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电话，我还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和一群同样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为着离愁的伤感，踏上旅行的足迹。而电话只是通知我某位叔的离世，不是年轻人短暂的离愁，是告别这个世界。我只是有点突然，甚至连吃惊也没有，也谈不上悲伤。甚至在我想来，悲伤的是什么？悲伤别人死去？可是死有什么呢？死就死了，悲伤又算什么，只是“活着的人”留下来折磨自己，怜悯死者的消费品，死掉的一切成空，需要怎样的怜悯？也许我们应该敲锣打鼓的把他送走，当作喜事来办。对于生无可恋者来说，活着远比死掉痛苦。而活着的其他人却总是期盼着他活的更久，依靠着更先进的医疗科技维持着活着的肉体。这竟然是这么的一种可悲和难过，以至于离去是如此的释然和正义。
然而，对于我平凡而多难的叔来说，一辈子都没有太多的开心过。作为农村老实头的代表，永远慢着这社会的节奏一步，被社会的发展推动着前进。别人种地的时候，只能种地，也就是普普通通的种着几亩薄田，聊以度日，日子自然过的清苦。老实头自不会有别的打算，快人一步的做个“生意人”，又或者是种点别的稀罕物事，又或是多分得几亩田也是好的。然而，叔就是守着几亩薄田过着日子，农村的变化日新月异，人们逐渐的走出农村，做起了生意，好像家家户户都赚了不少钱。而比时代节奏慢一拍的叔，好像突然惊醒过来，背井离乡，做起了外出谋生的路。我不知道叔是什么时候出毛病，在大家都开始大发横财的时候，叔有次来我家借钱，我是见过的，话很少，很拘谨。
在农村，实际上攀比之心和闲言碎语比城市还要严重，人与人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往上追几代都是嫡亲的家人，说起八卦来，自然是知根知底。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压力，也许是周围人的闲言碎语，也许是我要强的舅妈的冷嘲热讽，也许是孩子的只言片语。日积月累，我的叔毕竟是犯了神经病。一种和大家不同，要么是人性情大变，要么是人做着失去理智的事，总之，统称为神经病。而神经病是可怕的病，竟没有人去追究为什么人会不正常了，只是单纯的重复着：谁家的谁发了神经，理他远点。而终究，我的叔被治愈了，他没有那么狂躁了，不会再讲一大段的话，不会张牙舞爪。依然是那个话少，客气，拘谨的无能之人，这一下总算是正常人了，大家自然不再躲着了。叔的那段小小神经病史，早就随着柴米油盐，变成一缕炊烟，消失的无影无踪。而叔自然是适应了一个出外打工者的生活，这是宿命，夫妻二人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背井离乡，在大城市，做着最老实人做的最苦力的事情。
家里的境况毕竟是有所好转的，我在一年年的拜年中，看到了叔少有的笑脸，偶尔还能看见打打麻将。然则，总是没见过开怀大笑，这自然是马后炮，没有出这档子事，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正视一眼我的叔。而后，女儿出嫁，儿子成家生子，叔自然是很开心，起码婚礼上是。也不知为何，在外打工的叔突然自杀了，死状掺不忍睹。这事自然只能成为农村八卦的一周头条，没有人会追究为何。人们只会深深的惋惜一声，神经病犯了吧，是神经病要了他的命，再也没有记起他一辈子的贫穷与落后，再也没有人给他看齐的压力。而后一切归于沉寂，鸡飞狗跳的日子还是要慢慢的过着。只是在某块田头多了一座孤坟而已，享受着清风与明月。
无独有偶，我认识的另一个已经治愈的“神经病”，我们村的一个“贫农”。其前半生自然是与叔一样，也是发了神经病，贫穷自然是诱因。而他的神经病举动是：追着喜欢闲话的老婆满村打，自此被鉴定为神经病。治愈归来后，此君日日不管见着什么人都是笑呵呵，喜欢各种开玩笑，帮完东家，帮西家，虽则日子依旧贫穷，此君却越发的快乐。走在路上，总是哼着小曲，看见小孩子就开着不痛不痒的玩笑。多年过去了，此君的日子也是过的不咸不淡，早已奔了小康，虽然和大家还是有点差距，日子竟然过的越来越快乐。我的印象中，竟然没见过拉着脸的时候。
曾经与某位阅历深刻的老司机聊天，老司机讲：本质上，事情对人造成不了伤害，实际上对人造成伤害的是对事物的态度。从此来看，竟是如此的深刻。神经病到底该怎么治？耳不闻，目不见，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有自己的节奏，或许是一味良药，然而只有行动才是药引。为何农村此事多？读书人尚且不完全明白这个道理，何况是陷入生活泥淖的农村人。神经病自然是艰难生活的具象之一，艰难生活消灭不了，唯有面对的态度可以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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