以活在规矩里为生活方式，但其实却对规矩有着将其彻底摧毁的欲望。”
到了大三，厚朴的乐队自动解散，大家各自忙着准备论文、考研，或是实习、找工作，奔向新的轨迹，除了厚朴。他依然潇洒地挥发着荷尔蒙，活在虚幻的梦里，最终被勒令休学。
蔡崇达则早早规划，大三开始写毕业论文，同时兼顾打工攒钱，大四一整年就忙着实习，最终如愿进了杂志社。
他多想告诉厚朴：“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但他知道这不过是徒劳，活在幻象中的厚朴已然失去了与现实相处的能力。
他看透了厚朴身上的虚无，便时刻警醒自己保持真实；他看穿了厚朴的虚张声势，更是时刻提醒自己脚踏实地。
厚朴的结局也是令人唏嘘，完全与真实世界脱轨的他最终选择了自杀。得知此消息，蔡崇达“难以形容的悲伤，迅速在胸口膨胀”，同时庆幸自己没有纵情于青春，而是始终控制自己行走在既定的看似无趣的道路上。
看见别人，又何尝不是一场自我救赎呢？
04 写在最后
蔡崇达在《皮囊》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我因此多么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或提醒读者，‘看见’自己，‘看见’更多人。”
是的，读这样一本书，又何尝不是一种“看见”呢？
看见他人，也看见自己，最终照亮彼此，各自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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