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一个个尘封已久的故事铺面而来。每个时代好像都有自己独属的性格，或粗犷、或文弱、或外向、或孤僻。有的华丽奢靡，有的短暂如昙花一现，在这漫长的几千年中，每个朝代都以自己的步伐踏出一个个形状不一的脚印，在这些脚印中，魏晋时期想是其中最为奇怪的一只。
余秋雨先生在《遥远的绝响》中写到：“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读过余先生散文的都应为其旁征博引、历史故事的娓娓道来所折服，有关历史的文章，应再熟悉不过，我想象不出是什么原因竟让他不敢下笔......
图片源于网络魏晋时期是继春秋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思想极解放的时代，尽管这种思想的解放是在封建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但其所建立的“玄学”思想体系、其对于人性、人生、宇宙的探讨无疑是对秦汉思想大统一后所公认的儒家“仁”“礼”学说的一次挑战。在先秦两汉时期，受理性主义与群体意识的影响及封建统一的需要，人的言行举止必须合乎“礼”的规定，即符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标准，这种“止乎礼仪”的道德要求、约束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发展必然造成制约。
但到了魏晋时期，这个无形之中约束着世人言行的铁桶受到了强烈攻击，虽未被捅破，却也是千疮百孔。在宗白华先生看来，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对于传统观念的挑战、对于人格精神的叩问主要表现在世人当时的言行、思想、追求上。例故事二则：
一：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二：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往。”了无渐色。
故事中王子猷的“任性”，罗友的真性情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的表现，是人性中最真实的部分。这种未经任何修饰的个体性情的自然流露，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都不免觉得有些惊讶，何况在那个仍属于封建体制内的时期？那个时代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自我的解放、对于人生意义的叩问并不亚于今天的我们，甚至超过我们。或许对于魏晋士人而言，所谓的功名利禄、万世传名不过是俗人眼中对于人生意义的愚昧解释，自身的真性情、真血性才是人活着的基础，人若连自己的想法、追求都撇弃而转身以人格尊严为代价去追逐物质回报，那便失去了“真我”，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为此，他们不惜拿自身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借“礼教”以维持统治秩序的封建制度，来展示在虚假的陈腐礼法桎梏下人性中所不可冒犯的尊严。
或许因为这种精神、狷狂，触动了余秋雨先生的内心，令他不敢轻易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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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拥有的物质条件比古人多得多，科技文明比古人先进得多，生活的幸福感要比古人高得多，我们自予为人类史上新的文明时代的开拓者并不为过。但是在这商品琳琅满目、街上处处霓虹闪烁的时代，突然间，人好像也像电器一样，打开外壳里面布满零件，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明明不想做一件事，却迫于人情而无法拒绝；明明很讨厌一个人，却碍于关系而强颜欢笑；明明憋了一肚子火想破口大骂，话一出口却变了声调。我们把原本理所当然的规则当做难得的美德，把令人恶心的行事准则奉若珍宝。人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戏份越来越浓，在这自由开放的时代谁都想当几回“演员”。到最后，角色太多，却把最真实的自己给忘了。
千年前，孔子老人家就像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礼：孔子之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而。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这一套礼仪规则看似繁琐，却表现了对交谈对象的尊重。而魏晋士人的不拘俗礼，忽忘形骸，却又是一种“真我”的体现。“有礼”“无礼”有时候并不那么重要，缺乏真诚的客套让人难以忍受，自然般的随意有时候反而更能让对方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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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渔父》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我们来到这世上时，一丝不挂，以最真实的自己面对崭新的世界；死后，也得沐浴更衣，洗尽一世的仆仆风尘，以最真实的面貌回归。那在这短短几十年间，何不多保持点真实的自己呢？不论你相貌如何，才华多少，应当在合乎法律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个性生活，不应为了名、利而扭曲人格、放弃尊严，只要活出正真的自己，不管是慷慨的、或是吝啬的，都应该予以肯定。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勒固不予，广陵散于今绝矣”。曲散人终，但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其对于理想人格本体的构建、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磊落人生的坚持，却留存于这世间，后来者共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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