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万能的吗？历史学是无用的吗？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诘问，也是历史上最有趣的两个争论。但我想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争论中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线吗？黑格尔在认识论中曾提出一组“正反合”的概念，今人庞朴先生也提出了一个“一分为三”的哲学命题，前者是一个思维的规律，后者是一个普示的概念。最近，受“中国社会史概论”课的启发，我也试图去思考“史学之功用”这个史学的元问题，稍有心得，急书于次。
“用”是一个相对广义的概念，它是实用与虚用的缩写。史学之用无疑是这两者的结合体。先来谈“史学之实用性”。首先，在古代中国，史学自西周始便有了与统治阶级相结合的趋势，史学是一门贵族精英的学问，它是主流声音的代言人，无论是私人撰史还是官方修史，其主体无一例外都是“主流史”(以统治阶级为中心，政治经济国际外交等为主要内容，以大汉民族为本位)，因此，这时的史学实用性体现在“资治通鉴”上。其次，封建王朝的结束亦标志着传统的帝王将相史的终结，在社会学(西学)引进中国之前，中国史学的撰述多处于一个矛盾的阶段：一方面，史家要对前史进行一个清算与总结(民国时《清史稿》的编馔便是一例)，另一方面，对史学所处之时代史采取何角度叙述，是一个难题。这里面无疑涉及到了一个史观的问题，史学是一门“独断之学”，必须与政治分离，亦要从各个学科中独立出来，“打扫完屋子再请客”，然后再主动与各个学科相结合，以保持其生命力。于是，年鉴学运动(据勒高夫言，称“年鉴学运动”比“年鉴学派”更准确)应运而生，跨学科研究是一种“预流”，更应是未来史学发展的主流趋势。由此可见，史学之实用还体现在应时代之需上。
以上两点是将历史研究当作一个群体行为的总结，但作为史学研究者个人而言，亦有它的实用性。常言：知识改变命运。作为个人，以治学作为生存发展的手段是无可厚非的，但“道德尤不济饥寒”。换言之，如果把治史作为目的而非手段，这种谋生的实用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史学的个人实用性是不如其它学科的(文学、哲学除外)。
于个人而言，史学的虚用性(精神之用)永远大于史学的实用性。治史之人多有一种“乡愁情结”，正是这种乡愁情结牵引着史家去追根溯源，并试图去正本清源。史家在历史中找到了归属感，在这种“现世不稳，以反求诸史”的过程中，其本身便得到了一种难得的慰藉，这是把治史当作目的的结果。从这个意义而言，个人的虚用早已超越了兴趣的范畴而进入了一个持续稳定的状态。
前述两种情况(实用和虚用)的讨论对象都是史学研究的施动者(集体和个人)而非史学本身，史学的对象是历史，因此，史学之用的核心是历史之用。人类历史本身是无意义的，是一种共同需要在无形中赋予了历史以意义。这种“共同需要”我觉得是“寻根”。我们都是历史的弃儿，像浮萍一样漂浮在现实的海里，渐行渐远，家在哪里？向前向后我们都是迷茫的，于是历史便是我们心灵的芦苇，抓住它便找到了来时的路。人类是一个共同体，无论旧时有多大的冲突，在面对未知前途时也会冰释的。回忆是警示，勿忘自己，常言“忘记历史便意味着背叛”，当作为我们一个普世的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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