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馋嘴往事

从简友冷梅的文中，看到她小时候“偷”吃花生米的趣事，勾起了很多小时候的馋嘴往事。这些占据我脑海内存的场景和画面，有些确实是我的亲身经历，有些也许是听了别人的讲述，时间久远，模糊成了我自己的记忆。

我生于74年，那时的生活还极为清苦，尤其是农村。我们的主食主要是玉米和地瓜，蔬菜也很单调，夏天时令菜多一些，自家菜园有啥吃啥，到了冬天，就只有窖藏的萝卜和白菜可以吃。

记忆里，家里总是煮一大锅地瓜，锅中间放一个炖水泥罐，一侧放一个陶瓷盆，里面是切好的白菜，上面淋一勺花生油，撒几粒粗盐，扔几小段葱花。水罐和菜盆，用地瓜围住，但又略高于地瓜水平面，防止滚锅后的沸水，溅到水和菜里。一开锅，饭、菜、热水都齐活了。

地瓜算是我爱吃的主食，所以这样的饭菜，并不觉得难吃，我最不喜欢的是吃玉米面饼子，尤其隔夜的，再怎么热，也硬硬的柴柴的，吃在嘴里像一盘散沙。

这样寡淡的生活，让馋嘴年纪的我们，对一切其它可入嘴的东西都充满了好奇。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母亲已怀了我，我这“漏网之鱼”，一出生，便被父母视为老天爷赠送的礼物，也得到了哥姐的宠爱。

大哥从小嘴刁嘴馋。他会用弹弓打下来麻雀，用烧火的细铁棍穿着，在院子里点一堆柴火慢慢烤，当香味散发开来，他便拔掉毛，剥去皮，两眼放着光，小心翼翼撕下一条肉，但看看蹲在旁边的眼巴巴的我，只好咽着口水把肉放进我嘴里。

地里捉来的蚂蚱，也经常成为大哥的作品，烤焦后搓掉最硬的触角和翅膀，撕掉头，顺势把内脏一整个拽出来，剩下的身子直接扔进嘴里，那香喷喷的滋味，我终生难忘。

夏天，村里偶尔来一些卖讲锥（螺丝的一种）和卖水果的小贩，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粮食换。大哥上中学的暑假，已经不好意思上街买这些零嘴，便打起了我的主意。一会让我拿一摞地瓜干换回一盅讲锥，一会给我5分钱买回两大一小三个西红柿。我记得当时一毛钱可以买四个大的，送一个小的，而5分钱能买两个大的，也送一个小的，所以精明的大哥总是让我分两次去买。现在人都说“贫穷限制了想象力”，那个年代，是贫穷激发了人的精打细算能力。

等我长大后，母亲曾当着二哥、姐和我的面，讲过一件趣事。

某年麦收结束，母亲去厢房拎出豆种打算种黄豆，打开袋子时惊掉了下巴，单个挑好的又大又圆的豆种里，居然掺杂着一些半生不熟的黄豆，可能火急，有些甚至焦得发黑了。母亲大怒，挨个问哥哥姐姐是谁干的，他们没一个人承认，我那时尚小，不具备作案能力，被宽大处理。

多年过去，母亲是当笑话讲给我们听的。她猜测，是哪个馋嘴猫在家偷炒黄豆吃，听见门响，慌乱之中找不到地方藏，就把半熟的黄豆又倒回了原来的袋子里。母亲眯着眼，带着笑，话里话外已经完全没有责怪的意思，但二哥姐姐仍然不认账。这事是谁干的，至此大家都已心知肚明，毕竟大哥馋嘴的人设，根深蒂固。我虽然没见过他炒黄豆，但我幼年模糊的记忆里，可是见过他炒饺子馅的。

为了省时间，母亲去地里干活前，会把饺子馅儿提前拌好，下工回来，就可以直接开始包。大哥写作业间隙，馋瘾上来，盛了一点饺子馅放在一个大铁勺里，锅底点上草，用铁勺炒来吃。我作为有利可图的共犯，保密工作一直做得不错。

我的嘴馋，跟大哥有所不同，他挑嘴贪奇，我嗜甜如命。

我稍大一些时，生活条件好转，家里有个红糖罐子，放在一个带锁的柜子的最上层。锁只是象征性地挂在那儿，并不需要钥匙。我经常偷偷挖出一勺红糖泡水喝，或者饿了把馒头一掰两半，中间夹上红糖，吃得比蜜甜。我发育晚，个子小，每次偷红糖，都得费劲吧啦地搬来凳子踩着，事后再把作案现场恢复原状。为了一饱口腹之欲，即便费尽周折，也不辞劳苦。

母亲看到红糖少了，也不说啥，会找机会买来补充上。对偷吃红糖的事，我从小到大，母亲从未提过一句。但她对我拿零钱去街上买麻糖一事，却常常调侃，总说将来要把我嫁给卖糖的。

胃是有记忆的，我年近半百，依然爱吃地瓜，尤其是烤地瓜，至于玉米饼，哪怕饭店“铁锅炖”贴在锅边的那一圈，金灿灿的，小巧精致，我也就看看，实在不想再吃进嘴里。而大哥，吃饭依然挑，还会买各种螺丝，加盐煮了就馒头吃，或者从市场买各种新奇的玩意，好不好吃总要尝一尝。

小时候的嘴馋，给自己带来很多向往，给生活添了些许乐趣，如今，啥也不馋了，生活的滋味似乎也越来越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