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下》09：大私当公

《孟子·梁惠王下》09：大私当公

齐宣王问：“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微笑，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从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角度看，孟子作为儒学思想的关键节点，算是为“孔子”继绝学者。孔子生处春秋，孟子生处战国。两个人的处境不同，决定了两个人实现同一个理想的方式和侧重点的不同。两个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全部中国先民由来已久的理想社会只有一个，那便是“天下大同，选贤与能”。

孔子一生积极寻求出仕以直接实践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无果，最终无心插柳通过编订六经、教化天下达成了“天之木铎”的使命。孟子一生致力于导引和教化那些可能改变天下命运的诸侯，试图匡正他们的治国理念，进而完成和实现天下安定、大同的理想。正如孔子因直接改变世界太难，最终选择改变自己进而影响和教化他人一样。孟子最终也因改变他人太难，最终选择“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一使命。

相比较而言，孔子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以删定“六经”为要务，从而获得人生观念的完善和充盈。孟子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诸侯王的认可和支持，在他的“教化记录”中似乎多了一层华丽和雕琢。究其本质，还是孔子思想的“孟子化”。

试看《孟子》中所记录的对话，主角主要为孟子和各个诸侯王，内容大气磅礴毫不拖泥带水。已经与《论语》的二传、三传弟子还原有了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论语》成书，更关注孔子思想的赓续；《孟子》成书，更关注孟子人格的塑造。

孟子与齐宣王之间这则“囿”之大小的对话，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孟子》成书的这一特点。

齐宣王问“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时，孟子已经洞悉了他内心的真问题——“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正因为孟子“未卜先知”一开始便洞悉了齐宣王的心思，才在齐宣王问及“文王之囿”算不算太大时，孟子直接告诉他“民犹以为小也”——文王的臣民都以为这个园林不够大。

换句话说，正是在孟子的引导下，齐宣王才将自己内心的真实疑问抛了出来——“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接下来， 孟子详细为齐宣王论证了“大与小”“私与公”“王与民”之间的关系：

一、大公无私与“大私当公”

孔子思想深处，是有一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情愫的。所以，他限定自己“述而不作”，所以他讲“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在他心中，周公时代的礼乐社会，才是理想社会。再往前追溯，三王时期，简直是个大公无私的天下。

三王以下，“私”以一种难以遏制的态势不断向前发展。到了孟子时代，已经只能讲讲“大私当公”了。文王之囿之所以方七十里而民以为小，齐宣王之囿之所以方四十里而民以为大，根本区别不在大小，而在“文王之囿”与“齐宣王之囿”的私有化程度。

“文王之囿”“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天下民人盼着文王有个可以用来修养的园林，大家齐心协力，很短时间便建成了。文王没有催促的意思，庶民们像子女向自己的父亲表达孝心一般用心地建设“灵台”。齐宣王之囿则是齐国百姓的禁地，以严刑峻法管制百姓不得出入。

二、一人之大恰是众人之小

在社会不可遏制的迈向“私有化”的进程中，如何抱持“天下为公”的初心不变？

“方七十里”的“文王这囿”在百姓看来不够大，一是因为文王的德行足够匹配上更大的；二是文王以开放的心态与天下民人共享已经“私有化”的“文王之囿”。

反观“方四十里”的齐宣王之囿，在这两点上恰好相反。一是齐宣王完全忽略了德行与园林大小的关系，直接在数字上去做追究；二是齐宣王以封闭的心态，把“囿”当作绝对的私产来使用，不容齐国百姓染指。

一人之大，恰是众人之小，恰如“文王之囿”；一人之小，反是众人之大，恰如“齐宣王之囿”。

三、得民心者可为天下王

民心是什么？

于公而言是德与不肖的程度，于私而言是利与害的程度。

于公，文王有德而齐宣王不言仁德；于私，文王之囿“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齐宣王之囿“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

在老百姓看来，文王之囿跟自己的园林没啥区别，齐宣王之囿则是一个比陷阱还要险恶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