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化是否会成为特稿的未来？

2016年9月28日，前《人物》杂志记者鲸书创办的魁飒影业售出特稿《1986，生死漂流》50%的影视改编权，获得收益200万。这是继Esquire（时尚先生）实验室高价卖出《太平洋大逃杀》、《黑帮教父最后的敌人》两篇特稿的影视改编权之后，国内第三起特稿版权售卖事件。

在先前采访中，一手敦促该趋势产生的前《时尚先生》总编李海鹏将该特稿版权售卖誉为“内容带利润的小小创举”。同时他试探性的向整个行业抛出这个问题，IP（Intellectual property）化是否会成为特稿的未来？

特稿写作“死而后生”？

自197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普利策特稿写作奖”后，作为“一种非虚构的短故事形式”的特稿便逐渐走向成熟。越来越多受众接受了这种新闻报道体裁，并承认被其深刻性、可读性所吸引。

中国的特稿写作起步较晚。1995年1月，《中国青年报》推出《冰点》专栏，试水特稿领域，引发社会关注。2002年,《南方周末》改版，推出一批借鉴西方特稿写作手法又与中国现实相契合的文章，成为“中国式特稿”的典型代表。随后，各大媒体也纷纷成立“特稿部”、“深度报道部”。特稿，成为新闻报道领域的“宠儿”。

但好景不长，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读者慢慢形成“碎片化”阅读习惯。动辄成千上万字的特稿境况一落千丈，首当其冲成为“气候变化”下的“生态难民”，陷于要么乏人问津，要么“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处境。

此外，广告收入下滑、移动端阅读体验不佳、新媒体崛起带来人才更迭等客观因素，又给特稿写作带来沉重打击，使得原本就有些式微的的传统内容生产方式更加举步维艰。

2015年，中国特稿写作遭遇毁灭性“拆迁”，包括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华商报在内的多家媒体裁撤深度部门。特稿似乎成为“纸媒将死”论调中的先行军。有业内人士声称，不少记者在部门解散会上掩面哭泣。

然而，正当特稿唱衰之声愈演愈烈之际。一篇名为《太平洋大逃杀》的特稿横空出世，在短短数日创下3000万+的阅读记录，并以百万高价向乐视影业出售版权。

新闻圈“联姻”影视圈。一石激起千层浪，《太平洋大逃杀》变身特稿IP化的典范，给处于矛盾困惑中的新闻从业者们指出一条可能的致富之道。

不少人声称，特稿写作迎来生命的“第二春”。

特稿IP化“蔚然成风”？

IP化就是在多数人唏嘘特稿逐渐消失的同时悄然兴起的，2015年甚至被网友命名为IP元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挟带资本和天然平台优势呼啸而来，企图重塑文化产业生态模式。

来势汹汹的改革浪潮中，传统媒体看上去又有些后知后觉。在滞后整整一年后，李海鹏统领下的Esquire实验室率先创新生产方式，借助特稿《太平洋大逃杀》一文，搭上了IP化的便车。

李海鹏说：“我们一定要做转化，把一个影响力转化成另一个影响力，这就是IP。”

而让乐视影业以高价购买《太平洋大逃杀》的原因同样来自这篇文章与生俱来的强IP属性——有独立人格、有粉丝社群、有参与感、变现转化率高。

乐视视频副总裁何凤云在采访中表示，《太平洋大逃杀》一文产生的话题性以及大范围的传播和影响，已经接近了超级IP《盗墓笔记》。

这一数据，让费尽心力寻找和购买种种IP进行开发的中国影视行业开始重视及时报道的价值。

“我们认为并非只有小说或者动漫作品才是有转化价值的IP。在市场上，值得去开发的IP，当然也应该包括更多纪实报道或者是热议话题。在我们看来，IP是社会注意力峰值产品，是隐藏在社会聚焦注意力背后的价值展现。”何凤云直言。

这场完成于2016年3月初的版权售卖事件，是特稿故事改编为影视剧作品，直接链接到影视业的初次尝试，昭示着新闻特稿已然成为发掘原创影视素材的“富矿”。

2016年5月，时尚先生Esquire实验室与台湾导演陈昊义及其公司达成协议，以高位价格售出另一位记者林珊珊的特稿《黑帮教父最后的敌人》的影视改编权。

同年9月，在社交网络刷屏的特稿《1986，生死漂流》，更是同时被近10家影视和出版公司争抢图书出版和影视改编权，几番交涉后，最终“花落”魁飒影业。

前方是“一片蓝海”？

“这个局面就像功率强大的抽水泵一样把你抽上去了。”《太平洋大逃杀》一文作者杜强谦虚地描述着这种趋势。

与此同时，一种全新的商业理念开始萦绕在越来越多新闻从业人员的心中：特稿是新闻产品还是商业化产品？特稿的终极目标是不是畅销与IP化？

在电影业正经历爆炸式增长的中国，新闻业与影视业的对接仍在发轫之中。如李海鹏一样的先行者们证明，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故事的市场，这个市场是一片蓝海，它有着强烈需求并且产品不够。

另一方面，这种趋势也告诉诸多媒介经营人员，比起传统盈利模式，边缘化的内容形式或能焕发长久价值。特稿作品仍然具备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它在人性的挖掘和人的塑造，以及细腻度、精细性方面远远超过一些原创的杜撰的内容。这些都是IP转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作为内容提供方的记者也在逃离“新闻业”的过程中，多出新选择。他们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故事提供者”。

2016年6月，“新特稿教父”李海鹏从《时尚先生》离职，加盟亭东影业，变身“故事经理人”，与韩寒并肩去“打一场美好的仗”；而青年特稿记者中的佼佼者，《1986，生死漂流》一文作者之一的陈楚汉也急流勇退，成为一名编剧学徒。

更多的记者则在采写途中有了新的期冀，完成一部好作品，等待编剧的赏识，以此完成“将故事变成金钱，再将金钱变成故事”的良好循环，进而实现职业回报与付出之间达到平衡的目标。另外，实现自己作为特稿记者的追求——通过影视改编，延缓稿件的速朽，让作品被更多的受众记住。

《太平洋大逃杀》卖的是媒体精英如杜强者始终如一的本事，李海鹏这样总结道。

沿途是否“布满暗礁”？

当大多数人预言，未来特稿IP化模式会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时候，还是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他们举例说，《太平洋大逃杀》的核心，不是Esquire提倡的“实验性的写作手法”，而是11名船员杀死了22名同伴这个客观事实。广大读者也用评论证明了这个看法，他们坦言，自己关注的并不是文章本身的创作形式和结构，而是它以详细的叙述所揭露出的血淋琳的现实，即逼仄的生存环境下，船员间暴力血腥的冲突。

偶发性和残酷，并不能复制。这也是能够卖出影视改编版权的特稿屈指可数的原因。

首先创作出类似于《太平洋大逃杀》这样的故事性极强的特稿作品已实属“靠天吃饭”，可遇而不可求。其次，这个故事本身所承载的内容，也必须在有限的市场容量中尽可能去迎合受众的口味。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线，需要强烈的呈现人性，还需要有一定的噱头。这是故事本身所赋予的，记者“无力回天”。最后，一片特稿的成功，还需要借助强大的传播平台以及专业营销团队，用专业化的推广方式去提高自己得到资本认可的概率。这一过程层层递进，恰似大浪淘沙。

除此之外，特稿改编设计法律授权、有关部门审查、现实预算、广告商意见等诸多因素。因而，在这些特稿改编的影视作品上映之前，我们很难就它的前途做出客观性的评价。

抛却外在因素，特稿IP化这一事件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硬伤——我们的交易依然采取传统的版权售卖方式。因而，在影视改编过程中，记者不具备话语权。这不由让人担心，在和谐社会语境下，特稿的内涵是否会在编剧的再次创作中被消饵掉。如若这种忧虑不幸成为真，那么由它所输出的影视作品，是否还是可以被称为特稿IP化？

还有一个隐忧来源于记者自身，即巨大的利益裹胁下，特稿记者还能否坚持“非虚构”写作？这些或许都是媒体从业者应该提前思考的问题。特稿IP化是一片蓝海，但它沿途布满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