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社会学家以往的思维，有关合作如何形成的研究的切入点往往是社会建构或是以社会规范的建立为基础。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人类本身具有的合作天性，或是基因方面给予人类的合作基础，在这些方面，生物学与经济学的专家们共享了许多价值极高的学术成果，并在此展开讨论。
首先，个体利益导向社会合作的有两条途径，分别是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
有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观点共同证明，人类更愿意为与自己血缘亲近的人做出无偿奉献的利他行为。从某种遗传学的角度来讲，似乎这种做法有利于自己的基因更好的传递下去，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人类利己行为的根本原因是“自私”的基因在起作用。对此，道金斯是这方面的拥护者。虽然有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人们在共享部分基因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发生竞争或是冲突，但这更多的是取决于后天环境。
因此，人类的社会性始于亲属关系；利他性取决于亲属关系的深浅程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在最严明的法制社会中，也有必要牢记，人们总是有很强的冲动去给予亲人们特别照顾和私心偏袒。
第二种途径—“互惠利他”所能提供的例子有许多，例如黑猩猩通过互相协作以求在群体中提升等级地位或是获得更大权力，雄性狒狒会主动保护族群内的幼崽以及吸血蝙蝠会喂养非亲生的后代等等。这一系列的举例说明，除人类以外，互惠利他行为也在动物界中广泛存在着。
关于互惠利他行为如何在人类社会产生并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经济学和博弈论在这方面给予了大量的举证。博弈论中的案例“囚徒困境”是最为经典的议题：
比方说，山姆和我皆为狱囚，我俩商定了一个越狱计划，前提是我们彼此获得合作。若我依计行事而山姆向狱警告发我，那么我会遭受严惩而山姆受奖励，反之亦然。如果我俩相互告发，那谁也不讨好，如果我们都坚守原初的约定，则都将获益。然而我认为山姆背信弃义的潜在风险是存在的，而我背弃他则会受奖励，所以，最终我俩都决定告发对方。尽管合作会双赢，但被人出卖的风险使得合作难以达成。————《大断裂》第10章第172页，福山
在这一议题上，艾克塞洛德以“重复策略”化解了难题。同时，他的解决策略也给予了我们许多丰富的信息。譬如在进行利益的博弈选择时，我们也不单单只考虑个人利益的获取与否，而且也要考虑到无形的资产——“名誉”的重要性，尤其是当面对需要长期合作的伙伴时，给予对方正面的形象与良好的个人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
动物们的互惠利他行为并不能靠所谓的“一报还一报”，或是于此发展而形成的某种文化产物，它们大多是依靠基因中包含的使动物天生具有奖励合作者与惩罚背叛者的天性，使合作者的繁殖成功率大于那些背叛者，于是互惠利他的基因便被保留了下来。
总而言之，人类相较于其他动物之所以能都拥有如此多的互惠利他行为，是缘于人类祖先早期生活的环境影响：祖先们过着群居的生活，需要合作狩猎大型动物，肉类需要按功分配并分享给其他人，同时人类又拥有较长的寿命与相对稳定的氏族生活。虽然上述只是对人类形成互惠利他主义的一种假设，但也不难看出，人类较之其他动物或许的确拥有无可比拟的自然优势。
名词界定：“互惠利他”与“市场交换”：在市场交换活动中，物品的交换是同时的，买卖双方会为兑换比率斤斤计较。而在互惠利他的活动中，交换存在时间差，施惠者不会指望回报立马兑现，也不对回报量锱铢必较。互惠利他更像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之间的道义往来，因此较之市场交换具有十分不同的情感内涵。另一方面，互惠利他与简单的礼尚往来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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