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子与庄子
读钱穆《双溪独语》，其中论及儒家和道家之种种区别，甚是精辟。由是激起余再读《论语》《庄子》之意。此二人，实为二不同之世界中人也。孔子是物质生活，庄子是精神生活。孔子是劳动模范，庄子是不问世事的艺术家。读孔子后，学生会好好学习，成人会兢兢工作。读庄子后，学生想着弃书本而就武侠，成人想着弃工作而专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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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国藩读书法
读《曾国藩家书》，有一书谈及读书之法，立论颇精，录如下：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
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曾之四法中，论看读之不同最为精切。四书五经文选唐诗宋词这类，非读则不能入于心神，如曾之言“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是说真深得我心也。为师廿载，每令诸生大声读书时，说其好处，每憾无肯切之言，今得曾文正之言，喜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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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穆读《孟子》法
读钱穆《师友杂忆》，方知大学问家读书之勤之多也。亦叹此等博学之人之学力亦非常人可及。钱穆在《师友杂忆-三兼小学》中谈及自己读书时如此说：民国元年之元旦，余即一人在又新小学闭门读《孟子》。前在果育上国文课，每篇文字大约过眼三遍即能背诵。至是，自限半日读《梁惠王章句上》，至能全体背诵始归家午膳。午后，又去又新闭户读《梁惠王章句下》。如是七日，读毕《孟子》七篇。
钱穆自言“每篇文字大约过眼三遍即能背诵”，此种学力十足让人叹服。具体言之，钱穆半日能背诵《梁惠王章句上》，此文字数在三千左右，半日即能背诵。实非常人能及。由此观之，大学问家之为大学问家，除了勤苦读书外，过人之资亦是不能少的。以平常人之资欲成为一大学问家，难矣哉。
4、大师学日语
钱穆在《师友杂忆—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中谈及自己自学日语事，记之如下：三师同事中，又有常州府中学堂同班同学郭瑞秋，江阴人，曾游学日本。其寢室与余贴相接。书架上多日本书，有林泰辅周公传，蟹江义丸孔子研究，余尤喜爱。因念梁任公言，自修日本，不两月即能读日本书。余亦遂自修日本文。识其字母，略通其文法，不一月，即读瑞秋架上此两书。试译周公传一部分，后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及为《论语要略》，述孔子事迹，亦多得益于瑞秋架上之蟹江义丸书。日本自明治维新，而汉语亦开新境界。中国自新文化运动起，古籍遂成国渣，疑古非孔，新义迭出，两国相异在此。然今日日本书亦尚日语化，其新出汉学书，余亦不能再读矣。
在这段记述中，可见钱穆之聪睿：梁任公自修日语两月，能读日本书，而钱氏只“不一月”即可读。但据后文“其新出汉学书，余亦不能再读矣”，可知梁钱当时所学日本文，非今日之日本文。当时日本文汉学书应大多以汉语书写，故这些国学大家只要稍通日本语文法，即可读书之无碍矣。而今之日本语，假名渐多，汉字渐少，梁钱二氏遂不能读矣。
想余学日本语，断续数年矣，仅能读简易日本书。比之前人，一叹学力浅薄，一叹语言之难习也。
5、钱穆谈苏州
钱穆曾在苏州中学任教三载。在《师友杂忆》中有《苏州省立中学》一章。文中对苏州城赞叹有加。余身居此中，倍感为幸。钱氏在文中曰：苏州自吴王阖闾夫差以来，两千五六百年，为中国历史最悠久一城市。城内外远近名山胜迹，园林古刹，美不胜收，到处皆是。余在苏中三年，游历探讨，赏览无遗。……举世古城市，当无一堪与伦比。
钱氏谓苏州在“举世古城市中，当无一堪与伦比”，实苏州一知音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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