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古拉格几乎举世闻名,苏联的独裁者设计出劳改营这种没有人性的制度之初,怕是没有想到在以后会因此而臭名昭著吧。《古拉格之恋》,看书名以为是发生在劳改营内的故事,然而并不是。本书是真实发生的爱情故事,两个人一个在劳改营内,一个在外。这比共同受苦受难更加艰难,因为对于单个人尤其是不在劳改营内的人来讲,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放弃是最容易的选择。就像我们国家的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大批夫妻离婚、父子反目一样。然而,在高墙外的人坚定的选择了等待,哪怕看不到希望,这位伟大的女性就是本书的女主人公——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简称斯维塔。男主人公列夫一直以全名称呼她,以示尊敬。
他们两人在大学相识、相恋。不久,德国入侵苏联,二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了。由于斯大林进行的大清洗,苏联大批军事将领被当作敌人消灭,导致军事指挥人员匮乏,列夫作为仅仅受过一点军事训练(类似军训)的学生都被征召派上了战场,还升任少尉带领士兵冲锋陷阵。当时莫斯科的宣传全部都是苏军取得了胜利,而列夫看到的是苏军节节败退,落荒而逃,与大批落难的平民一起逃亡,死者成千上万。在一次战斗中,列夫不幸被俘虏了,靠着会说几句德语,列夫生存了下来,并找机会逃了出来,被美国人所救。美国人给了他两个选择:送他去美国,因为他是物理学方面的人才,或者送他回苏联。列夫选择了回苏联。结果一到苏联,列夫立刻以叛国罪被起诉了。因为他被德国人俘虏了,还有人举报他和德国人说话了。列夫当然坚决不承认,在经过多次折磨式的审问后,审问人员给他读了一段所谓的供词,要求他签字确认。可能因为太累了,列夫没有注意到对方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最重要的叛国罪认罪部分被跳过了。于是列夫以叛国罪被判十年监禁,发配到极北地区的伯朝拉劳改营服刑。斯维塔呢?她跟随者家人逃出莫斯科避难,战争技术后又回到了莫斯科,在一个物理研究所找到了工作。两个人在战乱中完全断了联系。
在伯朝拉,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外提供木材,而这些木材在河流上游砍伐后,扔到河里,待漂到劳改营后人工把这些木材拉上岸,拉到山上的工厂锯成木板,工作十分繁重。而生活环境也很恶劣。在这个劳改营中,有像列夫这样的所谓“政治犯”,也有刑事犯。但劳改营的看守会唆使这些刑事犯去故意欺凌政治犯,打他们,偷他们的东西,因为政治犯是“人民的敌人”。列夫“看到刑事犯如此野蛮残暴,非常震惊。他想,这帮东西根本不是人,是一种新的物种,厚颜无耻,蛇蝎心肠,以害人取乐。那些看守,比这些烂人强不了多少,都是一丘之貉。”但更多的,是善良的、互助的人们。列夫身体并不是很强壮,如果一直做拖木头的工作,不久就会坚持不下去了。此时,斯特列里科夫站了出来。他是劳改营里很有威信,同时非常有能力的一名政治犯。整个劳改营的机器运行及维护、故障的排除,几乎全部由他负责。他有自己的实验室,可以听音乐,种花。他提出自己需要一名助手,于是学过物理学的列夫自然成了他的选择。从此列夫的生活轻松了许多。此时,他不可抑制的想起了斯维塔,但自己不知道斯维塔是否活着,即使活着,自己处于如此境地也不想去影响她的生活。于是他给自己的姨母写了一封信,其中顺带问道斯维塔怎么样,但立刻告诫说不要向她透露自己的情况。但他的姨母很明显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从此二人开展了长达八年多的书信交流。
一天晚上,列夫收工后回到集体宿舍,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他一眼便认出了斯维塔的笔记,打开信封,里面还有斯维塔的一张照片。他彻夜未眠,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没有睡觉,而是在屋外徘徊了一夜,北极地区的极昼给了他充分的光亮,就像斯维塔一样。在劳改营与外部通信,最大的问题就是劳改营会对信件内容进行审查。劳改营不仅担心他们把劳改营中的残酷情况传给外界,更担心外界通过信件给犯人寄一些钱以及假证件,帮助他们越狱。当时在劳改营做工的人,除了劳改人员,还有外边的普通居民。他们有些是本地人,有些则是获得自由的劳改人员,不适应外边的生活,于是在劳改营附近住了下来。这些人每日出入劳改营,与这些劳改人员每天都会接触,时间久了就逐渐开始帮这些人传递信件。当然这些信件里暗语很多,以防被发现后牵连送信的人。
列夫在于斯维塔恢复通信后,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很担心自己是否还有朋友。斯维塔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让他知道他的朋友没有一个抛弃他的。有了斯维塔和朋友们的支持,列夫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有了意义,斯维塔更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于是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就此在信件中展开。他们互相通报每日的生活,想法,互相鼓励。而让这一切得以发生的送信人就不得不提了。既然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至少是帮列夫送信人的名字。一位是与列夫同名的犹太人列夫·以色列维奇(LevIzrailevich),他在附近的铁路当调度员,可以自由出入伯朝拉。还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夫斯基(Aleksandr Aleksandrovsky),还有一位机器操作工,名叫斯坦尼斯拉夫·亚霍维奇(StanislavYakhovich)。除了他们,给劳改人员带信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对劳改人员充满了同情,善良的人性战胜了恐怖的制度。
通信一段时间后,斯维塔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能把信送进去,为什么不能把人送进去呢?她决定要去千里之外亲自看望列夫。当时斯维塔工作的物理研究所,研究的是关系国家军事的重大课题,如果她未经批准就跑去一个在苏联地图上都不存在的伯朝拉劳改营去见一名犯了叛国罪的“人民公敌”,后果可想而知。但她决定一定要去,于是借一个工作的借口,到了很靠近伯朝拉的地区,然后私自跑去伯朝拉。在列夫·以色列维奇的帮助下,斯维塔装作一名在伯朝拉做工的工人的妻子,成功混了进去。时隔多年,他们终于见面了,两个人在一起待了两天,甚至还偷偷跑去斯特列里科夫的实验室见了大家。每个人都钦佩斯维塔的勇气与智慧。有了第一次,就想有第二次,斯维塔几乎因此得了抑郁症。当然当时是不承认有这种病症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人都必须乐观。于是没过太久,斯维塔开始谋划第二次见面。既然偷摸会面是冒险,那正式申请呢?斯维塔决定到了伯朝拉向劳改营管理者直接申请会面,在她的努力下,她收到一个批示:允许见面二十分钟,必须有军警在场监视。但当时管理松散,他们见面后军警就出去了,也没有登记时间,如果有人来问,就回答刚见面。这样他们一直待了几个小时,直到守卫下班,和他们说明天再来。于是他们一起待了两天。虽然感觉时间还是不够,但也没有办法。没过太久,斯维塔又策划了第三次见面,但这次警卫看管很严,虽然斯维塔在伯朝拉待了三天,与列夫见面的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为了这次短暂的会面,斯维塔来回走了四千三百四十公里。
随后劳改营开始出现一点管理上的松动,管理者认为劳改营作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也该与苏联社会并驾齐驱。于是开始允许劳改人员种菜,盖了俱乐部,劳改人员可以休息、打牌。之所以做这些,是因为只占全国劳动力百分之二的古拉格对经济的贡献占了总量的很大一部分,因为这些人几乎零成本。而劳改人员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作用,开始提要求,不给钱不干活。为了激励他们干活,甚至出台了物质激励方法。在此情况下,会面也成为一个固定的制度,虽然有时间限制。斯维塔下决心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这次的会面,斯维塔不仅见到了列夫,而且不断有人进来给她道谢,感谢她给他们寄包裹、寄药品。
到了五十年代出,劳改营已经出现很明显的衰落迹象,破败不堪,管理松散,而越狱的人越来越多,“有单个人出逃的,也有集体出逃的。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用伏特加贿赂看守,每人一瓶,他们就帮犯人逃跑了。有的犯人见有火车向劳改营外驶去,就纵身一跃,跳上车厢,逃了出去;也有的犯人,趁着大门口把门的看守喝醉了酒,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也有的把刀、锯、利刃一亮,门卫吓得就让他们出去了。”到了1953年,内务部发现维持劳改营运转的成本是收入的两倍,因此提出裁撤劳改营。斯大林坚决不同意,他要把劳改营推行到底。然后,他就死了。“没了斯大林,苏联人民大为震惊。近三十年来,苏联人民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是非曲直,苏联人以斯大林为定盘星,斯大林是他们的导师、领袖、慈父般的保护人、国家领导人、克敌制胜的大救星、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的担保人”。但斯大林的死讯一经传出,劳改营立刻一片欢腾。列夫回忆说:“对于斯大林之死,谁也没哭。劳改犯都清楚,自己落到这个悲惨的境地,都是斯大林害的。只要安全没问题,大家都敢说话,对斯大林嗤之以鼻。”而列夫的刑期只剩了一年。
1954年7月17日,列夫获得释放。屈指一算,他在伯朝拉劳改了整整八年零四个月。当时被判十年劳改,由于1948年下来新规定,超额完成生产定额可以抵扣刑期,所以,列夫获得抵扣刑期一年零八个月。出狱证书批下来了,列夫终于可以走了,可以离开伯朝拉了。他向朋友们最后一一告别,道完珍重,从木材厂的大门走了出来。
1955年9月17日,列夫有了好消息。凡是战时勾结德国的苏联军人,苏联政府宣布一律大赦。这是因为苏联释放了德国的战俘。“德国人是当年的敌人,现在都放了,而本国的所谓‘通敌者’却还关着不放,那就说不过去了。于是很快扩大了大赦的范围:凡是像列夫这样的苏联军人,按照第58条以“背叛祖国罪”而被判劳改的,一律大赦,免于处罚。”
1955年9月27号那天,他俩登记结婚了。两人都是三十八岁。没举办婚礼,斯维塔没披婚纱,列夫也没穿礼服,没邀请嘉宾,也没有证婚人。他俩连结戒指都没有。列夫和斯维塔仅仅是拿了各自的护照,到当地的民事登记处登记而已。他俩大难不死,那么大年纪还生了两个孩子,简直是个奇迹。
1945年,在德国魏玛,经过苏联内务部反间谍别动队整整一夜的严酷审讯,列夫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他梦见斯维塔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跪在一个小女孩儿身边。1949年,斯维塔到伯朝拉来看他,走后没几天,列夫又梦见了斯维塔,那个梦还是那么清晰,就好像在眼前似的。1962年,在马拉霍夫卡,列夫和斯维塔带着孩子住在姨母的别墅里。有一天,他们穿过森林边儿上的田野,向湖滨走去。列夫在前,斯维塔领着孩子走在后面,当时阿娜斯塔西娅六岁。列夫回忆说:“我走到森林边上,又有了梦中那个感觉……转身一看,看到斯维塔在我后边,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跪在地上给娜斯塔西娅摩挲衣服,那情景和梦中一模一样——斯维塔在右边,左边是我们的小女儿。”
列夫和斯维塔的爱情让人动容,然而更触动人的是在苏联古拉格严酷的环境下,人们展示出的善良。没有善良,就没有爱情,甚至没有人性。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在为自己当年的恶行找制度的借口。《古拉格之恋》告诉世人:制度有好有坏,但作恶的一定是人。因为人有选择,你选择了做恶人,就该下地狱,没有任何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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