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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不全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有缘╮(╯╰)╭
春节前夕，在一次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母亲无意中提起，郝老头死了。
我很诧异，心想着，那么个倔强的，宁折不弯的老头，怎么突然地就死了呢？
母亲说，他的尸体是在他家里的炕上发现的，做煎饼果子的周姨在准备移民到美国之前去跟他打招呼，却惊愕地发现他在他那个新建成没两年的二层小楼里喝药自杀了。
我于是沉默许久，决定给大家讲下郝老头的故事，也许并不那么传奇，也许他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的平头百姓中的一个，但是我想，曾经有那样一个铁骨铮铮的老头在世间活过，就应该好好地纪念吧。
我对郝老头的印象，大概和很多人一样，那是个身材干瘦，皮肤黝黑，头发花白，有着一撅一撅的山羊胡子的老头。
他虽然不苟言笑的，却也热情助人。他不喜欢穿新衣裳，也不太能接受刷牙这样对于我们这些小辈而言不算新鲜的事情，印象中，他好像也不太喜欢洗脚，因为他那双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的胶鞋上，总是沾满了从地里带来的泥土。
郝老头，也没怎么上过学，我曾见过他在他那本黑黄的记账本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些我看不太懂的数字，遇到不会写的人名，他居然还采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辈的记录方式——画圈。
我也曾经问过他是否会记得别人欠他的每一笔账，他说，有些账是为了记给自己看的，有些账记了是为了忘记的。
郝老头特别喜欢吃周姨做的煎饼果子，周姨的老家是天津卫的，总是穿得干净利落，薄脆炸得又薄又脆，“咔嚓”一口咬下去，唇齿留香。
周姨说话特别逗，在我们那个经常干旱的小山村里，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她说“倍儿嗝儿”，她说“介似嘛”，她说“姐姐哎，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
人们都说郝老头对年轻时就死了丈夫的周姨有意思，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
有一天，周姨创造性地发明了煎饼果子夹辣条，许多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郝老头却一边要了只加薄脆的煎饼果子，一边对笑意盈盈的周姨说，你那算什么发明啊？！加辣条的煎饼果子，都是“邪”教！
吃得幸福且惬意的郝老头那花白的山羊胡子随着他的咀嚼在风里有些倔强地颤抖。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两家的孩子却势如水火一般，每每见面不打得两人四只乌鸡眼不罢休，于是他们俩的事情，便再没有人提起。
后来，周姨经人介绍给了邻村的四十多岁还未娶妻的王天龙，搬离了我们村子，郝老头就经常一个人坐在村口的大树下，一个人孤零零地望着邻村的方向，啪嗒啪嗒地抽着旱烟。
对了，郝老头只抽旱烟，5块钱一斤的烟叶子，郝老头用满是老茧的手细细地搓着，一边露出发黄的牙齿，一边笑着对身边的人说，这旱烟才是咱们爷们儿该抽的，那娘里娘气带过滤嘴的卷烟有什么滋味？
话不投机半句多，旁边的人也不揶揄他，只是匆忙找了借口走开，郝老头就像是对待情人那样细细地搓着手里的烟叶子，待到烟叶子变成了1毫米见方的小块，就缓缓地洒在在长10厘米，宽3.8厘米的纸上，然后轻轻地卷成圆柱形，再吐一点唾沫在右手食指和拇指中间，将圆柱粘合。
郝老头熟练地把烟塞在嘴里，再从口袋里掏出现在已经不太常见的火柴，“嚓”地一下火苗亮起的时候，郝老头就把烟放在火苗上，深深地吸一口，然后一边轻轻地咳嗽，一边笑着说，“这才是咱爷们儿抽的东西。”
我年纪小的时候，曾经受过郝老头的蛊惑，偷偷吸了一口郝老头的卷烟，那滋味怎么说呢？仿佛是一辆时速280公里每小时的火车开进了嗓子眼里，丝丝拉拉地疼。我涕泪横流的时候，郝老头就哈哈大笑着说，你个傻孩子，你不是汉子。
我愤愤地跟他对吼说，“谁说的，我现在是孩子，我长大了就变成汉子了。”
我到底也没变成一条汉子，因为我从生下来那天，就注定了，我只是个姑娘。而我是姑娘的事实，在我们那个贫瘠的，重男轻女的小小山村，简直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
据说我生下来的时候，霸道的奶奶，不让我喝一口我母亲的奶，仅仅生下来7天，我的奶奶就预谋将我以2000元的高价卖给南方一个小镇里据说“孩子刚下生就是个死胎”的“富人”家里。
我还不能下地的母亲，一个骨碌从炕上滚到地下，一头一头重重地磕在地上，一连磕了几十个后，头破血流的求我奶奶不要把我卖掉，我奶奶依然决绝得像是能决定人生死的王母娘娘。
从不太管别家闲事的郝老头听说了这件事，匆匆跑到我们家，从我奶奶手里抢过柔软得仿佛随时会死掉，却也知道也许这离别会是一生一世而小猫一样柔弱地呜咽的我。
他说，孩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怎么能说卖就卖呢？这是造孽啊！大不了，老头我有一口吃的，就给这个丫头一口吃的。
是的，我终于被留下来，只是从那以后，我奶奶再没登过我家门，而身体瘦弱的母亲也因为这一场变故，没能再生第三个孩子。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说我爸妈是绝户，可是那又如何，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进了外企工作，月薪过万，我给父母在城里买了房子，比许多男孩子都强。
我一直记得郝老头救我的恩情，大概也是因为这样吧，我总喜欢跟在他的身后，看着他那双龟裂的手去扶犁，去播种，去收获。
郝老头也经常唱个小曲儿，小的时候我不太懂，后来我才知道，那首曲子是“大姑娘美”，真是汗的要死。
几年前，我们村的大队部书记说，我们这里太穷了，所有的土地都不能种植玉米、棉花这样的农作物，只能种植蒜台，因为他早已联系好了买家，所以不必发愁销量。
我们那里可供种植的土地其实很少，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不过是3分多地。不过郝老头不一样，郝老头聪明又肯干，日夜不息地将土包山铲平，一圈一圈地犁成可供种植的土地，全部种上了蒜台。
其实蒜台挺难种的，不仅要在播种前2天用水浸泡蒜种，还要在播种前把蒜种都捞出来再晾晒一遍后才能播种。播种的时候蒜种距离地表不能少于3厘米，不能多于4厘米，然后覆膜。蒜台成形之前，需要大量的有机肥料，还要经过几次灌溉，待到蒜台“打弯”后，提薹（采摘蒜台）前7天内，停止浇水，揭膜，再在畦内钩划一遍，让土壤水分散发，降低畦内温度，准备提台。
蒜台的成形对温度的要求也特别高，一旦天气过凉，蒜台就抽薹缓慢，甚至整株蒜台都会因为严寒死掉。
好在年景一直不错，我们那里的人也因为种植了蒜台而渐渐地富裕起来，有的人家买上了50寸的大电视，有的人家买上了轿车，郝老头家更是了不得，不仅买了专门运输蒜台的货车，还在村里头一份地盖起了漂亮的小二楼。
只是好景不长，有一年郝老头唯一的儿子在一次下过雪后不听他的忠告，而执意守信地去给收购蒜台的老板送货的途中发生车祸当场死亡。
郝老头的世界都崩塌了，他不停地抽着自己的嘴巴，责怪自己当时怎么就没能拉住儿子呢？
期间周姨回来看过郝老头，跟郝老头说，大城市里的人们也喜欢她煎饼果子夹辣条的发明，她的煎饼果子从小山村的2.5元一个，已经在大城市里卖到了6块钱一个，即便是这样每天还有长长的购买煎饼果子的队伍。
彼时尚未从悲伤里挣脱出来的郝老头，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加辣条的煎饼果子，都是“邪”教！
尽管依然难过，但死者已矣，无论多艰难，活着的人还得继续活下去。
郝老头，还是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蒜台越种越好，成了方圆十几里内的种蒜台能手。
只是再好的运气，大概也有用光的一天。
那年收蒜台的老板减少收蒜苔的量，而那年的年景又实在太好，满地满地绿油油的蒜台待收割，只是蒜台的价格已经已经从1块8一斤跌到了2毛钱一斤。
人们都放弃了收割蒜台，就让蒜台烂在地里。
倔强了一辈子，从没求过人的郝老头看着满地像是他精心培育出来的孩子一样的蒜台，“扑通”一声跪倒在那个老板面前，泪眼婆娑地对那个老板说，“你就收了这些蒜台吧，我的化肥钱还是赊的呢，好几千块钱呢。”
那个老板可怜他，于是多从他的地里收走了200斤的蒜台，郝老头手里接过那个老板给他的40块钱，嘴唇颤抖着，没有再说话。
第二天，郝老头卖了家里的车，把化肥钱还给了化肥经销商。
第七天的时候，他被卖了5年煎饼果子就已经攒够了钱，即将移民美国的周姨发现死在家里。
我母亲转述周姨的原话说，那个倔强的老头，怎么能把敌敌畏当饭吃一样地喝进肚子里头呢？
我在电话这头，哭得泣不成声。
也许所有人都会忘记这个干瘦的、黝黑的，甚至有些佝偻的，有着花白的山羊胡子的老头，但是我想我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他曾经救我的恩情，更不会忘记，曾经有这样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的，我觉得郝老头说得对，加辣条的煎饼果子，都是“邪”教！
而我一辈子都不会吃加了辣条的煎饼果子。
PS.这个故事自2016年6月的时候我就想写，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已经止不住眼泪。如今，终于写完了。但愿故事里的郝老头，在另外一个世界得以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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