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和平不像渴望和平那样简单。因为历史离不开复仇女神的身影,她以另一种形式满足人类的愿望或过分实现人类的祈祷。那些看似最和平的日子却是最少寻求和平的时候,而人们似乎无休止地寻求和平的时候,反而始终无法获得安宁秩序。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某些原则也不可让步时,至少还可能在实力均衡的基础础上建立稳定局面。因此稳定往往不是追求和平的结果,而是产生于一种普遍接受的合法性。
革命国家的显著特征不是因为它感到威胁。感到威胁是主权国家建立的国际关系中固有的性质。没有什么能消除这种不安。某个大国希望获得绝对安全意味着其他大国将感到绝对的不安全。外交是一门控制权力使用的艺术,无法在如此的环境下施展。
认为要有“诚信”和“达成共识的意愿”,外交手段总能够解决国际纠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处于变革的国际秩序中的每个大国都会被其他强国看做是恰恰缺乏这些品质。
启蒙运动后,政治竞争成为学说辩论,贯穿十八世纪复杂运行着的权力平衡瞬间失去了它的灵活性,面对声称其政治准则与他国不相容的法国,欧洲均势对大国来说貌似不再是充足的安全保障。一支建立在基至连最专制的王权神授统治者者都无法想象的征兵制度上的法国军队打败了侵略军并迅速占领低地国家,接着出现了一位征服者,他试图将法国革命的道义诉求变为现实。在拿破仑自影响下,不仅十八世纪的合法体系支离破碎,就连同时代被作为稳定先决条件的实体防护都被毁于一旦。
拿破仑战败时,构建一个新合法秩序的难题最直接地摆人面前。反抗情绪可能制造广泛的共识,但这个因讨厌的因素而联合起来的共识体的成员却会为该用什么来取代它而争论不休。
欧洲之所以能从似乎混乱的局势中稳定下来,主要是由于两位伟人的努力:以谈判促成国际和解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以及使这种和解合法化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
这并非说国际秩序产生于个人的直觉判断。必须在什么被认为是合理与什么被认为是可能之间进行协调。什么是合理的取决于他的国家的国内体制。什么是可能的则取决于国家资源、地理位置和决心,以及其他国家的资源、决心和国内体制。
因此,卡斯尔雷因英国的岛国优势而深感无忧,故倾向于只反对公然的侵略行为,但梅特涅作为位居欧洲大陆中央的大国政治家,尤其力图预先防范动乱。
英国只担心欧洲为一国独霸,卡斯尔雷首要关心的就是建立均势。只限制侵略的规模却不能防止其发生。梅特涅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合法观念,并使自己成为该合法观念的监护人来维持这种均势。
他们的成就不容忽视:一个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时期。人们忘记了惨剧的悲伤,忘记了国家可能灭亡,忘记了动乱的损失可能无法挽回,以及恐惧能成为社会团结的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歇斯底里的兴奋席卷欧洲,这是一个愚昧时代的症状,但也同样是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时代才会产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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