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上学起,我从来没有在家多待,工作以后更加没有机会。谁又能料到,这一回,就是足足两个月。
年关将近,我在妈妈每日的电话催促中,在人流如潮的春运中,赶上了家里的年夜饭,在武汉封城的前一天。说来该庆幸,因为如果早一点,疫情还没有严重到有戴口罩的意识,如果晚一点,就回不去了。
我们知道病毒在距离我们不到一百公里的武汉肆虐,我们也知道有人因此丧命、家庭因此破碎,医护人员不分昼夜在一线与死神搏斗......但起初,我们对于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没有警惕,或者对自己不会染病的概率过于自信。我们依旧出门置办年货,依然走亲访友。危险亲临其身前,我们或多或少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自己会是个例外。直到路被封,我们出不去;直到每家每户门上被贴满禁行的告示,直到十公里外的镇上出现确诊病例,直到孝感成为除武汉之外,确诊人数最多的城市......我们在惊愕中安分了许多。中国人的骨子里,还是顺从、遵纪守法的,况且或许一不留神,命就没了。那就乖乖待着吧。
尽管被严格限制了自由,尽管因为经常洗手,手背龟裂厉害,但也不代表生活全然失去了乐趣。像爷爷说的,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可能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这么长时间呢!
年前家里备着的大量的可存放的菜,经不起一门千指的“扫荡”。餐桌上从十几碗的大鱼大肉逐渐减到了几碗漂着零星肉末的蔬菜,也从一日四餐逐渐缩减到了一日两餐。所以我们开始学做老面馒头、豆皮、南瓜饼以及本地特色小食。疫情让我们从“甩手干部”变成了“美食小能手”。
陪伴永远是爱的最佳表现形式。所以花两三个小时陪父母打牌、督促弟弟写作业、听爷爷讲史书、听奶奶忆往昔、逗狗抱猫几乎成为了每天的生活内容。而晚上又能静下来,在书房看书写字看电影,日子过得闲散也充实。多少人因为疫情不能与家人团聚,多少人工作原因夙夜不寐,对小老百姓来讲,不给国家添乱,老老实实隔离,就算是做贡献了。
直到疫情在本市却步,持续二十多天零确诊,我们才得以小范围走动,也可以自由去买菜。买菜的活儿总是被爸爸包揽,但幕后的总指挥是妈妈。那天妈妈和从距我家不足三公里来的外婆闲谈,爸爸遵照妈妈口述的做法,忙活了一下午完成了一锅鸡汤。日落西山的时候,妈妈叫唤我们吃饭。我们一边喝着鸡汤,一边夸赞爸爸厨艺好,爸爸则谦虚地说都是妈妈指导有方。外婆笑着抹眼泪,感叹年纪大了,就巴望着一家人能够整整齐齐地在一起。我看向院子里正在盛放的白色水仙,那些在爸爸妈妈的宠爱中,在外婆的童话故事里成长的童年啊,仿佛从模糊的记忆里回来了。那时,我第一次动摇了远嫁的念头。
我是临时被朋友告知第二天一起返渝的。我跑去厨房找到正在做饭的妈妈,像往常一样坐下来吃菜,把刚得到的消息告诉她。她怔了一下,“能不能再晚几天?”她似乎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我若无其事用门牙一点一点地切着嘴里的藕片,没有打算回应。
她看到我慢慢在收拾,知我去意已决,便没有再挽留。中午的时候,她说想去我房间午休,只有我的房间比较安静。我随口应允,没想到一向认床的妈妈真的去了。回到房间发现她侧卧在我的床上,头发上别着一只黄色的发卡。我床头的诗集她翻动过,桌上的登记照被她悄悄收起来了。我知道她睡眠浅,也只敢蹑手蹑脚走到书桌前,背对着她坐下来翻阅没有看完的《城南旧事》。那时,阳光在窗帘背后明暗交替,南风捎带着季节的花香。或许她并没有睡着,但我们彼此都没有打扰,没有平时的絮叨,就以那种安宁的状态陪伴了一下午。
疫情让我们从忙碌的工作生活中驻足,有足够的时间把丢失的陪伴补回来,也更清晰地审视自己。此疫是国之大难,但困难又教会了我们一些东西,比如——敬畏。敬畏亲情,才会耐心去陪伴家人;敬畏自然规律,才会循规蹈矩;敬畏生命,才会善待每一个生灵。因为敬畏,才会去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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