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兼通汉方的西医生:<和田启十郎>编撰出版了《医界之铁椎》一书。
明治维新之时期是日本汉医界最黑暗的时代,因为政府实施了“灭汉兴洋”的政策,导致社会普遍认为陈腐的汉方医需被淘汰。但信州名医和田启十郎(1872-1916)与之相反,他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著成《医界之铁椎》(1910)以宣扬“西医非万能、汉医非陈腐”,是在当时情形下第一个提出复兴汉方的人,并用西医科学方式解释汉医理论,故被后世称为 “守护濒临灭绝汉方之先人”。
这种赞誉或许比不了其弟子──汤本求真,但在今天的日本汉方医界,和田启十郎仍占有一席之地。
汤本求真（1876～1941）是20世纪初日本医学界“西学汉”的巨擘，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1901年金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西医治疗。1906年，他正在家乡石川县开业行医时，长女患疫痢死去，他 “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并开始对现代医学的信念产生了动摇。
1910年和田启十郎自费出版《医界之铁椎》，抨击“洋医万能论”，宣传汉方医学的优越性，对痛失爱女的汤本求真触动极大。此书让他对汉方医学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和田启十郎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于是他主动写信求教于和田启十郎，尊为老师。
汤本求真原名“汤本四郎右卫门”，出于对和田启十郎的学识、志向、精神的追随，他仿照和田启十郎之名“子真”，将自己的原名“四郎右卫门”改为“求真”。他立志要在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日本社会重新复兴汉方医学。
1927年6月，凝聚着他全部心血的《皇汉医学》一书的第一卷出版。
1928年4月、9月，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卷，全书57万字。
该书的出版，对当时的日本医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汉医奥田谦藏为该书撰写跋文时赞扬说：“此书成后，公之于世，所以补正现代医术之谬误缺陷，故无论矣；又将医界之宝库、汉方医学之真谛一一揭出，负启导后进之大任。”
《皇汉医学》出版后，正值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欲“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引起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为了分庭抗礼，改变当局者对中医的陈见，中医界必须论证中医之科学性。此书问世不久，国内即有多种译本。译者周子叙云：“凡汤本之所言，皆余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也。中医垂绝之绪，庶几可以复振矣。”曹颖甫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处此中西激争之际，是为吾人增色不少，是与国医前途有极大关系也。” 而竭力反对和扼杀中医的余岩则谓：“此书是中国旧医的救命符，大可助长反抗新医之威势，大可当作拒敌医学革命军之利器……当作减退其革新思想之麻醉药，而复其复古思想之返魂香。”可见本书对我国民国时期遭受摧残的中医界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鞭促作用。
自吉益东洞提出“先证而不先脉，先腹不先证”的主张后，许多医家视脉诊为臆，或置而不用，腹诊高于其他诊法的观念在古方派的认识上已经形成。这种对腹诊重要性的过分前调，引起了古方派中智者的怀疑。如汤本求真即认为轻视脉诊是吉益东洞的陋习。还认为中医之腹诊及诊腹法，创造于东汉时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金匮要略》，晋唐以降，医道渐衰，神仙阴阳五行等玄谈往往掺入，而诊腹之法几被遗忘。中医以数千年之经验，不惟熟知此法，且有治疗此证之方剂，故名此曰腹证，其诊此之法，曰诊腹法，以之为诊治之基本，再参以脉应、舌证、外证，即可决定其治法，而确定其方剂，即腹证与方剂恰如影之随形，不能离矣。
在前人“万病一毒论”、“气血水说”等病因学说的基础上，汤本求真提出了食毒、水毒、瘀血的病因说。“妇人之多瘀血……然无月经妊娠等生理之男子，而有瘀血者何也？答曰其原因恐多端，就余所知者有三：其第一，不得不举遗传……以余之经验，诊其父有大黄牡丹皮汤之腹证者，其儿女中亦间有同汤之腹证。母有当归芍药散腹诊者，其儿女中亦间有同散之腹证。其父母有桃核承气汤或桂枝茯苓丸证者亦同然也。然此事实若仅得自少数之试验则父母与儿女之腹证不得不谓之偶然一致解之。今经几次反复试验，无不皆然，则不可谓偶然暗合矣。此余所以主张瘀血遗传说也……”说明日本汉方家已经注意到了方证的规律性，此说真是发人深省。
汤本求真对《伤寒论》的价值所在认识得十分透彻。他说，“余所信奉为医圣张仲景所著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仲景作伤寒之真意有如下说：
永富独啸奄氏曰：世医动谓伤寒论治外邪，天下无加，至于杂病则未必然。呜呼卑哉！夫伤寒中有万病，万病中有伤寒，回互参究，始可治伤寒，况于古医方中，若能彻底了解其内容，则千金、外台、宋元辽明等众多之说，亦皆为我使用矣。
能了解伤寒之诊断疗法，悟其真髓，则万病之治如示诸掌。学者不可泥于章句之末，宜开眼透视以探其精神也。”
汤本求真曰：“本书立论多本余之经验事实为基础，益以理论说明之。理论中或不免谬误，而事实则断不虚伪，若以理论之错误而并没其事实大不可也。”汤本氏基于长期的临床观察，认为“人体活动而至变，非单纯之理论得而解决”，强调“当以人体经验的事实为先，而理论为后”，而“中医自数千年前就亿万人体研究缩的之病理及其药能，历千锤百炼之后，完成结论，立为方剂，故于实际上每有奇效。”
《皇汉医学》主要参考文献有120部，其中除12部（占10％）为中国医家的著作外，其余（90％）均为日本汉方医家的著作，而古方派的尤多。因此，该书可谓是日本古方家的经验集，而且这些经验多是医家实证亲试得来的，极有益于后学悟入医道，开阔眼界，诚是医学之传薪！
日本古方派医家在实证亲试与临床试验的思想指引下，研究张仲景著作，灵活运用经方，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经方的运用范围，较之国人偏重于理论上的解释、争执实用奏效得多，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了国人对经方得研究水平。故对《伤寒论》颇有研究的国学大师、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吾道东矣”一语，暗道日本医家已得仲景真谛。
本着澄清理论事实，弘扬仲景学说，推广和扩大经方运用得宗旨，很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这些古方派的经验。 1930年2月收徒大冢敬节（1900～1980） 1941 年去世 1981年，汤本求真的纪念碑在兼六园旁的金泽神社内落成，以彰显他几十年如一日为弘扬汉医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不仅在日本被誉为汉医复兴之父，而且被誉为中西医结合的先驱。
让 我们用汤本求真的话来结束汤本求真篇：“余少以亲命学医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明治三十四年卒业，旋供职医院，嗣复自设诊所，从事诊疗。至明治四十三年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着之《医界铁椎》，始发愤学中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用力既久，渐有悟入，乃知此学虽旧，苟能抉其蕴奥而活用之，胜于今日之新法多矣。无如举世之人，竞以欧美新医相矜炫。中医之传，不绝如缕。此余所为日夜悼叹者也。既以稍明此学，不忍终默，窃欲振而起之，故不揣浅陋撰为是书，以俟天下具眼之士。”
附篇：和田启十郎篇
和田启十郎（1868～1912），日本信州人，被誉为日本汉医复兴第一人。先生（和田启十郎）曾回忆说：“余六、七岁时，家族中一患者，五十余岁，罹患恶性固疾,就治五六年不愈，当时所延诸医，或汉医或西医，将及十余人，近者远者十数里,皆当时之名医也。服药短者数月，长者一年有余，用套管针穿出腹部之蓄水四五次，皆不效。”
这件事给了先生很大震撼，由此立志学医。先生十余岁时，有人推荐汉医为其家人治病“有荐医于予家者曰，某为汉医，家贫，少诊客，极神于技，治病多奇效，盖请诊之。当时予（我）家以彼医蓬头跣足，不信其能治难症，遂寝然延他医诊治越六年，无效，病者羸瘠日甚，腹胀益剧。不得已而托之于某医，自某医诊后服药半载许，病已去大半，又越半载而全治。”
当时先生见那医生徒步而来,既无精良之医疗器械,又不索五元十元之诊金。所谓良药者,既非珍珠、金箔之贵物,又非牛溲、马勃之废料。却能于望问闻切之中,探病原之由来,使数年之沉痼,一旦消去。先生对汉医之妙处有了认识，由此产生了他日若得为医,必探究汉医之奥妙的想法。
【医界之铁椎.自序】二十一岁先生随一汉医学习，对汉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二十二岁，先生在旧书摊购得吉益洞东所著的《医事或问》，细细研读，汉医之学大进。1892年先生考入明治西医三巨头之一长谷川泰【这位前辈医术不错，人品就不敢恭维了。他以饮酒为名套取了汉医名家远田澄庵的药方】的济生学舍学习西医，长谷川泰作为坚定的反中医者一面推行废除汉医政策【都要废除人家了，还骗人家药方，也是醉了】一面又在济生学舍向学生灌输西医知识，先生在这种环境中求学，却仍然能正确对待汉医实属不易。先生自济生学舍毕业后，投于汉医名家多田民之助的门下，系统的学习汉医。经过多年的学习和临床实践【迄今十九年中，或涉猎汉医之书籍，或参考西医之学说，或为汉医行世，或借西医治病】，他深感西医并非万能，中医绝非垃圾，走上了汉医复兴之路，后将其心得整理成书《医界之铁椎》。
此书出复兴汉方，并用西医科学方式解释汉医理论，影响了汤本求真等一众大拿，日本多家报刊也予以高度评价。先生不随波逐流，中西汇通的精神值得广大医学生学习。先生有段话写得很好，引为此篇结尾同时送给反反“予辈当西医所称无特效药之疾病，以汉药治之，屡得伟大之功绩。又或当西医所称有特效药之二三种疾病，以汉医治之，反比用其特效药者速治。然世人对于汉医冷骂嘲笑，不曰汉医为陈腐之医学，则曰汉医妄诞无稽；不曰草根木皮，有何治效？则曰汉医无基础医学；不曰汉医为纯粹之对症疗法，无原因疗法，则曰中医迂远不足用；或曰中医以服药后之苦痛，误为治病之效验。信口谩骂，毫不问及中医之发达组织运用理论等，一犬吠影，万犬同声，信足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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