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本书的时候算得上是一种机缘巧合，朋友将书放在桌面上，封面的人物吸引住了我。随手拿起、翻开。“为了守护秘密，你能走多远”，这是写在封面上方的一行字，不由得我兴趣顿生。
张小娴曾经在自己的微博上这样评价一些由经典改编而成的电影。她说“有的电影是会让作家含笑九泉的，比如《色戒》……，有的则会让作家遗恨来世，比如《香水》……”。从这个角度讲，《朗读者》的电影是无比成功的，女主角凯特·温丝莱特获得最佳女主角，电影本身获得奥斯卡便是对其的肯定。但是对作为剧本的作品而言，怎样经典的翻拍都无法将其光华尽致呈现，所以书的封面不忘告诫人们这一点。
1995年，德国著名律师、作家本哈德·施林克将自身某些经历以及难以忘怀的故事汇集成这部集伦理道德、社会道德、历史反思和人文反思于一身的小说《朗读者》中。小说讲述十九世纪中叶少年学生米夏与纳粹残余中年妇女汉娜·史密斯之间的“无言之爱”。用主人公的点滴回忆穿插故事，架构情节，在类似倒“V”时间结构上展开叙述与反思。这样的手法在艾米利·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不厌其烦地被使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艳效果。这效果在《朗读者》身上同样得到展现。故事从成为律师后的米夏的回忆开始，引出审判之前所有关于汉娜·史密斯的故事，娓娓道来两人近乎疯狂的这场发生在一对足足有20岁年龄差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这场回忆在汉娜被关进监狱之后戛然而止，转而从米夏为汉娜寄去录音器和磁带继续。这种时而回到过去，时而反观现在的手法正是一百多年前艾米利在《呼啸山庄》中最先采用的。1801年，作为《呼啸山庄》架构故事的“中点”使得故事在整体上呈现诡异、恐怖、神秘的特殊“哥特式”效果。《朗读者》中以汉娜被作为纳粹分子遭到审判作为整个故事的“中点”将故事完美地划分为两种视觉和知觉效果，此前故事的节奏如同乐手敲击架子鼓，是一种激进的，狂风骤雨般的。而那场令人夹杂悲愤与同情的矛盾情感的纳粹审判则如同一个高高在上的指挥家，它的一声号令，鼓手立刻停止，继而小提琴手开始拉起满弓，悠扬，悲伤，但令人心平气和。
如果说希利克勒夫（《呼啸山庄》男主人公）是将一生全部的执着放置于自己的爱情上，那么汉娜·史密斯则是将自己的执着放置于对知识的渴求上。这是令人诧异的，不敢想象的，同时，当你接受了主人公那种虔诚对自己的感染之后，你又会深恶痛绝自己对待知识是何等的浅薄且失敬。在生与死，自由与禁锢的选择上，没有人会为了任何理由抛弃前者，选择后者，但是汉娜·史密斯的行为令人费解，她的理由极其简单，同时又令人敬畏——知识。
解读汉娜·史密斯这个形象需要给她一个定位，也许这个时代再也不会有人像她那样为了守护自己是“文盲”的秘密而殚精竭虑，但事实上她就是一个文盲，而且是彻底的文盲。这样的定位有一个好处，就像大部分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喜欢找到一个佐证自己观点的契合点，对汉娜·史密斯的这个定位就像是佐证《朗读者》意义的契合点，只有在明确其文盲身份之后，所有的事情才变得合情合理，那些有关其精神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的解读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汉娜·史密斯为什么会选择米夏？这也是米夏竭其一生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在审判的时候就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了。从纳粹集中营逃离出来的犹太母子，在陈述时说起对曾经的门卫汉娜·史密斯的印象。犹太女儿说道：“是的，全部人都在。每个周她们都会从我们中挑选一些人送往别的地方，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其实就是送我们去死，”她用手指着汉娜，“她的挑选方式很特别，她专门挑选我们之中身体情况较差的，然后让我们为她朗读，照顾我们。当时我们还觉得这个门卫是不一样的，可最后她还是把我们送出去了。”汉娜的辩解是说：“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每周都会有人进来，我们根本不能住那么多人，总有人要被送走”。细心的读者如果在这个时候翻回书本的前页，再看一次汉娜与米夏的相识到第一次上床的过程就会发现，汉娜是在得知米夏是一名学生之后才“勾引”米夏的。这里我之所以用“勾引”是因为我认为汉娜对米夏之后的种种行为都是一种有预谋的，预先设伏的，而不是单纯出于爱，甚至连生殖冲动也谈不上。或者说汉娜对米夏的情感在一开始就是以米夏的“朗读”作为先决条件的。但是汉娜忽略了这一点，也许根本谈不上忽略，汉娜根本没有那样的意识去思考自己的行为会对这个15岁的少年带去什么影响，正如她在集中营的时候无法去思考自己的行为（比如在锁上几百名犹太人逃生的大门，比如将年幼的女孩儿送去奥斯维辛，比如和其他的门卫一起占领教堂最好的房间）会对那些犹太人的生命造成怎样的影响。这种人本意识的缺失，正好源自于对汉娜自身对其文盲身份的自卑，以及文盲身份天然具备的对人性的无意识。在汉娜看来只要做好本分工作便是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人生尽责，所以盲目地服从上级便是汉娜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她毫无知觉地沦为纳粹利用下的帮凶，成为荼毒生灵的刽子手。
审判一节可以说是整部《朗读者》最为核心的部分，它是两个主人公米夏和汉娜·史密斯爱情的终结点，也是感情的升华点。在此之前米夏、汉娜二人的感情无异于世间任何一对情侣，除了巨大的年龄差异之外。然而在此之后，米夏和汉娜的内心都伴随着这一次审判开始一次全新的彻头彻尾地洗礼。米夏在抛弃对汉娜作为纳粹战犯的偏见以及自己与汉娜的感情求不到依托之后为其寄去承载他朗读的各类世界名著的录音带是汉娜人生的巨大转折点。当然，这里不可否认汉娜自身的努力，以一种极端执着的姿态跟随米夏的朗读声在粗糙的纸页上学习文字。通过自身的努力，年过四十的汉娜学会了自己阅读书籍，这些书籍中包括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荷马史诗《奥德修斯》，还有汉娜最喜欢的短篇小说《A Lady With Her Little Dog》等等。西方小说最为核心的部分——“反思”和“忏悔”意识。这些东西无疑在最后影响了即将出狱的汉娜·史密斯，让她具备了独立的审视能力，也使其在最后的牢狱生活中不断反思自己之前的行为，包括对米夏，对犹太人，对那些一起工作的同僚。可以说，自学之后的汉娜较之先前的汉娜最为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怎样的做法才是不违背自己良心的。如此再去理解汉娜最终的自杀以及她的遗愿便非常容易了。汉娜最后对米夏致以最真挚的抱歉，也希望将自己仅剩的钱赠给那个在集中营大火中幸免于难的女孩儿（尽管这是的女孩儿已经是移居美国的知名作家，根本不需要汉娜的“施舍”），这些举动都是对自己一生行为的救赎，我理解这种救赎并不亚于卢梭写下《忏悔录》，巴金写下《随想录》，都是一种深刻的痛苦的但是极其必要的思索。
审判一节同时展现了作家本哈德·施林克对待德国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对待纳粹战犯的问题的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历史的过错是否应该由某个人或者某一批人来承担？对待曾经的战犯，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态度？我想到作家莫言在《檀香刑》中表露的一个观点，“很多时候执行者是在盲目的执行，他们往往是整个事件中极为少数的部分，而且仅仅只是一个动手的作用，可以说无关大局，但是往往在最后被揪出来“批斗”的就是他们这些极少数”。真正的决策者逍遥法外，兢兢业业执行的人却被推上断头台。没有人会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对这件事下一个结论，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向前发展的还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所以在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只能谨小慎微地抱着尝试且万事留有余地的心态。谁也不能保证所有纳粹战犯中会有多少是像汉娜那样的“文盲”，谁也不能保证那些战犯中会有多少是像汉娜那样为了保守自己的某些“秘密”而去承担不属于自己承担范围的罪责（汉娜因为不愿暴露自己是文盲，所以在最后承认自己是教堂锁门案中导致几百人丧生的罪魁祸首），谁也不能清楚地指出谁应该对一场灾难负全部责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像汉娜一样从自身的“盲点”反思，对人类持以宽容的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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