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这是《论语》中的第一句，其义盖人尽皆知：学习并经常地复习所学内空，不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老师们常用这句话勉励学生认真学习，但收效皆不佳。此中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学生们大概从未从复习中体会到乐趣，所以孔子的这一句话，在现在的学生们看来，就是一句空话，骗人的话。
其实不然。孔子的这句话是有其深意的。《说文解字》中说“习，数飞也”。朱熹解为“鸟数飞也”。小鸟反复地练习飞行，就是“习”。这种练习过程对于小鸟来说，是充满喜悦的。试想小鸟在经过反复的练习之后，终于能一飞而起，翱翔于空中时，那种喜悦确乎是言辞难以形容的，孔子的“不亦乐乎”这一反问的句式，恰是表达了这种巨大的难以言表的喜悦。
孔子从自己的所学所习中获得了巨大的乐趣，那么孔子当年学的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已经无法知道的很具体了。但可以想见，孔子所学，一定不是被动的，一定是发自内心想学习的。比如“礼”。学习“礼”的过程肯定要不断的练习，在这种练习的过程中会对对“礼”的理解更加深入，不断的练习让自己一天天地学有所成，这样才会有快乐的体验。
今天的学习，大多是功利性的，被动灌输式的。都是被动的“学”，被动的“习”，哪有乐可言呢？
2、春秋笔法
钱穆是史学大家，春秋笔法当烂熟胸中。其《师友杂忆》一书可视为个人传记，可谓“私人历史”，其中对人对事的记述，时有春秋笔法。兹举一例如下：钱穆惨淡经营的新亚书院最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是钱穆同意的。并且在钱穆的一再坚持之下，香港政府才同意香港中文大学的第一任校长选择中国人担任。在选择中国人担任校长的大前提下，具体选择谁，完全由香港政府决定。后来选择的是李卓敏，美籍华人，有名的经济学家。此人最初肄业于金陵大学，后来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钱穆也在西南联大任教，当认识李。但钱穆在《师友杂忆-新亚书院（五）》中提到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时，竟连李卓敏的名字都没有说出来。原文如下：又议校名问题，或主取名“中山大学”，或主名“九龙大学”，其他尚有多名，久不决。余谓，不如径取已用之英文名直译为“中文大学”，众无异议。新校长既来，召崇基、联合、新亚三院院长每周开一联席会议，遇有异见，举手多数即通过。余与富尔敦、毛勤以前彼此讨论商榷之情形，今则渺不可得矣。
从这段话中，可以感觉到钱穆对新校长的臧否。按常理，此处就对新校长作一简单介绍，但钱氏“惜墨如金”，对新校长的一切只字未提，只以“新校长”三字名之。钱氏对新校长的行为作风亦是失望有加，一句“余与富尔敦、毛勤以前彼此讨论商榷之情形，今则渺不可得矣。”尽显之。特别是“渺不可得矣”这一句，对以前透露着深深的怀念。细思之，钱氏为一旧派，看重传统，看重学人在一起研习问难讨论商榷，而“新校长”却是一派新风，遇有异见，举手表决。这和钱氏的办学理念相差远矣。钱氏遂更坚定了自己辞职的决心。
余读书读到此处时，对钱氏对新校长的“惜墨如金”大感诧异。在网上搜了一下钱和李的关系，方知其中委曲。遂亦明白了这一“惜墨如金”乃有春秋笔法也。
后读到钱穆1986年四月，应联合报副刊“母亲节特辑”邀稿而撰的《怀念我的母亲》一文，时钱氏92岁。文中有这样几句：我七十一岁那年，正是我父母双亲的百岁冥寿，我原准备在那时补作一番纪念。不幸那年正逢我辞去新亚校长职务，遭遇到从所示有的烦困，因此而患目疾，住医院动手术。未待复原，又有马来亚之远行。一连串烦杂不安的生活，亦未能补行一番吊祭之礼。这是我至今遗憾在心的。
从这段话中可知，钱穆当年辞去新亚院长，是有其不得已或者说是无奈的。这其中的关键当是新亚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后，有大学校长统一筹划，诸多事项，钱穆不得自处，又无据理申辩之途。这与自己当初办学之理想相差殊远，钱氏遂在无奈中选择了辞去新亚院长之职，以避开烦冗，走向其一生所钟的学术了。
钱穆辞去新亚院长有其不得已处。而当年钱穆担任新亚院长，更有其不得已处。最初提议在香港办一学校的并不是钱穆，而是张其昀，张是著名的地理学家，竺可桢的学生，在浙江大学任教，后去台湾。据说当年蒋介石下定决心去台湾，就是张的大力劝荐。1949年的春天，张与钱在广州街头相遇，张即对钱说了欲在香港办学一事。钱因以往张曾几次欲聘其去浙大而未从，心有余疚。听说张要在香港办学，遂言定当追随，“以赎前疚”。当时张还联系了另外三个人一起办学，一名谢幼伟，一名崔书琴，还有一人名未知。后张被蒋介石电召，匆匆赴台。谢崔二人先赴香港筹备，二人在香港教育司立案时，推钱穆为校长。钱当时还在广州，闻讯大惊，遂去书辞谢，“谓余仅求在新学校任教职，绝不愿预闻行政职务，更不愿担任校长名义。
后钱穆去港，谢崔二人当面告诉钱穆说，教育司已立案，傥有更易，恐怕于办学不利。又说他二人愿尽力于学校行政事务，钱穆仅负一名义，这样，钱穆才“勉允之”。不想世事多变，不久，谢去印尼任某报总编辑，再不久，崔又去台北。至此，这个新办的学校一切的事务都落到了钱穆一个人的肩上。新亚初创时艰辛备至，钱穆一生从事教育，不忍弃之。遂开始了新亚之筚路蓝缕之创业之路。
以上诸事，在钱穆的《师友杂忆-新亚书院》和《纪念张晓锋吾友》两文中均有详述。欲其详者可参阅之。
3、始终一书生
外界称钱穆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钱氏本人把自己定义为“始终一书生”。书生专务读书，士大夫除读书外还治世治国。钱氏一生从事教育，未从政，以此观之，其说自己为一书生，实挚语也。（钱穆一生当中，正式担任过的政府职务是“文化教育访问团团长”，仅此一职，再无其它。此事见于《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一书附录之《纪念张晓峰吾友》一文。时张晓峰任台湾教育部长，组织文化教育访问团去日本访问，邀尚在香港的钱穆来台作为团长带团出访日本。钱穆在文中言：晓峰初任教育部长，余又得任文化教育访问团团长，赴日报聘。为余生平得正式担任政府职务仅有之一次。同行者凡六人，皆台湾学术界名流，而晓峰特邀余远自香港来任团长之职。）
在《师友杂忆-在台定居》中，钱氏如是言：余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皆在此，非可为外人道。余每念毕生苦学，勤读勒写，始终一书生，若无变。然国事则始终在大变中，即余之家庭亦然。
钱穆深感父母对自己人生影响之深，一生遵双亲教诲，“勤读勒写”，从未改变，诚乃“一书生”也。但国事则始终在变化之中，国事一直在变，而钱氏之读书生活却一直没有因为国事而有所改变，一直沉浸在他所倾心的传统历史文化之中，并没有随当时之时代风潮。这也是钱氏被人诟病之处。在那个国家剧变的年代，多少人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在钱氏眼里，书生报国之途，即为首先应该读好书，而不是到前线。所以在抗战期间，钱氏不止一次在校园演讲，不赞成学生去延安。钱氏亦因此遂被斥为“冥顽不灵”（师友杂忆-昆明五华书院及无锡江南大学》“闻一多尤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时陈寅恪尚在昆明，亲见其文。后寅恪来成都，说告余。又谓：君傥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余谓：此乃一时思想问题。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之笔墨而已。此等事又岂法堂所能判。因相与欷嘘”。）
从以上文字中，可窥见钱氏之书生本色。后钱氏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曾感慨，书生报国，仅能如此。则钱氏一生，乃始终一书生，实为挚语也。钱氏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传统文化之中，在《师友杂忆-在台定居》中，钱氏言：余之毕生写作，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则钱氏诚为一无限倾心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书生，毕生为宏扬传统文化而孜孜于“勤读勒写”中，其情可感也。
4、最后的“士”
钱穆在《怀念我的父亲》（见《师友杂忆-附录》）说“但先父可谓乃中国两千五百年来士传统之最后一代，继此后乃渐不见有所谓士。”“自先父之殁，亦可谓中国传统之士阶层自此灭迹，不复再见。此在中国文化史上，乃不得不谓是可追念可惋惜一绝大之变化。”
中国传统士人皆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愿，但鲜能全及之。钱穆晚年居住的房间里有一联，乃朱子语。联曰：立修齐志，读圣贤书。钱氏言其父“实即如此”。钱穆认为自己的父亲一生是做到了“修身齐家”，但未有“治国平天下”。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传统的典型的士，高悬着一个“修齐治平”的宏大理想，在这个理想照耀之下，勤读“圣贤书”。作为一个“士”，读圣贤书当为不可或缺之因素，饱读圣贤书之过程中，“修齐治平”四者，前两者皆当可为之，后两者则要看机遇了。以此观之，钱穆之父，确为一典型优秀的“士”。在他的影响下，出了钱穆这样一位大师级国学家，是其齐家之杰作。根据钱穆的《八十忆双亲》一书，可知其父之“修身”之严。“修身齐家”是钱父一生最大的业绩。
钱穆对其父怀有无限尊崇之情，在《怀念的我父亲》一文中，钱穆言曰：先父之为人，则实正为当时士传统最好一榜样。至于余毕生为一学校教师，自民初迄今，已达七十五年。平生仅好读中国书，亦仅能读中国书。曰修身，曰齐家，曰治国，曰平天下，仅传空言，无当实事。上念吾父，虽曰病贫家居，修身齐家之于治国平天下，事功不同，而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明德之本，则无大差异。吾道一以贯之，而生命精神则融在此一大道中。穷达进退，可不计虑及之。而其立德居心，则终始一贯，即沉浸在此人群大道 。所谓“忠恕违道不远”，通天人，合内外，古人复起，亦可于吾先父之所为，轨辙相符，不复与易。则又何穷通夭寿之足计。
又，在《怀念我的父亲》一文中，钱氏还记述了一件奇异之事，录如下：抑犹念先母自先父卒，岁月必梦。每梦必以告余兄弟。一夕，忽梦先父已升为城隍神，醒而详告余兄弟以梦中经过。自此乃不复再梦。然则先父之辞世，依先母之意，宜当升为一城隍，乃可不愧不怍，长此无憾。知先父生平之志行所在者，宜莫如先母之为允当而深切矣。此一事虽若迷信，但亦当于双亲生平志行情感之所在。故并此书之，他不复及。
5、钱穆之“学”
钱穆虽仅中学毕业，但一生“勤读勒写”，终成一代大家，令人钦佩。其一生所治，先历史，后文化，始终不离中国古代传统。关于自己一生之学术，钱穆有如下自述：
“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其开始转机，则当自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
“余之生平，实可谓无一创见，无一新说，一切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若谓余言有得，则所得在古人。若谓余言有失，则所失亦在古人。余前半生所言可谓属于历史性方面，皆有历史可证。此下属于文化性方面诸论文，则证明当在后世。余尝谓对当前一切无可乐观，对未来则后生可畏，无悲观可言。故凡余所言之是非得失，必当待之后世而得论定，此则有望于国人之见谅。”
读以上诸语，可知钱氏对自己所著所述，是颇有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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