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如何暴得大名

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

　　 “暴得大名”一词，古已有之。余英时加在胡适头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一节，题“胡适的出现及其思想史的背景”，开头说：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他的朋友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现代学人与学术》第2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余英时还进一步发挥说，梁启超最初是追随康有为，从事变法运动而成名的；胡适则是“全无凭借”，真是史无前例的天纵英才。但只要将史料稍作梳理，这个神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一

　　 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胡适的大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公众自发奉献的，而是“善假于物”谋干出来的。其所假之物有三：一曰北大，二曰媒体，三曰洋人，加之官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皖籍人士与留美海归的人脉，构成了不可复制的“暴得大名”的轨迹。

　　 先说北大。荣登中国最高学府，是胡适一生关键的一着。但要跨进北大之门，就得“善假于物”——美国的博士头衔。鲁迅1920年进北京大学，只能以“教一点钟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就是缺了那张“羊皮之纸”。胡适如果坦承未拿到美国博士，绝对成不了北大教授。唐德刚说得好：“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大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仕林，胡适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封面上，也印上个‘博士著’字样。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谁要来这么一下，别人会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却是另外一个时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轿太大，迎亲之夕，要拆门而入，在那时是顺理成章的。中个土举人，祠堂门前尚且要加一对旗杆，况高中洋进士乎？那时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个留学七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重洋归来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们是那个文化真空时代里浪头上的风云人物，所以胡适在他的处女作上加个‘博士著’来吓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胡适杂忆》第43-4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世上第一位大学教授，肯定不是大学毕业生；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肯定不是博士出身。怎奈中国还没有新式大学的时候，外国已经有了；中国还没有新式博士的时候，外国也已经有了：那些在外国得到学位的人，便占了便宜。而所得外国学位，又有欧美日本之分，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金字招牌，胡适自然更占了便宜。博士明明不曾到手，还处处投刺自称“博士”，这就是“善假于物”。非怪钱济鄂嘲讽道：“吾真艳羡民初之留学生，赴国外居几天，外情一概不知。回国，即可视为专家，鱼跃龙门，身价百倍。”（《中国文学纵横谈》第171页）

　　 纵然进了北大的门，立住脚跟却大不易。严重的挑战，固在“鸿儒硕彦”的竞争，更在赢得好挑剔学生的认可。1918年2月18日，胡适第一次上西洋哲学史课，开场白是：“一个哲学家的学说，来源不一，有师承旧说；有对于前人学说的反动；有受人攻击产生的，如我写白话诗；有自己的怪僻才性的结果；有受当时的学术限制，所以看得差了；还有是眼光太远，当时不能适用后世却可实行的；也有针对时弊下猛药，只可施手一定的时代。总之，研究哲学史，须要有历史的眼光。”（转引自朱洪：《胡适与北大文友》第30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如今要讲不熟知的西洋哲学史，只好东拉西扯来掩饰。以教学来衡量教授，约可分为几类：一是学问好、口才也好；一是学问好、口才不好；一种是学问不好、口才好；一是学问不好、口才也不好。从胡适开课情形看，可归于学问不好、口才却不错的一类。他的高明处，在以“历史的眼光”吸引学生的眼球。学问有大小，有深浅，有厚薄；在胡适那个时代，又有了新旧。张之洞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劝学篇•设学第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怎么又分了新旧？原来，胡适们将擅长的“新方法”标榜为“新学”，那些不会或不屑于“新方法”的，便归到“旧”的营壘了。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回忆他听北大哲学史的情形道：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

　　 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顾颉刚建议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赶走。身为学生 领袖傅斯年听了几次以后，告诉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三字经》云：“教不严，师之惰。”学问好的教授，对学生要求往往甚严；学问差的教授，就尤其注重对学生的态度。靠着“书虽然读得不多，但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的印象，胡适得到了学生的认可，留在了北大哲学系。但学问不多，总是一大心病。沈尹默回忆说：“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胡适这个人》，香港《大公报》1952年1月5日）对美国选举有研究的胡适，知道笼格多数的重要，学生便成了树立威望、排斥同道的“善假之物”。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1912年更名北京大学。但有关“百年北大”的叙述，大都从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讲起，仿佛第一任严复（1912年2月-1912年10月）、第二任何燏时（1912年12月-1913年11月）、第三任胡仁源（1913年11月-1916年12月）都是庸夫俗子；在此之前的教授，都是酒囊饭袋，唯有待到陈独秀、胡适加盟，才带来无限光明。

　　 徐子明著《胡祸丛谈》，有民主出版社1965版，其跋语略云：

　　 徐先生子明，少耽国故，稍长，值清廷变法，始治外文。年甫及冠，即笃志远游。洊历美、德两国黉序，因得博究西方文史。计乔居异域，凡七载而返国。民国四年，先生始任教于北京大学。时同事诸公如刘师培、黄晦闻、汤辜生（鸿铭）、黄季刚之伦，齿皆长于先生，而过从无迕。自国府定都金陵，先生乃移教于中央大学。旋因东夷猾夏，先生流寓蜀中累年。既而寇退还都，则赤氛已厉。于是渡海来台，暂同市隐。感怀往事，遂与李君焕桑刊行《胡适与国运》一书。当时众议纷纭，与敓不一。岁月徂征，兹事几同陈迹。然而踵门问讯，求知事故之源者，未尝无人也。先生为释疑起见，特依问作答。问者随时笔录，或长或短，计凡十篇，而总名之为《胡祸丛谈》云。窃按此书指陈学术之弊，可谓慨当以慷。若夫见仁见智，则阅者自决焉可也。

　　 生于1888年的徐子明，比胡适大三岁；1908年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胡适早一年；1915年北京大学执教，比胡适早两年。在北大期间，与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有所交往，据说黄侃欲请徐子明教儿子英文，先要考考老师，抓起一把头皮问这玩意英文叫什么，徐应声曰“dandruff”，黄侃查过字典，笑称“你在英文小学上，下过工夫”，始放心让儿子就学。《胡祸丛谈》披露了不少有关胡适初进北大时的内情：

　　 以西洋学术而论，有精通希腊拉丁和美德法意文字的辜鸿铭，他对这几种文字里的有名作品，头头是道，当时在北大的外国教员见他都恭敬异常。以中国学术而论，那就更多：就中如福州的陈衍，桐城的姚永朴、姚永概兄弟，瑞安的陈介石、林次公、林公铎，象山的陈汉章以外，还有仪征的刘师培和章炳麟的高弟蕲春黄侃等。这些人对中国的学术文章，多是研究极深，很少匹敌。你想胡适除了用破坏的阴谋，怎能拿真学问和他们对抗？所以他就用奇计来分化学生，使中西两派的名师自然站不住脚。因为有实学的人总有些傲脾气，对学生不会敷衍。胡氏就迎合学生的心理，和他们称兄道弟，来讨论各位先生的长短。有时亦很恭维他们，但结论总可惜他们的见解太旧，又不会用科学方法研究。且说读些死书对二十世纪亦无用处。故辜鸿铭先生的博学虽被外人推崇，而从胡适看起来不过是一个西式的古董，不足钦佩。至於那些国学名师，他又笑他们抱残守缺，喜在故纸堆里做活计，从未到新大陆去学科学方法，又没有听过杜威的高论，实在可怜得很。所以他言必称杜威哲学，弄得当时的学生七颠八倒，对美国有可望而不可即的浩叹。因为四十多年以前有力量出国的人究竟不多，总以为美国是仙人所居，只须一到，虽鸡犬亦可升天。但既不能往美国，就不妨先听杜威入室弟子的伟论，亦胜於过屠门而大嚼。在这种情形之下，第一个吃亏的就是辜老先生。因为他最瞧不起胡适，而教训学生又太切，加上他身穿马褂长袍，背后拖一条花白的小辫子，实足表现胡适所叫的古董，而不是二十世纪美式的应时货。所以他讲堂上的主顾就慢慢的向杜威的高足一面倒，听讲的人日渐见少了。到了民国八年的暑假以前，陈胡两人商量之下，就请蔡翰林停发他下学年的饭票。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别署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Tomson。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语言，英译有《论语》、《中庸》和《大学》，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龚鹏程说，辜鸿铭在民国初年，乃是少数拥有国际声望的大学者，当时中国学者有此地位者不会有第二人。有德国人写了一本《辜鸿铭》，中言“若有人诋毁辜鸿铭，愿和他决斗”。

　　 关于辜鸿铭，时下流传的“仍是奇人、怪杰、轶事、趣闻那一套”（龚鹏程语）。胡适与辜鸿铭的矛盾，从1917年胡适刚到北大时就开始了。据说胡适做演讲，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辜鸿铭在下面用英文评论道：“胡适所学的是美国中下阶级的俚语而不是英文。至于胡适所识的法德文，尚不及中国蒙童读过三字经所识的国文。”辜鸿铭又写了《反对中国文学革命》一文，先将莎士比亚的诗用通俗英语写一遍，再与原文比较，证明用通俗英语来描述莎士比亚的诗歌，诗意全无，结论是：“任何一个不懂汉语的人，如果将我的白话英语和莎士比亚高雅的语言加以比较，他就会明白中国的文言和白话，或者像胡适博士以及他的归国留学生英语称之为的通俗汉语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认识到这种文学革革命的极端愚蠢。”胡适回应了一文，大意是：通俗英语比莎士比亚的高雅英语更能为大众所接受，而中国之所以90%的人不识字，是因为中国语言太难学（指文言文太难学）。辜鸿铭又回了一文，大意是：你们这群留学生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得感谢那90%的文盲，因为要是他们都识字，就要和你们这些人抢饭碗了。可见辜鸿铭要反对的，不是什么中国文学革命，而是废除中国高雅的文言文。

　　 龚鹏程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指出辜鸿铭主要是一位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者。西方人看辜鸿铭，认为他的观点对西方人是一面镜子。如《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奥斯卡•A.H.施密茨《序》，只就辜氏对欧州近代社会思想的言论来发挥，辜鸿铭认为早期源于理性的自由主义思想，现在已变成“讲究实际的，没有思想的英国人的实利主义”，以致“十八世纪欧州的自由主义有文化教养，今天的自由主义丧失了文化教养。上世纪的自由主义为公理和正义而奋斗，现代的假自由主义则为了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过去的自由主义为人性而斗争，今天的自由主义只卖力地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这种堕落的文明，未来必将走上唯物主义和军国主义。各报评论也呼应其说，认为该书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药石之价值，而“辜氏批判西方社会、赞扬中国精神文化之言论，恰好跟尔后新文化运动所倡扬的态度相反，故其人颇遭‘妖怪化’‘小丑化’”，遂使这位在西方有很高声誉的传奇人物，“在中国则长期被讪笑，代表了五四运动之后的反动典型”（《龚鹏程论辜鸿铭：以中国救西方》，http://www.sohu.com/a/163721969_702188）。

　　 而对这位比自己大三十四岁、自信“中国文明即欧洲未来之方向”的前辈学者，胡适不仅不虚心受教，恰恰因为他的学说不利于宣扬“中国百事之不如人”，必欲去之而后快，并让他的学生罗家伦，扮演了将辜鸿铭从北大辞退的“关键先生”。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发现卷号为BD1919031罗家伦的两封信，揭露出不为世人所知的隐情。1919年5月3日，罗家伦写了《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矛头直指辜鸿铭，8月8日又补写了对英文课和哲学课的两条意见，一并寄给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门主任胡适。5月3日的信是：

　　 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馀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有以上种种成绩，不但有误学生的时光，并且有误学生的精力。我们起初想他改良，说过两次，无赖他“老气横秋”，不但不听，而且慢骂。所以不能不请先生代我们作主，设法调动，方不负我们有这英诗的本旨。

　　 校长优容辜先生的缘故，无非因为他所教的是英诗，教得好，而且与政治无涉，那知道内幕中这个情形。不但贻误学生，设若有一个参观的人听得了，岂不更贻大学羞吗？学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是如青年的时光精力何呢？质直的话，请先生原谅！

　　 8月8日补写的信是：

　　 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写好的，次日就有五四运动发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学校基础已定，乃检书呈阅。还有两件事要附带说明：

　　 （一）本年学校将不便更动教授，但英文门三年级的英诗功课，只有二点钟，可否将辜先生这两点钟减去，让他便宜点儿。这两点钟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担任。

　　 （二）听说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学”同“教育原理”两课。这两课都是对于英文门狠有关系的东西，可否请先生将他改成英文门的选科，让我们多得一点世界大哲学家的教训，那我们更感激不尽了。（《光明日报》2008年6月8日）

　　 罗家伦的信，打着拥护“极力整顿功课”的旗号，借提英诗一课的意见，对辜鸿铭进行无端攻击，其第一条罪名鼓吹“君师主义”，龚鹏程对此有很好的阐述：

　　 辜氏理论最好的说明，就是《论语》“君正，孰与不正？”一语。君主是做为典范、号召的存在，他并不治民，只使民自治。情况犹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圣人呢？依儒家理论，人只要发挥本心良知即可，那么事实上也根本不必要有圣人。可是圣人的存在，可让我们有榜样，使我们也能被唤起，要令自己成就为像他那样有道德的人。所以圣人或君主并不驾驭人。“君正”，他们显现着正直高贵的道德人格；“孰与不正”，民众自然就都端正了。

　　 辜鸿铭依据的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礼，在这儿，均不依俗说，解为外在的礼制规范，而是内心的道德律，义则是道德义务（所以辜氏说：在外国人，人们需用警察这类物质力量来保护自身利益，在中国则不用。因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人出诸道德义务感而自发自愿的保护）。

　　 罗家伦自己听不懂，反而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

　　 其第四条罪名，上课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其实，这恰是辜鸿铭的高明处，能引起听讲的兴趣，倒是罗家伦英文底子不扎实，被辜鸿铭用刁钻问题难倒，方怀恨不心，意图报复。罗家伦晚年回忆辜鸿铭，赞许“辫子先生”是“无疑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自承每每读其长于讽刺的英文，必拍案叫绝。这种“迟到的佩服”，正表明当年之举是出于私怨。

　　 至于第二、三条罪名，“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不正是北大教学的惯例吗？

　　 对课堂教学有意见，自然是可以提的，但一下子就要改换老师，甚至将英诗课减去，换成杜威的“哲学”、“教育原理”，就未免太过分了。罗家伦的信，是写给英文主任胡适的，公然“渴望主任先生担任”，或换成胡适老师杜威的课，分明出于胡适本人的授意。“宽容”与“兼收并蓄”，向被颂扬为北大的传统；连作为学生的罗家伦都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这件合力将辜鸿铭赶下北大讲台的大事，所有当事人或知情人，包括罗家伦、胡适、马寅初、蒋梦麟、陈大齐，生前都讳莫如深，这真是对“北大精神”的莫大嘲讽，阴谋驱逐“所教的是英诗，教得好”的辜鸿铭，用罗家伦的话说，“岂不更贻大学羞吗”？

　　 徐子明又说：

　　 辜先生死后，胡适就要对付那些国学名师。他的策略亦不外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老套。原来当时的中文门（即现在的国文系）含有派别：一派是桐城的散文家；一派是章门的弟子。散文家行文主张义法，由方姚而上溯唐宋西汉。章门弟子所研究的是许郑之学，重在小学（文字学）经典，而行文转宗魏晋。这两派虽同讲国学，实未免各是其是。但他们见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就多笑他以盲引盲，胡适并不因此生气，只管暗中做他的工作。他开始先捧章太炎的学问，渐渐得章门弟子的欢心。再帮章门在学生面前讥评桐城派的空疏，使学生对他们失掉信仰。从此以后听陈石遗和二姚（仲贤、叔节兄弟〕等课程的学生日见稀少，末了就门可罗雀，这几位先生见情势不佳，自然相继离校了。胡适觉得这个把戏玩得顺利，不妨仍用老套来对付章门。当时章门弟子在北大的有黄季刚、钱玄同、朱逷先和自称章门的三马三沈等。就中以黄季刚的学问为最优，所以他态度亦略带兀傲，不被同门所亲，况他对学生常加责备，又激起反感。胡适看见有隙可乘，就先和钱朱沈马一批人拉拢，来孤黄季刚的势。再和不满意於黄季刚的学生交好朋友，说美国的教员绝无像黄季刚的傲慢态度，为的是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所以美国学生对任何有脾气的教员决不容忍。况且在二十世纪新时代不肯研究新学问，还要在几千年以前的破书中讨生活，究竟有什么用处？学生们听了这番议论，就又惊又喜，好像受了空前解放。从此以后听黄先生课的人就一天少於一天，到了最后还馀几个晨星似的学生，又被胡迷的份子用老拳赶跑，使国学淹通的黄先生再也留不下去，只有南下到武昌师范设教。还是民国七年的事情。原来胡适的眼中钉就是辜黄两位先生，其馀桐城派的几位先生尚在其次。所以辜黄一去，就没有人批评他的长短，胡适就可放胆讲他的中国哲学，而痛骂孔子所主张的伦常道德，又可放胆的把《红楼》《水浒》和《金瓶梅》《醒世因缘》等小说列为正式课程，来代替经史以做新文学（白话）的模型。那时的学生在大解放之下，除掉少数以外，都喜极欲狂。章门弟子和沈马兄弟见此情形心中颇不如意，无奈大势已去，又无奈袁大头的面子，急急的向胡适送降书帮他提倡白话，且骂他们自己所依附的老师（章太炎）为不识时务的疯子。胡适明知他们的投降只是为了袁大头，但并不说穿他们的心事，只微笑受降罢了。（《胡祸丛谈》第5-6页）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二十四年为《戊戌变法榷议》十条，提倡维新。政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后为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黄侃（1886－1935），字季刚，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著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是继章太炎之后著名的国学大师。

　　 要挑动学生排斥比自己高明的教授获得成功，又得“善假于物”，那就是握有实权的蔡元培。蔡元培1917年1月10日初长北京大学，1月13日就派令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据陈独秀推荐聘胡适为教授，初时月薪260元，一个月后调为280元，任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后，月薪增加到300元。就蔡元培初衷而言，刚从德国留学回来，面对北大一班老朽，唯有引进留美洋翰林，才能镇住局面。胡适有没有博士学位，要他拿出“羊皮之纸”验看一下不就得了？有人说，“蔡先生想在北大开百家争鸣之风气，不愿意受教育部繁文缛节的约束，就通脱行事了”，恐怕还是想当然耳。再说给那么高的薪水，又有什么根据呢？人称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各路人才涵容吸纳，不论长幼、政治观点、学历背景，一律惟才是举；但他廉价地赞许胡适“旧学邃密”且“新知深沉”，却排斥真正“旧学邃密”的一流学者辜鸿铭、陈衍、姚永朴、姚永概、陈介石、林次公、林公铎、陈汉章、黄侃，这对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岂不是最大的相悖？

　　 胡适后来说，如果没有蔡元培的提携，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但到北大后，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全力支持蔡元培，在工作中配合默契，共同推进教育改革。胡适是一个无时无地不在的反对派，对于比自己年长二十四岁、且于自己有恩的蔡元培，绝不是一个可以和衷共济的配角。他对待蔡元培，“善假于物”便是“体制改革”的招牌。在胡适建议下，“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美其名曰“不但增加全体教务人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而且还可以利用多方面的才智，同时还使学校的基础稳固更加稳固”（胡适：《回顾与反省》），实际上是用以架空校长。当初聘胡适为教授，将工资涨到300元，不都是蔡元培一人说了算？如果评议会早点成立，胡适能否踏进北大之门，恐怕都成问题。待到建立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的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如大学立法、学科废立、教师学衔、学生成绩、学校预决算等，都要经评议会同意，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甚至到校外兼多少小时的课，都要讨论表决了。请问，文科教授哪懂得谁做理科学长合适？校外兼课的情形各各不一，有多兼的，有少兼，也有不兼的，让这伙人去讨论如何限制课时，如何处理待遇，怎会有统一的意见？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岂不是让教授自己选举自己？胡适是深谙美国选举游戏规则的，游走其间，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明是谦让，实为进取。正如徐子明所说，“不肯以第二人自居的”、“后生可畏的胡氏竟拿来培植自己势力，而蔡氏反而变成傀儡了”（《胡祸丛谈》第3页）。胡适在到校一年多，就以最多票数当选新一届北大评议会评议员， 且是评议会、主任会成员会议的书记，又先后出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北大编译会评议员、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等职务。1920年10月18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719号报道八个委员会的成立：组织、预算、审计、聘任、图书、庶务、仪器、出版，胡适一人身兼预算、聘任与出版三个委员会委员（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第4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申报》1919年刊“世界丛书”之广告，审查委员标“蔡孑民、蒋梦麟、陶孟和、胡适之”，下栏之“注意”明标：稿件“寄交北京大学第一院胡适之先生”，可见已握有学术大权。1919年10月，因马寅初患病代理教务长，胡适更直接地参与校政，权力直逼校长，遂有了“迎蔡拒胡”的风波。

　　 1917-1919年，是胡适起飞且最辉煌的阶段，偏偏没有留下日记。然从其后日记中，仍可见其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心机。如1921年9月23日日记：

　　 下午三时，到中央公园，赴孟馀谈话会。开会情形真可怜。有人不配出锋头，偏要出锋头！

　　 六时，大学选举教务长，孟馀当选。前夜蔡宅商议时，孟馀力辞连任，故他们要我干此事。我也知道有些人的推我未必出于诚意，但我也不曾力辞。我也要看看他们的把戏。今日举我的票数少于那夜的人数；这是我意料之中的。孟馀是熟手，自然最适宜。举出后，他推辞不肯连任，但他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我驳他，劝他不要辞了。

　　 又如1922年7月3日日记：

　　 与在君、景阳、孟和、敦复闲谈，直到早二时半始睡。景阳、在君熟识北大的十年历史；在君知道何燏时做校长时及胡仁源做校长时代的历史，景阳知道夏元瑮做理科学长时的历史。当日北大建筑今之第一院时，胡仁源、徐崇钦、沈尹默皆同谋。〈故景阳首〉后来尹默〈之议而代以教务长。但此〉又反怨徐、胡两人；及蔡先生来校，尹默遂与夏元瑮连合，废工科以去胡，分预科以去徐。后来我提倡教授会的制度，蔡先生与尹默遂又借文理合并的计划以去夏。我当日实在不知道种种历史的原因，也不免有为尹默利用的地方。其实（据景阳说）夏浮筠当时即召集景阳、星枢（俞）、冯汉叔、张菊人等谋抵制的方法。浮筠一生大模大样，得罪了许多人，故他们不肯帮他；他们最恨他废止年功加俸和每年更换聘约（后一事实是我发起的，我的意思在裁人，而后来由浮筠与仲甫两个学长起草，仲甫推浮筠，淳筠于稿上大书“夏元瑮拟”，故人只知为他的手笔。后来评议会改每年换约为第二年换续约，以后不再换．更失原意了。）两件事。结果便是浮筠出洋，景阳代他。景阳们虽不肯助浮筠，而也不愿“本科”学长归仲甫，故景阳首倡废学长之议而代以教务长。但此议后来久不提起，直到后来蔡先生欲辞去仲甫而不欲仲甫居辞去之名；恰好那时景阳调教育部为专门司司长，蔡先生遂以废学长之名义去仲甫，教务长之议遂实行。当时原议教务长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而不管法科。尹默又怕我当选，故又用诡计，使蔡先生于选举之日打电话把政治、经济两系的主任加入；一面尹默亲来我家，说百年（陈大齐）等的意思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举马寅初（经济系主任）。我本来不愿当选，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当时我声明要推举俞星枢，开会时我自己先声明不当选，提出星枢来。当时景阳不曾投票，故结果为星枢与寅初各三票，蔡先生加寅初一票，遂举寅初。但后来尹默与寅初又成冤家，至今不已。我对尹默，始终开诚待他，从来不计较他的诡计，而尹默的诡计后来终于毁了自己。而阴谋家的流毒，至于今日，恶果愈显出来了。

　　 多少人咏赞胡适“温文儒雅”，有永远让人“如沐春风”的风度。但在曲曲折折的叙述中，“阴谋”、“诡计”之类却贯彻始终。在胡适的潜意识里，北大个个都是阴谋家，所谋都是为了“废”谁“去”谁，却不经意间不打自招：我提倡教授会的制度，我发起每年更换聘约，“我的意思在裁人”。试想，一个以学问为天职的教授，怎会时刻想到“裁人”？说别人是“不配出锋头，偏要出锋头”，言下之意，自己是“配出锋头而不要出锋头”了。废学长之议代以教务长后，“我本来不愿当选”；怎奈沈尹默亲来说陈大齐等的意思，是“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举马寅初”，“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我也要看看他们的把戏”，故开会时自己先声明不当选，提出星枢来，结果二人各三票，蔡先生加马寅初一票，遂举寅初，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这段历史，在沈尹默《胡适这个人》也得到印证：

　　 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许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们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轻，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

　　 沈尹默向为蔡元培所信任（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是他向蔡元培建议的），学校方面应该爱护年轻的胡适，“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的意见，是十分中肯的，不料胡适却目为“阴谋家”。而从蔡元培加马寅初一票的反应看，他对胡适的表现也是不以为然的。

　　 实际上，胡适更看重的是文化领导权。1921年10月11日日记写道：“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人家称我们‘最高学府’，我们便得意；称‘学阀’，我们便不高兴。这真是‘名实未亏而喜为用’了！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徐子明评论道：“（胡适）竟一跃为全国思想界学术界惟一的领袖，同时又捧末代翰林蔡元培当傀儡（蔡做过北京大学校长又做过教育总长），组成一个死党来操纵全国的教育权。凡教育部长或大学校长缺人，甚至中学校长缺人，总要直接或间接和这个死党有关，才配去做。其目的不过要培养无数的徒子徒孙充满於各界，以备自己思想界学术界领袖的地位，能变成全国政治上的领袖。”（《胡祸丛谈》第85页）话虽然讲得不好听，却道出了胡适横扫文坛，争夺霸权的实情。

二

　　 再说媒体。“不胫而走”，声名远播，靠的是媒体传播之力。胡适深谙此道，历来对出版社与报纸重视，这是他“善假于物”之又一道。

　　 1918年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要求列入“北京大学丛书”，有人认为是“抄袭之作”，不予认可；经蔡元培力荐，商务印书馆勉强接受，以30元低价买下。蔡元培序为之吹嘘：“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又盛赞《大纲》的“四大长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料三年之内再版七次，竟让胡适颂声四起，誉满天下。

　　 尝到了甜头，便在1921年12月出版《胡适文存》四卷，1924年出版《胡适文存二集》四卷。按，古有“别集”一类，其自制书名者，始于南齐张融《玉海集》，大凡题《××集》；而书题作者姓名者，多为后人追题，如《扬子云集》、《蔡中郎集》、《孔北海集》、《曹子建集》、《嵇中散集》等。1921年胡适年方三十，就敢以己名名集，且加“文存”二字，自诩其文必存。不想亚东图书馆操作圆熟，经营得法，双方都大获其利。胡适1928年12月日记有亚东图书馆的对账单，所列《胡适文存》帐目为：

　　 《胡适文存》初集，十一版共印43000册，定价2.20圆（平装本），版税15%，计14190圆。

　　 《胡适文存》二集，五版共印18000册，定价2.40圆，版税15%，计6480圆。

　　 胡适还善于给自己做广告。1927年2月《整理国故与打鬼》写道：“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巧妙地借“批评”西滢为由，既自诩“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又吹嘘“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试问，世上哪有如此厚颜无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

　　 为推销自己的书，胡适还真打了广告。《国语文学史》新月书店出版后，打出一则广告道：

　　 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这是国语文学史的上卷，曾经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过一千部，现在胡先生又重加修订，由本店出版。

　　 要研究文学史的

　　 要研究国语文学的——

　　 不可不读这本书。

　　 “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堪称古往今来最绝妙的广告词。更为有趣的是，这部1921年冬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国语文学史”的讲稿，后由北京文化学社排印，封面上有“疑古玄同”题写的书名，书前有黎锦熙的“代序”。由于广告上说，“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过一千部”，与事实不符，让钱玄同有了意见。胡适连忙写信解释，说出版商也无恶意，本意无非借重“大名”登广告，况且北京文化书社翻印此书作同学的参考讲义，不是为牟利，自己也不好责备；但作为新月书店董事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表示“代为负责”，向钱玄同请罪。经过这一番折腾，无疑扩大了《国语文学史》的影响。

　　 胡适与报刊记者的关系也不一般，1921年7月17日日记：“晚间到《申报》馆看史良才，《时事新报》馆看张东荪，《商报》馆看Sokolsky[索克思]，《时报》馆看狄楚青，《神州日报》馆看张丹斧，皆不遇。”就中与张丹斧的交往，更是耐人寻味。1921年7月20日日记写：“今天的《商报》有张丹斧和我开玩笑的一篇文章。”中贴一份剪报，题《胡老板登台记》，作者署名“丽天”，文章说：

　　 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至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自请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无不及。所内著名的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分班叙谭，宛如下属，实为我秃笔文人扬眉吐气。其薪金优遇，诚开我国文学家未有之奇局，可谓勿负十年窗下矣。（十年海外不算吗。）然胡博士是创新文化的人，其批评为重要职任。今被收买，将来对于该馆出版应如何评判呢，恐怕要失于公允了。再闭目一想，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利害么？那里是什么文学家就职，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何不说谭叫天）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日登台一样。将来商务印书馆一定大书特书本馆特由北京礼聘超等名角求沪，即日登台了。

　　 张丹斧（1868－1937），本名扆，又名延礼，上海《晶报》的主笔，为人玩世不恭，善作打油诗与小品文。他虽与胡适观点不同，关系却不失亲昵。这篇开玩笑的文章，中有许多夸大的事情，如商务印书馆月薪五千元，著名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只要稍加澄清，便可化为乌有，但胡适要的就是这种玩世文所传递出来的“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的效果，好让自己的声名从此深深种入读者的脑际，所以与张丹斧的关系，得以长久维系。

　　 《申报》1928年3月18日载无畏庵主《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文末云：“车中忆席间胡博士极称本日《上海画报》张丹斧所作之白话诗，内有‘其实何尝绑肉票，分明正是出堂差’二句，一再激赏，愚遂□车至南京路购阅。”1929年３月19日自作《答丹翁诗》，跋云：“丹翁忽然疑我怪他，不敢不答。”诗曰：

　　 庆祥老友多零落，只有丹翁大不同。

　　 唤作圣人成典故，收来干女画玲珑。

　　 顽皮文字人人笑，惫赖声名日日红。

　　 多谢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

　　 “多谢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不正道出对小报记者廉价捧场的感激么？

三

　　 再说洋人。在胡适留学日记中，只记了1917年5月6日与5月30日和杜威的两次见面，但1937年7月20日写于太平洋船里的《〈留学日记〉自序》，忽然自说自话地写道：

　　 在这里我要指出，札记里从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绝大影响。这个大遗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着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记里。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后，文学革命的讨论成了我们几个朋友之间一个最热闹的题目，札记都被这个具体问题占去了，所以就没有馀力记载那个我自己受用而不发生争论的实验主义了。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札记的体例最适宜于记载具体事件，但不是记载整个哲学体系的地方，所以礼记里不记载我那时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学史》论文，也不记载杜威先生的思想。

　　 这种“此地无银”的表白，是要掩饰“暴得大名”的另一个秘诀——挟洋人之揄扬为己造势。

　　 1919年，胡适以学术交流为名，促蔡元培邀杜威来华讲学。杜威的中国之行，是无薪俸的假，所有开销都由邀请方支付。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辞职离京，使北大的承诺不能兑现，杜威在的薪水没有着落，胡适对蔡元培生极大意见，最后由私人组织尚志学会、新学会与和清华学校分担。杜威在中国一年零三个月，看到原本瞧不上的胡适，居然有炙手可热的权势，大为意外，在给女儿信中引陶孟和、郭秉文的话，说胡适“方面太广了，以至于没有太多的时间作哲学，不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已经付梓。他从事文字、戏剧的改革，翻译易卜生、莫泊桑之外，还是用白话而非文言写诗的第一人。总之，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第78页），方真正认下了这位中国弟子，默认为自己在中国的传人，1927年胡适再到纽约，经杜威通融终于拿到博士学位。胡适借用杜威之名，也扩大了自己的声望。杜威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胡适以北大代表名义到码头欢迎，送入沧州别墅，各家媒体预告：“五月二三两日星期五星期六午后3时（暂时）在省教育厅开演讲大会，已分送入场券。”到了5月2日，各报又发出更正：“杜威博士演说改期”；而由杜威博士的学生——北京大学胡适博士于5月2日（星期五）晚上7时，“在西门外林荫路该会会所演说实验主义，以为星期六星期日杜威博士演说之导言”，5月3日的《申报》对此即有详细报道。可见杜威的到来，遂成就了胡适的热身。5月3日和4日杜威正式登场，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百馀青年冒雨赶来，“座为之满，后来者咸环立两旁”。多数演讲由胡适为之翻译，人们普遍的评价是：杜威的口才并不好，反倒是胡适的翻译，声声入耳，给听众留下难忘印象。胡适还将讲演发于报纸杂志，又汇编成书交北京晨报社出版，在杜威离华前重版十次，每版印数都是一万册。到了1921年，胡适在北大开设“杜威著作选读”，将自己树为最权威的杜威专家。胡适的声名，因向杜威“受学”而增光；杜威在中国的影响，也因胡适的宣扬而益大。

　　 到了1922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起评选“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通过一番巧妙的运作，胡适得以顺利入选。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对此有极好的剖析：他在自己所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评论，“抗议”评选标准的过于偏颇，“批评”那是在华外国人的把戏，不能代表多数中国人的立场，且拟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这一有别有居心的举动，起到了暗示、催票的作用。评选结果揭晓，分“正榜”、“副榜”各十二名：

　　 “正榜”的名次与得分是：1、孙中山 1315分；2、冯玉祥 1217分；3、顾维钧 1211分；4、王宠惠 1117分；5、吴佩孚 995分；6、蔡元培 965分；7、王正廷 925分；8、张謇 915分；9、阎锡山 724分；10、余日章 703分；11、黎元洪 671分；12、胡适 613。

　　 “副榜”的名次得分是：13、颜惠庆 513分；14、梁启超 474分；15、陈炯明 378分；16、段祺瑞 356分；17、章太炎 328分；18、施肇基 278分；19、聂云台 252分；20、李烈钧 237分；21、唐绍仪 222分；22、郭秉文 181分；23、黄炎培 178分；24、康有为 155分。

　　 胡适恰在“正榜”之末，不但凌铄政界风云人物陈炯明、段祺瑞，且压过学界元老梁启超（多139票）、章太炎（多285票）。胡适入选后，立刻“忘记”此前对评选的批评，因为他从此就有资本自称“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了。第一则主要内容是：

　　 胡适已重返美国。大约十年前，他离开美国——当时，他还是个谦逊的中国留学生，因其荣获学生论文奖、编辑中国留学生杂志而崭露头角。两年后，从中国传来消息说，某杂志通过投票推选他为十二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当选者中有的年龄是他的两三倍。他勇敢地推进了中国的白话文（一种为人们所不齿的口语）运动，他对中国的贡献可以与意大利的但丁和彼特拉克相媲美：他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打开了文化教育的大门，而这些人在过去是永远不可能掌握复杂的古汉语的。他号召国人用他们的口头语言来写作，认为用白话文创作的著作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和生命力。白话又是为旧文人所不齿的一种大众语。数百年来，汉语书面语言脱离了生话，而文学却不能将生活拒之于门外。中国的学者鄙薄小说，而胡适从近两百年印刷质量低劣的白话小说中找出了数十部，发现这些作品完美、忠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市井生活，它们不留斧凿之痕，没有传统学者的酸气与迂腐。他重版了这些作品，并附以研究介绍——虽然市面上有仅花几分钱即可购得的廉价版本，而这些价格昂贵的版本却被抢购一空。他的《中国哲学史》（卷上）连续两年名列中国畅销书之苜。他用大众的语言创造了许多诗歌、戏剧、随笔：正是这次文学革命才推动了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有幸聆听这位哲学讲座的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发现，他还是一位具有灵性的艺术家、和蔼可亲的哲学家，他对平*****动具有一种直觉的领悟力。

　　 报道说：“两年后，从中国传来消息说，某杂志通过投票推选他为十二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当选者中有的年龄是他的两三倍。”可见《密勒氏评论报》评选影响之巨。

　　 到了1925年，又借美国人勃德之手，厕身200“中国近代名人”之列，且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领袖”。《中国近代名人图鉴》目录首页，从A到H，计有：

　　 第13页：冯国璋；第37页：赵尔巽；第41页：张勋；第49页：张誉；第53页：朱葆三；第57页：何东；第81页：周自齐；第89页：靳云鹏；第97页：周树模；第113页：张作霖；第121页：冯玉祥；第169页：陈锦涛；第189页：张志潭；第205页：范源濂；第217页：张弧；第241页：张謇；第277页：傅筱菴；第293页：钱永铭；第297页：陈廉伯；第317页：周长龄；第325页：周少岐；第333页：陈廉仲；第381页：余东旋；第409页：狄梁孙；第421页：冯伟成；第425页：周星堂；第453页：区康泉；第477页：区克明；第481页：程天斗；第493页：吴克愚；第520页：朱榜生；第532页：陈纪邦；第564页：韩国钧；第568页：赵恒惕；第576页：齐爕元；第580页：褚耀南；第592页：张锡元；第596页：张福来；第616页：蒋尊簋；第620页：傅良佐；第632页：张载扬；第668页：朱兆莘；第672页：薛笃弼；第700页：陈介；第712页：邹鲁；第716页：何丰林；第720页：陈世光；第728页：陈其瑗；第740页：程潜；第743页：傅秉常；第767页：张开儒；第775页：张宗昌；第790页：张培荣；第794页：范石生。

　　 1925年时北伐战争尚未胜利，战争时期入《图鉴》的“中国近代名人”，有不少是地方军阀，其间有许多后人不熟悉的名字，而胡适竟然跻身其间，可见他之不同凡响了。

　　 1933年7月7日日记，附有英文剪报一则，题为《胡适博士在夏威夷大学演讲人生哲学》，作者埃德娜．H．劳森。报道说：“昨晚，夏威夷大学演讲厅挤满了兴致盎然的听众，他们聆听胡适的演讲‘人生哲学’。胡适是中国第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诗人。他是白话文运动的领袖。白话文由此成为一种书面语言。他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位杰出的绅士也是太平洋关系学会计划委员会主席，北平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胡适博士说，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很偶然的事，起因是一批大学生关干诗歌语言的一场争论。语言的变换在学校已成为一个事实，文言文被译成白话文。胡适博士在演讲结尾时说：‘我的哲学是，要对你所说的和所想的负责，记得佛教有句话：“功不唐捐”。将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信念：要对自己担干系，井且要记着，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不朽的影响。’”

　　 《胡适与国运》提到，1954美国出版的《基本每日百科辞典》第257页，有胡适的词条，中曰：“胡适1891——中国学者和外交家，学于美国，发明白话。”评论说：

　　 吓！“发明白话”？这在稍有常识的人看来，简直以为编者在“发明笑话”了！自有人类以来，即有白话，最原始的文字，便是白话文，诗经便是最好的白话诗，而且“孔老二”也把它删选过。（大约因为“孔老二”手快眼快，想争“发明”权，胡先生才与他结下血海深仇，务要把他打倒）后世的语录、词曲、传奇、鼓词、弹词……等等，多用白话写成。在几千年前，便有白话文，以后还不断在各方面流行着。讲到文字进化的程序，一定是先有白话，后有文言，那么，即使不说提倡白话文是“开倒车”，至少也应说白话文是最古老的，最原始的文字，提倡这种文字，不过复古而已。如果说“复古”，谁肯跟随？胡先生是聪明绝顶的“假语村言”专家，明白这点，于是把白话文套上一顶“新文学”的帽子，便马上取得了胡记的“发明”权，真是妙手空空儿的本领！多少中国青年入其彀中，怎能怪外国人受他欺骗呢！（第34页）

　　 最为“胡迷”津津乐道的是，胡适获得36个博士学位，是中国获得博士学位最多的人，“证明国际文化界学术界对胡适的尊重和认可”云云。殊不知荣誉博士的授受，取决于双方的需要。就大学而言，无非想借某人的名声来宣传自己，原是当不得真的。再说，你不跑到门上去招摇，人家怎会凭空授给荣誉博士呢？

　　 1937年8月19日，蒋介石命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交给他的任务是“进行抗战宣传”。但胡适在美期间近似“无为”，即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的“四不”政策，他最忙的是疲于演讲，用唐德刚的话说，是“捞鱼摸虾，耽误庄稼”，既然什么都不做，那都忙了些什么呢？忙着谋取博士学位也：

　　 1939年，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0年，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密特勃雷大学、密达伯瑞学院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多伦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2年，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州立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奥白林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纳逊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蒋介石1942年10月13日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馀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蒋介石不明白的是，胡适之所以热衷于荣誉博士的头衔，不过是想用34个真的荣誉博士，来掩饰一个冒用了十年的假博士而已。

　　 要之，胡适深既受徽商经营之道的熏染，又深谙美国投票选举之奥秘，异常注重全方位的社交，“我的朋友胡适之”在学、商、官、洋四界都下了很大功夫。他的“暴得大名”，是权力—资本—媒体三位一体的产物，既不值得艳羡，更不值得炫耀。

四

　　 “暴得大名”，其实是带有贬意的。陈婴者为东阳令史，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史记•项羽本纪》）“暴得大名”虽然不祥，胡适却乐此不疲，因为它带来名利双收，带来了“待遇世界第一，版税中国第一”的“行乐要及时”的“男性唱和圈的空间”（江勇振语）。但这样一来，所谓“学问事功”，就不可能“夙夜匪懈”了。

　　 诸葛有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胡适镇日处于妇姑勃豨、叔嫂斗法的状态，加之忙于社交应酬，根本没有读书治学的时间与心绪。林语堂译温源宁《胡适之》中说：“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近来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算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馀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向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书。”可为传神之极。

　　 沈尹默则回忆了两件事：一件是听陈仲恕讲，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着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因事到他家里去，书房里有一张大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地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式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沈尹默评论道：

　　 因此之故，才晓得一九二四年以后，北大学生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是有正当的理由的。但是中学生们还是欢喜读他的东西，这是什么缘故呢：一则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清楚，容易了解，再则他往往单凭他的主观愿望去处理每一个问题，轻易下断语、作结论。中学生读书少，不能够发现他的轻率武断的毛病，反而佩服他说得那么简而明。其实，不是用简单化的手段就可以了解一切学问的，凡稍微多读几本书的人，就很容易看出他文章中的漏洞。所以我以为他对于一般人的影响，是一时的，不会是永久的。他自己曾经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所以开风气这一点，一般人都是认为他的功劳，其实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是陈独秀，打倒孔家店的主张者是吴又陵，他不过跟着尽一些宣传力量。他又善于自吹自擂，一般人不知底里，却把这个功劳归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去了。

　　 徐子明《胡适与国运》，描述一位“胡迷”与人的争论，道是：“胡先生是鼎鼎大名的考古家，不料讲到考古，人家总推尊李济，董作宾，陈垣，罗振玉，王国维……（他们念了三十多个名字我记不清了）；再问下去，他们又提到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孙星衍，毕沅，阮元……（又念了五六十个），我听得不耐烦，便大声反问：‘五千来年，对于《红楼梦》、《醒世姻缘》、《水浒传》……的考证，有谁敢与胡先生较量？’幸亏有这一手，才把他们吓退。”（《胡适与国运》第36-40页）也真实反映了“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

　　 荀子《劝学篇》云：“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蔡邕《劝学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唐德刚说：“胡氏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生性又好凑热闹，一个题目未完，又赶着去搞另外一个热门。一个接一个，结果一个也搞不完。”（《胡适杂忆》第39-40页）有人说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这种印象，实源于名为“札记”的日记。为什么要早早出版题为《藏晖室札记》的日记？就是因为盛名太过，无以服人，便将读书札记公布于众，以博早慧、渊博的名声，仿佛能在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之间穿行，以显示学问之高深，不过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的文抄公罢了。

　　 唐德刚以《三分洋货，七分传统》为题，概括胡适治学的方向。按理而论，胡适是应该大搞西方文学翻译，以为中国“树立榜样”的，但他只在年青时译过几个短篇，就收手不干了；按理而论，胡适是应该大写一点白话诗，以为新型诗人“树立榜样”的，但是他只在年青时“尝试”了一阵，就收手不干了；按理而论，胡适是不应该对中国“死文学”感兴趣的，但他还没有迈出年青阶段，就开始“整理国故”了。原因很简单：欧美文学功底不行，只能回头来弄中国文学；当然，他是能找到借口的：为了推行杜威的实验主义，教给青年人做学问的方法。徐子明一针见血地说：

　　 胡先生的成功，向不止此！最妙是拿中国的东西骗外国人，又拿外国的东西，骗中国人，这真是洪钧老祖不传之秘。你想，我们中国人，能学贯中西的有几人？外国人懂得中国学问的更少了！拿一点皮毛工夫，两边骗骗，真是何等容易！即使识破了这套的人，又“识法不破法”，一笑置之，谁去拆穿西洋镜？所以他打响马锣，演演魔术，愚夫稚子，无不信以为其。“假语村言”，那不大行其道？你看他拿中国的诸子百家，去考取哲学博土，在美国又专讲中国文明；在国内呢，他又大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了。其实他对于民主政治固是外行，对于科学更是一窍不通。据他自白：他初到美国，本是学农，因为教师数他选种，他是不辨菽麦的书獃子，无法交代，自知终身不能入科学之门，还不如拿中国老东西，骗骗外国人，来得容易，所以不到几个月，便改了行。后来，他又自觉文学一途，就是坐飞机也追不上那班老家伙，而且当时的大学生，国根底也不坏，于是又出奇制胜，要提倡“新文学”来打倒“旧文学”，而且用些外国的体裁。当时的老学究，已不屑做白话文，何况要采用外国格式？不懂文学的，迅雷不及掩耳，不得不向他低头。假如不玩弄这一套，他一辈子也出不了头。其实他那《改良文学刍议》大份都是抄袭顾亭林的，其馀都是从前的“老生常谈”，就因为“文学放”，迎合低级趣味，才使竖子成名。以后他又拿白话文导师的头衔去骗山姆叔，真是“亿则屡中”了！（《胡适与国运》第36页）

　　 钱穆说，胡适“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以言以人，两无可取”。尤为可笑的是，胡适让自己也上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当。他一生不曾读过《水经注》，偶尔翻检则有之。1937年，胡适相信孟心史的话，认为戴东原“作伪实可恶”；及读王国维《戴校水经注跋》，对“赵东潜作《水经注释》全部为戴东原所窃”公案提出大胆怀疑，因为在戴震是自己安徽同乡，“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东原申冤”，于是上下求证，用了将近二十年功夫，论证了戴东原“无窃书之事”，可惜徒增纠纷，无补于事。正犯了王国维所说的毛病：“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细心苦读原典，融会贯通，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方是治学的正当门径。徐子明评论说：

　　 胡先生在美国十年，除了做中国图书馆管理员外，全部精神，都用在《水经注》的考据上，这种不朽的盛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料他考据出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妙论，却被台湾享盛名的女文学家说是“一钱不值”，“决非现代学者口中之所出”（原文见《中华画报》十三号）。他那种“火凤凰”的“大胆假设”，真是令人喷饭；大抵因那位女作家没有去“小心求证”罢。（《胡适与国运》第39页）

　　 其实，胡适何尝看不出戴震的抄袭？他的意念发端，实源于抄袭谢无量的潜意识。此举的客观效果，除搜集到四十一种郦注版本外，还为没能完成《哲学史》等伟著找到借口——那是因为把心力都放到《水经注》上，“往往废寝忘食，夜间做工到天亮”啊。请看他1952年12月5日在台湾大学讲演：

　　 社会上常常笑我，报纸上常常挖苦我的题目，就是《水经注》的案子。为什么我发了疯，花了五年多的工夫去研究《水经注》这个问题呢？我得声明，我不是研究《水经注》本身。我是重审一百多年的《水经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工夫来审这件案子，因为一百多年来，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如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和作了许多地理学说为现代学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国维以及江苏的孟森：他们都说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我的老乡戴先生是个贼，都说他的《水经注》的工作是偷了宁波全祖望、杭州赵一清两个人的《水经注》的工作的。说人家作贼，是一件大事，是很严重的一件刑事控诉。假如我的老乡还活着的话，他一定要提出反驳，替自己辩白。但是他是一七七七年死的，到现在已经死了一七五年，骨头都烂掉了，没有法子再跑回来替自己辩护。而这一班大学者，用大学者的威权，你提出一些证据，他提出一些证据，一百多年来不断的提出证据——其实都不是靠得住的证据——后来积非成是，就把我这位老乡压倒了，还加上很大的罪名，说他做贼，说他偷人家的书来作自己的书。一般读书的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吓倒了，都相信他们的“考据”，也就认为戴震偷人的书，已成定论，无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点闲工夫，想到这一位老乡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难道他是贼吗？我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几个人提出的一大堆证据拿来审查，提出了初步的报告。后来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材料太多，应该再审查。一审就审了五年多，才把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这一百多年的许多有名的学者，原来都是糊涂的考证学者。他们太懒，不肯多花时间，只是关起大门考证；随便找几条不是证据的证据，判决一个死人作贼；因此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一个大大的冤狱！

　　 唐德刚说：“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牟宗三说：胡适“对中国哲学一点都不了解，没有一句相应的话，所以只写了上卷，后来也写不下去了，转去做考证，考证禅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证，……其实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这种人来领导学术界，出大风头，这当然非国家学术之福”（http://chuansong.me/n/1456176552275），都是说得很到位的。

　　 原载《文学与文化》2018年第2期

二

　　 再说媒体。“不胫而走”，声名远播，靠的是媒体传播之力。胡适深谙此道，历来对出版社与报纸重视，这是他“善假于物”之又一道。

　　 1918年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要求列入“北京大学丛书”，有人认为是“抄袭之作”，不予认可；经蔡元培力荐，商务印书馆勉强接受，以30元低价买下。蔡元培序为之吹嘘：“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又盛赞《大纲》的“四大长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料三年之内再版七次，竟让胡适颂声四起，誉满天下。

　　 尝到了甜头，便在1921年12月出版《胡适文存》四卷，1924年出版《胡适文存二集》四卷。按，古有“别集”一类，其自制书名者，始于南齐张融《玉海集》，大凡题《××集》；而书题作者姓名者，多为后人追题，如《扬子云集》、《蔡中郎集》、《孔北海集》、《曹子建集》、《嵇中散集》等。1921年胡适年方三十，就敢以己名名集，且加“文存”二字，自诩其文必存。不想亚东图书馆操作圆熟，经营得法，双方都大获其利。胡适1928年12月日记有亚东图书馆的对账单，所列《胡适文存》帐目为：

　　 《胡适文存》初集，十一版共印43000册，定价2.20圆（平装本），版税15%，计14190圆。

　　 《胡适文存》二集，五版共印18000册，定价2.40圆，版税15%，计6480圆。

　　 胡适还善于给自己做广告。1927年2月《整理国故与打鬼》写道：“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巧妙地借“批评”西滢为由，既自诩“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又吹嘘“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试问，世上哪有如此厚颜无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

　　 为推销自己的书，胡适还真打了广告。《国语文学史》新月书店出版后，打出一则广告道：

　　 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这是国语文学史的上卷，曾经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过一千部，现在胡先生又重加修订，由本店出版。

　　 要研究文学史的

　　 要研究国语文学的——

　　 不可不读这本书。

　　 “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堪称古往今来最绝妙的广告词。更为有趣的是，这部1921年冬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国语文学史”的讲稿，后由北京文化学社排印，封面上有“疑古玄同”题写的书名，书前有黎锦熙的“代序”。由于广告上说，“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过一千部”，与事实不符，让钱玄同有了意见。胡适连忙写信解释，说出版商也无恶意，本意无非借重“大名”登广告，况且北京文化书社翻印此书作同学的参考讲义，不是为牟利，自己也不好责备；但作为新月书店董事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表示“代为负责”，向钱玄同请罪。经过这一番折腾，无疑扩大了《国语文学史》的影响。

　　 胡适与报刊记者的关系也不一般，1921年7月17日日记：“晚间到《申报》馆看史良才，《时事新报》馆看张东荪，《商报》馆看Sokolsky[索克思]，《时报》馆看狄楚青，《神州日报》馆看张丹斧，皆不遇。”就中与张丹斧的交往，更是耐人寻味。1921年7月20日日记写：“今天的《商报》有张丹斧和我开玩笑的一篇文章。”中贴一份剪报，题《胡老板登台记》，作者署名“丽天”，文章说：

　　 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至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自请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无不及。所内著名的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分班叙谭，宛如下属，实为我秃笔文人扬眉吐气。其薪金优遇，诚开我国文学家未有之奇局，可谓勿负十年窗下矣。（十年海外不算吗。）然胡博士是创新文化的人，其批评为重要职任。今被收买，将来对于该馆出版应如何评判呢，恐怕要失于公允了。再闭目一想，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利害么？那里是什么文学家就职，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何不说谭叫天）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日登台一样。将来商务印书馆一定大书特书本馆特由北京礼聘超等名角求沪，即日登台了。

　　 张丹斧（1868－1937），本名扆，又名延礼，上海《晶报》的主笔，为人玩世不恭，善作打油诗与小品文。他虽与胡适观点不同，关系却不失亲昵。这篇开玩笑的文章，中有许多夸大的事情，如商务印书馆月薪五千元，著名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只要稍加澄清，便可化为乌有，但胡适要的就是这种玩世文所传递出来的“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的效果，好让自己的声名从此深深种入读者的脑际，所以与张丹斧的关系，得以长久维系。

　　 《申报》1928年3月18日载无畏庵主《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文末云：“车中忆席间胡博士极称本日《上海画报》张丹斧所作之白话诗，内有‘其实何尝绑肉票，分明正是出堂差’二句，一再激赏，愚遂□车至南京路购阅。”1929年３月19日自作《答丹翁诗》，跋云：“丹翁忽然疑我怪他，不敢不答。”诗曰：

　　 庆祥老友多零落，只有丹翁大不同。

　　 唤作圣人成典故，收来干女画玲珑。

　　 顽皮文字人人笑，惫赖声名日日红。

　　 多谢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

　　 “多谢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不正道出对小报记者廉价捧场的感激么？

三

　　 再说洋人。在胡适留学日记中，只记了1917年5月6日与5月30日和杜威的两次见面，但1937年7月20日写于太平洋船里的《〈留学日记〉自序》，忽然自说自话地写道：

　　 在这里我要指出，札记里从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绝大影响。这个大遗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着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记里。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后，文学革命的讨论成了我们几个朋友之间一个最热闹的题目，札记都被这个具体问题占去了，所以就没有馀力记载那个我自己受用而不发生争论的实验主义了。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札记的体例最适宜于记载具体事件，但不是记载整个哲学体系的地方，所以礼记里不记载我那时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学史》论文，也不记载杜威先生的思想。

　　 这种“此地无银”的表白，是要掩饰“暴得大名”的另一个秘诀——挟洋人之揄扬为己造势。

　　 1919年，胡适以学术交流为名，促蔡元培邀杜威来华讲学。杜威的中国之行，是无薪俸的假，所有开销都由邀请方支付。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辞职离京，使北大的承诺不能兑现，杜威在的薪水没有着落，胡适对蔡元培生极大意见，最后由私人组织尚志学会、新学会与和清华学校分担。杜威在中国一年零三个月，看到原本瞧不上的胡适，居然有炙手可热的权势，大为意外，在给女儿信中引陶孟和、郭秉文的话，说胡适“方面太广了，以至于没有太多的时间作哲学，不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已经付梓。他从事文字、戏剧的改革，翻译易卜生、莫泊桑之外，还是用白话而非文言写诗的第一人。总之，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第78页），方真正认下了这位中国弟子，默认为自己在中国的传人，1927年胡适再到纽约，经杜威通融终于拿到博士学位。胡适借用杜威之名，也扩大了自己的声望。杜威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胡适以北大代表名义到码头欢迎，送入沧州别墅，各家媒体预告：“五月二三两日星期五星期六午后3时（暂时）在省教育厅开演讲大会，已分送入场券。”到了5月2日，各报又发出更正：“杜威博士演说改期”；而由杜威博士的学生——北京大学胡适博士于5月2日（星期五）晚上7时，“在西门外林荫路该会会所演说实验主义，以为星期六星期日杜威博士演说之导言”，5月3日的《申报》对此即有详细报道。可见杜威的到来，遂成就了胡适的热身。5月3日和4日杜威正式登场，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百馀青年冒雨赶来，“座为之满，后来者咸环立两旁”。多数演讲由胡适为之翻译，人们普遍的评价是：杜威的口才并不好，反倒是胡适的翻译，声声入耳，给听众留下难忘印象。胡适还将讲演发于报纸杂志，又汇编成书交北京晨报社出版，在杜威离华前重版十次，每版印数都是一万册。到了1921年，胡适在北大开设“杜威著作选读”，将自己树为最权威的杜威专家。胡适的声名，因向杜威“受学”而增光；杜威在中国的影响，也因胡适的宣扬而益大。

　　 到了1922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起评选“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通过一番巧妙的运作，胡适得以顺利入选。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对此有极好的剖析：他在自己所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评论，“抗议”评选标准的过于偏颇，“批评”那是在华外国人的把戏，不能代表多数中国人的立场，且拟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这一有别有居心的举动，起到了暗示、催票的作用。评选结果揭晓，分“正榜”、“副榜”各十二名：

　　 “正榜”的名次与得分是：1、孙中山 1315分；2、冯玉祥 1217分；3、顾维钧 1211分；4、王宠惠 1117分；5、吴佩孚 995分；6、蔡元培 965分；7、王正廷 925分；8、张謇 915分；9、阎锡山 724分；10、余日章 703分；11、黎元洪 671分；12、胡适 613。

　　 “副榜”的名次得分是：13、颜惠庆 513分；14、梁启超 474分；15、陈炯明 378分；16、段祺瑞 356分；17、章太炎 328分；18、施肇基 278分；19、聂云台 252分；20、李烈钧 237分；21、唐绍仪 222分；22、郭秉文 181分；23、黄炎培 178分；24、康有为 155分。

　　 胡适恰在“正榜”之末，不但凌铄政界风云人物陈炯明、段祺瑞，且压过学界元老梁启超（多139票）、章太炎（多285票）。胡适入选后，立刻“忘记”此前对评选的批评，因为他从此就有资本自称“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了。第一则主要内容是：

　　 胡适已重返美国。大约十年前，他离开美国——当时，他还是个谦逊的中国留学生，因其荣获学生论文奖、编辑中国留学生杂志而崭露头角。两年后，从中国传来消息说，某杂志通过投票推选他为十二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当选者中有的年龄是他的两三倍。他勇敢地推进了中国的白话文（一种为人们所不齿的口语）运动，他对中国的贡献可以与意大利的但丁和彼特拉克相媲美：他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打开了文化教育的大门，而这些人在过去是永远不可能掌握复杂的古汉语的。他号召国人用他们的口头语言来写作，认为用白话文创作的著作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和生命力。白话又是为旧文人所不齿的一种大众语。数百年来，汉语书面语言脱离了生话，而文学却不能将生活拒之于门外。中国的学者鄙薄小说，而胡适从近两百年印刷质量低劣的白话小说中找出了数十部，发现这些作品完美、忠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市井生活，它们不留斧凿之痕，没有传统学者的酸气与迂腐。他重版了这些作品，并附以研究介绍——虽然市面上有仅花几分钱即可购得的廉价版本，而这些价格昂贵的版本却被抢购一空。他的《中国哲学史》（卷上）连续两年名列中国畅销书之苜。他用大众的语言创造了许多诗歌、戏剧、随笔：正是这次文学革命才推动了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有幸聆听这位哲学讲座的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发现，他还是一位具有灵性的艺术家、和蔼可亲的哲学家，他对平民 运动具有一种直觉的领悟力。

　　 报道说：“两年后，从中国传来消息说，某杂志通过投票推选他为十二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当选者中有的年龄是他的两三倍。”可见《密勒氏评论报》评选影响之巨。

　　 到了1925年，又借美国人勃德之手，厕身200“中国近代名人”之列，且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领袖”。《中国近代名人图鉴》目录首页，从A到H，计有：

　　 第13页：冯国璋；第37页：赵尔巽；第41页：张勋；第49页：张誉；第53页：朱葆三；第57页：何东；第81页：周自齐；第89页：靳云鹏；第97页：周树模；第113页：张作霖；第121页：冯玉祥；第169页：陈锦涛；第189页：张志潭；第205页：范源濂；第217页：张弧；第241页：张謇；第277页：傅筱菴；第293页：钱永铭；第297页：陈廉伯；第317页：周长龄；第325页：周少岐；第333页：陈廉仲；第381页：余东旋；第409页：狄梁孙；第421页：冯伟成；第425页：周星堂；第453页：区康泉；第477页：区克明；第481页：程天斗；第493页：吴克愚；第520页：朱榜生；第532页：陈纪邦；第564页：韩国钧；第568页：赵恒惕；第576页：齐爕元；第580页：褚耀南；第592页：张锡元；第596页：张福来；第616页：蒋尊簋；第620页：傅良佐；第632页：张载扬；第668页：朱兆莘；第672页：薛笃弼；第700页：陈介；第712页：邹鲁；第716页：何丰林；第720页：陈世光；第728页：陈其瑗；第740页：程潜；第743页：傅秉常；第767页：张开儒；第775页：张宗昌；第790页：张培荣；第794页：范石生。

　　 1925年时北伐战争尚未胜利，战争时期入《图鉴》的“中国近代名人”，有不少是地方军阀，其间有许多后人不熟悉的名字，而胡适竟然跻身其间，可见他之不同凡响了。

　　 1933年7月7日日记，附有英文剪报一则，题为《胡适博士在夏威夷大学演讲人生哲学》，作者埃德娜．H．劳森。报道说：“昨晚，夏威夷大学演讲厅挤满了兴致盎然的听众，他们聆听胡适的演讲‘人生哲学’。胡适是中国第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诗人。他是白话文运动的领袖。白话文由此成为一种书面语言。他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位杰出的绅士也是太平洋关系学会计划委员会主席，北平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胡适博士说，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很偶然的事，起因是一批大学生关干诗歌语言的一场争论。语言的变换在学校已成为一个事实，文言文被译成白话文。胡适博士在演讲结尾时说：‘我的哲学是，要对你所说的和所想的负责，记得佛教有句话：“功不唐捐”。将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信念：要对自己担干系，井且要记着，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不朽的影响。’”

　　 《胡适与国运》提到，1954美国出版的《基本每日百科辞典》第257页，有胡适的词条，中曰：“胡适1891——中国学者和外交家，学于美国，发明白话。”评论说：

　　 吓！“发明白话”？这在稍有常识的人看来，简直以为编者在“发明笑话”了！自有人类以来，即有白话，最原始的文字，便是白话文，诗经便是最好的白话诗，而且“孔老二”也把它删选过。（大约因为“孔老二”手快眼快，想争“发明”权，胡先生才与他结下血海深仇，务要把他打倒）后世的语录、词曲、传奇、鼓词、弹词……等等，多用白话写成。在几千年前，便有白话文，以后还不断在各方面流行着。讲到文字进化的程序，一定是先有白话，后有文言，那么，即使不说提倡白话文是“开倒车”，至少也应说白话文是最古老的，最原始的文字，提倡这种文字，不过复古而已。如果说“复古”，谁肯跟随？胡先生是聪明绝顶的“假语村言”专家，明白这点，于是把白话文套上一顶“新文学”的帽子，便马上取得了胡记的“发明”权，真是妙手空空儿的本领！多少中国青年入其彀中，怎能怪外国人受他欺骗呢！（第34页）

　　 最为“胡迷”津津乐道的是，胡适获得36个博士学位，是中国获得博士学位最多的人，“证明国际文化界学术界对胡适的尊重和认可”云云。殊不知荣誉博士的授受，取决于双方的需要。就大学而言，无非想借某人的名声来宣传自己，原是当不得真的。再说，你不跑到门上去招摇，人家怎会凭空授给荣誉博士呢？

　　 1937年8月19日，蒋介石命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交给他的任务是“进行抗战宣传”。但胡适在美期间近似“无为”，即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的“四不”政策，他最忙的是疲于演讲，用唐德刚的话说，是“捞鱼摸虾，耽误庄稼”，既然什么都不做，那都忙了些什么呢？忙着谋取博士学位也：

　　 1939年，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0年，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密特勃雷大学、密达伯瑞学院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多伦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2年，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州立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奥白林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纳逊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蒋介石1942年10月13日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馀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蒋介石不明白的是，胡适之所以热衷于荣誉博士的头衔，不过是想用34个真的荣誉博士，来掩饰一个冒用了十年的假博士而已。

　　 要之，胡适深既受徽商经营之道的熏染，又深谙美国投票选举之奥秘，异常注重全方位的社交，“我的朋友胡适之”在学、商、官、洋四界都下了很大功夫。他的“暴得大名”，是权力—资本—媒体三位一体的产物，既不值得艳羡，更不值得炫耀。

四

　　 “暴得大名”，其实是带有贬意的。陈婴者为东阳令史，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史记•项羽本纪》）“暴得大名”虽然不祥，胡适却乐此不疲，因为它带来名利双收，带来了“待遇世界第一，版税中国第一”的“行乐要及时”的“男性唱和圈的空间”（江勇振语）。但这样一来，所谓“学问事功”，就不可能“夙夜匪懈”了。

　　 诸葛有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胡适镇日处于妇姑勃豨、叔嫂斗法的状态，加之忙于社交应酬，根本没有读书治学的时间与心绪。林语堂译温源宁《胡适之》中说：“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近来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算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馀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向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书。”可为传神之极。

　　 沈尹默则回忆了两件事：一件是听陈仲恕讲，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着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因事到他家里去，书房里有一张大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地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式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沈尹默评论道：

　　 因此之故，才晓得一九二四年以后，北大学生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是有正当的理由的。但是中学生们还是欢喜读他的东西，这是什么缘故呢：一则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清楚，容易了解，再则他往往单凭他的主观愿望去处理每一个问题，轻易下断语、作结论。中学生读书少，不能够发现他的轻率武断的毛病，反而佩服他说得那么简而明。其实，不是用简单化的手段就可以了解一切学问的，凡稍微多读几本书的人，就很容易看出他文章中的漏洞。所以我以为他对于一般人的影响，是一时的，不会是永久的。他自己曾经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所以开风气这一点，一般人都是认为他的功劳，其实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是陈独秀，打倒孔家店的主张者是吴又陵，他不过跟着尽一些宣传力量。他又善于自吹自擂，一般人不知底里，却把这个功劳归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去了。

　　 徐子明《胡适与国运》，描述一位“胡迷”与人的争论，道是：“胡先生是鼎鼎大名的考古家，不料讲到考古，人家总推尊李济，董作宾，陈垣，罗振玉，王国维……（他们念了三十多个名字我记不清了）；再问下去，他们又提到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孙星衍，毕沅，阮元……（又念了五六十个），我听得不耐烦，便大声反问：‘五千来年，对于《红楼梦》、《醒世姻缘》、《水浒传》……的考证，有谁敢与胡先生较量？’幸亏有这一手，才把他们吓退。”（《胡适与国运》第36-40页）也真实反映了“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

　　 荀子《劝学篇》云：“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蔡邕《劝学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唐德刚说：“胡氏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生性又好凑热闹，一个题目未完，又赶着去搞另外一个热门。一个接一个，结果一个也搞不完。”（《胡适杂忆》第39-40页）有人说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这种印象，实源于名为“札记”的日记。为什么要早早出版题为《藏晖室札记》的日记？就是因为盛名太过，无以服人，便将读书札记公布于众，以博早慧、渊博的名声，仿佛能在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之间穿行，以显示学问之高深，不过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的文抄公罢了。

　　 唐德刚以《三分洋货，七分传统》为题，概括胡适治学的方向。按理而论，胡适是应该大搞西方文学翻译，以为中国“树立榜样”的，但他只在年青时译过几个短篇，就收手不干了；按理而论，胡适是应该大写一点白话诗，以为新型诗人“树立榜样”的，但是他只在年青时“尝试”了一阵，就收手不干了；按理而论，胡适是不应该对中国“死文学”感兴趣的，但他还没有迈出年青阶段，就开始“整理国故”了。原因很简单：欧美文学功底不行，只能回头来弄中国文学；当然，他是能找到借口的：为了推行杜威的实验主义，教给青年人做学问的方法。徐子明一针见血地说：

　　 胡先生的成功，向不止此！最妙是拿中国的东西骗外国人，又拿外国的东西，骗中国人，这真是洪钧老祖不传之秘。你想，我们中国人，能学贯中西的有几人？外国人懂得中国学问的更少了！拿一点皮毛工夫，两边骗骗，真是何等容易！即使识破了这套的人，又“识法不破法”，一笑置之，谁去拆穿西洋镜？所以他打响马锣，演演魔术，愚夫稚子，无不信以为其。“假语村言”，那不大行其道？你看他拿中国的诸子百家，去考取哲学博土，在美国又专讲中国文明；在国内呢，他又大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了。其实他对于民主政治固是外行，对于科学更是一窍不通。据他自白：他初到美国，本是学农，因为教师数他选种，他是不辨菽麦的书獃子，无法交代，自知终身不能入科学之门，还不如拿中国老东西，骗骗外国人，来得容易，所以不到几个月，便改了行。后来，他又自觉文学一途，就是坐飞机也追不上那班老家伙，而且当时的大学生，国根底也不坏，于是又出奇制胜，要提倡“新文学”来打倒“旧文学”，而且用些外国的体裁。当时的老学究，已不屑做白话文，何况要采用外国格式？不懂文学的，迅雷不及掩耳，不得不向他低头。假如不玩弄这一套，他一辈子也出不了头。其实他那《改良文学刍议》大份都是抄袭顾亭林的，其馀都是从前的“老生常谈”，就因为“文学放”，迎合低级趣味，才使竖子成名。以后他又拿白话文导师的头衔去骗山姆叔，真是“亿则屡中”了！（《胡适与国运》第36页）

　　 钱穆说，胡适“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以言以人，两无可取”。尤为可笑的是，胡适让自己也上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当。他一生不曾读过《水经注》，偶尔翻检则有之。1937年，胡适相信孟心史的话，认为戴东原“作伪实可恶”；及读王国维《戴校水经注跋》，对“赵东潜作《水经注释》全部为戴东原所窃”公案提出大胆怀疑，因为在戴震是自己安徽同乡，“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东原申冤”，于是上下求证，用了将近二十年功夫，论证了戴东原“无窃书之事”，可惜徒增纠纷，无补于事。正犯了王国维所说的毛病：“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细心苦读原典，融会贯通，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方是治学的正当门径。徐子明评论说：

　　 胡先生在美国十年，除了做中国图书馆管理员外，全部精神，都用在《水经注》的考据上，这种不朽的盛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料他考据出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妙论，却被台湾享盛名的女文学家说是“一钱不值”，“决非现代学者口中之所出”（原文见《中华画报》十三号）。他那种“火凤凰”的“大胆假设”，真是令人喷饭；大抵因那位女作家没有去“小心求证”罢。（《胡适与国运》第39页）

　　 其实，胡适何尝看不出戴震的抄袭？他的意念发端，实源于抄袭谢无量的潜意识。此举的客观效果，除搜集到四十一种郦注版本外，还为没能完成《哲学史》等伟著找到借口——那是因为把心力都放到《水经注》上，“往往废寝忘食，夜间做工到天亮”啊。请看他1952年12月5日在台湾大学讲演：

　　 社会上常常笑我，报纸上常常挖苦我的题目，就是《水经注》的案子。为什么我发了疯，花了五年多的工夫去研究《水经注》这个问题呢？我得声明，我不是研究《水经注》本身。我是重审一百多年的《水经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工夫来审这件案子，因为一百多年来，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如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和作了许多地理学说为现代学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国维以及江苏的孟森：他们都说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我的老乡戴先生是个贼，都说他的《水经注》的工作是偷了宁波全祖望、杭州赵一清两个人的《水经注》的工作的。说人家作贼，是一件大事，是很严重的一件刑事控诉。假如我的老乡还活着的话，他一定要提出反驳，替自己辩白。但是他是一七七七年死的，到现在已经死了一七五年，骨头都烂掉了，没有法子再跑回来替自己辩护。而这一班大学者，用大学者的威权，你提出一些证据，他提出一些证据，一百多年来不断的提出证据——其实都不是靠得住的证据——后来积非成是，就把我这位老乡压倒了，还加上很大的罪名，说他做贼，说他偷人家的书来作自己的书。一般读书的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吓倒了，都相信他们的“考据”，也就认为戴震偷人的书，已成定论，无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点闲工夫，想到这一位老乡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难道他是贼吗？我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几个人提出的一大堆证据拿来审查，提出了初步的报告。后来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材料太多，应该再审查。一审就审了五年多，才把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这一百多年的许多有名的学者，原来都是糊涂的考证学者。他们太懒，不肯多花时间，只是关起大门考证；随便找几条不是证据的证据，判决一个死人作贼；因此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一个大大的冤狱！

　　 唐德刚说：“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牟宗三说：胡适“对中国哲学一点都不了解，没有一句相应的话，所以只写了上卷，后来也写不下去了，转去做考证，考证禅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证，……其实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这种人来领导学术界，出大风头，这当然非国家学术之福”（http://chuansong.me/n/1456176552275），都是说得很到位的。

　　 原载《文学与文化》2018年第2期

附录  孟凡茂：关于胡适应聘北京大学及其他

欧阳健先生的《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中谈胡适靠一张博士文凭当上了北大教授，有违史实。

历史上常发生机缘巧合之事，胡适应聘北京大学教授应属于此类。1916年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学位的胡适思考明年回国后的工作问题，写信托友人汪孟邹谋职。9月1日在法国的前教育总长蔡元培接到现任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邀请他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11月回国，12月接受总统命令任北大校长。与此同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于11月末一同到北京办事。蔡元培力邀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汪孟邹托陈独秀在北大为胡适谋职。经文科学长陈独秀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胡适到北大任教。从1916年9月到1917年1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三个卯字号人物（蔡元培（丁卯）陈独秀（己卯）胡适（辛卯））偶然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要为改造北京大学干一番事业。蔡元培的决定，不管是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还是聘胡适任文科教授，以及聘鲁迅任文科讲师，都与那张“羊皮之纸”的文凭毫无关系。

　　 关于胡适

　　 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辛卯年十一月）。1910年，19岁的胡适考取第二次庚款留美生，于8月16日启程赴美，就读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翌年转文学院，1914年获文学学士。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1917年7月回国，9月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1916年9月27日胡适致母亲，谈到写博士论文，“夏间已完成约四分之一，今当竭力赶完，以图早归。”按庚款留美生的规定，在美留学五年即当回国。因专业需求或读更高学位可申请延期。按规定胡适应在1915年6月归国，因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延期两年。胡适计划在1917年6月前完成博士论文和考试后归国。信中，胡适还谈了在此后10个月的时间里“须早日筹备”的三件事，“第一、归国时做何事业，第二、归国未得久远事业时，该如何办理，如何糊口。第三、家事如何安排，何时结婚，何时出门。”从此信可知，此时胡适对归国后从事何种事业尚无明确目标。

　　 此前，1916年5月16日，汪孟邹致信胡适问及何时毕业回国并谈日后事业，“吾兄定何时卒业？何时返里？便请告知。吾皖有人拟俟时局定后，组织一日报，友人议论均谓请吾兄主任至为佳也，未知尊意如何？”这个办报的事业还是未来时，此时胡适是要尽快找到归国后即可从事的职业。以当时的寄信航程，应该在写给母亲的信同时，胡适即给汪孟邹写了信，请他帮忙找工作。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校长呈教育部，要求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月13日即获教育部批准，15日在校内公布。也就在此时，陈独秀给胡适写了信。“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当为“北大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此数。”此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接受了陈独秀的举荐，欲聘胡适为北大教授。

　　 1917年1月13日，汪孟邹也写信给胡适：“炼（汪孟邹）于（1916年）11月28日与仲甫（陈独秀）一同抵京……兄事已转达，仲甫已便代为谋就。孑民（蔡元培）先生望兄回国甚急，嘱仲甫代达。如能从速回国，尤所深企。” “兄事”应指胡适托汪孟邹在国内谋职之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赶上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并邀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胡适谋职的事竟然是如此顺遂。

　　 1917年1月20日胡适母亲致信胡适：“顷有人自都门来，道尔明年将受蔡元培先生之聘，担任京师大学文科教务。此说想自有因。谈者又谓，尔与尔二兄信道及此事，果系如此，自属的确，予亟为赞成。予意尔回国后，当以置身教育界惟最佳。以尔平日志行，万不可居政界，因近来政界龊龌特甚，且党同伐异，倾轧之风，若出一辙故也。”

　　 这样看来，应该在1917年2月中旬，胡适就可接到汪孟邹和陈独秀的信，知道自己的求职有了着落。此时要做的，就是抓紧完成博士论文。1917年4月19日胡适在给母亲信谈到，“论文五日内可完，论文完后即须预备大考。”胡适还谈了对学位的态度，“学位乃是末事耳”。信中说：“此时论文已了，一切事都不在意料中，考试得失已非所注意矣。这几年内，因在外国，不在国内政潮之中，故颇能读书求学问。即此一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但既以来此，亦不得不应大考以了一事而已。”有北京大学的邀请，校长等盼其尽早回国，“一切事都不在意料中”，所以胡适对那个博士学位的考试成败也就“非所注意矣”。 5月27日他追记了五天前的博士考试：“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吾之‘初试’在前年十一月，凡笔试六时，口试三时。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参加了博士学位口试，是否通过，胡适没有记。后来有人猜测口试没有通过，论文需要修改。即便论文通过，美国大学要求把论文印出一定的份数备案，尽管留美学生监督处负责报销博士论文的印制费用，胡适已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了，北京大学以文科教授相邀，要比那个博士文凭更有实际意义。

　　 胡适1917年6月15日离美，7月10日抵达上海。他到上海的当天即写信给母亲说：“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可于一二日到上海，且俟他来一谈，再定何时归里。”可见胡适也很看重与陈独秀的晤谈。此为陈胡的第一次会晤，陈应向胡介绍北大的情况，具体任课事宜，当然，也会谈到文学改良的话题。

　　 7月中旬，与胡适见面后，陈独秀于8月9日写信给蔡元培说：“适之英、汉文并佳，文科招生势必认真选择，适之到京即可令彼督理此事。适之颇有事务才，责任心不在浮筠兄之下，公共心颇富，校中事务，先生力有不及，彼所能者，皆可令彼为之。”信中还就胡适的工作与待遇提出建议：“此时与彼言定者，只每星期授英文六时，将来必不止此(或加诸子哲学，或英文学史，俟独秀到京再为商定)。希与以专任教员(聘书可用新章教授名目)之职(月薪二百四十元可矣，惟望自八月份起)。……先生倘以为然，望即赐一电，以便转电适之来沪，乘车北上。”

　　 8月14日蔡元培电陈独秀：“群益书社陈独秀先生请电速胡教授来京元培”。 接电后陈独秀当即致信汪孟邹：“前曾知告蔡孑民先生，拟请适之先行赴京，彼如同意可来电。兹电谅系言此事。倘电文是请适之北去，当电促胡适之速来。电文列后： ○○○○○胡适之鉴盼速来独秀。”

　　 胡适在上海大约停留一周，于7月26日回到阔别7年的家乡。一个多月后，胡适告别母亲，北上赴京就任北大教授。9月2日，胡适由家乡北上经芜湖到汪孟邹处，写信给母亲，“始知北京大学所以屡次来催者，并无他事，不过因北京招考，无人帮助看卷子，故欲适先去耳。”此信表明，胡适在家乡期间，汪孟邹给胡适发信或电报催促其尽快赴京。

　　 9月10日，胡适抵达北京大学。之后，胡适接受了蔡元培9月4日签发的聘书。10月1日，胡适开始上课，“教者英文学、英文修辞词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月薪260元。胡适开始了在北大的教授生涯。

　　 蔡元培晚年回忆说：“那时候因《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而我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适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胡适晚年回忆：“蔡先生看到我十九岁时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便要聘我到北大教书，那时我还在美国。”两人回忆同一件事，各依各的思路。晚年的回忆是美好的。在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胡适时，蔡元培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不会是那篇十九岁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当然更不会是一张博士文凭。

　　 说到胡适的博士文凭，又有一大段故事。1919年2月，胡适把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课的讲义整理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有说在封面，有说在扉页印上了“胡适博士著”，我想这样印应该不是胡适的本意，属于出版商的一种促销手段。但是，此举却在美的留学生中引起的反响不小，说胡适冒充博士。9月7日朱经农致信胡适：“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讐仇’的先生（指梅光迪）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说‘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绝不能接受的” 朱经农建议胡适把博士论文印出，以平质疑。1922年胡适把他的博士论文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学史》）由亚东图书出版公司印出。1927年初寄给哥伦比亚大学100册，书中加贴一小纸片，上印：“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Columbia University.”中文意思是：“呈交此本以满足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要求之一。”之后，胡适完成了博士学位的注册手续，注册时间是1927年3月21日，距他的博士论文考试已有十年之久。

　　 其实当时的媒体，常把留美归来的学生给个博士的称号，似乎是一种时尚。与胡适“昔为好友，今为讐仇”的梅光迪，也未取得博士学位，甚至硕士学位也没落实。1919年10月回国到南开大学任英文系主任，也常被媒体称作梅博士，今用百度，仍有“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之誉。还有准备与胡适激战一场的吴宓，拿了哈佛的硕士学位后提前一年于1921年回国任教授，编《学衡》。直到1925年《清华周刊》的记者还有时以“吴宓博士”相称。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

　　 欧阳健先生的文章说，“鲁迅1920年进北京大学，只能以‘教一点钟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就是缺了那张‘羊皮之纸’。胡适如果坦承未拿到美国博士，绝对成不了北大教授。”这样写真是不顾历史事实的随意发挥了。

　　 鲁迅和蔡元培的相识始于1912年年初，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2月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鲁迅到教育部任职。蔡元培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请，早日来京。”之后，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3月29日唐绍仪组阁，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5月3日鲁迅到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7月14日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顺便说一句，如今有学者要重写北大校史，说教育总长蔡元培排挤北大校长严复，逼迫严复辞职，并安插了自己的学生。基本史实是蔡元培辞职在先，严复辞北大校长在1912年10月）。鲁迅仍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1912年8月教育总长范源濂任命鲁迅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因为有教育部的老关系，又是绍兴同乡，鲁迅与蔡元培应有多次会晤。在1917年2-3月间，鲁迅把弟弟周作人推荐给蔡校长，蔡校长当即应允了。周作人曾留学日本，学习日文和希腊文，研究欧洲文学史，也没有取得学位的记录。鲁迅于3月7日给周作人寄去60元旅费，让他来京。周作人于4月1日到京。到京后，周作人立即拜访蔡元培。因学期中无法安排本科的课程，蔡校长想聘周作人在预科教国文，但他不想教。后来，蔡元培聘周作人任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120元，4月16日起上班。秋季开学后，周作人拿到蔡校长9月4日签署的聘书，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240元。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但与北大常有联系，1917年8月7日鲁迅把所设计的北京大学校徽寄给蔡元培校长。鲁迅到北大任教是在1920年，聘书上说，“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此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第一百六十一号。”聘鲁迅为讲师是根据北大的新章程。在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一个月后，1917 年2月2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就刊登了《蔡元培整顿大学之办法》，关于教员的专任和兼任做了六条规定，其中第三条，“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因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在北大也就只能是兼任讲师。但鲁迅还可以在其他学校兼课，1920年8月26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鲁迅为该校讲师，也是教授《中国小说史略》。

　　 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博士学位的是少数，据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一览》中的教员表，21名教授，只有陶孟和、辜鸿铭获博士学位。教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是讲师，比胡适还年轻，连大学都没有上过。在蔡元培时代，那个博士的头衔真不算什么。另外，在1920年之前，留学生取得博士学位者为数有限，全国也只有几十人，可举者如顾维钧、王宠惠、陈焕章、赵元任、竺可桢、茅以升、金岳霖等。因此，当时国内大学的校长们聘请留学生归国任教并不关心有没有那张“羊皮之纸”的文凭，主要是看有无真才实学。

　　 参考文献

　　 1.《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中华书局  1979年5月

　　 2.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 人民文学出版社

　　 3.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 敦煌文艺出版社

　　 4.荆江波：《胡适补交博士论文小考》 2016-03-27 《东方早报》

　　 5.眉睫： 《梅光迪在哈佛大学的学位与职称》《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0日14 版）

2孤本杜甫诗集

从蚕丛到鱼凫再到开明，从宝墩到三星堆再到金沙，从太阳神鸟到说唱俑再到画像砖，从蜀本到《洪武南藏》再到《水浒叶子》……蜀地钟灵毓秀，文明沉淀深厚，宝藏超凡脱俗。

　　7月9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新推出《蜀地宝藏》栏目，我们立足于四川文化宝库资源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通过对一件件宝藏展示，让文物说话，讲述珍贵宝藏背后的故事和历史，发掘宝藏所承载的文明和文化延续的精神内核，感受宝藏带来的文化传奇。

　　北京，1964年夏。

　　川籍老革命家李一氓先生走进“中国书店”，他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一件世界级的珍宝。

　　他像往常一样在书店里翻阅书籍，忽然，一本古朴的《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引起他的注意。

　　凭着多年与古籍打交道的经验，李一氓知道这是一本难得的珍贵本子，遂买了下来。

　　如今，走进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的恰受航轩（古籍版本陈列室），古籍的仿本静静地躺在那里，似乎在诉说着历经千年的故事。

　　“这部古籍，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海内孤本。它对我们研究杜甫意义重大，是草堂的‘镇馆之宝’。”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研究员彭燕表示，这部《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是南宋淳熙刻本，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古籍在50多年前，差点与杜甫草堂失之交臂。

　　历经波折

　　草堂先生到草堂

　　成都与杜甫的缘分，要追溯到1000多年前。

　　杜甫为躲避安史之乱，辗转来到成都，在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先后住了近4年，在此期间创作诗歌240多首。

　　此后，历代都对杜甫草堂有过修葺扩建，成为人们缅怀杜甫的胜地。

　　1952年，成都市政府对杜甫草堂进行了修葺整理，并正式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杜甫纪念馆筹备委员会成立，杜甫草堂的文物征集工作随即展开。

　　1954年，杜甫草堂派专人到全国各地搜集杜集版本、文物资料。次年，杜甫纪念馆（今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正式成立。

　　在收集的文物中，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被视作“无价之宝”。

　　它之所以能来到杜甫草堂，背后有一位关键性的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一氓。

　　李一氓，1903年出生于四川彭县（今四川成都彭州市），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诗人和书法家。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追求革命真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作为生于彭州的四川人，李一氓对家乡充满了热爱和眷恋之情。他一直关心杜甫草堂的发展与文物收集，并身体力行，一直为草堂留意和代购与杜诗相关的古籍版本和外文杜诗等相关文物资料。

　　“1964年，李一氓先生在北京的中国书店替我们‘代购’了这个本子。当时他看到这部杜集后，非常惊喜。发现这个本子有些错乱，请人将其重新装订。1965年，这部珍贵的古籍送到了杜甫草堂。”彭燕说。

　　当然，如此难得可贵的古籍孤本，自然会引人侧目。

　　彭燕讲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得知此本之后，曾经找到李一氓，希望能将此本保存到北京图书馆。

　　作为一名四川人，又在年少时期多次流连于杜甫草堂的景色中。可以猜想，李一氓无论是对家乡的热忱，还是对这部古籍的考量，都希望它能回到风景如画的成都浣花溪畔。

　　李一氓获得此本后，请了当时的四川同乡和北京文化名人在上面题跋，包括朱德、陈毅、郭沫若等。

　　朱德在古籍上写下：“成都杜甫纪念馆得此书，可为所藏杜诗带头。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后有“朱德”印。

　　郭沫若题写：“草堂诗先生杜工部诗集，素所未见，殆是海内孤本，虽残卷，良可珍惜。藏之草堂，尤得其所，可谓草堂先生重归草堂矣。”

　　有了名人题跋，也指明了《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的归处，“草堂先生”归成都杜甫草堂所有，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举世无双

　　寸纸寸金的海内孤本

　　多年来，文博界有着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纸一千，绢八百”。意思是，以纸为载体的文物，可以保存的年限不过一千年；而以绢为载体的文物，最多保存八百年。

　　这部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流传至今已有800多年，难能可贵。

　　“在李一氓先生发现这部古籍的年代，宋代刻本就已经是‘寸纸寸金’了。到了现在，这部书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彭燕说。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宋版书就是藏书家竞相搜求的宝贝了。“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这句老话曾流布坊间。为何宋版书会珍贵至此呢？雕版印刷业在宋代的繁盛，为书籍的广泛流传和普及创造了条件。但处于承前启后位置上的宋版书因其刻印精工和流传稀少，并呈现出独具的文献学价值。

　　不少藏书家认为，世界上最昂贵的书籍，并非金箔、银箔甚至镶嵌珠宝的印刷品，而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宋版书”，这种珍奇的版本几乎可以用“价值连城”形容。

　　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的珍贵之处，并不仅局限于此。这部“存书无卷首，无序目可查，不知何人所辑。书体甚奇，虽有编年，不以年次”的古籍，并不见于海内外公私目录著录。

　　这就意味着，它是名副其实的“海内孤本”。普天之下，仅此一本，这部古籍作为杜甫草堂的“镇馆之宝”，可谓实至名归。

　　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杜甫是怎样写下那些不朽的传世名篇的呢？杜甫又是怎样来到这风光旖旎的浣花溪畔的呢？在享受“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闲适生活时，杜甫的心境又怎样呢？

　　也许，在如织的人群中，只有那本摆放在古籍陈列室中静默无声的《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才能做出回答。

　　杜甫草堂博物馆这些珍贵文物也不容错过。

　　古朴典雅的建筑、清幽秀丽的园林，走进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依稀窥得当年杜甫在浣花溪畔度过了怎样一番岁月。杜甫草堂占地面积近300亩，完整保留着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和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葺扩建时的建筑格局。2001年，杜甫草堂内发掘出大面积的唐代生活遗址和一批唐代文物。除了“镇馆之宝”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草堂这几样文物也具有深厚的文化韵味。

　　唐碑

　　唐代高僧塔铭碑，出土于唐代遗址的一口水井上。碑文里有“大德行感禅师垂拱三年，终于本寺。”其中的“垂拱”为武则天在位时期的年号，从“本寺”可以推断当时成都浣花溪畔已存在寺庙，很有可能就是后来杜甫初至成都时，借居三个月的古寺。碑文还提到“江水之西，平原之上”“野鸟徘徊，行人凄怆，空余石塔，孤坟……”。说明当时寺庙已较荒凉，香火不旺，正如杜甫初到成都寓居僧寺时，在《酬高使君相赠》一诗中所描述的“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一致。

　　碑文“江水之西，平原之上”所描述与杜诗《卜居》所描述的“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完全吻合，为研究杜甫草堂的历史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例证。

　　瓦当

　　瓦当俗称瓦头，是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也叫滴水檐）或位于其前端的图案部分。作为古建筑的一个重要构件，起着保护木制飞檐和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唐代遗址出土了不少的建筑构件。例如带纹饰的六朝砖、隋代的花纹砖、唐代的素面砖、莲花纹饰的瓦当、圆陶水管和屋脊装饰物四不像兽等其他建筑构件。其中精美的建筑材料，可能来自于附近某座大型祠庙，特别是莲花纹砖和瓦当是六朝和隋唐时期寺庙最主流的建筑装饰纹样。

　　瓷器

　　唐代遗址出土器物以瓷器居多，主要为生活用器，其中以青羊宫窑和邛窑的青瓷为主，也有部分琉璃场窑的酱釉瓷器和少量的白瓷和酱黑釉瓷片，青瓷釉色多样，有青黄、米黄、灰青、灰黄等，以青黄为大宗。多数为器内施满釉，器表施半釉，器形主要为碗、盘、盏、罐、壶、器盖、钵、五足香炉、碾磨具、支钉等器物。杜甫曾在《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一诗中赞颂过蜀地瓷器：“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3我们中国人常常把知识分子称为“读书人”，又把上学做研究叫做“念书”。不过，今天我想谈谈如何“不读书”还能做研究，而且也能取得有趣的研究成果。

做研究虽然要看书，但是没有研究者能看完所有的书。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系的教授Franco Moretti说，文学作品不能一本一本地读。为什么呢？因为太多了，读不完。他说“光是19世纪的英国就有三万部小说，总共也许有四万、五万、六万部，没人全部读过、今后也没人能全部通读一遍。此外，还有法国小说、中国小说、阿根廷小说、美国小说……”要是把这些小说都读一边才能研究世界文学，那世界文学就没人能研究了。

那么怎么办呢？Moretti建议，只能要么只读名家名著，要么只读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的作品。但无论怎样，都有画地为牢、见树不见林的危险，难以把握一个时代整体的文学样貌，更无法看清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

就像庄子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就是说，书太多了，我们的生命有限、记忆力和语言能力也都有限，所以，算了吧，别折腾了。你还不如不读。

不过，Moretti还是和庄子不同。虽然他们不鼓励我们拼命死读书，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知识的追求。但是“不读书”，怎么追求知识呢？

不读书，还想获得知识，就要用到一种叫做“数字人文”的方法。

数字人文的方法很多，这里先谈一个数数的办法。数数是什么呢？对研究英语文学的学者来说，就是数单词，就是看看每个单词在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中出现了多少次。当然，这不是让你一个字一个字地数，而是利用计算机去数。计算机在做这种简单重复劳动的时候，比人准确有效得多。数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照每个单词出现的次数（词频）把所有单词放在一起排个序，然后根据高频词来推测这部作品的主题和风格。

当然，这个推论的部分，计算机是无法代劳的。要做出合理的推论，研究人员还是要对相关作品有一定的背景知识，而且最好是对多部作品同时进行高频词分析，在相互参照中发现每部作品的突出特征。

几年前，纽约时报就用这种方法分析了1789年到2009年之间所有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讲，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看到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总统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变化的。比如，最早的几位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最常提到的都是跟政治结构、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相关的词（如“政府”、“宪法”、“立法机构”、“公民”、“公共”、“义务”、“利益”等）。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总统就职时最爱说的则变成了和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及其意识形态相关的词汇（“世界”、“力量”、“自由”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总统就职演说的重点又发生了变化了，他们开始把“工作”、“世代”、“梦想”之类的词挂在了嘴边。

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在1797年的就职演说（来源：纽约时报）

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1949年的就职演说（来源：纽约时报）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2009年的就职演说（来源：纽约时报）

这种不读书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词语口袋法”。叫它“词语口袋法”，意思就是说它好象是把一篇文章一个词、一个词地剪下来，扔进一个口袋里，完全不管上下文和语法语序，只是去数每个词出现了多少次。在这个方法里，“我打他”和“他打我”完全没有区别，反正都是“我”、“他”、“打”三个字各出现了一次。

这个方法最大的问题是，它过分简化了语词和语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比方说，“我打他”和“我打球”中都出现了一个“打”字，但是含义是明显不同的。“我打了他”和“俺揍了那傢伙”表面上看起来，遣词造句的重合度不高，但是语义却是很相近的。这么一来，大家可以看到，这种“不读书”的方法就显得有些不靠谱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一下，问问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判断出“我打他”和“我打球”中的“打”字具有不同含义的。显然，我们是根据宾语的不同推断出来的。换言之，一个词的语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上下文（也就是和它相邻的词）来定义的，有点儿像俗话里说的“欲知其人，先观其友”。

在一段话或者一篇文章里，总是和一个词扎堆儿出现的就是这个词的朋友，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这些朋友来推测这个词在这段话或这篇文章里的含义。这样一来，计算机就又能帮助我们了。

当然，这次它要做的工作复杂了一些。它不能只去数数了，它得看哪些词语是扎堆儿出现的。它得把那些和“篮球”、“操场”、“运动员”等词语扎堆儿出现的“打”字跟这些友词分为一组，再把跟那些和“受伤”、“生气”、“流血”等词语一同出现的“打”字分在另外一组。每个分组就代表了一个特定的主题，前一个是跟运动有关的，后一个是跟暴力有关的。这样，我们就能更加准确地判断出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中有哪些主题了。

当然，我这里说的比较简单，在实际操作中其实是一个引入了概率模型和迭代算法的复杂程序，我们把它叫做主题模型法（topic modeling），可以看作是词语口袋法的一种延伸。

这种“不读书”方法，能让我们获得什么样的成果呢？

Jockers是一位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尔兰文学和爱尔兰裔美国文学的学者。有好些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和Moretti合作办了一个斯坦福文学实验室（Stanford Literary Lab）。五年前，他出版了一部名为《宏观分析》（Macroanalysis）的书。虽然这部书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英语国家的文学作品，而非世界文学，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算是把Moretti的想法付诸实践了。

本书研究的范围，不是一部、两部19世纪的英语文学作品，而是把斯坦福文学实验室收集到的3346部作品放在一起研究。Jockers想知道这些19世纪英语文学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都有哪些特征，他想看看这些特征会不会因为作家的性别、国籍不同而有所不同。

不过，正如Moretti所说，Jockers不可能把这3346本小说全部通读一遍。那怎么办呢？Jockers决定他不要读书，他要让计算机去帮他读，他只负责设计算法、写程序、做解读。主题模型法就是他使用的主要方法之一。通过主题模型法，他在3346部作品中识别了几百组扎堆儿出现的词汇，每组词汇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主题。比如下面这个包含了“印第安”、“印第安人”、“酋长”、“野蛮人”、“来福枪”、“战争”、“荒野”、“独木舟”等词汇的词群，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有关美洲土著（即印第安人）的主题。

“美洲土著”主题（来源：Matthew Jockers, Macroanalysis）

通过分析不同主题在这3346部作品中的分佈，Jockers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结论。譬如说，女作家喜欢讨论“情感与幸福”、“时尚”、“婴儿”这些主题，而男作家喜欢写“混蛋与叛徒”、“争吵与决斗”之类的东西。再譬如说，美国小说常常讨论奴隶制度、印第安人、城市和边疆，苏格兰小说动不动就说到商人与贸易、巫师与巫婆、金银财宝、君主和骑士，而爱尔兰小说则经常写到关于地主与佃农的事情（这个倾向在19世纪上半叶尤为明显）。此外，爱尔兰小说家也比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更关注个人品质、幽默感、人物的喜怒哀乐。

不同性别小说家的作品中“情感与幸福”主题出现的比例（来源：Matthew Jockers, Macroanalysis）

不同性别小说家的作品中“混蛋和叛徒”主题出现的比例（来源：Matthew Jockers, Macroanalysis）

最重要的是，Jockers不可能通过一本一本地读书获得这些发现，他甚至也不可能通过对十几部或者几十部作品的仔细研读、深入分析获得这些发现并且说服读者的。换句话说，虽然说书籍是知识的海洋，你不先放弃传统的阅读方式，是不能获得这样的知识的。

细心的你也许已经发现，那就是这些扎堆出现的词群里基本上都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之类的实词，其他的如人称代词、冠词、介词等都被排除在主题模型之外了。道理很明显：代词、冠词、介词跟一部作品的主题没多大关系。——但是，这些词仍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词往往跟作品的风格息息相关。

有些文学体裁往往较多地使用跟方位有关的介词和指示代词，而某些作家的个人风格则是不喜欢用冠词和某些标点符号。

Jockers也对此也进行了分析——他仍然是藉助计算机程序，本质上仍然是数数，当然具体的算法会有些不同。一句话，自己“不读书”，让计算机读书。通过算法，Jockers对三千多部英语小说在主题、作品风格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详尽的研究，并对照作家的国籍和性别进行了交叉分析。这个分析是量化的，所以结果是Jockers给每部作品都算出了一组数。每组数中包含578数值，分别定义了这部作品的主题和风格的方方面面（比如这部作品有多大比例是关于情感主题的、有多大比例是关于决斗主题的、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使用不定冠词和分号等等）。根据这些数值，他就能计算出任何两部作品之间的相似度。

这个有点像我们在地图上测量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只要我们知道了每个地点的经度和纬度，我们就能知道它们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就能把它们之间的距离给算出来。

不同的是，在Jockers这里，地理位置变成了文学作品，而每个文学作品的位置不是由经度、纬度这么两个数值确定的，而是由578个数值共同确定的，但是道理是一样的（用科学术语来说，地图是一个二维空间，而Jockers构建的是一个578维的空间，每个作品都是这个空间里的一个点，它在每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值，它的578个值共同定义了它在这个多维空间里的位置，而不同作品之间的相似度就可以理解为它们在这个多维空间里的距离，距离越近、相似度就越高）。

当Jockers算出任意两部作品的相似度之后，他就画了一幅图。这个图里面，每个点就是一部小说，相似度越高的小说在图上的距离就越近；他还给每个点上了色，男作家的作品用蓝色、女作家的作品用红色，结果我们看到这些小说自动就扎堆儿了。换句话说，男作家的作品彼此之间相似度很高，它们都群聚于这幅图的上半部分，而女作家的作品彼此之间相似度也很高，聚集于这幅图的下半部分。不同性别作家的作品彼此之间，则通常是差异极大、泾渭分明的。

不同性别小说家的作品中主题与风格的差异（来源：内布拉斯加大学官网）

然后，Jockers又给这些作品按出版日期重新著了一次色，出版日期越早，颜色就越浅。于是，我们看到了下面这幅图。显而易见，即便在19世纪这一百年中，主题和风格随着时间的推进也有着明显的变化，而出版时间接近的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的相似度一般也是较高的。

19世纪不同年代的作品中主题与风格的演变（来源：内布拉斯加大学官网）

谈了这么多19世纪的英语小说，也该谈谈汉语作品了。用主题模型法分析汉语文献有一个特殊的困难——那就是“分词”的问题（这里我说的不是标点符号里的那个分词，是指用计算机将汉语文本以词为单位逐词分开）。我们知道英语的每个单词之间都是用空格隔开的，但是汉语文献中没有空格。我们要么就以字为单位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数数每个汉字在不同的书里各出现了多少次，这样的话，“陛下”就要拆开成“陛”和“下”这么两个字来数）。要么我们就得先对汉语文献预先进行分词处理，这就增加了难度。

尽管有这些困难，这些年还是有学者另辟蹊径，陆续做出了些有意思的成果来。我拿德龙（Donald Sturgeon）的研究做个例子。德龙还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凭一己之力做出了一个巨大的线上开放电子图书馆，虽然名字叫作“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但是事实上它收藏了超过三万部中文著作，从先秦到民国，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总共有五十亿字之多。

德龙很喜欢研究中国古人的“剽窃”现象。他发现中国文献中——尤其是先秦和秦汉文献中——经常有不少“相似段落”，有的时候是几个字，有的时候则是一大段话。有时候，我们的老祖宗会注明出处，坦白地告诉我们他们在引用哪本书里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他们就三缄其口、秘而不宣了。

一般来说，一部作品总是倾向于引用跟自己观点相近的其他作品，那么通过对不同作品之间的相似段落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哪些作品是惺惺相惜的。虽然先秦两汉的典籍没有19世纪的英语小说那么多，但是这个德龙也是一个不愿“读书”的人。所以他写了一个程序，专门寻找中文文献中的相似段落，还把这个工具挂在了他的电子图书馆里，供大家免费使用（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点这里去用用看）。

他的方法和主题模型法关系不大，但是他也是通过比较不同文本的遣词造句来度量它们之间的相似度。计算完了相似度之后，他也绘制了一张图，把一部部中国典籍用一个个点在图中表示出来，相似度越高，距离就越近。为了方便读者，他还把相似的作品群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开来。结果我们发现，这些先秦典籍自动归队了。

早期中国文献的相似度（来源：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官网）

大家可以看到，关于春秋时期历史的春秋三传聚到了一起，周围是跟先秦历史有关的其他古籍，比如《绝越书》、《吴越春秋》、《竹书纪年》之类。字典类的《说文解字》、《尔雅》等也聚到了一起，法家、兵家、道家、儒家、算书、医书等等也都各从其类。不过，我个人看这幅图，觉得最有趣的是《孟子》和《荀子》的位置。晚唐北宋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荀子在儒家里面的地位其实高于孟子的，直到宋代道学兴起了，孟子的地位才得到擡昇，“孔孟之道”才成为口头禅。在德龙的这张图里，很有趣的是，《荀子》和《礼记》等书是聚在一起的，和法家、老庄之流的作品距离也不远。倒是《孟子》和《论语》相似度相当地高，并且与《尚书》、《周易》、《春秋》等西周或春秋时代的儒家典籍成了邻居。不知道像二程、朱熹那样尊孔孟、抑荀子的道学家看到这幅图，会不会笑得从墓里坐起来？

数字人文另一个方法是“挖矿”。所谓“挖矿”，准确地说，叫作数据挖掘（data mining）。它是把一个文本当作一个蕴藏了丰富数据的大矿山，数据就是里面的矿藏。研究人员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数据从文本中挖掘出来。

这些数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描述实体本身的属性的，另一类则是描述实体之间的关系的。什么是实体呢？一个“实体”可以指任何东西，它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我们可以把地点作为一种实体，也可以把官职、人物、著作、时间或者其他任何有形或无形的东西作为一种实体。每种实体都会有很多属性，头衔、级别就是官职这个实体的属性，姓名、字号、年龄就是人物这个实体的属性，而地名、行政层级、经纬度则是地点这个实体的属性。我们可以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理解为实体之间的关系。比如，“庆历五年以欧阳修知滁州”（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在1045年欧阳修被任命为滁州知州）。这件事就可以理解为欧阳修这个人物实体、知州这个职官实体、滁州这个地点实体、还有庆历五年这个时间实体之间发生了关系。数据挖掘的任务就是要利用计算机识别和解读文本中对这些实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把这类信息提取出来。

这种数据挖掘通常需要用到两个技术，一个是关键词搜索，一个是模式搜索（pattern search）。要把文本中提到的各类实体挖出来，在算法上是相对容易的。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准备好一套关键词列表（比如一份人名表、一份年号表、一份地名表），然后让计算机用这些关键词一遍一遍地在文本中搜索，就可以把其中提到的人名（欧阳修）、年代（庆历五年）、地名（滁州）找出来了。

但是计算机怎么知道这三个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呢？这时我们就需要使用更加复杂的模式搜索了，关键词就没用了。

由于我们的语言是遵循着一定的法则的，我们根据这些法则把词汇组织起来，用以表达特定的含义。上述的例子用的就是文言文中表达官员任命的一个常见句式：时间+以+人名+知+地名。这个句式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模式”。通过把这个句式用计算机算法表达出来，让计算机在文本中搜索这样的句式，我们就能在相关时间、人名、地名之间建立起正确的关系了。

当然，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是相当灵活和丰富的，同样的意思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句式表达出来（如“欧阳修贬知滁州，时庆历五年也”等等）。这无疑增加了模式搜索的难度。不过，由于常用句式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因此我们通常可以通过很少的几种模式识别和提取文本中描述的大量的实体关系，这些既包括人物与职官、任职地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物与其籍贯地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人物与人物彼此之间的亲属、师友、举荐等等社会关系。

通过大量的数据挖掘工作，我们就可以将浩如烟海的描述性文字转变为海量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强大的数据库。近些年由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牵头、在包括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在内的中外诸多学术机构通力合作下建构起来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一个高度简化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的数据结构模型

当我们利用计算机代替我们去阅读史料、提取了数据并建立了数据库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向数据库提出我们的研究问题了。譬如，我们可以探讨在中国历史上像欧阳修这样担任知州的中高层官员都是来自哪个地域啊，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亲戚啊，诸如此类。这样的问题可以引导我们发现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宏观变化。

下面这两张地图就是笔者在CBDB开发团队通过“挖矿”得到的大量历史数据的基础上绘制出来的，第一张图展示的是1040年代担任知州的宋代官员来自哪些地域，而第二张图则展示了1210年代担任知州的宋代官员的出身地。

1040年代北宋知州的出身地 （来源：陈松，“Governing a Multicentered Empire”）

1210年代南宋知州的出身地 （来源：陈松，“Governing a Multicentered Empire”）

通过这两张图的对比，我们看到在北宋中期（1040年代），以这些知州为代表的北宋政治精英主要来自开封府和河南府（也就是北宋的东京和西京——即下图正中间的两块深蓝色区域），这一点和唐代政治精英聚集於长安、洛阳两京的情形颇为相似。而到了南宋时期（1210年代），大量的知州出身于沿海各州府，行在临安府（今杭州）出身的官员则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非常值得探讨。非常可能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北宋中期以来科举的兴盛和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给这些地区的家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机会。

所以，这里说的“不读书”并非是什么书都不读，而是藉助计算机技术用一个新的方式去读书。Franco Moretti把这个叫做“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我们古人有句话说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远距离阅读有个好处，就是让我们跳出亲身体验这个庐山，让我们凭借计算机技术飞上云端，鸟瞰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国早期的文献资料或者其他图书典籍，从而发现那些光靠精读、细读难以发现的文献特征。

这是近年文史哲领域方兴未艾的一个新方向，叫做“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借助于算法，我们可以看到文史哲文献中很多用传统阅读法无法看到的东西。

4单身对余秀华

本来离婚是一件寻常的家务事，但是命运的运转里，它被放大了放到人们面前。人们说我有名气了就离婚，忘恩负义。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生活？”

“离婚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这次从湖北省钟祥市横店村来到北京，为自己的新书——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做宣传，余秀华再度面对这类话题，露出了不愿再做过多说明的神情。

在全国人民的见证下，恢复了单身的余秀华，看似过上了一种喜欢的生活方式——“宁静的没有争吵没有猜忌的日子：一个人的日子”。但来自生活盘根错节的考验并没有从此偃旗息鼓。

离婚后的这两年多时间里，余秀华的生活发生了诸多变故。母亲罹患癌症去世，她则和父亲、儿子离开了住了几十年的老宅，搬进了楼房，眼见着“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简单而质朴的文明正在失去，而且不可扭转”。

余秀华在新书《无端欢喜》发布会现场

同时，关于她的争议依然不断。今年年初，“朦胧诗”鼻祖、诗人食指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指责余秀华“不关心人类命运、祖国未来、农民痛苦”，再次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个曾经因为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歌而走红的诗人，似乎自被人们认识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她的“热搜”体质。

在余秀华还是以素人身份写诗的时候，为了制造某种反差感，很多人习惯在她“诗人”的称呼前，再加个前缀，诸如“脑瘫”，诸如“农妇”。而现在无论是媒体还是各方，已无需这么麻烦，因为“余秀华”本身已是一个有关注度的名字。

在诗情与现实、欲望和清明、万众瞩目和众声喧哗之下，余秀华在着力寻找一种恰如其分的自处方式。

“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在新书里，余秀华写道：“又一个夜晚，万物沉默的时候，回想起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谁的决心已经搁置了起来”，“我恨我这么快就丧失了这样的决心”。

她咧着嘴笑着对本刊记者说：“过去我是为了对抗那段婚姻，偶尔去对抗他一下，我觉得这种小小的背叛太痛快了。婚姻解决了，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不用想着去搞那些事了。”

2015年12月，余秀华以15万元人民币和新农村里的一栋房子为代价，和结婚二十年的丈夫尹世平离婚。关于她的离婚一直争议不断。

但余秀华自己想得很清楚，丝毫不为外界所动。“本来离婚是一件寻常的家务事，但是命运的运转里，它被放大了放到人们面前。人们说我有名气了就离婚，忘恩负义。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生活?”

因为身体残疾，余秀华19岁就被父母安排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外地男人尹世平，尹世平常年在外打工，夫妻二人没有共同语言。“经济是其次，这个可以互补，但是精神的就没办法互补：两个人都在农田里干活，一个人说野花很漂亮，一个人说他自作多情，这就不好办。”

离婚让她如释重负：“对某些男人，（离婚）也许就是甩掉一件旧衣裳。对一个女人，她就是甩掉一个制度，呼吸的空气和从前也是不一样的。”

她的诗歌常常有浓烈的感情，她也常常在网络上向人表白。“我有时候想为什么自己想要爱情呢？就是因为自己够不到它。比如你头上有个苹果挂在那里。就差那么一点，你抓不到他，你始终不甘心，想我下次再跳高一点，这就是一种得不到的诱惑。”

不过，尽管文字大胆，但余秀华却说自己面对感情，是一个“十分没有本事的人”，“人多的时候撩一下，人少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在《无端欢喜》的最后一章“你可知道我多爱你”中，收录了余秀华写给几位男性朋友的“情书”。“我记录的都是一种朦朦胧胧的好感，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对哪个男的直接说，谁谁谁，我好喜欢你。我们明天去哪里怎么样。那个后果会非常严重。”

她永远乐于记录爱情刚萌芽的阶段，暧昧之后，戛然而止。“比如我今天见到这个男人，和他这个人相处不错的话，好感很容易就产生了。我的这些诗歌很多描绘的都是爱情刚刚产生的时刻，等后续好感消失了，我就没写了。”

前几年，余秀华对自己的一位诗人朋友产生了一些好感，她的一位男闺蜜却告诉她“这个人不行，人品不行”。“我并不知道这个人真的是人品不行，还是假的不行，就想着那就算了吧。消失得是不是好容易？消失得和产生得一样快，禁不起一个稍微的推敲。”

余秀华说自己现在对待这种“快消式”爱情的做法是坦然地让它产生，再坦然地让它消失，在这个过程里，尽量不发生两个人的亲密接触。好像她写的那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样，诗歌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但至今，作家和当事人还没见过面。

“你只想不做，写不出来真的好诗歌。”她这种做法被身边的朋友诟病，“我不想做，做了也不写出来。”余秀华斗气又狡黠地反击道。

这或许是她的自我保护。在《我用生命的二十分之一爱你》一文里，余秀华写道：“我说我有一份深情，却把它分成了二十份，它们因为零碎，而让我躲避了孤注一掷的危险。”

射在身上的箭，比草船借箭还多

因为脑瘫，余秀华说话语速很慢，一个字往往要在嘴里含一会儿，才缓慢吐出来，但这并没有让她养成“三思而后说”的习惯。在很多场合，她都要比那些舌尖口快的正常人，更加坦率、直接，毫无去为自己的表达寻找任何修饰的意识和世故。

杨晓燕回忆起第一次在北京首都机场见到她的情形。当时，和余秀华同行的还有几家媒体的视频团队，呼啦啦地十几个人，她被簇拥着，“很神气，很精神”，虽然余秀华的脚不太好，但是走得很自信，“我也奇怪，这种底气与生俱来，包括面对媒体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与她差远了”。杨晓燕是新经典•新星出版社的主编，二人自余秀华第一本诗集，合作至今。

或许是因为余秀华有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出门参加活动，她带了几条裙子，但是难堪的是，她坐在那里，怎么样也无法把双腿合拢。疾病让她无法优雅，不过她也能坦然接受，“幸好优雅不是一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它不过是一个女人绸缎似的哀愁里的一根丝线”。

和余秀华合作三年多，杨晓燕觉得她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是这些年她面对了更多的媒体，世界更充分地向她打探。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善意的，当然，她也曾受到过一些伤害。我本以为她会慢慢学会一点点自我保护的能力，或者改变下自己直率的性格，但好像也没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出远门，父亲余文海发短信交代余秀华，让她说话注意些分寸，不要喝白酒，“多次醉，会无脸见人的”，她回复说“爸爸，你放心。我的脸很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份真实和坦荡，既让她受到了一些读者的喜爱，但又会经常让她受到一些争议，坐在家里“比诸葛亮的草船收的箭还多”。

为余秀华拍过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导演范俭认为她是一个“性格十分外化，喜怒形于色，不会做‘表面文章’，甚至生活中有些口无遮拦的人”。之前，她去参加一场自己的诗歌研讨会，现场有人称她是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她当场反驳说:“狄金森是独一无二的，我余秀华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采访中，她谈到自己的书名的灵感来源，不小心瞥到了出版社书柜上躺着一本周国平的《灵魂只能独行》，毫无避讳地指着说：“这个名字就不太好埃你把灵魂拿掉，牛逼多了。整天就搞灵魂这些东西，下次见周国平，我就要问他灵魂是什么？”

一个农民的“乡愁”

2015年1月25日，余秀华在横店村

1月13日，食指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公开指责余秀华说：“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

诗人廖伟棠却不这么觉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认为余秀华的诗歌里显然是有农村的痛苦的：“她的《我养的狗，叫小巫》写的不只是农村的痛苦，不只是农村女性的痛苦，不只是时代造就的痛苦，也不只是生活的痛苦，只不过有的读者只看见其中的‘屁股’‘叫床’。”

面对食指的责难，余秀华自己连发了多条微博回击：“食指先生说我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个高深的课题：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凭什么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农民，眼睁睁看着乡村文明的流逝啊。”

在新书里，余秀华也写起了自己的乡愁。她说，自己的乡愁与别人不同。她不是站在远方看故乡，而是身在其中，直愣愣地站在这片土地上，明明看到一些东西在塌陷，你想拉一把，却什么都拉不祝

2016年，余秀华和父亲、儿子离开了老屋，一起搬进了“新农村”建设的二层洋楼里。麦地被征了，荷塘被填平了。以往推开门就是池塘、清风，小麻雀、喜鹊压满屋檐的景象，如今被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房舍和清洁的水泥路所代替，散居的三百多户人家被集中在了一处，彼此间不再“鸡犬相闻”，随之多了份“不扰民”的现代文明自觉。

横店村“新农村”建设的选址就在余秀华家附近，因此她家里的二十多亩地被全部征用。在土地上劳作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一下子无事可做了，面对突然的闲适，他六神无主，过不久，便主动加入美化环境、清理乡村垃圾的队伍当中。

在当地的规划当中，本来还预备把余秀华之前的住所打造成一个“名人旧居”的文化品牌，整个大队的老宅全部平掉，唯独留下她家的不拆。之前父亲还打趣“到武汉有个黄鹤楼，到北京有个天坛公园，到横店就是余秀华的家”。不过，目前看来，每家每户都可以把自己的老宅子留下来，只要“多交两万块钱”。

“新农村”的建设改善了余秀华以及整个横店村村民的生活环境，“装修好了的房子和城里并无二致，甚至比有的城里的房子还要好”，自来水、暖气、绿化、社区建设一应俱全，一种更加文明且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同化着农村人。

不过，余秀华也明显觉察到一些传统和习俗在悄无声息地消失。甚至过年时，因为心疼崭新的墙壁，余父干脆省去了贴春联这一传统。吃年夜饭时，也没有像从前那样郑重其事地点香、烧蜡烛祭祖。“一个年就这样草率地过去了，过得很轻松，也很寡淡。”

一个还未离开家乡的人，也开始有了乡愁。麦子、稗子都被推土机埋在了地下，脚下的土地被水泥严严地封死，大地上的事物被毁灭在大地上。傍晚的时候，余秀华和小狗小花坐在屋外，因一排排的二层洋楼遮住了视线，再也看不到夕阳落下去的全过程，“当身边陪伴了几十年的草木消逝不见，这恐慌就等于一个亲人离开带来的恐慌”。

但另一方面，余秀华对自己的愁绪“又如此地不敢确定”。她在新书中写道：“如果我的乡亲们知道在这个明媚的上午，我在新房子的客厅里写什么价值不价值的事情，他们一定觉得我的脑子出了问题。”

这种态度在杨晓燕看来恰是余秀华的可贵之处：“这几年城乡的大变化，整个农村的巨变，反映在横店，是一个缩影。她借助一个作家的眼光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又没有简单粗暴地说它好或者是不好。而是很迟疑地说这真的好吗？这又真的不好吗？这是能引发我们思索的。”

余秀华这次在散文上呈现的才能超乎了出版社对她的预判。杨晓燕说：“心里有想法才能写好散文，余秀华是很有思想的。如果你不了解她，只是道听途说的话，建议都看一看她的散文，然后再说话。”

5宋代是中国雕板印刷最为鼎盛的时期。宋刻本秀雅古劲，墨香纸润，富有特色，广受藏书家和学者的喜爱和珍惜。究其原因，除雕镌、版印之精外，一大主因是与宋刻本用纸十分考究，制作工艺精湛有关。

　　宋刻本素来精致，不但秀雅古劲，而且墨香纸润，历代藏书家、学者赞赏有加，奉为稀世珍宝，“寸纸寸金”，人争宝藏。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雕板印刷鼎盛时期。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是空前未有的。它之所以如此受人珍惜，其中一大主因是与宋刻本用纸十分考究，且制作工艺精湛有关。

　　一、宋刻本用纸特色

　　宋代刻本书籍不但雕镌认真，重视字体刀法、印纸墨色、版式行款、封面装帧，就是摹印也不是随便草率的。所用的纸料，也大都是洁白而坚厚。明代张应文在《清秘藏》中说：“藏书者贵宋刻，大都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笔法。纸质莹洁，墨色清纯，为可爱耳。”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中说：“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1】孙从添《藏书纪要》中也说：“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2】宋刻本向来为人珍贵者，一是两汉书，一是文选，一是杜诗，均为元赵文敏松雪斋故物。其中两汉书明时归王世贞所有，曾“跋称班、范二汉书，桑皮纸白洁如玉，四傍宽广，字大者如钱，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纯。奚潘流瀋，盖自真宗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3】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世传有以爱妾换宋刻汉书事，亦好事之尤者。逊志堂杂钞云，嘉靖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板。访得吴门故家有宋椠袁宏后汉纪，系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手评，饰以古锦玉签，逐以一美婢易之，盖非此不能得也。婢临行题诗于壁曰：‘无端刈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吉士见诗惋惜，未几捐馆。”【4】此书后归钱氏绛云楼，后有谦益跋称以千金从徽人手中赎出，藏了二十多年后又鬻于他人。为此，他长叹道：“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别宫娥一般。凄凉景色，约略相似。”可见，宋刻本竟有此等魅力，令那些藏书家、学者如痴如醉。

　　乾隆皇帝也对宋刻本情有独钟，曾对宋版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赞曰：“是书字体浑穆，具颜、柳笔意，纸质薄如蝉翼，而文理坚致，为宋代所制无疑。”对《宋版南华真经》十卷，他评曰：“此书版高不及半尺，而字画倍加纤朗，纸质墨光，亦极莹致。”于是御题曰：“蝇头细书，纸香墨古，诚宝迹也。”对《新刻训诂唐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他御题曰：“字画精好，纸墨细润，《天禄琳琅》所贮《韩集》，当以是本为第一。”对宋版《姚铉唐文粹》一百卷，题云：“字画工楷，墨色如漆，观此知有宋一代文化之盛，物力之丰，与其工艺之精，断非元以后所能得其仿佛。”【5】

《南华真经》，宋刻本

　　就连日本汉学家岛田彦祯也说：“尝论以为在我则抄本贵矣，贵其出于隋唐者也；在彼则宋元本贵矣，贵其宝袭犹新也。”【6】究其原因，他这样评说，“总而论之，其可宝重者，若宋本《续仪礼经传通解》，杨信斋修定本，与今行张本、吕氏重刊张本不相同。汴刻《说文解字》，《平津》祖本，字画谨严，饶具颜柳笔意，纸则硬皱黄润，似高丽茧纸，审谛之更不类，当是永丰棉纸矣。”【7】

　　岛田彦桢，日本汉学家，擅目录版本之学。此人乃系浙江皕宋楼藏书售于日本岩畸氏之中介人，著有《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一书。该书将皕宋楼藏书渊源、增益过程、藏本评价、东渡始末记录颇为详备。他不但对宋本用纸颇有研究，甚至注意到了后人修整宋本都以宋代的旧纸予以粘贴装裱这一细枝末节。

　　可见，宋代文化之发达，造纸工艺之精湛，绝不是元以后所能比拟的。

　　二、宋印书用椒纸

　　清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宋时印书纸，有一种椒纸，可以辟蠹。”“椒纸者，谓以椒染纸，取其可以杀虫，永无蠹蚀之患也。其纸若古金粟笺，但较笺更薄而有光。以手揭之，力颇坚固。”【8】《天禄琳琅》：“宋刻《春秋经传集解》，后刻木记云：‘淳熙三年四月十七日，左廊司局内曹掌典秦王祯等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九月进览。监造臣曹栋校梓，司局臣郭庆验牍。’据识则孝宗年所刻，以备宣索者，枣木刻世尚知用。若印以上椒纸，后来无此精工也。”【9】

　　宋代印书大量使用的这种椒纸，是一种将椒水（胡椒、花椒或辣椒的浸渍汁）渗透纸中的防蠹纸。椒实中含有的香茅醛、水芹萜等有驱虫避蠹功效。

　　其实，将有杀灭驱除功能的天然植物制剂或药物制剂浸染写书印书之纸，以起到防蠹的作用。中国人早就有这个传统。“古纸多染以各种不同的颜色，用特殊药物整治，以防虫蛀及腐朽。最古的有色纸，可能是《汉书》中述及的‘赫蹏’。根据孟康的注解，它是一种染了红色的薄小纸。如此说可信，则红色早已于公元前一世纪便用来染纸了。至于黄色则流行于公元3世纪。荀勖在《穆天子传》序中，即曾述及用经过染潢处理的纸张抄写。”【10】所谓“潢纸”，即用黄檗（柏）汁渗入纸中，可使经年防蛀。二世纪末，东汉刘熙的《释名》一书已予提及。魏晋南北朝时，日益推广普及。唐代，“入潢”已成为造纸的工序之一。《齐民要术•杂说》：“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入浸蘖熟，即弃滓，直用纯汁，费而无益。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11】唐时多用“潢纸”写经，如今重现的敦煌佛经，皆是五至七世纪的纸卷，证实了这古代方法的功能。这些纸卷大多是经过“染潢”的处理，而保存良好，一直未经虫蛀。可见，“潢纸”的避蠹效果甚好。“潢纸而后是‘碧纸’。碧纸染汁内的主要药用成分是蓝紫色的结晶物‘靛蓝’（又名青黛、靛花）。其加工程序经过了刷纸法和浆内染色法两个阶段。十世纪中叶的《法华经》即是碧纸写本。”【12】而宋代运用较多的染纸是“永无蠹蚀之患”的“椒纸”。“现存的南宋刻本《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一书即是用椒纸印成的，至今保存完好，未见虫蠹迹象。”【13】为此，清人叶德辉颇为得意地宣称：“吾曾藏有陆佃埤雅二十卷，旧为汲古阁、季沧苇、陈仲鱼诸家收藏，每卷有诸人印记，相传以为金源刻本，似即以此种椒纸印者也。又县人袁漱六芳瑛卧雪庐散出殘书中，有史记表传数卷，亦是此纸印成，色有黄斑，无一蠹伤虫蛀之处。是书今并归吾架上，岂椒味数百年而不散欤。是皆与蝴蝶装之粘连不解，历久如新者。”【14】

《妙法莲华经》，唐写本

　　三、宋刻本其他用纸及本制作工艺

　　由于宋代文化发达，经济繁荣，造纸工艺已臻妙境，故宋人印书除了上述的椒纸外，还使用许多其他品种的“名牌”纸。其中，广有名气的就是澄心堂纸。宋本《文选》跋：“此本缮刻极精，纸用澄心堂，墨用奚氏。”按《考槃余事》：“王弇州藏宋版《汉书》、澄心堂纸、李廷珪墨。”【15】澄心堂纸，始于南唐。“五代之季，江南李氏（南唐李后主）有国，造澄心堂纸，百金不许市一枚。然其幅狭，不堪草诏。及李氏入宋，其纸遂流出人间。”【16】《江宁府志》：“后主造澄心堂纸，甚为贵重。宋初纸犹有存者，欧公曾以二轴赠梅圣俞。相传淳化阁帖，皆用此纸所拓。欧阳公《五代史》亦用此属草。”【17】原来此纸以桑皮为质料，后主所置者，工料特精。别以烈祖之澄心堂名之，遂成上方珍品。为时人所贵。明人王世贞（明太仓人，字元美，号弇州山人）《汉书跋》：“余生平所购《周易》、《礼记》、《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余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汉书》，尤为诸本之冠。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18】

　　宋人造纸，富有品牌意识。“天禄琳琅二宋版类，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嘉祐五年提举曾公亮等奉敕刊印。纸坚致莹洁，每页有‘武侯之裔’篆文红印在纸背者。十之九似是造纸家印记。其姓为诸葛氏……则宣城诸葛氏亦或精于造纸也。瞿目，宋刻西汉文类五卷残本云，纸面钤‘清远堂’三字朱记，当是南宋时纸铺号也。至建安余氏‘勤有堂’之纸，远在北宋初，迄于国朝乾隆时，经高廟谕闽督钟音考查，而得其家世造纸印书之人。”【19】此事在《东华续录》中也有所记载：“高宗朝，谕钟音察访建安余氏裔者，奏称其祖印书，纸皆自造，在纸上印‘勤有堂’字样。”【20】因知古时刻书，有自造纸者。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元刻本

　　纸本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自蔡伦后的几个世纪中，造纸技术不但日渐改进，且更普及全国各地。公元八世纪以前的制纸材料，主要限于韧皮植物，如大麻、亚麻、黄麻、苧麻和藤，以及树皮如楮和桑。麻类采用最早，楮纸自东汉始见记载，藤纸自公元三世纪起盛行。至于禾本科植物，如竹、芦苇和稻麦茎杆等，其采用都在公元八世纪之后。【21】北宋苏东坡《东坡志林》载：“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22】古代制纸的方法，明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有所记载，竹纸的制法，是先截竹成断，置入水中漂浸。百日之后，捶去粗壳及青皮，取其纤维，混以石灰，下入楻桶，煮八昼夜，然后取出竹浆，以水澄清，再用柴灰淋煮，直到竹丝完全糜烂为止。然后取出入臼受舂，碾成泥麫状。漂白后，置入槽内，以清水浸浮，用竹帘抄其浆入于模内，然后覆帘落纸于木板上。如此迭积若干张后，压去水分，以铜镊逐张揭起，敷于砖墙上，隔壁以火烘干便得。用楮皮或桑皮作的皮纸，制法大致相同。宋代的造纸工艺堪称精湛，水平很高。不仅知道如何加胶以适于书写之用，并知道如何掺料加重，以使其品质提高。

《天工开物》插图

　　陈继儒《妮古录》中说：“宋纸于明望之，无帘痕。”（所谓帘痕当指帘纹）。帘纹是指漂滤纸浆所用竹帘或草帘的极细密的竹纹或草纹。通常所能看出来的那种一道道的纵纹，实际是编织造纸帘子的丝线纹。一道道经线之间的纹当称线纹。这种线纹的宽窄并无一定规制。它的宽窄取决于编帘所用竹蔑的粗细或草茎的粗细。竹蔑或草茎细，线纹就窄，也就是经绳要打得密，否则它就承受不住纸浆的压力。相反，如果竹蔑或草茎粗，经绳就可打得稀一点，线纹也就显得宽。因此线纹窄者，帘子密，造出来的纸质就更匀细。明张萱《疑耀》：“幸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印以行。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牍、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也。”【23】以公私文牒背面印书虽出于节俭的考虑，但也可见宋纸质地之优，制作之精。

　　宋版书的印纸，过去搞版本研究的人多称是白麻纸、黄麻纸或竹纸。近年来据有关专家多次取样分析鉴定，认为过去人们所谓的白麻纸或黄麻纸，是就其形似而言的。实际进入宋代以后，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对纸需要量的不断增加，在南方多数已不采用麻为造纸原料了。因用麻造纸不但昂贵，且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所以多就地取材，采用桑树皮和楮树皮为造纸原料，前述的澄心堂纸即以桑皮为质料。福建盛产竹子，于是竹子也成了造纸原料。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中称：“邵武造纸，始于唐宋，先制楮衾，后制竹纸。”【24】北宋米芾《评纸帖》称：“福州纸，桨锤亦能岁久，予往见杭州俞氏《张长吏恶扎禅师不合为婚主》是也，入水亦不透。”【25】因此，专家们认为宋刻本用纸，尽管名色很多，但就其质料来讲，多数都是皮纸和竹纸。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多种宋刻本的印纸，都可找出某些造纸时未捣碎的树皮或竹筋，甚而连桑树皮或楮树皮外表的黄颜色也还依稀可见。【26】

　　宋代刻书有三大中心：两浙、四川与福建。这三大地区桑、楮生长相当普遍。闽北盛产竹子。就地取材，造纸印书，既经济又方便。据目前所见宋版书，浙刻本与蜀刻本多用皮纸，闽刻本多用竹纸。《福建通志》载：“将乐县所产青丝扣，永安县造西庄扣，皆光润幼洁。次则建阳扣，士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版皆用此纸二百年。”【27】这里的“扣纸”即生料竹纸，是嫩竹经过石灰水浸泡，没有经蒸煮而抄制成的文化纸。至于《笔丛》中所载：“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28】而“其白且坚”的绵纸到底为何质料尚不可考。古时用生棉制纸之说，似不足信。“虽然木棉早于公元三、四世纪便见于中国文献，但唐代以前，中国南部尚未种棉，而宋代以前，长江流域更没有棉的踪迹。”【29】永丰绵纸亦称“棉纸”，既产自江西永丰，其制作原料亦当以竹为主。

6历代的藏书事业，无论官藏、私藏或是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然而，恰恰又是这看似铁定的事实在近代以来的诸多学者中却见仁见智、或褒或贬，纷争不断。举个极端的例子，私家藏书秘惜不宣，旋聚旋散的现象，在许多著述中是被当作一种罪责看待的，不少的藏书家也由此列归历史罪人。所以如此的理由说来十分简单：既然你藏了书，就该向公众开放，就该持之以恒代代不散，否则，因为你的聚藏而使别人看不到藏书，而使藏书集中毁散，你便有过失罪责，便愧对前期当世后代。在学人的喋喋纷争中，对我国历代藏书家的功过是非这一重大问题便迟迟不能给一个大致公允的、合乎历史事实的明确说法。盖棺不能论定，这或许不仅仅是历代藏书家的不幸，也是当今学术界的悲哀。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考察角度得到的会是不同的结果，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上，不难发现，藏书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完善与生产上。

　　贡献之一：典籍的保存。这在秦汉时期即已有显著表现，秦始皇焚书坑儒及随后的严厉禁锢政策，使古代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毁损，如此高压血腥之下仍有许多的藏书家敢冒杀头危险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为中国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西汉武帝首开征书之路。征集的对象主要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也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说藏书家的贡献巍如丘山，实不过份。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如接力赛一般层层递传下来的，尽管在递传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毁损惨重，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巨。以单一藏书楼论，宁波天一阁是一个典籍保存的范例。虽有《四库全书》征书、近代失盗等重大减失因素，天一阁历经四百余年保存下来的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大量明代典籍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清末杭州丁申、丁丙兄弟冒战乱烽火奋不顾身抢救出大量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业绩，更是突现了藏书家不胃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江南三阁，文澜独存，这实在是藏书家树起的一座丰碑。

　　贡献之二：典籍的流播。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借阅之途。从北宋的李氏山房到清未的古越藏书楼，不少的藏书通过向公众、社会开放形式，捐私产为公益，以传布为己任，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极大地扩大了典籍的受众面与利用率，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二是借抄之途。从借出方看，藏有者不以珍稀为秘，无私提供底本，使一书由此而复制出更多的副本。在古代通讯、交通俱不发达的条件下，通过许多人的辗转借抄，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还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而四处传播。从借抄方看，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借抄过书，许多人借抄的书数以千计。他们或抄自官藏，或源从私家，或亲自动手，或雇人代劳，千方百计，孜孜以求，借抄的目的或许仅为丰富和增加自己的藏书，但成百上千的藏书家经年累月的抄写，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该有何等大！无数双抄书的手汇合犹如开动了一架永不停歇的印刷机，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来。这种“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效应极大地丰富了民间私藏，增加了我国典籍抗灾祸能力，以致当许多的刻本毁灭绝迹时，惟赖抄本书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明代汲古阁影宋本及其他藏书楼的不少影宋本保留了许多已失传宋刻本的面貌也是很好的证明。

　　三是刊印之途。中国古代的出版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便是刻印书依据手稿的不多，而以现成图书为样本的却占有很大比例。于是，藏书家便拥有了刻印书的重要资本。因此，历代出版家中藏书家占据了甚大比例和重要地位。五代后蜀的毋昭裔由藏书而刻书，开了一个漂亮的先例，此后，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刻印者，明代的毛晋、范钦，清代的鲍廷博、纳兰性德、黄丕烈乃至民国的刘承干等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他们各自利用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它对于我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有一些藏书家受自身条件的限制，有刻书之心而无刻书之力，他们能做的便是奔走呼号，竭力倡言有力者刊行传布。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是为典型代表，他们为使珍籍得到广泛流通，不致因意外灾祸而一朝湮灭，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联合向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有意者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各随所好，共集大成，不但表彰前贤，抑且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发布后，响应甚众，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9种珍本刻之，甚至连皇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确实，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也是服务社会、留芳百世的至高境界。清人张海鹏认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晚清著名儒将张之洞的《劝刻书说》反映的也正是这种藏书而刻书利他惠人的高尚境界。

　　贡献之三：典籍的完美。仁人爱物、珍惜字纸可以说是我国儒家文化的一种悠久传统，体现在藏书家身上，便是普遍的毫无例外的对图书的宝爱、珍惜、视若生命、护如眼目的情结。归结起来，历代藏书家对图书从形式到内容的完美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图书的爱护。远在北齐时代，《颜氏家训》中“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的训诫便已明确提出将爱护图书视为士大夫必备美德之一。宋代的司马光“所读之书终身如新”，也在于其爱护书的万分用心，如几案必洁净，翻阅务轻柔，捧读必填衬方板以防手汗污渍、揉伤纸张。元代的赵孟更总结了读书护书“八勿四随”的真经，即“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藏书家如明之邵宝、姚咨，清之汪宪、杨继振等均将《颜氏家训》或赵孟的上述诫语刻成藏书章钤于自家的藏书，也表露了他们心同前贤、珍惜典籍的心情。更有许多的藏书家以“性命轻至宝重”、“后人观之宜如珍护”、“愿流传勿污损”、“勿恣意涂窜”、“凡我子孙宜珍惜宝爱”等印文警示同仁后世务必宝惜典籍。至于像毛晋祈祷“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黄丕烈年年祭书祈求天助神佑，张蓉镜在宋版书上用鲜血书“佛、书”、“南无阿弥陀佛”、“惟愿流传永久，无水火蠹食之灾”，江标刻长恩像藏书印乞求神灵护佑，孙从添置春宫画于书柜内以驱蠹虫等做法，虽不无迷信、愚昧之处，但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这些藏书家护书惜书如痴如狂的极致心态。对不可知的天灾人祸虫害的畏惧与无奈迫使他们于深深的爱恋与惶恐交织中出此下策，企求以万分的虔诚感动苍天神灵护佑自家藏书平安。

　　为了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从民间汲取智慧为己所用，种种图书保护方法遂不断创出，有些并一直被袭用到现代，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它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清人方功惠藏书必以东丹笺作副叶，因其可以避蠹。孙从添《藏书纪要》则详尽介绍了皂角炒末可避鼠害，炭屑、石灰、锅锈铺地以驳白蚁等藏书保护方法。叶德辉用以避虫蚁的则是雄黄、石灰等物。陆修补古书别有心得，其《梅谷随笔》中介绍：“修补古书，浆粘中必人白芨，则岁久不脱”。黄丕烈颇为独创的书籍“复背护持法”自得，他认为古书经如此处理可增强牢固度，不致因频繁取阅而损毁。

　　藏书家亦普遍重视对藏书的装潢，把这看作是保护珍籍善本的一种有效措施。许多时候，书籍的装潢费往往超过买书价，藏书家在这一点上惊人的豁达慷慨，换得的是典籍的美备与新生。如宋版《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一书，黄丕烈购得时破烂特甚，蠹鱼数以百计，缺叶及无字处每册俱有，黄遂择良工精加装潢，费时近两年始补装一新，其工费已倍于买书价而达百余两银。而黄丕烈为元刻本《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一书支付的裱托装潢费更高达购书价的数十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许多的古籍假如没有藏书家及时、精心地妥加整补装潢，或许早在数百年前便绝灭人间了。

　　二是对图书内容的校勘补正。由于历代辗转抄写或刊刻的误失，古书中几乎没有不出错讹的，“无错不成书”之谚即是这一现象的归纳。对此现象，几乎所有有能力的藏书家都会自觉而欣然地担当起校书纠误的职责。他们基本以自家藏书为校勘对象，或孤军奋战，或相互切磋，长年累月地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校书工作。可以说藏书校勘是藏书家普遍也是最艰巨最乏味的日常性工作之一，却偏偏有那么多的藏书家乐此不疲，老死无悔，这便是精神的力量所在。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的藏书家默默无闻地于陈编烂简中，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衣的苦差。历代藏书家辛勤校勘古籍、补阙订讹的事例实在不胜例举。仅在清代，藏书家中精擅校勘、成果显著者便有顾广圻、钱大昕、黄丕烈、吴槎客等不少人。如顾广圻，这位清代校书第一大家，一生中校书无数，黄丕烈、孙星衍等诸多名家的藏书特别是刊刻之书多委其精校，以确保所刻之书高品质。夏宝晋在其《墓志铭》中称其“仇校最精，为当世所贵。……补亡纠缪，顿还旧观，有功于古人甚。”是为确评。如吴槎客，同时代的黄丕烈赞其“藏书甚富，考核尤精”，常与同好切磋探析古籍中的疑误。如黄廷鉴，自述“余三十年来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种”，为的是“从讹谬中力开真面”，恢复古书本来面貌。五六十种书的校勘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须知，为一种古籍的校勘，许多的藏书家往往需埋首故纸、昏天黑地耗费数年的光阴。明代的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的校仇，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无独有偶，清人周叔平校《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也用了七、八年时间，同样的备尝艰辛。其好友王春敷述其校书缘由称：周叔平“于此书尤珍惜之，而恨其鱼鲁帝虎，前后错杂，几不可句读。因博访藏书家有是书者，不惮委曲借校，如也是园藏本东皋柏先生藏本及浦氏、仲氏诸家本。互有是非，从其是。其作，前后积七八年订讹补阙之功，始得文从字顺，可谓勒矣。”（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二）他如黄丕烈之校《国语》、严可均之校《商子》等，俱是数年艰辛，一朝美备。精校出善本，流传至今的历代典籍，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

　　三是对残缺图书的搜访集全。对历史留传因种种原因导致残缺不全的图书，许多的藏书家总是沤尽心血、刻意觅访，冀期以自己的诚意与努力使尽可能多的残书在自己手里破镜重圆、完美再现。陆俨山、黄丕烈的言论可以说是藏书家普遍心声的代表。明人陆俨山称其之藏书即使残书亦收，以冀他日之偶全。黄丕烈在解释自己何以重视收购破烂不全之书时说：“不全者或待残缺之补也。”“如遇不全本而弃之，从此无完日矣。故余于残缺者尤加意焉，戏自号白‘抱守老人’。”（《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一、卷六）天降大任，藏书家众心一致地将拾残补阙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明代的赵琦美购得李诫《营造法式》残帙一部，中缺十余卷，为补全此书，其从此心存块垒，寝食不宁，仆仆遍访于藏书名家、书肆、秘阁，艰辛曲折历时二十余年，终使该书幸得延津之合，臻于完美。徐旧藏《辍耕录》一书，缺第一册，其苦觅之十数载无以补全，最后在友人高景倩帮助下，于所购杂书中找到该书半部残本，配成完书。又，其家藏书《艺文类聚》缺四册，“每有查考辄恨其摧残非完书也。”也是经徐本人不懈寻访，数年间或搜购自书摊，或受赠于友朋，终以三残本凑成一完书。徐氏藏书中经其拾残合全的书尚有《华阳国志》、《何氏语林》等不少。

　　在清代，钱谦益藏宋版《后汉书》缺两册，郁礼藏厉鹗《辽史拾遗》手稿少50页，两书最终得以分别复原也多赖书主留意遍访，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残余，传下了合浦珠还的书界佳话。法式善从老妪补窗破纸中捡得明万历二十五年顺天乡试录三十九页残余，虽未能补全，但其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赞赏。

　　贡献之四：典籍的生产。即指利用藏书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新的财富，提供更多积累。在这一点上官私藏书楼均成果斐然，各有千秋。以官府藏书讲，历代诸多类书如唐之《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长编巨制无一不是直接利用藏书楼的产物。以私家藏书论，历代藏书家艰辛搜访、精心汇编的专题巨著如朱彝尊《词综》、黄宗羲《明文海》、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月霄《金文最》等，及大量的地方文献汇编如《四明丛书》、《金华丛书》等，均是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著述方面，如叶梦得、郑樵、赵孟、王世贞、归有光、胡应麟、胡震亨、谈迁、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朱彝尊、杭世骏、全祖望、万斯同等大家名篇迭出、著述等身，俱系利用藏书的巨大支持而各铸辉煌，名重文坛学界。至于清代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划时代的鸿编，更是官、私藏书楼各逞所长、珠联壁合、共襄其成的范例。

　　贡献之五：典籍的捐公。进入现代，众多的私人藏书家爱国为公，服务民众的意识更加强烈而自觉，他们纷纷以私藏捐奉国有，难以数计的私家藏书遂以百川归海之势汇聚各级各地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国有图书收藏机构，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些捐献私藏的可敬可佩的现代藏书家实在有太多太多，他们的光荣代表中有：

　　梁鼎芬，1919年卒后由其子捐献藏书600余箱予广东省立图书馆。

　　梁启超，1929年卒后其饮冰室4万余册遗藏永远寄存北平图书馆。

　　傅增湘，1949年卒后其双鉴楼藏书分别捐献北京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

　　周叔弢，建国后先后五次共向国家捐献藏书九万六千余册。

　　潘世兹，1951年将其父宝礼堂全部宋版珍本从香港运回，捐献北京图书馆。

　　此外，如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等。

　　在浙江，留存现代的著名藏书楼如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朱氏别宥斋、余氏寒柯堂、李氏萱荫楼、王氏冶庄楼、张氏铁如意馆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楼在建国后踊跃将各自的珍藏乃至自家藏书楼捐献国家，浙江图书馆丰富而具有特色的古籍藏书中，私家藏书的捐赠构成了主要的基础。

　　清末，陆树藩将宋楼珍藏顷数售予日本静嘉堂文库，令国人疾首扼腕，痛惜不已。这一世纪悲剧从反面警醒、激发了无数藏书家的爱国、爱民族的情感，随后不久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售归江南图书馆的事例便是鲜明的参照，对许多以各种方式将藏书售予各国有图书馆的藏书家，人们同样抱有敬意与感激。

　　私家藏书楼的历史使命因现代图书馆的崛起而结束，私家藏书楼的生命却因融入了现代图书馆而永续延绵、生机无限。私家藏书的作用与贡献也因此无有穷尽。用这么些篇幅来例证、表彰历代藏书家对中华典籍保存、护惜、流传之功德，并不意味一好百好，对其历史的局限、人格的弱点视而不见或涂脂粉饰。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全面地、历史地、恰如其份地评价藏书家的作用，才必须理直气壮，实话实说。先前对于藏书家的历史贡献的表述太过简略、空泛，而对于藏书家的一些缺失则似过多显夸、过多指责、过多苛求。藏书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秘惜吝借等缺失相对于他们的历史贡献而言，只是大河中的支流，森林中的灌木。

7中国古籍的装订形式分类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下图）。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下图）。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下图）。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下图）。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下图）。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8一

　　除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外，就美国大学中的东亚图书馆而言，收藏中国古籍丰富且有特色的是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等。

　　各东亚图书馆所藏中国历史文献、古籍，多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所收集，在50年代初至60年代，又从中国台湾地区陆续买到一些。包括善本书、明清文集、地方志、类书等。这些图书中有一部分是如今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香港特区所未收藏者，也正是由于这些图书文献吸引了欧美地区的许多学者、专家专门来到这些东亚馆，查阅他们所需要的资料，以利他们的研究。近十多年中，国内的访问学者及文史学者，包括一些出版社也多涉足东亚馆，去寻觅难得稀见的文献，收获颇丰。

　　这些图书馆的蒐集方式，大致上有三种：一是采购，当年派专人或设立办事处大量采购，或购自私人大宗收藏，甚或在二次大战后，从日本购买中国汉籍。如哈佛燕京图书馆当年在北平大量购买图书，如今保存在该馆中的十多箱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北平各书店的购书发票，都用大本子予以黏贴。二是捐赠，如清代末年，美国驻华外交官在华所得，后携回美国，再赠送的。三是交换，现在国际交换渠道较多，但在当时就比较薄弱，所以绝大部分图书都是买来的。

　　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统计材料，我们可以知道美国收藏的中国古籍善本在一千种以上的，应为美国国会图书馆3000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4000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1100部。一千部以下的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800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400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250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138部、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65部、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20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100部左右。

　　对于普通线装书来说，数量应大于中文古籍善本多多，但直到今日，却无人能作出较为精确的统计，笔者曾对哈佛燕京馆存放在普通书库中的古籍全部点过一遍，约在18000部左右。而据《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所披露，当在2800部，加州伯克利东亚图书馆约3200部上下。又其他如国会图书馆的普通书库中古籍数量庞大，笔者无暇全数清点，在该馆其他书库內也有不少未编之书，所以数字很难估出。早年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先生曾估算全美所藏中文古籍约在90万册左右，这个数字或有偏高，根据笔者的资料似乎不超过70万册。

　　美国的东亚馆乃至国会图书馆，除《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外，没有一本专门的古籍目录，数十年来，读者全靠书名卡片、作者卡片或由此而形成的书本目录(古籍及新旧图书混排)以及用计算机来检索馆藏有否，如若一字不合或拼音有误，那就无法得知他所需要图书的讯息了。

　　二

　　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是属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中的一个分馆，成立于1928年，至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了，早年曾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在北平地区大量购买图书，所以积之数十年，通过贸易及其他途径，现在的藏书已有100多万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的馆长专门到日本的东京，购买了许多图书，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古籍。明末乃至清代迄今为止，哈佛燕京图书馆应该只有三任馆长，第一任馆长是裘开明，他打下了“燕京”藏书的基础，第二任馆长是吴文津，第三任馆长是郑炯文。

　　我曾在上个世纪的1986、1987年去过四次“燕京”，因此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后来，从1992年4月底开始，一直到2011年的2月底，我在“燕京”呆了18年，这使我对该馆的馆藏有了更多的知晓。该馆收藏的中国普通古籍包括丛书670部，清至民国诗文集1832部（这个数字不包括已移到密集书库的小部分线装书，据估计约在400部左右）。此外，在善本书库内尚有一些不属于善本的普通古籍，如韩南教授赠送的宝卷类图书133部、Hart藏书204部、各类印谱116部、宗教类古籍555部、齐氏兄弟（耀珊、耀琳）藏书504部。也就是说，该馆普通古籍约在18000部左右。如果加上馆藏善本书宋元明刻本1500部、清代善本2427部、善本方志725部等，全部相加约在21000部左右。

　　这些收藏，就国内的大学图书馆来说，或仅次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而对于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较燕京多的也只有十来家左右。即以燕京馆所藏善本古籍的质量来说，在1500部明刻本中，不见于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香港特区以及美国、日本等重要图书馆收藏者即有188部，是各国内图书馆所没有的名目，或者没有那种版本的。又如，因乾隆三十八年编辑《四库全书》而被禁毁的明刻本，即有70余种之多。其他如难得之本、精雕之帙比比皆是，它的所藏在欧美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大学中应是独占鳌头，首屈一指的。

　　我希望能够把收藏在“燕京”的比较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揭示出来，因为那批善本书包括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刻本、稿本、抄本、校本、版画、活字本、套印本等，其中有部分古籍善本都是国内所不知道的，有些书难得一见。最初我曾整理1500部的宋、元、明刻本，写了一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有152万字，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

　　后来，哈佛燕京又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浙江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四位专家，作为访问学者，和我一起撰写了当年没有完成的善本书志，也就是用“哈佛模式”继续将每书之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序跋以及书中的有关信息，如行款、扉页、牌记、藏书印等揭示出来，包括书之内涵，四位专家每人都写就了20多万字。其中珍罕之本如明杨继盛手稿《弹劾严嵩奏疏草稿》、明蓝格抄本《钦明大狱录》、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离骚草木疏》、清吴骞稿本《皇氏论语义疏参订》、清丁日昌稿本《砲录》，以及二本《永乐大典》等皆是。后来完成的那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共6册(含过去我写的宋元明刻本)，400万字，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前几年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

　　我在“燕京”时，曾专门编就了一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宋元明刻本)。这套《汇刊》当年选书时，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内各图书馆都没有入藏的，也包据台北的“国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台北故宫图书馆等，香港的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京都大学及东京大学的图书馆等。二是有学术价值的。我拟定了一个188种的书单，经过北京方面的再三甄选，最后核定为67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出来了，有37大册。这其中就有《潞城县志》《龙门集》《三渠先生集》《新刻全像汉刘秀云台记》《新刻全像张子房赤松记》等。由于“燕京”所有的线装古籍，包括那些善本书，都不可能将原书回归国内，所以我把《丛刊》当作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回归，那就是把藏在哈佛燕京的重要、难得的图书影印出来，这样国内的学者就不必专程跑到美国去看了，不必花路费、花过多时间，只要看影印本就行，因为它已经化身千百，成为印刷品了。

　　2011年2月，我从哈佛燕京退休，在此之前，我拟就了一份《“哈佛燕京”拟印清代珍稀善本目录》，含稀见清代善本、稿本、抄本181种，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册数、索书号等，选择的标准同《汇刊》。此份书目乃是为以后哈佛燕京与任何一家出版社合作时，可以按图索骥之用。影印之依据，系在撰写哈佛燕京善本书志时，曾查过多种工具书、参考书，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家善本书目等多不见载。像清颜伯焘、颜培文等纂修的稿本《连平颜氏宗谱》不分卷、稿本《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不分卷、清佚名撰清初抄本《文渊殿》不分卷、清王鸿钧撰稿本《宾鸿吟稿》八卷《续稿》三卷《海滨纪事》二卷、清周广业撰周勋懋、周勋常辑稿本《蓬庐文钞》八卷、清邵履嘉撰稿本《耘砚山房诗集》二十五卷等。

　　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以葛思德来命名的。葛斯德是商人，因为视觉方面的问题用了河北定州的眼药，居然给治好了。所以他也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愿意拿出一部分的钱来购买中国的那些医书，以后发展到购买经部、史部和子部的其他部类，也包括集部的一些图书，就这样逐步逐步地发展起来了。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提出想看什么书，馆方的工作人员就把善本书库的钥匙交给我。因此我可以进入善本书库，把自己关起来，看想看的书。当然图书馆方面，对我有礼遇，他们是彻底相信我的。

　　葛思德图书馆收藏的医书有367种，如将其与《中医古籍联合目录》作比较，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小部分是中国国内所没有收藏的，非常之难得。它还收藏有1100部明刻本，这个数字在海外来说也是较大的。如果和国内一些省市级的公共图书馆相比，很多省市级的公共图书馆都没有它多。辽宁馆、吉林馆、黑龙江馆、新疆馆、内蒙馆、宁夏馆、青海馆、甘肃馆、江西馆、福建馆、广西馆都没办法跟它比。或者拿高校图书馆所收藏的明刻本数量与之比较，华东师大500部、南开大学600部、厦门大学200部。能够与其相比美的，那也只不过是两家，一家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还有一家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当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都要比葛思德多得多。

　　中国台湾地区曾出版葛思德所藏古籍书目二种，一是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善本书志，王重民先生写的，屈万里先生加工的；一本是台北“中央图书馆”特藏组主任昌彼得先生编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旧籍书目》这个书名，看上去是一个普通书籍的目录，实际则不然。目录里包含了几十种的明刻本，还包含了一些清初刻本，我们所说的清初就包括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时期所刻的书。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中有一条，即凡是明刻本它全收，清代刻本中的康熙刻本也好，雍正刻本也好，乾隆刻本也好，凡是流传比较稀少的它收，流传过多的不收。但是那个《旧籍书目》中，有不少很冷的书名。这个冷，第一是你的直觉，第二你可以去查一些工具书、参考书，或许这种冷名头的书，国内绝对没有，果不其然，一查就是没有。所以我当时跟葛思德馆的一些朋友交换意见的时候就说：“你看你有那么多好的、难得一见的图书，如果能够把它们编成一本汇刊，再把它交给国内的出版社印出来。化身千百，嘉惠学林，让学者、研究者们都可以利用，那多好。”但可惜的是，要花时间，要找人来做。

　　葛思德馆除了它的明刻本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献应当引起注意。第一种是《碛砂藏》。这是一部大藏，有六千三百六十二卷。《碛砂藏》是南宋时在江苏集资所刻，一直到元代才结束，因为部头太大，所以寺庙必须向社会大众集资。但大藏印出后，在明清两代就从来没有被各种公私目录著录过，或在清人集子中提及过，一直到1924年，康有为到了陕西，在陕西的开元寺和卧龙寺，发现了《碛砂藏》。葛思德馆所藏是1926年，—位海军武官吉里斯在北京大悲寺发现的，后来偷偷地运到了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又从麦吉尔大学转移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具体经过无从得知。《碛砂藏》十分难得，全世界共五套，其他的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博物馆、山西的崇善寺、日本的杏雨书屋。

　　第二种是两册《永乐大典》。中国大陆收藏《永乐大典》最多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大概是200多册。台北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的原北平图书馆的有60册。现在全球所有的《永乐大典》加起来还不到原来的零头，《大典》是明内府抄本，总共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看，尚存二百四十六卷，所以存世不多，非常难得。在美国，我们知道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两册，哈佛大学的霍夫顿图书馆(HoughtonLibrary)有一册，在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一册，

　　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有一册，而美国收藏最多的就是国会图书馆，有41册。但是葛思德馆的这两册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它的内容，它就是北京中华书局和台北世界书局所影印的《永乐大典》当中所没有影印的。所以，第一，《大典》非常之稀少；第二，那么多年来影印的那些大套书全都没有收进去，它是按韵来排的，那个韵字是“妇”字，妇人的妇，难得极了。第三，它是1930年时，吉里斯在北平以美金325元代葛思德购得。

　　第三种是《古今图书集成》。《集成》是部一万卷加上目录四十卷的大类书，流传不多的，当时印了64部，再加一部样本，共65部。因为这是清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印的本子，难得极了。现在拍卖市场上，往往有《集成》的零本出现，多在人民币一万块钱左右一册，当然这只能作为样本对待，收藏者永远都配不全的。《集成》一大套，数量庞大，无论是坊肆，还是私家，都是不可能做这么一大套书的，这只能是政府行为。更何况用的都是铜活字，需要非常大的经济力量去支持。书印出来后，有一部分赐给那些有功的大臣和一些有贡献的藏书家，有的就放在内殿的书房里，皇上随时要看的。流传到今天，私人藏书家手里是没有整套《集成》的，我所知道的也只有13部而已，国内就是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等，其他是美国的两套，包括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还有是英国和法国，全部加起来13部。

　　第四种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是乾隆年间木活字印本。它是清内府继《古今图书集成》之后，又一部以木活字排印的大型丛书。流传不多，极为难得。这套《丛书》，收书138种，从头到尾断断续续刻了20年，印了300套。存于世者也不过十多套。吉里斯居然在北京搞到了四套，有三套就运到美国，一套在哈佛燕京，还有两套就在普林斯顿，还有一套留在了北京他自己的家中。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也不管他的外交官身份，竟然就把他家的那一套《丛书》全都抢走了。这套《丛书》现藏日本的什么地方，则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1100部善本书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呢？当然还有不少禁书、诗文集等，即流传不多的书，其实从我们上面介绍的这几部书，就可以供大家了解，这样一个海外的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藏书确实不可小看。

　　美国国会图书馆

　　除了美国东亚图书馆，还有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它收藏中文书的时间是在中国清朝末年，而美国东亚图书馆的成立时间最早是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是美国的国家图书馆，图书馆里有个亚洲部，部内又有中文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我去过四次，后来又去过两次，前年夏天，又应邀待了半个月，将该馆所藏所有宋元刻本及《永乐大典》全部作了重新鉴定。国会馆的中文古籍善本放在一个大厅里划出的一块地方，并用粗铁丝网围起来的，很大。它不像国内很多图书馆的善本书库，有你想象中的樟木柜、玻璃橱，里面放什么芸草、樟脑丸等，而是将善本书整齐排列在书架上。

　　1980年代我去的时候，每次只有两个星期，我要看的就是书库里边角旮旯里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堆放在角落里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不被注意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被编目整理的，或一时解决不了临时放一放，时间一长就被遗忘的图书。王重民先生曾在国会馆工作过几年，编过不少善本书，这可见《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书录》，我不想看已被王先生消化了的图书（如果有时间我才会看）。我在美国国会馆的善本书库里发现一批大约有近2000种左右的线装书，这些书的来历有两个部分：一是清朝末年美国驻华公使顾盛搜集的不少有关中国刊刻的一些书籍，也包括传教士在华收集的图书，全部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种；还有一批是在1945年以后在日本搞到的，那时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战败国，经济十分困难，我查过那段时期的历史，很多人家也确实是把家里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包括一些书拿出以易米。当时在日本的美军司令部司令官是麦克阿瑟。他手下的那些人在日本通过各种手段蒐集了1000多种中文古籍，并在50年代初的时候，把这些图书全部运到了华盛顿，后来又全部移交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1987年，国会图书馆的王冀先生请我过去待两个星期，希望我把这2000多种书作一挑选，并将选出的善本书做成一个目录。八天后，我完成了这件事，我从2000种书中选了200多种，全部编目，最后按照经史子集排竣，排好的卡片全部交给了王冀先生了。毕竟是多年前做的事，现在想不起那200余种书的具体情况了，但我当时挑的这些善本书，选择的范围是依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所选录的标准。所以国会图书馆有很多好的善本书，直到前几年，范邦瑾在王重民的《书录》基础上做了五年，又作了部分揭示。

　　这些书中最难得的是太平天国刻本。因为有关文献学史，或者目录学、版本学的那些书，那里面涉及到的太平天国的那些出版物，几乎是空白，或者很少，或者一段话、两段话就没了，因为作者从未见过原件。太平天国的14年中也宣传自己的主张，并设立了一个删书衙。在出版的宣传品中，如果是正规的，都有一行字，刻的是“旨准颁行总目”，刪书衙刻了约29种书。每一种书，薄薄的，几页而已，多是天父洪秀全、东王杨秀清那些人的最高指示。后来还有一些没有列入总目里的，全部加起来大约42种。

　　这42种书，在国内的图书馆馆藏中非常之罕见，我曾查询过一些书目、参考书，似乎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一种，上海图书馆一种，书名是《幼学诗》，还有太平天国纪念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国家博物馆也有，全部加起来不超过十种。太平天国时期印的书，很多都流落在海外，多是在华的传教士搜集的。在海外，收藏太平天国刻本最多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国立图书馆。在美国，我所看到的收藏最多的就是在国会图书馆，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文献是13种。当我确定这是太平天国刻本时，我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因为这太难得了，这种版本我看得很少，上海图书馆只有一本而已。那时，我在美国时到处访书，看到华人报纸上有一个报道，那是1986年的时候，说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里有一批线装书，是什么内容，不清楚。报道越不清楚，我越会产生疑惑，进而又有一种被诱惑的感觉。所以有一次我趁着去纽约的机会，专门去了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又发现了23种太平天国时期印的书。

　　2015年我又应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之邀，于7月13日至7月24日访问了两个星期，并对该馆所藏中文古籍中的珍贵善本作了版本的再鉴定，并作了评估。我看了馆藏的《永乐大典》41册和所有的宋元善本31部。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永乐大典》。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共41册，是世界上收藏《大典》第三大馆，较日本东洋文库的33册、英国国家图书馆23册、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19册、日本静嘉堂文库9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5册、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8册、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5册要多出许多。

　　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馆外，美国图书馆所藏宋元刻本，我基本上均有经眼。以国会图书馆所藏来说，计宋刻本16部、金刻本1部、元刻本14部，共31部。如从版本学的角度来分类，这批宋元本中计经部4部、史部5部、子部15部、集部7部。经部之书4部，皆为元代刻本，其中3部为元刻明印本，1部为残本。史部之书5部，3部宋刻本，皆为元代递修印本，其中1部为残本。这3部书应该说书品尚好，较为难得。另2部为元刻本，有1部为明代递修之本。子部书中除佛经外，有5部，皆为元刻本，中有三部全帙，二部残本。（按：经目验，该馆所藏宋元本之版本项之认定及各书之数据与《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著录之书多有不同。）

　　在国会馆所藏宋元刻本中，有二种最为珍贵、重要。一为《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此书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实》二卷，全帙，元刻元印本，国内所存皆为残本。一为《世医得效方》二十卷，元至元五年（1339）陈志刻本，是很重要的版本，也全帙，大陆仅北京大学图书馆全帙，但有日本人抄配。

　　我在国会馆还参观了中文善本书库、普通中文书库、日文书库、法律书库。在普通中文书库里，我又发现有数十部中文古籍可提善本，其中有明万历刻本、清顺治、康熙至乾隆间刻本。国会馆的中文古籍馆藏丰富，数量较多，是中国本土之外的重要收藏。我以为这些收藏中，有不少中文古籍尚未编目，故家底不清。

　　在馆藏中也有不少稀见之本，如地方志，约近四千种，这是除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之外的最大收藏。但是，众所周知的仅是知其数量，并不知其特点，即何省最多，何省较少，又可与中国国内图书馆所藏作一比较，有什么特殊的稀见版本。若能在原来的基础上，聘请专家编辑各种稀见版本汇刊，交出版社影印出版，也可使一些难得之帙化身千百，以达资源共享之的。

　　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图书馆，我曾经去过几次。第一次是1987年的1月，钱存训先生邀请我去做演讲。除演讲外，我把该馆善本书库里的所藏400多种书翻了一遍，其中比较好的是《北藏》。此书是中国明代永乐八年（1410）至正统五年（1440）刻的一部大藏，有六千三百三十一卷。除永乐本外，还有明万历的补板印本，有增修。永乐的原刻国内只有两部，一部在重庆市图书馆，还有一部在河南洛阳的白马寺。但那个万历的递修本，还存有八部，这八部都是残缺不全之本。而芝大馆的那套居然是全的，整整齐齐地放在书库里。

　　芝大馆还收藏了很多信札，如梁鼎芬的、潘祖荫的，这是过去被一位收藏家带到了台湾，后来又卖给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这些东西若影印出版，将有利于学术研究。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它所收藏的经部图书，其中有明刻本，再加上其他的普通线装书，总共有一千七百部之多，数量上非常可观，而且在质量上也非常之好。

　　“物以稀为贵”，为了验证这个看法，我凭直觉选了32部书名不常见的书，与《四库全书总目》核对，居然有一半未见著录。然后再将没有著录的书，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对比，也未见著录。后来我又把它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做核对，其中有好几部未收录。在数量上，则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1950年代所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经部作比较，发现“书类”的收藏比北京图书馆还要多。如果和台北的“中央图书馆”相比，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在北美的一个大学东亚图书馆里居然有那么丰富的馆藏。

　　三

　　还有—些可以说说的，如地方志。中国地方志今存于世者约8000余种，由于它的文献资料价值很高，所以从清代以来就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美国各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的总数约在15000部（含胶卷），其中国会馆近4000部，哈佛燕京图书馆地方志3241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1700余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馆1560部，耶鲁大学东方图书馆1400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830部，此外密歇根大学东亚馆、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也藏有—些。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是朱士嘉先生194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所编纂，著录2939种，1942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1988年北京中华书局再版(现在，该馆的方志数量已有4000部左右了)。另外，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也藏中国地方志目录，1969年出版，著录该馆藏方志1762部。

　　据吴文津先生的统计，哈佛燕京为3858种（原本方志3241种，胶卷及复制本617种），在欧美地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国会馆。计宋代38种，元代19种，明代579种，清代2483种，民国739种。其中明代所刻善本方志32种，清代646种，在3000余种方志中所属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省为多。如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6000余种(也含胶卷等)比较，种数占64%。如浙江省的方志大约总数在600种左右，今浙江省图书馆藏有370余种，而哈佛燕京则有300余种。

　　再如家谱的收藏。家谱之刊刻是私家行为，和内廷官家、书坊刻书不同，是不牟利的，所以传世不多，只是自家宗族的分支世系才会得到，除非遇到大的变故或战争或政治上的原因，才会散出的。目前藏家谱最多的应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共有1040部，在整个欧美地区来说，数量是比较大的，至于大陆的其他一些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如果和它相比，真正超过它的也没有几家。哥大的这些家谱，置放在书架上，每一部书都有函套，真的是整整齐齐，没有什么破损，保管得非常之好，全部都按书名的四角号码排列。哥大这批家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申请到一笔可观的购书经费，请一位叫顾子刚的人在北京收集的，他能在珍珠港事变的前后，用四年的时间帮哥大收集到900多部，也是不易之事，后来数字又增至1000部以上。较之上海图书馆的收藏来说，上图虽然数量很多，有一万多种，但是其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残缺的，想再补全它，则机率很小。那是因为这些家谱的得来，很多是在上海或其他一些地方的造纸厂的化浆池边抢救出来的。哥大的家谱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完整。

　　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有—些，约200余种，在善本书库里的40余种中有一些较为难得的刻本及未刊稿本，如明嘉靖刻本《休宁荪浯二溪程氏宗谱》、稿本《梯山汪氏家谱》、稿本《漎溪李氏族谱》、稿本《周氏家世述》、稿本《荻溪章氏支谱》、稿本《武林黄氏宗谱》、稿本《山阴遗风庞氏宗谱》、稿本《连平颜氏宗谱》、清嘉庆写本《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清初抄本《沱川余氏世纪》等。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其他东亚馆也有一些，但不多。

　　四

　　我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的重要图书馆里工作了近60年，几乎都是在一线和古籍图书以及珍稀文献打交道。我总以为，哈佛燕京所秉承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理念，是国内收藏文献资源丰厚的各图书馆也应具有的。公器，即共用之器，多用于比喻，如刘半农《奉答王敬轩先生》：“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感情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早在1986年，我就发现在美国的一些东亚馆中藏有一些或许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内所没有入藏的重要的难得之本，我曾把国会馆从日本带回的未及编书中的十余种，以及在哈佛燕京馆藏的数种，一并寄回上海查核，结果反馈来的信息是多半不见于著录，像从日本得到的佛经、清代数学家的日记、瑾妃的史料、明刻的印谱、明人手札等等，都是很引人注目的。

　　美国的这些东亚图书馆收藏了许多中国善本古籍，这也引起了在美的一些专家的重视。1985年，前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率先提出，希望能将在美国的中国古籍善本编成联合目录，俾使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专家都能充分利用各东亚馆所藏历史文献资料，这个倡议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赞同。但是，由于当时筹集经费的困难，以及难于聘到专家，此事遂告搁置。

　　1986年，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RLG）提出一项编制全美进而可能是全世界现藏中国古籍善本书机读联合目录的计划，那时笔者在美做图书馆学研究，并调查部分东亚馆藏中国古籍善本之事，也曾与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前东方部主任伦奎斯特、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马泰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魏玛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白迪安以及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的代表讨论过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联合目录之事。我当时认为，这样一件大事，虽然一时不能上马，但是，美国图书馆方面都一直在等待时机，只要时间及条件成熟，此事也是指日可待的。

　　1987年，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申请到“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作为阶段性工作的支持。由于有了经费，才有了次年在美京华盛顿的专门会议，该组织邀请了前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师廷龙先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先生、前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等就编制全美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进行了研究。后来，此项工作在四年后正式开始，并由艾思仁先生主持，经过二十年的工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

　　实际上，早在1985年，汤一介先生就写有《应注意对流失在国外的我国古籍进行调查了解》（见《古籍整理与研究》1986年1期），他呼吁：“由于目前国外善本书库都是对学者开放的，如果我们去进行一些调查了解，把一些重要的我国流失于国外的古籍影印回来，加以整理出版，这对于我们开展学术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汤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较早去美国做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1986年他和夫人乐黛云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作短期访问，那时我正好也在那里作访问学者，曾有幸向汤先生请教。汤先生曾在美国参观和利用了几个大学图书馆，他觉得有些制度和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一般都是对学者开放的，可以让他随便阅览，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较大量地直接看到一些在国内很难看到的书。汤先生在文中举了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看到的《碛砂藏》，他用了一天半的时间翻阅了若干卷，发现普大葛馆藏本可以补充商务影印本之处很多。而葛馆藏本中宋刻原本约七百册，元刻约一千六百册，余为配补明南藏本或天龙山本约八百余册，又有明万历间抄配的本子二千一百余册。汤先生还看到了《四书参》和《四书眼》以及韩国刻本《朱子大全劄疑问目标补》，后者对于了解《朱子大全》的内容很有帮助。

9梁启超：蔡松坡与袁世凯

　　（1925年12月25日，护国运动爆发十周年纪念日之演讲稿，梁任公文集《饮冰室合集》并未收录此文）

　　今天令我很感动，到这儿一看，这样大的礼堂，黑压压的都坐满了，方才又听见主席说，十二点钟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来，到一点钟，早没空位子了。大冷的天气难得大家还这样热心，我自己很害怕，怕我的言论，不足以副诸君之望。从今天到的人这么多，可以看出全国人拥护共和的心理；我们的心理，就是全国人心理的表现；因为今天是拥护共和，恢复国体的纪念，大家才到这儿来，不单为听某人的讲演，为的是共和之失而复得，国体之危而复安，都在今天，所以格外的高兴了。

　　今天去护国之役——云南起义，刚满十周年。十年前，蔡松坡将军，在云南起义抗袁，他所谓“为人格而战”，使得已失的人格保全，已坏的国体恢复，就在今天。不过今年纪念的意味，比往年格外重大，因为今年是十周年，所以对于蔡将军的感想，格外深长些。每年到今天，立刻想起两个人：一个是护国将军蔡锷，一个是洪宪皇帚袁世凯。我今天不是比较他们二人的优劣，乃是报告事实；对他们二人，我不愿多下批评。不过这幕很有名的戏剧，他们二人是主脚，不得不提出来大概讲讲。

　　我们对于这个拥护共和的纪念，觉得十年前那种义举，给我们两种教训：

　　一、国民意志力的伟大；

　　二、人格指导力的伟大。

　　从第一项，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什么力量，都比不上国民意志力；要是全国国民公共意志所反对的，无论什么力量，当之必破。十年前护国之役，两边的力量，绝对不成比较；袁世凯在武力方面，历史很深，从清末淮军起，他就发生关系；他本是淮军子弟出身，淮军方面，自李文忠死后，承继的人，便是袁世凯。清末小站练新军，他又是第一个人，在满洲政府下面，他的势力，已经布满于北洋几省了。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毫不相干，结果，政治大权，完全落到他手里，革命党人，几无所得。以他从前的地位，清末的地位，假使稍知世界大势，国民真意，要建设强固国家，幷不是不可能；但是他在作临时大总统时已经在作当洪宪皇帝的梦，着着预备，都不外想满足他个人的野心，我们觉得这个人可惜，又觉得这个人可恨。

　　那时所谓新军，不过七八师人，器械比较精良，士卒比较有训练，都在他一人手里；假使他仗着这种兵力，维持治安，保护秩序，一切措施，咸以民治精神为准则，不特无人反对，大家一定帮忙。但是他不替国家设想，专替自己设想；即如张勋、倪嗣冲，在那时一个不过千余人，都是些腐 败队伍，早应当设法解散，而且他的力量解散张倪的军队，易如反掌，不过他怀着鬼胎，恐怕自己手下的新军靠不住，极力拉拢张倪二人，以为牵制：不错，他虑得很是，后来帝制发生，段祺瑞冯国璋都不赞成，总算他有先见之明了。北洋军队，在我们看来，腐 败不堪，但在民国初年，实在比较稍好，他把张倪之流人物留下，北洋的名誉，便让他们弄糟了。

　　他一面拉拢腐 败军队，抵制新军；一面又勾结下级军官，抵制上级军官，中国军纪，算是他一手破坏的。按理一师一旅，应当由师长旅长管去；他恐怕师旅长权大，天天同下级官军勾结，连长排长，可以直接同他见面。与士卒同甘苦，古来名将，原是有的，但是老袁的用意不同，他想连长排长，都受他的指挥，不受师旅长的指挥，师旅长的命令，连排长可以不遵行，须得问他请示去；等到他作皇帝时，上级军官虽然反对，下级军官仍然赞成，他便可以毫无忌惮了。我们但知道，外交方面，他断送了许多权利，财政方面，他滥借了许多外债，还不知道军事方面，弄得纲纪毫无，士卒离散啊!

　　他这种举动，起初大家以为他别无深意，不过是他见识不到罢了；直到筹安会发生，筹备大典，大家才知道老袁用心不浅，种种举动，种种预备，都为的是这一着；几十年的势力，慢慢地培植，作总统时，已经在那儿预备当皇帝了。当民国三四年之交，筹安会的论调高唱入云，老袁自谓算无遗策，瞠眼看看全国，差不多没有人能同他抵抗。他并不是不知道，全国国民，珍重而且拥护我们的五色国旗；他很明白，全国国民，都反对他当皇帝；不过他以为要抵抗，除非要有充分的力量，眼看作全国人是不济事的。他以为头一种力量是枪炮，放着手里有几十万雄兵还怕谁来；第二种力量是金钱，有的是外债，有的是造币厂，不愁劳人不顺着他的指头动。但是结果怎么样，几十万雄兵，几千万金钱，其效力几等于零，他的皇帝，于是当不成。由这一点看，他根本上没有知识，全不了解国民意志力的伟大。

　　转过头来，看蔡松坡方面，护国军起的时候，闹得轰轰烈烈，到底有多少人，当时不知道；他拍出来四处求援的电报，亦只吹他有几多军队，几多器械；后来战事完了，从军中字纸篓中，找出他支配军队的清单，不过三千一百三十个大人。他不单初出兵是这么多人，始终是这么多人，不曾得一点接济；好几月后，才有几省独立响应，但是远水不救近火，他只能以孤军奋斗，好象下围棋，走得没有眼了，你想这是如何的危险。他自出兵以来，以三千一百三十人，与袁世凯相对抗；初战在叙府，蔡方有多少人，我没调查清楚，袁方为冯玉祥一旅，蔡军得胜，冯军退到成都，袁世凯看见事情大了，才倾全国之兵力去讨伐他。

　　袁军从汉口开到重庆泸州的，是他亲信的长胜军，第三师，第七师。直接在前线的是第三师，曹锟是师长，那时吴子玉（吴佩孚）许还是团长。此外四川方面，依附袁军的不少，总数大致不下十万人。三千对十万，人数既很悬殊，枪炮的良窳，子弹的多寡，简直不成比较，军饷方面，更不用说；老袁以为蔡松坡不过公么小卒，满不在意。不特老袁如此想，一般人亦如此想，就是外人方面，虽觉得蔡松坡人可佩服，其实不过表示表示而已，绝对不会成功的。就是松坡自身，亦是毫无把握，他从北京到天津，由天津转日本，又由日本回云南；临别的时候，与我相约两句话：“成功就下野，决不争地盘；失败就殉国，决不想亡命”；我们都觉得这句话，不过讲讲而已，见面的机会，恐怕这是最后一次了。蔡松坡向国内国外的，都说是为争人格而战，这句话从何说起呢?老袁强奸民意，伪造几十万人的劝进表，以为全国人都像王莽篡汉时，大家劝进一样，松坡觉得这样一来，我国人在世界上，大没有面子了，他出头争一回已失的人格，原不打算成功。

　　但是后来虽不能击败袁军，尚能两下相持。几个月后，袁军内部纷纷离散，各省又独立响应，老袁一气而亡。固然，袁若不死，十万不够，再添十万，最后失败，总仍属在松坡；不过最少可以表示国民的真意；反过来，松坡若败，他带的三千人，一个个都死完，老袁亦不会成功，因为他违反民意迟早是要败的。蔡松坡所以打胜，自己的力量，不过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力量，靠那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国民意志力；袁世凯虽拥几十万雄兵，又有全国官吏为作爪牙，事实上全国人心都反对他，当筹安会发起时，早已痛心疾首，不过大家没有表示的机会而已。所以老袁名义上有十万雄兵，实际上不过一个独夫；以十万对三千，固然彼众我寡，以三千对独夫，就变成彼寡我众了。我们全国人的意志，借蔡松坡的力量表现：他的力量，又靠全国人的意志支持；从这一点看来，令我们十分兴奋，不要看见国内军阀，如何作威作福，自己失望，其实不相干；大军阀如袁世凯尚还不济事，何况二等袁世凯，三等袁世凯，将来一定要走同一的命运。他们那种力量，都不是真力量，那种力量发挥得愈大，愈能激起全国民的意志力，他们的独夫资格，一天天的加增；由建设在国民意志方面的力量看他们，都不过是些纸老虎。

　　以国民意志对独夫的战争，头一次为蔡松坡与袁世凯，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是以三千对十万，以少对多，终能得最后胜利；由此可知靠国民意志作后盾，总可以有相当成就。我们看现在作威作福的军阀，不要以为不得了，他们的力量，实际上很有限，国民意志力，一天天的进步，他们的力量一天天的减少。一等袁世凯去了，二等三等袁世凯亦去了，四等五等的袁世凯，亦将照样的下去，这都是表示国民意志力伟大的证明，很可以令我们兴奋。

　　从第二项，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意志力，要有人格指导力，才能充分表现；要是人格指导力小，国民意志力，亦不易发挥出来。洪宪帝制发生，大家看五色国旗，被人扯破了，很生气，很悲愤，当时想作蔡松坡的事业，有同样见解，同样理想的人，谅来不少，但是都没有作出来，惟有他一人成功。他为什么能成功?一方面靠从前的地位，所以能得到从前的地位，所以能举起义旗，所以能抵抗到底，还是靠人格感化。因此我对于蔡松坡平日的修养，大概的讲讲。

　　松坡弱不胜衣，家道清贫，我同他关系很深，知道很清楚。十五岁时，他入湖南时务学堂，作第一批的学生，从邵阳家下到长沙，穷得到搭船的钱都没有，十一月大冷天气，冒冰霜走路去的。后来时务学堂解散，赴日本留学，到上海，身边只剩下一百二十文有孔的铜钱，都从亲戚朋友，凑合起来的，算是穷极了。他体子又不强，永远是瘦瘦的，后来早死，身体弱是主要的原因，但是他很能刻苦耐劳，身体他时常设法校正恢复。他一生最得力的，是陆象山（陆九渊）、王阳明（王守仁）的学问，见人讲话，说不到几句，便引到阳明象山，他又对他的（湖南）乡先辈曾文正（曾国藩）、胡文忠（胡林翼）很佩服，拿来作他的模范人格；他说胡文忠才气太大，虽令人佩服然不好学；曾文正虽正，然而努力校，是最好的模范。他在青年时，约当十五，十六，十七这几年，旁的学问没有，惟一心学曾文正王阳明，得的工夫，到是不少，后来出外留学，学识增加，先有底子，以后学的愈多，学得愈有力量，他个人的性格同修养大概如此。

　　他从日本回来，当时学新兵的人很少，许多地方都找他；起先到广西，后来又到云南，在云南约仅三四个月，适逢辛亥革命，能就首先独立，又派兵援四川，援贵州，在督军位上，有三年之久。那时他看是武人拥兵自卫，恐怕酿咸藩镇（割据）的祸乱，他要以身作则，首先要求解除兵柄，屡次打电报到北京辞职，袁世凯不许可他；他因为自己主张，非贯彻不可，去意异常坚决，老袁到底放他走了。他自从毕业后，作军官六七年，作都督三年，死的时候，不惟没有存钱，反负了五千多块钱的账；幸喜债主还好，不问他追要了。他死了，家里还是从前一般的穷困，没有片田，没有块瓦，衣服朴素，饮食粗陋；他的老太大，夫人，小姐，公子，全靠政府的恤金，朋友的奠仪，生利来养活。这些虽是小节，很可以看出他对于辞受取予，异常严格；国家以外，不知道有个人，所以他的人格，很能使大家相信。

　　旁的人同他一般的志气，旁人作不出，他作得出。他起义时，离云南几年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千辛万苦，跑到云南，到的时候，气象为之改观；他以（1915年）十二月十九，到云南，到后不满一礼拜，护国军的旗帜，就举起来了。他走的时候，本来很秘密，但是动身以后大家就知道了，一到云南，金融（动荡）立刻平息，人民以十二分的热忱欢迎他，请他报告北京的情形，他于是发表主张，要为人格而战，云南人异常感动。十二月十九以前，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般国民，群众意志，为什么不能表现?云南并不是没有长官，当时的长官，为唐继尧，唐为什么不能起义?唐以现任都督，所不敢作的，蔡以前任都督资格去，人心如发狂，立刻作出来了，皆因人格伟大，大家看见后佩服，说坏一点，依赖，才能有这种样子，这并不是临时做到的，要靠平日的修养。他平日能以人格示云南，所以一旦出头，大家放心高兴，随他作去，可以由他初起义时，看出他人格的伟大。

　　他从出兵后，头一次在叙府打胜仗，再往前进，到纳溪，与十万袁军相对抗；本来有三千多人，加上四川响应的军队，有一两万人。但是都不得力，打先锋的退下来了，他在后方努力支持，败军如潮水一般；旁的军官，都以为没有法子，主张退，他虽坚持，然拗不过大义的意思，慢慢地持冷静的态度退下。本来不退，到了非退不可时，还能看好地点，时间及步骤，一步步的往后退；那时他很悲愤，军中遗墨（指蔡锷逝世之后出版的《蔡松坡军中遗墨》）中，有这两句话：“熬不过最后五分钟，实在可惜。”退到大洲驿，士气异常颓丧，慢慢想方法恢复；他让大家休息，吃饭，洗脸，换衣，休息；用了两天一夜的工夫，一连一连的慰问，士气大振。他于是下命令说，再退一步，不是我们的死所，排长退，连长斩之，连长退，营长斩之，旅长师长退，总司令斩之，总司令退，全军斩之，军容又从新恢复起来（斋主点评：松坡此举颇有曾胡治军遗风，参见蔡锷所编著之《曾胡治兵语录》第六章《严明》 ）。

　　这个时候，袁军陆续到了，云南方面，可是毫无接济；以三千之众，当十万之兵，前后支持，凡两个半月。据后来在他军中的人说，他每天只睡一个半钟头；吃的饭，异常粗糙，带泥沙咽下；自总司令到小兵无不捉襟见肘，这几天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他与袁军接触，大战三回，小战六七回，每攻击一次，袁军总受大创；两个多月的工夫，袁军只能把他包围，不能把他击退，后来渐渐的袁军兵心离散，然后这三千多被包围的军队，复活过来。据他军中的人说，只有他，才能于大敌包围之下，如此镇定，饥寒交迫，士气仍然旺盛，换一个人，绝对办不到。大家都同心同德，自愿同生同死，皆因他感化力大，令人佩服，所以能以极少极微的力量，抵抗强敌终能获最后胜利。（斋主点评：蔡公身处如此生死攸关之境地，恰如当年曾文正公国藩先生所遭遇的祁门之险，曾蔡二公意志力稍微薄弱一点，则前功尽弃全军尽墨，历史自当重新改写不可想象）

　　从这点看来，救国要靠国民意志力，国民意志力，时常有的，所谓公论自在人心；但是国民意志力，要靠伟大人格作指导；有伟大人格指导，国民意志，可以发生作用，没有，就不能发生作用。当时，有力量反袁的人如国民党，都亡命在海外，所以袁氏心目中，以为不会有人抵抗他了；那里知道又跳出一个蔡松坡，与他为难呢!假使没有蔡松坡我不敢说袁世凯亦做不成皇帝，然局面必不如此，亦许能维持一二年的局面，但民气决不会如此发扬，这是我们可以断定的。所以国民意志力，要伟大人格去指导，有伟大人格指导，民气可以很旺，我们不必怕持枪的人，他们的力量有限得很；要想抵抗他们容易，单看我们的人格修养何如，如果人格可以令许多人相信，事到临头，自然可以担负重任，抵御强敌，但这不在临时，乃靠平日的修养。

　　蔡松坡自十六七岁起，不断的锻炼精神，锻炼身体，自己觉得不伟大，以伟大人物，如王阳明、曾文正作模范，好象一盏明灯，远远地照耀着领导着。人格就一天天的扩大了，比他的地位，比他的模范人物王阳明、曾文正，自然他觉得不够，但是我们看来只有关系还要重大，没有赶不上的。我们还要知道，他死得早，死时，不过三十五岁，假使他有王曾一般的高寿，成就或者还要伟大点，亦未可知。蔡松坡不是天才，体气不好，努力锻炼；知识不够，努力用功，毕竟能做到如此伟大，在中国史上无论如何，总有他的地位。大家的才气，不弱似蔡松坡，他坚苦卓绝，进行不懈，我们亦坚苦卓绝，进行不懈，必能做到他那个样子。因为今天的纪念，大家都想他学他；乃至十年后的纪念：还想到二十年前有这样一个人，人人努力，人人都可以作蔡松坡，这才是这个纪念的价值，这个纪念会才算不虚开了。

10佛学

本文目的是分享父亲回忆，记录自己的搜寻解疑过程，标示可供学界深入探讨之题。惟愿引发卫礼贤研究者和佛学研究者的兴趣，继续沿着卫氏与佛学这条主线，串联其步履所至。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仍然是，父亲沈仲章在1928年左右参与的佛经翻译项目，与卫礼贤的关系到底如何？我认为，直接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对卫礼贤的印象比鲁雅文深，应有缘故，是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

    沈仲章（1905—1987）是我父亲，非名人。卫礼贤即著名德国汉学家 Richard Wilhelm（1873—1930），中文名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副标题中第一位钢和泰，即赫赫有名的东方学学者、梵文学家 Baron Alexander von Staёl-Holstein（1877—1937）。第二位鲁雅文，即 Erwin Rousselle（1890—1949），一位颇有建树的德国汉学家，在佛教方面有著述，但知其者不多。“忆”字包含沈仲章回忆和因之而起的探索。

    卫礼贤与早年中国文化名流如劳乃宣、辜鸿铭、罗振玉、蔡元培、王国维、胡适和徐志摩等，私交甚笃。卫氏翻译注释了许多中国古代经典，遍及儒道，有《易经》《礼记》《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列子》和《吕氏春秋》等。据中国驻德国法兰克福总领事馆网页，季羡林评卫礼贤为“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对卫礼贤的专题介绍已有不少，没怎么评议他与佛学。但是，父亲曾参与一个佛经翻译项目，据他回忆，是“帮”卫礼贤。因未见相应记载，我四处查询。2015年，正在撰写卫礼贤传记的德国学者应我之求，挖掘原始记录，发现卫氏最初涉及佛学的痕迹。而后我综合其他资料，大致可证卫礼贤对佛学之兴趣，延续经年。

    本文先述沈仲章在1920年代后期，由钢和泰引导，入梵文学界，译注佛经。再叙笔者自2014年以来，经中外多位学者以及先辈学者家属相助，寻找父亲记忆中的卫礼贤，环环相接导出鲁雅文，并讨论钢和泰、沈仲章、卫礼贤、鲁雅文四位可能当事人的各自作用。然后摘引佛教界记载与卫氏本人著述，标识卫礼贤从1922年起直至去世前几个月，其佛缘历程的一串脚印。

    钢和泰引导沈仲章（上）：开蒙攻读梵文

    数位父辈老友对我说，你爸爸懂十几种外语。父亲则说，有些语种不算的，真正能使用的不过五六种。搜索我记忆中的实例，父亲能用于对话和阅读的，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马来语和世界语。他自少年到老年一直能用英文写作，中青年时也能用法语写作，其他语种我不清楚。（详见拙文《难忘的影子：金克木与沈仲章（一）》，《掌故》第一辑，中华书局，2016）

    此外，父亲学过三种印欧古典语言，梵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父亲说梵文的语法规则最细致，古希腊文也挺复杂，拉丁文相对容易。

    钢和泰是沈仲章的梵文老师。

    父亲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开始学梵文。相关情节大都已写入拙文《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载《传记文学》2015年第2期）。下面略叙并补遗：

    钢和泰讲授之课原非梵文，而是古印度宗教史。该专题需参考梵文文献，因此先得补习梵文。听课者一般已有文史哲专攻背景，属于研究生和教师这一层次，但大都认为那门课难得出奇。父亲和好友谢大祺刚进北大不久，是理科本科生。他俩出于好奇加好胜，被人拖去插班旁听。

    钢和泰上课自编讲义，用罗马字母注音。梵文是印欧语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变格极为繁复，父亲记得有两百多种。他举例说，第一次跨入钢和泰的教室，整整一堂课，老师只讲解了一个“马”。

    沈仲章和谢大祺在课堂表现突出，受到钢和泰赏识，被邀去老师寓所继续进修。第二年谢大祺退学，父亲独自去钢和泰家求教，越来越熟。

    关于钢和泰在北大教授梵文和古印度宗教史，早有著述论及。知名学者如胡适和陈寅恪等，都曾向钢和泰请教梵文，也是众所周知。本文皆不赘言。

    值得一提的是，钢和泰在1921年1月11日，写信给哈佛大学教授、梵语学者 James Houghton Woods（吴兹，1864-1935），函内道明一项志愿：“I am trying to enlighten the Chinese by reintroducing the study of Sanskrit into this country.”(转引自高山杉《钢和泰遗札一通》，《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5日。高译为：“我正通过重新把梵语研究输入这个国家，给中国人做点开蒙启明的工作。”)

    钢和泰为二十才出头的沈仲章“开蒙”，算来已是六七年以后。我觉得也许可作例证，表明钢和泰持续不懈，努力“启明”。

    钢和泰引导沈仲章（下）：协助翻译佛经

    大约在1928年，钢和泰推荐沈仲章替一位德国学者当助手，参与翻译佛经的项目。钢和泰挑选沈仲章，是因为这个中国青年既懂梵文，也通德文，还具有佛学知识等等。

    父亲在北大第一年，修过熊十力和邓高镜等教授的佛学专题课，第二年又修了陈寅恪的“佛典翻译研究”（亦作“佛经翻译文学”）。慕名去听寅恪先生课的人很多，真能跟上老师速度的学生为数不多。父亲因有梵文和多种外语的基础，听得过瘾，每堂课能记一厚本笔记。（参见《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

    自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父亲向我津津乐道那段助译佛经的往事，不下十来次。回想父亲言及项目内容，用过泛称“翻译佛经”，也用过确指“翻译《六祖坛经》”，偶尔也用“编（佛学）词典”。而提到被助者，多冠以“德国教授”或“德国学者”，曾点明 “Wilhelm”，也不时说“帮钢和泰”或“跟钢和泰他们一起”译经。

    父亲回忆，那位德国教授极其认真，做研究非常严谨。他要求沈仲章，把《六祖坛经》“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做卡片”（父亲这么说）。每个字都加上大量注释，从字音、字形、字义、字源、历史演变等多方面考查。我的理解是，父亲逐个汉字做卡片，用外文详细注解。我忘了问是用德文还是英文，估计含德文。（如果猜对，看来父亲也有些德文写作能力。）记得父亲曾评论，那是极好的训练，对他后来从事语言、考古和采风等研究，都大有帮助。

    对父亲变换用词，我这样理解：大项目总题是翻译佛经，小团队阶段性专攻是《六祖坛经》。制作卡片之责，已兼编纂词典之任。父亲直接协助的是一位德国教授，而整个译经项目系列，钢和泰有策划主导作用，因此说帮“钢和泰（他们）”也合理。当然也不排除另一可能，父亲还曾直接助理钢和泰本人。至于Wilhelm，是本文关注重点，容我从下节起，一步步探讨。

    父亲去世后，我生出一个疑问：翻译中国土产的《六祖坛经》，为什么需要懂梵文？我曾向几位学者求教，大都与我一同存疑。最终有一位解疑，他说：不少汉传佛学词汇，看起来是中文，按字面也能读通，但其实含有梵文渊源。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年久，人们乃至佛门人或研究者，难免习矣而不察焉。若具梵文功底，则较易辨析溯源。他追加说：另一方面，为解析这些梵文借词之汉传演化，中文语言学知识也必不可少。接着，他邀我得空合作，考查《六祖坛经》中梵文借词及其汉化，理由之一就是“你爸爸曾做的事”。这位学者早已准备了《六祖坛经》梵文借词参考物，可惜多年过去，我还没得空。

    回头说父亲，他考进北大，选科是物理。涉足偏冷深奥的古典语言，原本学着玩。却没想到，梵文居然给他这个穷学生带来一条生财之路。父亲一星期去德国教授那儿几次，每次工作几小时。老板出手大方，一次给二十几块大洋。父亲成了年轻人中的阔佬，忙毕回宿舍，便得散财款待朋友们。（趣事参见拙文《父亲说老北大的“吃”》，载《文汇报》2016年7月26日）

    这份研究助理的工作，持续了半年多。除了治学上的熏陶和经济上的获益，这宗“洋买卖”在很多年后，还带来了个大好处。原来，德国教授付酬用德国银行支票，只能到德华银行去储存或兑现。为此，父亲在德华银行开了账户。因每星期去，成了“熟面孔”，建立了信誉。1937年夏，日军入侵北平，父亲冒险把居延汉简悄悄运出北大。左思右想，北平城内无处可藏。考虑德国是日本盟友，德商企业相对安全。父亲便把汉简装箱封实，充作私人物品，锁进德华银行保险柜。这段因缘，父亲讲述救护居延汉简经历，几乎总会顺带说起，故而也得在此一提。

    哪个 Wilhelm：

    父还是子？

    2014年或更早，我起念动笔，写写父亲助人译经之事。

    我碰到一个问题，不议钢和泰，父亲协助的那位德国教授是谁？我先认为就是 “Wilhelm”，可早年在北京大学当过德文教授的，有两个Wilhelm，是父与子。为父者 Richard Wilhelm，即卫礼贤；其长子 Hellmut Wilhelm（1905—1990），中文名卫德明。沈仲章当过哪个 Wilhelm 的助手呢？

    扫视卫氏父子各自著述标题，未见明显涉佛。浏览若干生平介绍，也无我需要的信息。为解答疑问，2014年我踏上征程，寻找与沈仲章有缘的那位 Wilhelm。

    出发之前，我就译经一事，从多次亲闻和父亲1985年口述回忆中，选辑要点和探讨之题，充作“行装”。然后借助电邮，穿越国度，拜访求教博学广闻者。

    第一站是中国的徐文堪。凡父辈学界往事，我常请教他。徐文堪先提议 Hellmut Wilhelm，即卫德明。徐文堪的猜测基于年龄，因卫德明与沈仲章生年接近。查卫德明1948年到了美国，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当教授。

    我折回美国，顺藤摸瓜，寻到第二站华盛顿大学。2014年8月15日，我电邮卫德明的学生、东亚系退休教授 David Knechtges （康达维）。我向他概述父亲回忆，告知我的困扰，寻求指教帮助。

    康达维教授正要离家访问北京，但仍然拨冗作答。闻我苦于找不到有关卫氏父子佛学著述的记载，康教授说大概就是这情形，即两位 Wilhelm 都没出版任何论佛之书，至少他肯定恩师卫德明是这样（“I am sure of this in the case of Hellmut, who was my teacher. ”）。至于卫礼贤，康教授因隔代缺乏直接接触，说不了太多。[沈按：本文引用交流，篇幅较长的采用概述，必要时附原文关键词语。较短的录原文，外文加注汉译大意。]

    康教授答言附有卫氏父子简历，卫礼贤部分截止于1925年。估计康教授意在留个口子，以便再探1926年后卫礼贤行止。康教授读到我父亲描述那位德国教授治学严谨，评论道：据卫德明，其父卫礼贤是位“最细致的学者”（“a most meticulous scholar”)。

    康教授确证，卫德明于1933—1948年在中国，其间在北大教过书。我知道父亲于1926—1937年在北大，1933或1934年起，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教，1937年离开北平。算起来，父亲与卫德明有三四年可在北平相遇，可成北大同事。1935—1937年间，父亲应约翻译斯文•赫定（Sven Hedin）著作，需参照德文和英文版本。依父亲性格，他是会有兴结识精通母语的学者的。

    但是，根据我对背景的了解，比如钢和泰的任职变迁，沈仲章的兴趣更替、师友相交等等，我觉得父亲说的翻译佛经项目，应在他的学生时代。当发生于卫德明来华之前，不晚于1930年，最可能是1928年。

    于是我回到父亲1985年口述笔录，这该算第三站。翻检笔录稍后纸页，父亲又提到翻译佛经之事。很幸运，那页笔记经父亲审读，有他亲笔加注的“卫理贤博士”。 我兴奋地通报康教授，并在电邮标题中写道：“卫礼贤 for sure （肯定）”。康教授回邮表示高兴，“卫理贤”当就是“卫礼贤 ”。至此，他和我都以为，请沈仲章协助译经的德国教授，“肯定”是卫礼贤。

    可是，求索离成功尚早。

    引言已述，卫礼贤向西方译介儒道学说之功，知者甚众。然较通行的卫氏介绍，大都未言佛学。曾与人闲聊，我对卫礼贤涉佛之好奇，由父亲回忆触发。闻者诫曰：“记忆

    最不可靠”。

    我明白那是善意提醒，不针对具体情形人物。其实，正因为我担心记忆不一定可靠，才走上求证之旅。但我也意识到，一概而论“记忆最不可靠”，恐非求可靠之道。应当不随成见，因人视情，思辨解析，合理运用史料。我有多次经验，父亲不同于众的亲历，常含特殊启迪，导向值得深究之域。我也略具敏感，本题似有余地。故而我没有轻易放弃，而是怀着忐忑之心，调节方向，探视卫礼贤有无佛缘。

    康教授替我检索卫礼贤全部出版物目录，说没有任何涉佛。

    知我尚未死心，康教授坦言：“but I am not 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he returned to China during the 1926—1929 period.”（“我无法确定他[卫礼贤]在1926—1929期间，是否回过中国。”）康教授建议我去找卫礼贤孙女 Bettina Wilhelm （贝蒂娜•威廉）。他说贝蒂娜•威廉刚拍了一部电影，专讲卫礼贤，应该比较熟悉她祖父的生平。康教授与贝蒂娜无直接联系，指点我求助 Rice University （赖斯大学）的 Richard Smith （理查德•史密斯）教授。

    这轮再次联系康达维教授，是第四站，可谓中转站，电邮时戳在2014年10月。康教授的开通与热心，使我增强信心。

    因遇他事干扰，也需梳理思绪，我没立刻请教史密斯教授。间歇约九个月，我再次启程，勘察卫礼贤涉佛的蛛丝马迹。

    卫礼贤涉佛寻迹（上）：茫然无影

    第五站是赖斯大学，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士顿。2015年7月，我给理查德•史密斯教授连发两封电邮，简述父亲回忆要点以及我和康达维教授的讨论。史密斯教授是研究《易经》的专家。卫礼贤翻译的《易经》，享誉甚高。迄今通行的《易经》英文译本之一，即转译自卫礼贤的德文译本。

    史密斯教授回邮说：“I am pleased to hear about this exciting development.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令人兴奋的进展。）这个“进展”，指的是沈仲章叙及卫礼贤与佛经翻译。史密斯教授的敏锐目光，对我是个鼓舞。

    史密斯教授当即电邮同发卫礼贤的孙女，陪我来到在德国的第六站。

    贝蒂娜•威廉很快回邮，说她祖父1924年后没有再回中国。而对卫礼贤翻译佛经之可能，并无反应。我大概显得有点固执，又调整重申关注点，追问能否找到卫礼贤与钢和泰交往的任何记录。贝蒂娜答曰，该问 Ursula Ballin （厄休拉•巴林）博士。接着写道， 巴林“is working on a big biography on Richard Wilhelm for many years. If anybody knows something, it is her.”（巴林已花费多年时间，在撰写大部头的卫礼贤传记。如果有人能知道任何信息，那就是她了。）贝蒂娜还告诉我：“She says that she′s come across the name of Staёl-Holstein during Richard′s time in Qingdao, but rather marginally. ”（她[巴林]说她曾见到，卫礼贤在青岛时，记有钢和泰的名字，但似乎仅是沾边。）

    厄休拉•巴林的中文名叫吴素乐。于是得提一下我岔道台湾之旅，时间其实早些，但因是旁支，至此才关联上主干，且算第七站。大概是这么回事，我初步浏览资料时，读到吴素乐1991年的“Richard Wilhelm——Founder of a Friendly China Image in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卫礼贤：二十世纪德国的友善中国形象创始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我见是专题学术文章，欲求联作者。了解到从1986到2001年，吴素乐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我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邢义田帮忙，不久便打听到了吴素乐在德国的电话号码。可我担心，那端第一个拿起话筒者，开口只说德语，迟疑未试。

    贝蒂娜征得吴素乐的同意，传来了电邮地址，于是我直达第八站。

    吴素乐当天回复说：“I am intrigued by your information that your father assisted RW with a translation.”（RW 为 Richard Wilhelm 缩写。大意为：“我对你父亲协助卫礼贤翻译之事感兴趣。”）可第一封邮件没言及卫礼贤涉佛，而且她提供的卫氏在华年月，与父亲所述译经项目，时间不相合。卫礼贤在北大阶段的日记中，确实多次提到一位姓沈的，但那是沈尹默，不是沈仲章。

    至此回顾历程，我从父亲回忆出发，凭籍电邮走访中国大陆、美国、中国台湾、德国，从专题专家到直系亲属，多处叩门求教，心存希望。可是，过了一站又一站，没人告知卫礼贤与佛沾边。

    我失望茫然。

    卫礼贤涉佛寻迹（下）：日记留痕

    吴素乐表示，她愿为我仔细搜索卫礼贤的日记笔记。而父亲沈仲章的独特回忆，也为吴博士提供了新启示，她依此钻探“矿藏”。

    2015年8月9日，吴素乐来邮报捷。她根据卫礼贤日记（不一定摘原文），连续成段，夹叙夹议。下面我改以列单形式，分归三组，各冠小题，择要概括其述，选译其评为“吴按”。

    第一组未察佛缘：

    1922年1月到3月，卫礼贤坐船来中国。旅途中大量阅读（read a great deal），但无一涉佛（but nothing on Buddhism）。[沈按：赞同吴素乐陈述这一背景。三个月的读书单，映射卫氏来华准备范围，佛学未在内。]

    第二组始见涉佛：

    2月底，卫礼贤路经柬埔寨，访问佛教寺庙，与僧人聊冥思（meditation）。[吴按：这至少显示他对佛教的一般兴趣（general interest)。]

    5月下旬开始，卫礼贤在一些社交场合与钢和泰接触，聚会时有钢和泰近友如胡适等。[沈按：之前我已与吴素乐讨论，因父亲回忆钢和泰推荐他协助德国教授译经，假定钢和泰是将卫礼贤引向佛学之关键人物。亦可参见下文吴按。]

    8月，卫礼贤与一批外交官去北戴河避暑，其间与钢和泰多次单独会面。有次谈话长达三个半小时。[吴按：虽然内容不详，但这一系列会谈建议，钢和泰大概已说服卫礼贤相助翻译佛经。]

    其后数月，卫礼贤与钢和泰时有相聚，包括共进午餐。

    第三组步入佛学（下列几则引号内为吴素乐摘译的卫礼贤日记，皆非完整句）：

    11月13日，“晚间六点半到八点，去钢和泰处；跟Hinze(?) Hinge(?)一起翻译佛教评论（translated Buddhist commentaries）。”[吴按：完全不知道Hinze Hinge的意思。也许是一个人（卫礼贤对中国人名，常任意自创罗马拼音，无固定规律），也许是词典或参考书。沈按：注意“翻译”二字，但猜测不是整本佛经。]

    11月7日，“下午在钢和泰处，佛经。”[沈按：此处佛经用单数形式。]

    11月21日，“钢和泰处为佛学著作（work）。”

    12月12日，“晚间在钢和泰处，佛经。”[吴按：注意佛经用复数形式。]

    我当即电邮吴素乐，祝贺她的发现。我写道：我很兴奋地得知，卫礼贤早在1922年，已对佛学发生兴趣，这将使人们对卫礼贤的了解更为完整。

    吴素乐回邮说：“Thanks for your mail. I, too, was excited to discover RW's commitment to Buddhism and am grateful to you for having put me onto this trail.”（大意：“感谢你的电邮。我也对发现卫礼贤承诺佛学而感到兴奋，并感激你把我引上这条途径。”）“The fact that until now nothing was known about ‘RW & Buddhism’is a little surprising.”（大意：“‘卫礼贤与佛学’迄今鲜为人知的这一事实，有点令人吃惊。”）

    可见，连正在撰写大部头卫礼贤传记、被卫氏后裔贝蒂娜评为“如果有人能知道任何信息，那就是她了”的吴素乐，对发现卫礼贤有诺涉佛，也感“兴奋”，并对卫礼贤佛缘长掩，也感“吃惊”。

    吴素乐还表示，她将凭借“new insight (thanks to you) ”（新视角，感谢你），重审她掌握的卫氏档案，重点关注1924年以后。

    父亲的回忆促成这个突破，导向这个新视角，大振士气。

    尽管我最初联系吴素乐，已讲明正在写文，请她为我查寻原始资料。但是，出于尊重，我没有急于自行公布这个发现。

    我是这么考虑的，吴素乐致力于卫礼贤专题多年，虽因我的要求与提示，使得卫礼贤关注佛学的亲笔记录出土，但挖掘毕竟很辛苦。吴素乐告诉我，卫礼贤的这些笔记，显然只是为他自己留作参考，写得匆忙，字体极小（tiny)，常用缩写，字迹很难辨认（hardly legible）。

    我决定等一段时间，让吴素乐先有机会，向外宣布这一里程碑。

    但我写父亲佛经翻译之事，也不可能绕过卫礼贤与佛学，因而本文也随之搁下。两年多过去，够长了。我向吴素乐打了招呼，重续本专题。初稿成后已摘相关数节，请她过目。

    在北平的真身：

    继任鲁雅文

    且说2015年8月，我把卫

    氏日记发现搁置一边，继续求索之旅，探讨父亲与卫礼贤，有否可能合作，又如何合作。

    不算钢和泰，父亲叙述协助德国教授译经，提及两个具体人名，Wilhelm 和沈仲章他自己。Wilhelm （卫礼贤）是德国教授，粗听很容易觉得就是父亲说的“德国教授”。这样理解的话，像是两个当事人合作一件事，即沈仲章协助德国教授卫礼贤翻译佛经。沈仲章作为当事人之一，在回忆亲历时说，卫礼贤是另一位当事人。这是我过去的理解，并没向父亲核证，他就是这个意思。

    问题在于，还没见到卫礼贤自留记录，确认他是另一位当事人。如今虽然找到例证，卫礼贤在1922年有过翻译佛经的意向，甚至尝试“翻译佛教评论”。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真有行动推进具体项目。从起念到列入计划、排上日程、着手落实…… 步骤还不少，距离并不短。我不可一见碎片信息，便凭想象跳跃，草率下结论。

    先前我浏览文献、加之与贝蒂娜和吴素乐等知情者交流，已注意到根据正式履历，卫礼贤1924年返德，没有重返中国。而父亲1924年就读于唐山大学，1926年始入北大，其后才学梵文。相与核对，两人不曾同时在北平。

    吴素乐猜测，会不会沈仲章是卫礼贤在德国的中国助手之一。但我知道，父亲没去过德国。虽然父亲预计1936年随 Vincenz Hundhausen（洪涛生）访德，但最终没有成行。（详情参见《德国学者洪涛生与沈仲章的“一出戏”》，载《传记文学》2016年第1期）而且，卫礼贤在1930年已离开人世。

    我早就担忧这个时段不合的关键问题。可是，我也读到一些资料，对卫礼贤1928年左右的行踪，用语含糊，包括暗示来华。因此我心存一丝希望，提出几种假设，请吴素乐仔细搜索日记通信等，有无任何可能，卫礼贤在1920年代末段，曾短期回访中国。

    我的希望并非空穴来风，吴素乐说：1924年后卫礼贤确曾思念再返中国，可仅为“梦想”。另有传闻1927年卫氏又访中国，也只是谣言。

    希望破灭，我又落入茫茫。

    1928年左右，卫礼贤不可能在北平。而父亲翻译佛经，地点肯定在北平。他去那位德国教授处，同室工作。先不议卫礼贤是否远距发挥作用，我想弄明白，这位身在北平、亲手把酬金支票交给沈仲章的德国教授，到底是谁？

    8月12日，吴素乐来邮说：“It seems I've already solved the mystery”（看来我已解开了这个谜），与沈仲章在北平一起工作之人是 Erwin Rousselle（鲁雅文）。她接着介绍，鲁雅文的专攻是亚洲宗教，他与卫礼贤在1921年相识。1924—1929年鲁雅文接任卫礼贤，在北大教授德国哲学。同时，鲁雅文也在清华大学教授比较语言学，还在燕京大学 Sino-Indian Institute（汉印研究院）当主任。1930年后期，他返回德国，接替卫礼贤，负责卫礼贤创办的法兰克福大学东方研究所。1933年，鲁雅文提交了一篇关于中国佛教的论文，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资格。

    更重要的是，鲁雅文在中国与钢和泰交往，曾专题研究惠能，并翻译过《六祖坛经》。

    情况非常相合。鲁雅文在北大教德国哲学，父亲进北大后学过德文，又从物理系转入哲学系。鲁雅文在清华教比较语言学，父亲毕业前后跟随刘半农，致力语言学，也修过清华导师赵元任的语言学课程。鲁雅文在燕京大学当汉印研究院主任，我伯父沈维钧曾在燕京研究院就读，父亲有可能去参加活动。

    最重要的也许是，鲁雅文认识钢和泰，并翻译过《六祖坛经》。这些都与父亲回忆，对得上号。

    吴素乐指点了寻访鲁雅文孙子的途径，于是我又上路。

    鲁雅文评沈仲章：“值得信赖的佛音信使”

    我来到第九站，联上了鲁雅文之孙 Ardo Schmitt-Rousselle （阿道•施密特-鲁索尔）博士，中文名鲁雅道。我简述来龙去脉，并表达请求。他问我父亲的中文名字怎么写，以便依此搜索他祖父的笔记与信函。

    2015年9月23日，鲁雅道传来喜讯：他去鲁雅文长女之家待了四天，翻检了他祖父在北平期间寄回德国的函件。在一封1928年致兄弟书中，鲁雅文提到沈仲章，评为“trustworthy buddhistic adlatus”（值得信赖的佛音信使）。

    鲁雅道接着写：“And in fact your father was the personal officer of my grandfather. The monthly salary was paid by him.”（“而且实际上你父亲是我祖父的私人职员。每月工资由我祖父支付。”）我记得父亲说，报酬不是月薪，而是每次或每周计时支付。不过两种说法无大矛盾，鲁雅文与家庭通气，可按月算账。

    鲁雅道9月30日来邮又说，他祖父所译惠能《六祖坛经》，可能是“Sino-Indian Reasearch Institute of Peking”（北平中印研究院）的项目。1931年，鲁雅文发表了第一至第三章德文翻译，1936年发表了第四至第六章。

    鲁雅道让我辨认一个名字，说是当年在北大教梵文的教授。我一看，那是邓高镜的别称。父亲与邓高镜亦师亦友，可去邓家随便走动。

    10月9日，鲁雅道追加电邮写道：“The platform sutra 《六祖坛经》 proofs beyond any doubt, that it was your father, who worked with my grandfather.  That is a buddhistic key sutra and fits beautiful to a greater project. Richard Wilhelm who had left China a few years ago – as we know now – was not much interested in buddhistic studies.”（“《六祖坛经》证明，无疑是你父亲协助了我祖父。那是佛教的关键经典，正适合一个重大项目。卫礼贤几年前已离开中国——如我们现在所知——对佛学兴趣不大。”）

    鲁雅道说的“我们”是泛指，好像“大家”的意思。估计“我们”是以对卫礼贤有所了解来划圈，他和我都在其列。这一措辞也可反映，卫礼贤“对佛学兴趣不大”，并非鲁雅道个人意见，而是国际上相当普遍的看法，为大家“现在所知”。

    其实，我已见实证，卫礼贤对佛学早存兴趣。不过我没争辩，因为对明言挑战这一看法，尚需慎重。

    令我特别高兴的是，终于有了与父亲直接相关的实质性收获。在北平与沈仲章同室工作的德国教授之“真身”，应是卫礼贤的继任鲁雅文。而鲁雅文评沈仲章为“值得信赖的佛音信使”，作为女儿，我闻言自然欣喜。

    那么，至此是否终点？

    我提议鲁雅道继续搜索资料，聚焦他祖父鲁雅文有无提及卫礼贤。鲁雅道认为，他祖父鲁雅文翻译佛经，是个自发独立的项目。他的一条理由是卫礼贤不曾涉足佛学，另一条理由是从他家记录看，这个项目由个人出资，并未得到任何机构的经费。

    我觉得鲁雅道的说法有道理，但还不足以就此定论。从上文可知，第一条理由不成立。至于第二条理由，虽能提示经济上自力，但并不证明学术上毫无别人影响或参与。也不能排除有种可能，鲁雅文是自费完成卫礼贤想做之事。

    问题仍然在于，鲁雅文是独资自主、携资合作、集资奉献，还是……？实现卫礼贤的理想，实施卫礼贤的一个计划，还是……？或者，与卫礼贤完全不相干？

    我向鲁雅道预告：“a deep digging is underway”（该题正在深挖）。我当时这么说，基于有望得到几方相助深究。回想用词过重，至今尚欠“深挖”。我还向他解释，在写阶段性报告前，需要认真思考几位可能当事人的作用和关系。

    四位可能当事人：各自作用如何？

    父亲在1928年左右参与的这个佛经翻译项目，直接或间接，有四位可能当事人：钢和泰、鲁雅文、沈仲章和卫礼贤。

    先说钢和泰。据卫礼贤日记，他与钢和泰多次讨论翻译佛经。据吴素乐，鲁雅文与钢和泰有交往。据父亲沈仲章，钢和泰推荐他协助译经，有时干脆说他帮钢和泰。应该可以确定，把翻译佛经作为一个整体大项目来看，钢和泰有策划、参谋的作用，也可能直接参与和指导具体项目。

    顺便提一下，据有些资料，钢和泰1928年去了美国哈佛。但我查到1937年3月24日的 China Weekly (《中国周刊》)有关钢和泰逝世的报道，所述赴美年份不一样。考证钢和泰行止越出本文范围，估计钢氏年谱已出，学界早有成论。但若尚可商讨细节，钢和泰在北平教沈仲章梵文与推荐他译经的年月，也具补证意义。

    再说鲁雅文。他翻译出版佛经，包括《六祖坛经》，记录确凿。鲁雅文留下文字，沈仲章为其“值得信赖的佛音信使”。而沈仲章回忆，他协助德国教授翻译《六祖坛经》。这两个是直接当事人，在北平同室工作，应无太多争议。

    有意思的是，鲁雅文身在北平，书面资料中提及沈仲章。而沈仲章口述回忆未提鲁雅文，却言及远在德国的“卫礼贤”。从这个角度说，卫礼贤有名无实，鲁雅文有实无名。

    我思忖，这个佛经翻译项目，到底跟卫礼贤有无关系？上述四人，各自担当什么角色？互相影响又如何？

    卫礼贤早在1922年，已对钢和泰承诺译经。我的大胆假定是，鲁雅文抵达北平后，继承了卫礼贤的未竟事业。钢和泰为倡导促进这一事业的中坚力量。沈仲章被钢和泰拖入，助理钢和泰和“德国教授”。

    然而，尚无资料可供分析，卫礼贤的“未竟”，到了什么阶段？当鲁雅文在北平开始译经时，卫礼贤是否身在德国

    心在华，鼓励、支持或影响了这个项目？此外，钢和泰在总体上对翻译佛经的热衷，学术界早有论述。但针对具体项目，是否有人逐一作过考察？

    我感觉，卫礼贤在中国与钢和泰多次长谈，回德国后不至于完全忘了译经之诺。而对为什么父亲会记得“卫礼贤”，我想到几种可能：

    一是钢和泰对沈仲章介绍这个项目时，说由卫礼贤主持，或说他与卫礼贤合作。如此，父亲便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因而自始至终认为，他是协助钢和泰和卫礼贤。

    二是鲁雅文自己开口常言卫礼贤。这第二种可能，源自吴素乐“解谜”时所猜：“Rousselle idolized RW and will have talked about him a lot to your father in whose mind the two then were blended into one.”（大意为：“鲁雅文把卫礼贤当偶像，会老对你父亲说起他，因此在你父亲的脑子里这两人合二为一。”）

    从吴素乐所言，也可引申出第三种可能，即鲁雅文自己对沈仲章说，译经是卫礼贤的项目。于是父亲便会觉得，他俩都是在替卫礼贤工作，并记住了 Wilhelm 这个鲁雅文本人强调的名字。这也可从另一角度，支持我上述假定，即作为卫礼贤继任的鲁雅文，尽力继承其“偶像”前任的未竟计划。

    还有第四种可能，卫礼贤确实远距离参与该项目，哪怕限于道义上的支持、名义上的“主持”，或者更具实质意义。

    上述几种可能并不互相排斥，可互相支持。或者可以说，钢和泰、鲁雅文和沈仲章，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卫礼贤对这一项目起了作用。

    需要探索的是，卫礼贤起的是什么性质的作用？是否可算项目主持者或倡导人？还是，卫礼贤或钢和泰仅仅告诉鲁雅文，他们在1922年的一些想法？

    我又仔细回想父亲措辞，辨析语境，还是有层次差别的。父亲若描述具体工作，被助之人是“德国教授”或“德国学者”。若说明为谁工作，则是“德国教授”、“德国学者”、“Wilhelm”或“钢和泰（他们）”。这里我试用“助”和“为”区别关系，其实父亲口语中大都用“帮”。“帮”有很大弹性，可近距可远程，可实指可虚化。“帮”用作动词，与“助”近义；偏于助动类介词的用法，也含“为”的意思。（“助”也具弹性，但小于“帮”，尤其吴语使用有限制。）吴素乐猜测的“合二为一”，也许并没发生在沈仲章脑中，而是发生在听闻者与笔录者的信息处理过程中。这更使我意识到有机治史很不简单，暂不扯开。

    我继续思考，为什么直接当事人沈仲章，似已淡忘鲁雅文的名字，却一直记得钢和泰，而 Wilhelm 也长存脑中？

    我盼再有发现，可证实卫礼贤的佛缘，不止于他在1922年与钢和泰的悬谈。

    卫礼贤佛缘之持续（上）：文献记载

    我尤其关心卫礼贤在1928年左右，是否仍然未忘翻译佛经。我转了个角度，去佛教界方面查询，果然有记录！这是第十站。

    释印顺所著《太虚大师年谱》，记录了在1928—1929年，佛界内外广受崇敬的太虚大师（1890—1947）访德之行。根据太虚本人回忆及早年文献，访德时与卫礼贤多有接触。下面选摘相关数则（源自一国际佛教协会网络版，允许转引）。每则之后加按语，就本文主题，稍议浅见及可思之点，一般不考证人名地名等等：

    【1928年11月】

    十四日，郑松堂以德国佛朗府大学中国学院卫礼贤院长之函来迓（环游记）。

    [沈按：“佛朗府”即法兰克福。1928年11月14日，太虚仍在比利时，卫礼贤已派人持函致意，可显郑重与主动。]

    十七日，晤卫礼贤。商定：郑君为大师译华成徳，编书交敏兴之雪洛斯书店。中国学院学员詹显哲，常来为大师译语（环游记）。

    [沈按：太虚16日抵达法兰克福，第二天即会见卫礼贤。郑君与詹君“为大师译语”，皆卫礼贤安排他人翻译之例。]

    二十九日，大师讲“身命观与人生观”于佛朗府大学，卫礼贤译语；听者六、七百人，多半为该校员生。大师旧识卜尔熙公使，亦专诚来听。是讲稿，以缘起之“和合”、“相续”为身命，而以唯识、中观义说之。德人读此稿，多有来函商讨者（环游记）。

    [沈按：不知德人所读“此稿”是哪种文字？与演讲现场的“卫礼贤译语”有何关系？如果“此稿”是德文，而且根据或参照“卫礼贤译语”整理，也许可考虑是否算卫礼贤的译著，希望学界关注。即便卫礼贤安排他人翻译太虚原稿文字，也值得关注。在此顺便记下逾越本文范围之题：如果“此稿”乃太虚汉文原稿，或可想象德国当时汉学盛况？而“商讨者”来函又是何文？以及延伸问题，学界亦可探之，有益研究文化交流史等。]

    【1928年12月】

    十二月一日，大师偕卫礼贤，詹显哲去敏兴（环游记）。

    按：海刊十卷一期《佛教史料》，谓大师于敏兴与中国学院讲“佛学大纲”，卫礼贤译语。实为卫君代讲之误。

    [沈按：摘文“按”当为印顺按。“卫君代讲”四字值得注意，表明卫礼贤对佛学知识有自信，太虚也能信托卫氏代己演讲。也可参照上则“此稿”是否德文之疑，综合思考。]

    五日，大师返佛朗府。寓中国学院，常占一室以诵经（环游记）。

    [沈按：太虚“寓”卫礼贤主持的“中国学院”，可为两人会面商谈提供方便。]

    十二日，大师着衣诵经次，卜尔熙公使来，卜使约大师及卫礼贤，作莱茵河探胜之游。与卜使谈及：国际间相忌相侵，终无以得人世之和乐（环游记；与德人谈话鳞爪）。

    [沈按：虽仅录外事交际，然卫礼贤应约作陪，也涉佛缘。]

    十四日，大师讲演“佛学之变迁大势及其新倾向”于中国学院，卫院长译语。听者二、三百人，皆热心东方文化及哲学与佛学研究者（环游记；海十、一《佛学要闻》）。

    [沈按：至此，卫礼贤为太虚演说“译语”或“代讲”，记录已达三次。]

    其间，大师与卫礼贤商决：以中国学院为世院之德国通讯处，招集发起人。于院刊译载中文佛经（环游记）。

    [沈按：“世院”为世界佛学院之简称；“院刊”指中国学院院刊还是世院院刊，待考。试解“其间”二字：自太虚11月中旬抵达法兰克福，至少自12月5日“寓中国学院”起，便与卫礼贤商量相关事宜，至12月14日决定。此处简单回顾上文卫礼贤1922年日记信息，供参考：卫礼贤与钢和泰为译经之事，长谈多次，某次达三小时半。]

    【1929年1月；太虚于1928年12月20日抵柏林】

    四日，远东协会总秘书林待，以卫礼贤之介，约大师往晤；见会长叩尔纳等（环游记）。

    [沈按：协助扩展社交一例，方便太虚弘扬佛道。]

    二十七日，司泰恩凯来访。司氏于禅定颇多熏习。卫礼贤来访，知征求世院发起人，已得各国六十余人之赞允；大师乃与话别（环游记；与德人谈话鳞爪）。

    [沈按：1929年1月28日太虚离德。27日卫礼贤来柏林，专程“话别”，并报喜讯。而佛学院若遍及“各国”，译经自然水到渠成。]

    我特别关注1928年12月14日下段，卫礼贤答应太虚，“译载中文佛经”。依印顺括号注，所录源于太虚《环游记》。据查，《环游记》1930年即由大东书局出版，信息应相当可靠。

    1937年，太虚著《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一文，进一步回忆：“与德国福朗福特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卫礼贤，有大规模译华文佛典为德英文之约，惜因筹款无着及卫礼贤之病逝，未能有成。”（引自张曼涛主编《中国佛教史论集》，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对卫礼贤和太虚计划“大规模翻译佛经”，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1995）也有提及：“民国十八年，太虚在德国与卫礼贤共同约定翻译华文佛典为德文、英文，但后来因经费拮据及卫礼贤逝世而告中止。”

    《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20日载李雪涛《太虚法师1928—1929年的德国之行》（简称李文），介绍时任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的太虚出访德国，“一共待了74天”。李文设专节讲述太虚与卫礼贤的接触，引用不少文献，也言及译经计划，还有一张卫礼贤和太虚法师及 Botschafter von Borch（卜尔熙）的珍贵合影。

    以上记载显示，在太虚访德期间卫礼贤涉佛之多方面：会见佛教大师，陪同游览，招待住宿，邀请演讲并翻译，甚至“代讲”，征求世界佛学院发起人，充当通讯处，商量决定译经，承诺出版…… 可见，卫礼贤1922年起念翻译佛经，到1928—1929年兴趣不减，而且对理解佛学的自信已达相当程度。

    我好奇的是，卫礼贤和太虚在德国商决“有计划地翻译佛经”之约，与钢和泰、鲁雅文和沈仲章在北平的译经项目，有无任何关联？所言“筹款无着”，可否解释鲁雅文为何自筹资金？卫礼贤既肯积极“征求世院发起人”，是否也会主动征求佛经翻译者？而鲁雅文在北平之尝试，有否树立榜样之意图？记忆力很强的沈仲章，为什么偏偏“记住”，钢和泰推荐他协助的是卫礼贤？

    证是或证否，都待确实依据，暂且归于因缘。

    至此先作小结：为求证父亲回忆，我关注卫礼贤涉佛踪迹。通过原始日记，窥见1922年卫氏佛缘初现；通过佛界文献，又见1928—1929年卫氏佛缘重显。

    下一个焦点在于，卫礼贤两度许愿译经，是相隔六七年的两组孤例，还是连续历程之

    两端呼应？

    卫礼贤佛缘之持续（下）：本人著述

    上摘佛界资料所载，意在彰扬1928—1929年中国佛界领袖的外交功绩，卫礼贤为响应太虚号召者之一。前引新发现1922年卫氏日记所录，大概还是钢和泰说服卫礼贤共襄其事。假如卫礼贤只在遇到钢和泰和太虚时，才发愿扣问佛学，并不足以证明，卫氏本人对佛教的兴趣是否持续有恒。而卫礼贤与那两位有约译经，也不足以说明，卫氏本人对佛教的学说是否下过功夫。

    1922年到1929年间，卫礼贤佛缘几许？屐齿苔痕何存？

    有位学者点拨：那是“well documented”（与我的问题合起来可译为“佛缘在录”）。他继而指出，通过早年文献和当事人回忆等考证卫氏生平，确是一条重要途径。但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那便是从卫礼贤的著述中，搜寻有无佛学影响。即便重点在口述史，也不可忽略这一功课。讨论后我俩都认为，治史得根据实情，切忌偏颇。

    这位学者给了我三本卫礼贤的书，领我来到第十一站。

    第一本书是卫礼贤和卫德明父子俩的《易经》讲座汇编合集，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Changes（《易经解析：卫氏关于变化之书的演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卫德明部分英译者是 Cary Baynes （凯瑞•贝恩斯），卫礼贤部分英译者是 Irene Eber （霭润•艾伯/伊爱莲）。

    点拨者在书中夹了条子做了记号，标明我该关注的书页和段落。

    粗粗浏览，卫德明论“易”涉“佛”不多，大体符合其弟子康达维记忆。但卫礼贤讲解的《易经》，Buddha （佛）和 Buddhism (佛教)等词语，不断冒出。我依照标志，翻阅了第154-325页，援引“佛”与“佛教”不胜枚举。聚焦第270到273页，基本是在比较“佛”与“易”。尤其272-273两页，仅“Buddha” 一词，便出现不下十次，另有多处用“he”等代称指佛。

    下摘卫礼贤议论“佛教”一例，粗体标出关键词，并加括号注：

    【第297页】Buddhism goes still a step further by identifying life with suffering. Our intention here is not to present the views of Southern Buddhsim , for Southern Buddhism has long been known in Europe, but it may well to show the rhythm of events as expressed in Northern Chinese Buddhism.[沈按：本文不议佛学知识，不细辨卫氏对“Southern Buddhsim”的理解使用，暂保留两译“南方佛教”与“南传佛教”。“Northern Chinese Buddhism ”同理。试译大意：“佛教更进一步，以苦释生。我们此处目的，并非表达南方/传佛教观点，因为欧洲对南方/传佛教早有了解，而在试图显示北方/传中国佛教所体现的事件脉搏节奏。”]

    读起来，卫礼贤不仅对佛学传播流派等已具一定知识，而且特别强调“北方/传中国佛教”，以区别于“南方/传佛教”。

    卫礼贤也提及“禅”，并注明中文是“Ch'an”，日文是“Zen”。

    根据书内附注，卫礼贤这一系列《易经》讲座，原为四组小系列：一组三讲在1926年（归纳为第二篇），另一组三讲在1927年（归纳为第三篇），再一组两讲在1928年秋（归纳为第四篇），还有一组两讲在1929年秋（归纳为第一篇）。

    由此可见，卫礼贤在1926-1929四年间，年年讲解《易经》，然也心系佛缘，念念不忘，时时引证。

    为进一步追寻找卫礼贤论佛踪迹，我打开第二本书。

    那是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 Chinese Book of Life [Das Geheimnis der Goldenen Blüte:ein chinesisches Lebensbuch，《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卫礼贤翻译注解， C. G. Jung（卡尔•荣格）评注]。可以说，这是卫礼贤最后一本著作。1929秋德文本首版，1930年3月作者去世。1931年，其好友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筹划出版英译本。

    点拨者告诉我，卫礼贤在《金花的秘密》内，以注解方式，思考比较佛教与道教，兼及孔学和易经等等。

    我被提醒特别关注，在凯瑞•贝恩斯的《金花的秘密》英译本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62 ）中，附有卫礼贤遗孀 Salome Wilhelm （莎乐美•威廉）1957年前言，引了一大段卫礼贤在1926年有关佛与道的议论。

    Richard Wilhelm wrote the following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is meditation text in 1926:

    “……The text combines Buddhist and Taoist directions for meditation. The basic view is that......”[沈按：上摘第一句是莎乐美•威廉的引入语。引号内选摘莎乐美引卫礼贤。其中 “meditation ”可译为“沉思”、“冥思”、“冥想”等，也可译作“禅”。试译大意：“1926年，卫礼贤介绍这本‘禅’书时写了如下之语：‘……本书综合佛家与道家的冥想之法。基本观点是……’”]

    这条信息显示，卫礼贤在1926年，不仅关注、译介综合佛道的作品，并已在其著述中比较佛教与道教的“basic view”（ 基本观点）。

    略读《金花的秘密》前部，已见卫礼贤花了不少篇幅，试图探讨佛教与道教的基础教义，用词直涉一定深度。已述我不打算评议卫氏对佛学的理解，因而不录成段整句，仅摘短语或非完整句。以下数例取自该书第7页，汉译皆大意：

    1.“a religious trend, which, stimulated by Buddhism, ... but in a way clearly different from Buddism”（“一种因佛教而起的宗教倾向，……但明显与佛教不同”）；

    2.“a thought absolutely foreign to Buddhism”（“一种与佛教大相径异的想法”）；

    3.“the influence of Mahayana Buddhism， which at that time dominated thought in China, is not to be underrated”（“大乘佛教主导那时的中国思潮，其影响不容低估”）；

    4.“Buddhist sutras are cited time and again”（“佛教经典被反复引用”）；

    5.“a purely Buddhist method which was practiced in the T'ien-t'ai School”（“一种天台宗实行的纯佛教方法”）；

    6.“there appear purely Buddhist ideas which repudiate the world and emphatically shift the goal towards nirvana”（“其中体现若干纯佛教意念，否定现世，刻意转向追求涅槃”）。

    从上述摘语可看出，卫礼贤在1929年以前，对大乘佛教和天台等宗派已有了解，认为大乘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曾起“主导”作用。他还能在被译原著中辨识所引“佛教经典”，并颇具信心地谈论与“纯佛教”有异同之“倾向”、“想法”、“方法”和“意念”，……诸如此类。

    冰冻数尺非一日之寒，我被引导往前回溯。

    第三本书是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易经：变化之书》），即卫礼贤翻译并注解之《易经》（凯瑞•贝恩斯英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三版）。其中，卫礼贤解释第52“艮”卦时，比较佛法与《易经》之侧重不同。

    While Buddhism strives for rest through an ebbing away of all movement in nirvana, the Book of Changes holds that rest is merely a state of polarity that always posits movement as its complement. Possibly the words of text embody direc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yoga.[沈按：我请另一位较有专攻者试译大意，附此仅供参考：“佛教通过运动的消退进入涅槃而求得静寂，而《易经》则认定静寂只是一种极性的状态，是运动的一种补充，或许代表了一种练习瑜伽的方向。”译者按：尚未通读上下文，猜测该小段意思或许是佛教追求的是完全的静寂，而《易经》只是动中求静。动是常态，静只是“动”的一种特定的状态。]

    卫礼贤译注的《易经》，几乎可说是他的代表作，1923年德文初版。由此可推知，1923年该书面世之前，卫礼贤对佛学已有相当知识。

    以上只觅轨迹，不评观点。我想，卫礼贤其他著述中，可能还有痕可循。

    本文目的是分享父亲回忆，记录自己的搜寻解疑过程，标示可供学界深入探讨之题。惟愿引发相关研究者的兴趣，继续沿着卫氏与佛学这条主线，串联其步履所至。

    为此再作小结，记下本文所议卫礼贤涉佛脚印（范围缩小到佛学知识）：

    1922年，与钢和泰认真讨论翻译佛经，并试译佛教评论（根据卫礼贤未发表日记）；

    1923年包括更早，比较佛学与《易经》，评议涅槃（根据卫礼贤本人著述）；

    1926年包括更早，综合比较佛教与道教基本观点（根据遗孀摘引的卫礼贤本人著述）；

    1926—1929年，反复援引佛学讲解《易经》，关注北方/传佛教，提及禅宗。（根据卫礼贤本人著述）；

    1928年左右，可能远距参与翻译佛经的具体项目（根据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回忆）；

    1928—1929年，与太虚商定大规模翻译佛经（根据文献记载，基于当时记录和/或另一当事人太虚回忆）；

    1928—1929年，为太虚口译佛学演讲并代讲（根据文献记载，同上）；

    1929年包括更早，不断比较佛与道，了解佛教宗派如大乘和天台，讨论纯佛教等概念（根据卫礼贤本人著述）。

    连续性显见，细节需充实，思路历程待探讨。

    未及结论的尾声：思考线索

    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仍然是，父亲沈仲章在1928年左右参与的翻译佛经项目，与卫礼贤的关系到底如何？我认为，直接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对卫礼贤的印象比鲁雅文深，应有缘故，是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从我熟悉的父亲习惯，他回忆此事多用 “Wilhelm” 而极少用“卫礼贤”，也提示了可供还原当时语境之参考信息。（辨析习惯和语境等，得综合各个层面，将牵涉到有机梳理史料等较大论题，非数语可解释，容另议。）

    近年来整理父亲资料，时逢父亲所历不同于定论、众说或已发表的他人所述。我每每彷徨，不知何倚何从。可是，一件接着一件，已遇多个例证，父亲的记忆有理有据，可供纠误和填缺。较近一例可参见拙文《沈仲章回忆斯文•赫定片断：采集品放行瑞典案》（载《古今论衡》第30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补充了不少斯文•赫定不甚清楚的内情。更有意思的是，文内讨论一个地点，赫定在事后几年内出版的书面报告，与父亲在几十年后的口述回忆不一样。我先取赫定之说，但旋即发现当年即时会议记录，所录地点却正是父亲这位现场经手人所忆。

    回望时约四载的本专题探究过程，我的注意力半途转向卫礼贤佛缘循迹，庆幸有所获。然而，对我最关心之事，即沈仲章与卫礼贤的佛缘历程如何相交，仍无足够材料可下结论，离终点尚远。

    叹息力量有限，人生有涯。我最想弄清楚的这一问题，也许终不可解。好在因父亲回忆而起的探索之旅，也是一种经历。

    探索多歧路，除了继续搜寻沈仲章遗存资料，谨在此标志另三条值得追踪之线：

    其一，最近听说，鲁雅文长女鲁幼兰怀念在北平的童年，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段。于是我顿感亲近，父亲天性喜欢跟孩子玩，会不会当年逗过牙牙学语的鲁幼兰？又听说提及鲁雅文的中国缘，会让九十多岁的鲁幼兰欣慰，这便成了促我抓紧完成本文的一大动机。此外，我已邀请鲁雅道，合作撰文介绍鲁雅文。但愿通过细察鲁雅文涉佛之前因后果同道，又能得到新的启迪。

    其二，关于由钢和泰策划促进的翻译佛经之举，以及由他引导研习梵文和佛学之人，不知学界是否已作详尽梳理？

    其三，我翻阅卫礼贤著作，瞥见卫德明涉佛之痕。可惜目前无暇分身，探讨卫公子对佛学的兴趣是否因卫礼贤引导。我想，卫德明本人可自成一题，建议有志者关注。而分析卫氏父子佛缘有无因果传承，或许也将有助于思索卫礼贤与鲁雅文译经有无因缘沿续。

    借陈寅恪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中语，盼“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溯源疏流，“共参究之”。

11李慈铭求画记

细绎李慈铭与文人画家之间的人情往来，大致都是持平的。他在此类往来中总是试图遵循人情平等的原则，免于孟浪行事。所谓人情平等，一是双方身份或修养上的大致匹配，二是具体财物、文艺往来的轻重相当。为了得到一幅画，有时需要草蛇灰线，人情往还数月。

    经历了京官捐纳的曲折，又与多年挚友周星誉决裂，李慈铭(图一)在三十五岁头上才算在京城安顿下来。对于自己在户部的小职务，李慈铭客气时说“闲身且署户曹郎”(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第2689页。本文关于李慈铭相关事迹的论述，主要依据此书，以下简称“《日记》”)，促狭时直接说是可恨的“驴马事”(《日记》，第2396页)。但乱世之中，自己得食俸禄，故乡家人无恙，李慈铭还是感恩的。不知是乡情发作，还是受到南山捷径的启发，李慈铭开始撰集《萝庵游赏小志》(图二)，追述游览绍兴柯山等地的旧事。柯山是绍兴西边的一座小山，山势不高，秀丽孤峭(图三)。李慈铭曾在山中居住。左图右史，李慈铭着手请人摹绘家乡景物。响应的画家有两位：秦炳文和潘曾莹。二人同样来自江南，虽身份悬殊，但均擅丹青。

    秦炳文画的是　《柯山红树图》团扇。他是李慈铭的户部同事，咸丰末年活跃于上海苹花社。动乱中聚集海上的文士们，虽曾鬻艺谋生，看起来和职业画家几无区别，但局势一旦稳定，他们便在国家机器的感召之下，纷纷北上应试、做官。秦炳文是画社中最早走掉的画家。同治元年(1862)的秋天，他频频出现在京官的宴会之中。第二年又捐了个户部主事的职务。小京官的帽子戴上之后，不知道秦炳文是否还可以像在南方一样自由卖画。李慈铭写秦炳文在北京作画：“都下几人画山水，锡山秦叟称能工。吮毫索价颇自惜，韈材曾被嘲凡庸。一朝为君拂绢素，经营惨淡天外峰。玉莲朵朵入雪色，松根樵径微能通。”(《日记》，第5350页)这里的“索价”，其具体形式和对象不知如何。翁同龢记载“写扇五柄，多弱笔虚锋(二柄倩秦谦亭画，每一八千)”，谊亭正是秦炳文的号　(《翁同龢日记》同治七年五月一日，上海图书馆藏稿本，“谊亭”二字存疑，陈义杰释作“谦亭”)。

    另一位画家潘曾莹是诗词的名家，李慈铭去求画，或写一首《渔家傲》，或填一阕《壶中天》，佳文共赏析，又阐明所请托的画境画意，是高端的艺术游戏：

    壶中旧隐，有丹岩翠嶂，遮断尘境。山下林亭亭下水，隔水别开鸥径。映竹弹棋，刷苔品石，秋满纱巾影。山前何有，藕花菱叶千顷。

    正好瘦策扶亲，团蕉挈弟，瓜果盈盘饤。坐到梧桐凉月上，更理冰弦夜咏。轻裂萝裳，长安回首，盻断青猿信。乞公渲笔，溪声画里堪听。(《日记》，第2360—2361页)

    这次画的仍是柯山，红山绿树间露出林亭小路，梧桐月上，人物二三。消夏景观布置，历历如在眼前，供画家妙笔成像。往还之间，诗人与画家大概都能获得知音般的满足感。

    回乡赚得一个举人的功名之后，李慈铭于同治十年(1871)二次进京。中兴承平日久，都中的风气看起来颇为活泼生动，李慈铭也饶有兴致地投入其中　(同治中兴是学界的一种认识，见美国学者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与陈乔森、温忠翰、吴大澂办过几次消寒会，和秦炳文饮了几回酒之后，李慈铭开始继续与上一期居京时同样主题的绘画诉求———图写家山。给陈乔森、秦炳文的还是老命题———《湖塘村居图》(图四)，温忠翰的是《三山世隐图》《三山红叶图》，吴大澂的是《城西老屋图》。吴大澂是秦炳文苹花社的社友。他也在同治元年进京应试，落榜后返乡。同治七年(1868)考中进士，这时是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用干硬有力的线条和迟涩浑厚的墨色营造屋宇树木，显示出一位书法家对于笔墨出色的把控能力。

    秦炳文对这一次　《湖塘村居图》的请求，响应得很慢。李慈铭连着催了两三次未果之后，决定扩大范围，给另一位同部僚友胡义赞发去同题做画的请求。胡义赞是河南人，言谈幽默，长于金石考证。他画宗董其昌，擅用黑而湿的笔墨再现“黑董”风格。刑部任郎中的同乡施启宗也被李慈铭嘱托去转求倪文蔚画一件　《罗庵黄叶图》团扇。扇子很快画好了，秀洁雅致，却没有署名，让李慈铭颇费思量。倪文蔚曾在湘军幕府，仕途蹉跎，自身也招惹一些非议。

    艰难之间，得授荆州知府，后来倒官路亨通。倪文蔚光绪间几次受召进京，都来拜访李慈铭，并留下别敬银两。李慈铭也曾以人事相托。他给倪文蔚撰挽联云：“一幅寄云林，十载无忘宿诺；八驺归若水，两河遽丧劳臣。”上联说的是李慈铭光绪七年向倪文蔚求画的山水姗姗来迟，收到时已是十年之后。下联是说倪文蔚阅兵之后因病去世。惯用的客套话，评价说不上多高。事实上，李慈铭对于倪文蔚依附于张之洞等人非常不满，曾在日记中用小字大骂其贪腐。

    李慈铭在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到九月之间接连发出这些作画请求，其频率之高，远超从前。有的画被寄回家乡，画尾缀上李慈铭自撰自书的图记，缅怀家族先人的足迹，追述自己与母亲、兄弟卜居的旧事。这些出自颇负时名的京官画家笔下的绍兴景色，似乎被赋予了某种仪式性。不过，他与一众京官们的“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不论是画画的吴大澂，还是题画的张之洞，双方后来的交往都相当克制。因政见龃龉、文人相轻，或一些言语播弄的是非，终于由亲到疏。李慈铭自述修身七例：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礼名士，四不齿富人，五不认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不与婚寿庆贺。其中又特别提出翰林、名士两项，有所影射。同部僚友陈乔森在其中也有一些“功劳”。陈乔森来自岭南，在地方传统的熏陶之下，自成一种独特的绘画风格，用笔大胆，山水粗头乱服而不乏苍莽之趣。他任职户部之后，开始与李慈铭交往。光绪三年(1877)，陈乔森再次拿到《湖塘村居图》的命题。画未完工，就受到李慈铭关于他言语是非的质问。陈乔森在辩白无效的情形之下，更加用心地画这幅家园图，“画极细密，用墨尤佳”(《日记》，第7456页)，但没能挽回两人之间的友谊。

    周寿昌是少数交往到最后仍得到李慈铭尊重的京官之一。周寿昌和曾国藩等多位湘军高层是同乡，又识于微时，却并未如周围人所预料的那样仕途通达。后因足病休致，致力于《三国志注证遗》《两汉书札记》的撰著，常拿稿子给李慈铭讨论。著述之余，周寿昌重拾画笔：“读书苦难用心，饭后画扇一两枋遣日，不欲与人，人或有索者，亦不过恡也。”(周寿昌《思益堂诗钞》卷六，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5页)周寿昌不讳言自己对于五代富贵风格的花鸟画家黄荃的喜爱，他的藏品中也有一件归于黄氏名下的瓜卉长卷。但他最为人称道的是秀润的山水画风。李慈铭看见他画在摺扇上的山水，湖面有船，船上三四个人，两只瓮，觉得这景色像极了绍兴城外，记起自己的旧诗“桃花坞口采蒪还”，就给这图取个名字叫“春湖采蒪图”，请周寿昌题于画上相赠。

    对于翰林、名士的新鲜感过去之后，李慈铭不再刻意去追求京官圈中大小名头的画作。他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京中与绍兴相关的文化设施建设上，在同乡中具有良好的影响力。这些绍兴才子或任职部曹，或为居乡举子，流动性大，一般要逢科举年才有机会在北京聚齐。一般是二月入闱，三月赏花宴饮，四月报榜，然后分别。同治甲戌科以后连续三个会试年，同乡胡寿鼎、秦树敏、陶宣、陶在铭、陶方琦、孙彦清，以及待李慈铭亦师亦友的海宁人羊复礼和湖北人樊增祥等人齐会京城。士子中画名最高者当数举人秦树敏。他是著名的娱园主人，多次赴京考试均落第，还乡前多画梅扇赠给李慈铭。周作人后来到娱园去，还赶得上见识园中少主人家传的画梅艺术(图五)。

    绍兴的山山水水，柯山、三山、湖塘、谢墅、罗庵等等，李慈铭都请人画了个遍，且一画再画(图六)。李慈铭要表现绍兴的秀，周星誉的高秀，倪文蔚和秦树敏的秀洁，温忠翰的秀润，都是合格的。张之洞题《湖塘村居图》　诗中有这么四句：“逢人便索图村居，要令家山常在眼。可怜画手矜简略，溪树不春山容薄。”(《日记》，第5400页)诗中批评画家逸笔草草，在形似上有所欠缺，辜负了思乡者的深情。对于一个热切怀恋故土的欣赏者而言，画中景物的似与不似显得特别重要。李慈铭画前写图略，收到画后还要细审其是否失真。面对孝廉冯学沣的一幅《三山世隐图》，李慈铭先是因其不肖实境而颇为失望，后意外发现图中景观与柯山对面的湖南山极其相似，点景房屋则似萝庵，便改画名为“山楼对读图”。这件差点被放弃的绘画由此重新得到重视。冯学沣的父亲是杭州籍探花冯培元，与秦炳文结过画社。冯培元工于画梅，学沣则以山水见长。冯学沣曾避乱萧山，又和李慈铭的好友张鸣珂交游，再加上这段“山楼对读”的画缘，他第二年解银进京就直接去李府拜访。几场酒喝下来，又被李慈铭赚走了两幅山水。在摹写实景方面，李慈铭与同乡画家之间更容易达成默契。周星誉画《湖南山桃花》便面，秦树铦画《罗庵黄叶图》和《吼山秋望图》(萝庵黄叶楼是李慈铭和弟弟共读的地方，吼山亦为绍兴名山)，胡寿鼎用绍兴南塘一带的风景位置来表现杜甫“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的诗意，都更让李慈铭满意。胡寿鼎任职刑部，曾多次与李慈铭一起参加科考，他总是：“绸缪定棲止，琐屑筹糇粮。入或代负儋，出则眠连床。”(《日记》，第8725页)情谊绵长，让人动容。胡寿鼎还给李慈铭画过王士祯“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等多幅诗意图。有一件朱松银石的纨扇最为李慈铭所喜爱。对于相似度的要求，看起来已经背离了文人画的某些准则。李慈铭曾以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诗入画。钱锺书先生解读这首诗相当于画中工笔，与南宗文人画的趣味正好相对　(钱锺书　《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三联书店，2001年)。李慈铭本人对于大小青绿画法都饶有兴致，一一实践。从元代逐渐定型的龙脉山水，由于缺乏一流笔墨的支持，逐渐沦为一种僵硬的、程式化的机械图式，千篇一律，了无生气。董其昌时代所追求的抽象、冷静的笔墨趣味无以为继，欣赏者把目光重新转回画面表现上去，再加上浙西派文学白描手法的审美影响，诗意可居的江南小景开始流行。

    李慈铭五十九岁时小小地升迁到江南司郎中一职。酒边花下，书画清游，仍是旧时的戏码，但以老夫自居的李慈铭心绪散淡了不少。秦树敏逝于绍兴的消息传来，李慈铭怜其稚子尚幼，娱园花竹寂寞无主。少年们则仍源源不断地奔赴京城。过客匆匆，李慈铭尽力维持人情平衡，但鲜少主动去求画了。倒是朋友和后辈们知道他爱画，常主动送来自己的作品。启程赴俄游历的缪佑孙赠以《秦淮小景》，王廷训送来山水扇，樊增祥和陶方琦寄到墨兰(图七)，羊复礼送西山名胜画扇，徐琪赠纱扇画《十刹海观河小景》。受赠画作自不待言，就是那些主动向文士们求来的画幅，也从没见李慈铭有付钱的记录　(两位女性职业画家除外)。李慈铭并非耻于言利的腐生。袁保龄请李慈铭撰写寿序，他坚持非百金不动笔，后来还得来说项的画家胡义赞先同意给画一幅《湖塘村居图》才成。给殷萼廷撰《郑姬志铭》，李慈铭细细算了一笔账：“予前年曾向假五十金未还，今年又送《四库提要》一部，翁注《困学纪闻》一部，价亦约值十金。”(《日记》，第6394页)再加上作为润金送来的十金，算上知好的情谊，才勉强将就。文字可以理直气壮地卖，画不能换钱吗？　不过，细绎李慈铭与这些文人画家之间的人情往来，大致都是持平的。可以说，李慈铭在此类往来中总是试图遵循人情平等的原则，免于孟浪行事。所谓人情平等，一是双方身份或修养上的大致匹配，二是具体财物、文艺往来的轻重相当。为了得到一幅画，有时需要草蛇灰线，人情往还数月。当艺术成为一种酬应的手段，被看作检验人情的试金石，高雅难免沦于低俗之境。翁同龢归乡途中，左手给兵丁付钱，右手随即奉上自

    书的对联，让人产生深深的滑稽之感(《翁同龢日记》八月十五日记：“夜遣两弁归，每人十两、扇对，另给李弁四两。”第735页。扇对，即翁同龢自书的扇子和对联。廿一日：“遣两炮船归，各酬以四金，先各给两千，另对子一。”第637页)。李慈铭把某孝廉损了个体无完肤，顺便又一杆子打倒了一大波孝廉方正，当面却仍拉不下脸来拒绝这位同乡书写楹帖的请求。但最普遍的艺术品授受仍发生在文艺、思想、鉴赏水平可相沟通的同人之间。在这个前提之下，学人或官员层面上的绘画运作几乎可以达到自给自足。李慈铭的人情圈子基本可以满足他日常的艺术需求。潘曾莹也只需在京官、外官、门生中发展拥护者。

    从咸丰四年(1854)到光绪二十年(1894)，李慈铭得到四十位时人画家的一百一十件作品。求画没有一定的频率，有的年份多，如同治十一年(1872)，有的年份少，甚至没有，如动乱的咸丰十年(186O)。画以扇面居多。快的第二天就能见到成画，也有延宕至十年之久的情况发生。画家中的二十余人具有贡生、举人或进士功名，也基本都有官职。其中京官十七人，知县以上地方官七人。传统文人与绘画之间的距离是模糊不清的。日常用惯的笔墨、宣纸，书法入画的理论铺垫，文人们基本都能勾几笔兰竹，或进而皴擦简略的山石轮廓。秦炳文、吴大澂、倪文蔚、徐琪(图八)、陶方琦、樊增祥等素有画名者被李慈铭的好友张鸣珂收入《寒松阁谈艺琐录》。张鸣珂良好的鉴赏品味在今天仍得到认可。胡义赞和倪文蔚更被黄宾虹誉为“道咸画学中兴”的代表性艺术家。李慈铭身边的胡寿鼎、羊复礼、娄俪笙似乎也都能随时拈起画笔。就连李慈铭自己也渐觉参透画理，开始调和丹粉，摹绘山水花竹。光绪十一年(1885)年底，他为人画了一件《寒林老屋图》。这件没有明说受赠者姓名的画作，是李慈铭较频繁地以画笔做应酬的开端。两月之间，他给同年杨崇伊、高官张曜等人画了《溪亭梧竹图》《野桥高柳图》《柯山图》等团扇。得到《柯山图》的李福云也是绍兴人，累积军功，李慈铭喜欢他武直可爱，与其家联族。傅云龙出使海外，李慈铭给他画“疏柳一旗江上酒，乱山孤舟道中诗”诗意。山水清远，点景生动，适于入画。景物虽是山水画中常见的，但诗句却非随意摘取。它们出自明代高启《送何记室游湖州》，诗题中的“湖州”，正对应傅云龙的家乡。这是李慈铭作为文学家的修养灌注于画面所带来的生动意味，展示了文人画的长处和特质。

    李慈铭不是苦心孤诣的收藏家，也不是专研绘事的画家，这一点反倒增强了他作为受众者一方的代表性。大收藏家顾文彬的阅画笔记，俯拾皆是熟悉的名家。而读李慈铭的求画记录，则仿若设置了重重障碍，不少画家都是陌生的　(晚清民国时期的传统纪传体画史如《墨缘小识》《晚清民国金石书画史》中多收录这些画家。而在后来的综合性画史中，他们往往所占篇幅不多，并几乎淡出研究者的视野。西方借助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安思远)　和美国凤凰城艺术博物馆的晚清书画藏品，编成Later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l8OO—195O和New Songs on Ancient Tunes：l9th—2Oth Century Chinese Paintings andCalligraphyfromthe Richard FabianCollection等图录，试图避开单一维度的画史构建方式，对于晚清传统派画家及其作品，包括京官画家，也进行了同样的展示和说明，但数目有限)。李慈铭的官位、财力与官居宁绍道台的顾文彬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李慈铭文名大，有影响力，职位上也足以代表数量庞大的中下级官员群体，具普遍性。他北京的寓所里挂着书画，按季更换，总有画扇出入怀袖之间，偶尔翻阅《清河书画舫》《佩文斋书画谱》等书画谱录，对各朝各家画风有体认，不定期地从身边能画的大小名家那里得到丹青。这样的士人正是中国特色的文人画语系中预设的主要参与者吧。跳出鉴藏者的艺术史，寻绎人情里的文人画，其线索大概也正在于此。

12鲁迅对但丁的评介

但丁的作品和思想，在中国的维新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鲁迅毫无疑问受到了但丁的深刻影响，并且沿着但丁的方向，努力做出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与建设。

    但我今天主要讨论鲁迅对但丁的关注与评价，以及对于但丁文化遗产在中国传播中所作的贡献。

    鲁迅早在留日期间就曾写论文《摩罗诗力说》谈论但丁

    捷克学者马利安•高利克认为，中国读书界最初接触到但丁的名字及其生平，是梁启超1902年在 《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剧作《新罗马》，而读到但丁的作品则始于1921年钱稻孙翻译、发表于《小说月报》的但丁《地狱》中的三首歌。

    但是，高利克先生说中国读者最早读到但丁作品是在1921年，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知道，鲁迅早在1907年写 《摩罗诗力说》，就显然已经读过但丁，并且在谈论但丁的作品了。虽然那时候鲁迅是在日本留学，但当然不能把鲁迅从中国读者中排除出去。其实鲁迅谈论但丁的文字，至少其他中国留学生也会读到。

    鲁迅在1907年是怎样谈论但丁的呢？这相关文字《鲁迅全集》已经收了，就是他早年的著名论文《摩罗诗力说》。其中鲁迅说 （译文）：“英国人卡莱尔说过：‘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而豪迈地抒唱民族的心志而生存的，乃是国民头等意义的事。意大利虽然四分五裂，但是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她产生了但丁，她有意大利语言。庞大俄罗斯的沙皇，有兵刀炮火，在政治上能统辖广大地区，创立了宏大的事业，但是为什么寂然无声呢？他们内部也许有什么伟大的东西吧，但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哑巴……等到兵刀炮火都摧毁了，而但丁的歌声仍然存在。有了但丁国家就是统一的，而没有声音的俄国，却最终是支离破碎的。’”

    在这里，鲁迅谈论的不光是但丁，而是在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人类的精神支柱。在鲁迅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没有精神支柱，就是弱小的、落后的、支离破碎的。但丁代表了意大利的民族凝聚力，使她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会体现统一的意志。这正是当时中国所缺乏的。鲁迅当时所关心的、所呼唤的，正是这样一种民族精神支柱。在鲁迅心目中，但丁就是一个民族的战士、一个时代的英雄，其意义远远不止于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是全人类的灵魂。顺便提一下：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是鲁迅早就关注的一本书。1933年鲁迅甚至说，自己曾经很想仿照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写一本中国的《人史》。可见卡莱尔这本书对鲁迅有很深的影响。卡莱尔说的英雄但丁，在鲁迅看来就是伟大的、真正的“人”。

    鲁迅在1920年代以后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但丁及其意义。1926年，鲁迅在《马上日记之二》里谈到一些社会现象时，提到但丁：“假如在欧美留学，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杨朱、张三；研究萧伯纳、威尔士就不大妥当，何况但丁之类。《但丁传》的作者跋忒莱尔（A.J.Butler）就说关于但丁的文献实在看不完。”鲁迅在这里是讽刺一些人出国留学时，写一些外国人不容易看到资料的中国题材研究课题，便于通过论文答辩，如果写但丁，前人的研究资料非常多，就会望而却步了。

    鲁迅一生都敬服但丁，关注但丁

    1933年，鲁迅在 《“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说：“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的陀莱（Gustave Doré），他是插图版画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

    事实上，鲁迅买这类美术书刊，都抱有很实际的目的。当时他在编辑书刊中，感觉到书刊有了插图就不仅会给人带来 “读书之乐”，而且能帮助读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好的连续的插图，能独立传播。鲁迅后期在上海提倡木刻版画，其中也有木刻连环图画，就是从类似陀莱等人的木刻插图得到启发的。可以想象，当鲁迅读到插图本《神曲》的时候，一定被它震撼了，所以后来谈到但丁《神曲》里面的地狱，说现实生活的残酷超过但丁对地狱的描写，从而发出沉痛的感慨。“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鲁迅说这话的目的是在抨击当时政府的黑暗，但其实也是在回忆数十年前的往事：阅读《神曲》的时候，自己还年轻。

    鲁迅另一篇文章可以印证这一点：1935年 11月，鲁迅说：“回想起来，在年轻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他明确说是年轻时候读了《神曲》。鲁迅还谈到俄

    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忍从……“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终于也并不只成了说教或抗议就完结。因为这是当不住的忍从，太伟大的忍从的缘故。人们也只好带着罪业，一直闯进但丁的天国。在这里这才大家合唱着，再来修练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坠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鲁迅这篇文章，与其说艰涩难懂，不如说深奥曲折。怎样理解，是值得玩味的。他说他虽然敬服但丁，却不爱但丁。为什么呢？鲁迅似乎是把自己比作那些推着重石头上山的“鬼魂”中的一个。因为他在当时面对社会的种种黑暗，一直在努力试图把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状态，提升到人类共同的水平线上方去。但他总感觉到吃力。

    鲁迅晚年还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翻译俄罗斯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鲁迅曾谈到，果戈理写《死魂灵》，本来要写三部曲，第二、第三部书名也是跟但丁《神曲》一样的《炼狱》和《天堂》，但他写完了第二部，还是自己烧掉了。鲁迅说，这是因为那“已不是作者的力量所能达到了”。实际上，《死魂灵》就是果戈理的 《地狱》篇。他试图模仿但丁，但是能力达不到。鲁迅翻译《死魂灵》，看来是有意介绍俄罗斯人模仿但丁之作。

    鲁迅藏书中的但丁作品

    鲁迅从早年就开始关注但丁，不仅极为推崇，而且注意收集但丁的作品。

    在鲁迅的藏书里有但丁的《〈新生〉和但丁抒情诗歌总集》1878年德文本，应该是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购买的。早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通过日本书店大量购买西方文学史和文学作品。

    1928年3月，鲁迅购买了法国版画家陀莱的《但丁〈神曲〉画集》日文本。另外，鲁迅还收藏了该书的德文版，显示对该书的独特兴趣。一般来说，鲁迅同时购买不同语种的外文书，通常都有翻译介绍甚至出版的意图。

    此外，在鲁迅日记里还可以看到，1926年7月鲁迅购买了东京新潮社日文版的 《现代文豪评传丛书》，共六种，其中第四种为英国巴特勒 （Arther John Butler，即鲁迅所说“跋忒莱尔”）的《但丁》。

    1935年3月15日，鲁迅购买了日本高冲阳造的 《欧洲文艺之历史的展望——从但丁到高尔基》一书。在上海，鲁迅还购买了很多关于欧洲文学史的著作，在这些书里，但丁都是论述的重要对象，也就是说，但丁始终在鲁迅的关注中。

    鲁迅促成了《神曲》最早的中译单行本的诞生

    最后，我们要谈到但丁 《神曲》在中国的传播与鲁迅的关系。上文提到，马利安•高利克谈到的《神曲》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重要人物：钱稻孙。钱在1921年率先翻译了《地狱》中的三篇诗歌，然后在1929年又翻译了另外五篇，高克利认为这是目前所见翻译得最早、也是最好的版本。

    我这里有一些信息，可以对高利克所说的作些补充。

    实际上，1921年9月钱稻孙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他所翻译的但丁作品，题为《神曲一脔》（脔的意思就是一块肉）。那是中意文对照的译文，用中国古代的离骚体来翻译，确实水平非常高。不久之后，1924年 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该书包括了《地狱》第一至三篇，共93页。

    但不为人知的是，在钱稻孙《神曲一脔》出版的过程中，鲁迅起了某种重要的作用。鲁迅日记1923年10月22日有这样的记载：“得三弟信，十九日发，附卖稿契约一纸，即以转寄钱稻孙。”这个三弟，就是周建人，当时由鲁迅介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钱稻孙 （1887-1962）是浙江吴兴人，早年随父母到日本读书，后到意大利就读，毕业于罗马大学。1912年进入教育部，与鲁迅同事，后来也跟鲁迅一同在北京大学兼课，平时与鲁迅过从甚密。1921年 9月他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九号）发表《神曲一脔》。之后，他将该书稿版权出售给商务印书馆，而居间介绍的人，就是鲁迅。1923年10月，周建人从上海寄来钱稻孙的“卖稿契约”，就是指《神曲一脔》的出版合同。也就是说，鲁迅已经代表钱稻孙与出版社谈妥了条件，这时候由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从上海寄来合同文本。双方显然顺利签订了合同，该书后于1924年12月出版。

    从中我们看到，《神曲》在中国出版第一个单行本的过程中，鲁迅起到了关节点的作用。虽然我们迄今并不清楚其间的细节，包括究竟是谁主动提出出版该书，而且这本书相对整部《神曲》来说，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鲁迅却使它从期刊刊登走向了出版单行本，而这是中国第一个《神曲》单行本，其意义是不能说不重大的。

13《黑暗传》 全文

汉族的神话史诗，流传于神秘的神农架地区，主要在死人时打“丧鼓‘所唱。

整理：胡崇峻

开场歌：

    东边一朵红云起，

    西边一朵紫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歌师来。

    开歌路，歌路开，

    起歌楼，搭歌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浪花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高门在四方。

    一道中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跑马。

    打开西门好耍枪，

    打开北门招歌郎。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琉璃瓦，

    下铺玉石方砖，

    八根全梁玉柱。

    置下梭罗门两扇。

    早晨开门金鸡叫，

    晚上关门凤凰鸣。 

歌鼓堂前好光景，

好比天堂玉殿形，

锦幛上面绣海马，

海马上下绣乾坤，

乾坤之上绣日月，

日月旁边绣彩云。

彩云旁边绣花朵，

花朵旁边绣鹌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孝家一副好棺材，

说起棺木根古长。

昆仑山上一棵树，

此树名叫长生木。

上面枝叶四季青，

上有一枝朝北斗，

下有一根穿泉壤。

左边枝头凤做窝，

右边根上老龙洞。

只有盘古神通大。

手执一把开山斧，

先天元年砍一斧。

先天二年砍半边，

先天三年才砍倒。

先天四年落凡间，

鲁班先师一句话，

先造死，后造生。

生生死死根连根，

万古千秋到如今。

哪一个，白头不老得长生？

哪一个，神仙不是做古人？

想昔日，神农皇帝尝百草，

中毒而亡无药医。

想昔日，老君不死今何在？

想昔日，八百寿命一彭祖，

到头来，骨化形销一堆土。

黄金若能买命活，

皇王要活万万秋。

昔日螳螂来扑蛾，

岂知黄雀在后啄，

黄雀又被金弹打，

打弹之人被虎拖，

老虎掉在深坑内，

坑内又被黄土梭，

黄土上边长青草，

青草又被镰刀割。

镰刀又被铁匠打，

铁匠又被无常捉。

自古一报还一报，

劝人行善莫作恶！

歌场来了两个客，

孝子施礼忙迎接。

一个童子五尺高，

一个老者貌堂堂。

打开歌楼二重门，

二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金鸡把守，

头戴金冠，尾开宝扇。

这不是金鸡，是凤凰，

请你站在一边，闪在一旁，

让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打开歌楼三重门，

三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两个红黑二将。

原来是两位门神，

叫声门神，请站在一边，闪在一旁，

让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打开歌楼四重门，

四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两个女子，站在两旁。

一个短来一个长，

原来是长三娘，矮三娘，

她们所生的五个儿郎。

个个饱读诗书，做得文章。

只有五郎年纪小，

专爱打鼓闹夜。

唱些山歌野腔，

只见他早已进了歌场。

打开歌楼五重门，

五重门里两个神。

手拿刀斧刨锯，

原是鲁班两个弟子，

张郎与李郎，木匠与漆匠，

做得一口好棺木，

刨得平，漆得光，

棺木原是一棵桑。

长在昆仑山顶上。

四块长的在四方，

四块短的在中央，

鲁班造下一口仓，

专殓亡者上天堂。

请问你是哪里来的歌郎？

人又生得聪，气宇轩昂。

歌又唱得好，声音洪亮。

答曰：

不是远道而来的宾客，

而是打鼓闹祖的歌郎。

旱路水路，五湖四海访歌友，

学得一些稀奇文章。

打开他小小行囊，

一个小小的笼箱，

拿一套歌本，满篇诗行，

龙行虎步，走进歌场。

问曰：

歌书有几千几百本？

歌有几千几万零？

答曰：

歌书有三千七百本，

歌有十万有余零。

问曰：

哪年哪月歌出世？

哪年哪月歌出生？

歌是前朝什么人作？

什么人传歌到如今？

答曰：

起初年间歌出世，

起初年间歌出生。

歌是前朝古人作，

代代相传到如今。

问曰：

什么年间开天眼？

什么人布下满天星？

什么人看见地翻身？

什么人出世擂战鼓？

什么人出世会弹琴？

什么人取火烧自身？

歌师一一来说清，

才算歌场老师尊。

答曰：

盘古出世开天眼，

斗母布下满天星，

地母看见地翻身，

雷公天上擂战鼓，

女娲出世会弹琴。

闪电娘娘取火种。

取得火种烧自身。

问曰：

讲天由，讲天由，

天河岸上几条沟？

几条沟里出桃子？

几条沟里出铁牛？

什么人放，什么人收？

什么人置下铁笼头？

铁牛闯下什么祸？

铁牛又被何人收？

答曰：

天河岸上九条沟，

九条沟里出铁牛，

老君放，老君收，

老君置下铁笼头。

吃了昆仑山上草不长，

喝了黄河水不流。

撞塌天宫三万三千琉璃瓦，

撞倒王母娘娘三千三万金柱头。

玉皇大帝生了气，

贬到人间作家畜。

牧童放，农夫收，

耕田耙地老黄牛。 

水有源，歌有头，

句句丧歌有根由。

歌师得知天根由，

请你给我讲清楚。

要讲清，说不完，

天地奥秘玄又玄。

下至泉壤上九天，

问混沌，说黑暗。

或问日月怎团圆？

黑暗混沌多少年？

才有人苗出世间。

玄黄老祖传混沌，

混沌传盘古，

九番洪水三开天。

才有日月星光现。

伏羲女娲传人烟，

千秋万代往后传。

谈天上，顺天游，

谈地上，江湖走。

身骑一只梅花鹿，

上走黄河九十九道湾，

下走长江青龙偃月滩。

三山五岳任我走，

看景致，访歌友，

歌鼓场上乐悠悠。

我问青山何时老？

青山问我几时闲？

我问流水翻什么浪？

流水问我白什么头？

叹得人生多忙碌，

难比山长青来水长流。

我在这里高拱手，

歌师，歌兄，歌弟，歌朋友。

一场山歌唱出头，

好比江河向东流。

未曾唱歌请歌师。

要请歌师起歌头。

这时请来一位老者，

腰儿弯弯，背儿驼驼。

长长的胡须，高高的额头，

肩挑一担，手提一笼。

问曰：

哪里来的歌师？

哪里来的高手？

答曰：

扬州的歌者，

柳州来的鼓手。

问曰：

肩挑一担是什么？

手提一笼是何物？

答曰：

肩上一担是阳雀，

手提一笼是画眉。

问曰：

阳雀怎么叫？

画眉怎么啼？

答曰：

阳雀叫的咕溜扯，扯咕溜，

画眉闹林渡春秋。

一声歌儿唱出来，

好比泉水出洞口，

船儿弯在浪沙洲，

一阵顺风调了头。

歌头：

打扫堂前起歌头，

哪位歌师先开口？

香烟袅袅渺悠悠，

敲起龙凤鼓，

打起青铜锣，

一拜师来二访友。

开了歌头莫往声，

要唱古往与来今。

或唱天文与地理，

或唱日月并五星。

或唱昆仑与五岳，

或唱开天辟地人。

或唱希奇并古怪，

或唱黑暗与混沌。

或唱青山并水秀，

或唱走兽与飞禽。

歌朋歌友显才能，

一夜唱到大天明。

歌场好比野山藤，

将藤割回搓根绳，

将绳拴住歌场人。

万国九州有贤师，

五湖四海出能人。

高拱手来低作揖，

为弟去此讲书文。

师出题目我作文。

题目出自哪本书？

我将题目问先生。

十年难逢金满斗，

五年难遇腊庚申，

今日相逢有缘分，

众星捧月到天明。

唱歌要唱本头歌，

大树不倒盘根深。

追根求源有学问，

脚穿草鞋慢追寻。

提起四游并八传，

考倒多少假好汉。

任你提起哪几游哪几传，

四游八传哪一段，

玄黄、混沌和黑暗，

说尽天地也不难，

生铁补锅显手段，

龙凤鼓上试试看————

一、天地玄黄：

天上日月星斗寒，

天地故事甚非凡。

天有多大，有多高？

地有多厚，有多深？

东南西北有好远？

几多名称在里边？

歌师如果记得全，

真正算得歌神仙。

问我记得熟不熟？

天地自然有根由。

天河泥沙此化出，

从小到大有生于无。

无极太极有两仪，

混沌之时无宰主。

善变掌故天地枢，

昆仑之山产万物。

昆仑之山分东西，

东南西北极乐府。

洪水之时妖魔现，

四十八祖动刀斧。

山崩地裂洪水后，

重整江山分九州。

一声闪电沙泥动，

霹雳交加雷轰轰，

分开混沌黑暗重。

哪有黑暗根基深，

哪位歌师他知情？

要盘根来就盘根，

天地自然有根痕，

才产天精与地灵。

先从天河来讲起,

化得混沌有父母,

化得黑暗无母生,

黑暗出世有混沌,

混沌之后黑暗明,

才把两仪化成形.

两仪之后有四象,

四象之中天地分,

然后才有日月星.

说天星,讲天星,

讲起天河一段根,

不知哪年生一虫,

此虫大得无比伦.

渴了喝的天河水,

饿了忙把砂石吞.

吞了吐，吐了吞，

不知吞吐几万春。

砂石磨得亮晶晶，

好比宝珠放光明。

此虫吞食渐长大，

生甲长角一龙形。

一日来把砂石吞，

一口喷出满天星。

此龙追赶忙飞腾，

五色祥云来包住，

结成一团出混沌。

砂石包龙龙追石，

砂石把龙包中心。

日月星斗包在内，

将来万物从此生。

砂石飞出天河外，

日后此龙化昆仑。

万物包在山中心，

砂石日后多变化。

哪位歌师讲得真？

油波滇汜消沸化，

口张吐水放金霞，

当时有幽泉（注）祖，

幽泉生浦湜，

浦湜就是混沌父，

幽泉就是混沌母，

母子成婚配，

生出一元物，

包罗万象在里头，

好象鸡蛋未孵出。

当时黑暗生黑蛋，

黑蛋生出众神祖。

五条黑龙往外钻，

九大名山包在内，

包罗万象天地产。

混沌出世劈两半，

众位老祖才出生，

混沌里面生黑水，

放出黑水放光明。

汗青又出世，幽泉变滇汝，

混沌从此十六路。

一路生幽泉，幽泉生浦湜

浦湜生滇汝。二路生江泡，

三路生玄真，四路生泥沽，

五路生汗水，六路生提沸，

七路生雍泉，八路生泗流，

九路生红雨，十路生清气，

十一生菩提，十二生重汗，

十三生里五（注），十四生丘里（注），

十五生洞六（注），十六生江沽，

江沽出世才造水土。

————————————

幽泉——这两字应该还有个三点水，读作幽汗，不过我打不出来

其他同上，不过读音倒是能照着字面读……

————————————

说江沽，有根古。

江沽出世水干枯，

尸骨化水成泥土。

青华山下有水池，

幽泉池中有家谱。

幽泉来把卵珠吐，

生出浦湜一个神，

这才传出混沌根。

提起十六卵珠子，

传卵圆物里边孕。

江沽出世一鱼形，

广吸元气长成精。

渐渐长大无比伦，

一口喝干天池水，

天干地枯无水分。

江沽找水四方寻，

千里万里多艰辛。

闻听北溟是大海，

一日千里往前行。

北漠万里冰雪海，

有一尊祖号北溟。

北溟海中有黑谷，

黑谷之中有洞府。

洞中住的北溟祖。

要见北溟取玄冰，

要取玄冰做水母。

江沽来到北溟中，

来到大海水中游，

不知洞府在何处。

一日游到冰山中，

只见光亮照虚空。

江沽沿着光亮找，

果然亮处一洞府。

此洞好比水晶宫，

光分五彩一明珠。 

北溟老祖洞中坐，

口含明珠放光明。

生得一条白龙样，

见了江沽怒眼睁。

江沽连忙把话云：

乞求老祖赐玄冰。

北溟来相问，哪里来的大鱼精？

江沽答曰：出身中土地，

幽泉是母亲，

只因喝干天池水，

天干地也枯，天干水也枯，

难以活姓名，才到此处游。

天地干枯难保生，

特请溟祖赐玄冰，

玄冰化水救生灵。

唯有玄冰是真净水，

才是万物救生根。

北溟一听开言道，

玄冰原是水之精。

玄冰非是容易化，

需得玄光一宝珍。

北溟之北有一神，

名叫玄光坐昆仑。

玄光口中含玄珠，

玄珠才能化玄冰。

北去昆仑千万里，

问你江沽如何行？

江沽一听泪水淋，

北溟老祖心怜悯。

拿出九个泥团子，

乃是泥精来做成。

叫声江沽来吞下，

力大无穷有精神。

北溟开口来相问，

愿不愿意来化身？

要化大鹏金翅鸟，

要去昆仑一时辰。

江沽听了心欢喜，

取来珠宝见师尊。

霎时江沽变了样，

脱了鱼皮花鸟形。

展开双翅腾空起，

一翅飞起到昆仑。

昆仑山中一洞府，

洞府中有老仙神。

行过礼后忙开言，

尊声玄光老仙神，

万里迢迢借玄珠，

不知尊神肯不肯？

玄光一听心了然，

定是北溟把话传。

点化他来借玄珠，

取了玄珠天地暗，

玄冰化了洪水淹。

玄光老祖心默算，

也是江沽有劫难。

天生他要造水土，

玄光这时一声叹，

玄珠乃是火中精，

看你如何取回还？

江沽回言不要紧，

含在口中往回转。

江沽飞到北溟地，

口中玄珠如火炭。

刚要落在洞府口，

口中玄珠落下来，

万丈光焰腾空起。

洞中玄冰来溶化，

顿时波涛千万里。

——————《逍遥游》开天辟地版 -_-

只见空中起黑云，

黑水已经漫天眼，

天摇地动好惊人。

听得哗啦一声响，

黑水淹到黑天外，

狂涛巨浪盖天顶。

天盖呼啦塌下来，

把地扣得紧沉沉，

后出盘古天地分。

玄黄老祖收黑水，

来把黑水四下分，

这时天地重新创，

又出多少稀奇文。

上有赤气降了地，

内有包罗吐清气，

生出一个叫元湜。

唯有元湜有一子，

一子更名叫沙泥，

沙泥传沙滇，沙滇传沙沸，

沙沸传红雨，红雨传化极，

化极传苗青，苗青传石玉。

千变万化有根基，

谁人知得那玄秘？ 

当时有个混沌祖，

天地自然有根古。

内中他还有一物，

名曰包罗生水土，

土生金，金生水，

水上之浮为天主，

刺凿其额为江沽，

三爻五爻为乾象，

飞龙化出羽毛长，

才有恶鸟横空出。

无天无日无星斗，

胡里糊涂说出口，

哪个知得这根古？

五条黑龙往外钻，

挤破黑蛋生黑烟，

黑烟放出生黑水，

黑水漫漫又滔天。

黑水流出来观看，

凸凸凹凹万重山。

几处凸来几处凹，

昆仑出世有根源。

黑水之中生灵气，

黑蛋落在水中间。

不知过了多少年，

黑蛋炸开玄又玄。

黑水流出黑龙先，

五条黑龙闹翻天。 

黑水之中长座山，

名叫青龙有根源。

山顶好似莲花开，

里边现出一毫光，

滚出一块青石来，

下面好似莲蓬样，

上面青石生五孔，

五股青烟冒出来。

结朵祥云生五彩，

五彩云霞一散开。

掉下一个圆物件，

露出一个小人来，

随风长大多奇怪，

胸前自带头像来，

半边黄来半边黑，

玄玄二字现出来。

玄玄出世有根苗，

出世更比玄黄早，

青龙昆仑高又高，

暗通阴阳生根苗。

玄玄出世小又小，

全身不满二尺高，

见风成长高万丈，

地眼灵气结成胎。

他与玄黄来争斗，

般般武艺使出来。

玄黄斗赢玄玄输，

口趁玄黄把师拜，

玄黄收他为弟子，

昆仑山中坐灵台。

谁个出世是混沌？

混沌之时出玄黄，

玄黄出世天地生。

玄黄出世玄又玄，

无有日共九天，

无山无水无星斗，

更无火来又无风，

也无人苗和万物。

讲起玄黄他的根。

公山昆仑母青龙，

两山相连合拢来，

一声霹雳又分开，

地眼开口好古怪。

冒出清气化一人，

青龙山中化一怪，

冒出黄气化一神，

玄黄老祖结灵胎。

要知二人这根古，

听我从头唱出来。 

玄黄怎么出的世？

什么地方又冒烟？

什么地气花神仙？

化身之后么情景？

又出什么众神仙？

歌师如果说得全。

也会成为歌神仙。

未分天地有一山，

它为众山之根源。

山川社稷从此起。

天地阴阳万事全。

山高三百六十丈，

山峰五万并九千。

八万四千里为方圆。

生有八万四千根毫毛，

三百六十根龙骨节。

五气朝元接五行，

乃通九窍按九千。

山有山峰并两凹，

远看如似笔架山。

此山名为“玄黄山”，

高大宽广为祖山。

内隐胎息并神育。

变化无穷万象全。

一胎育山山育气，

有胎有气是话山。

孕者气藏融合聚，

凝结土宫在深山。

气之藏聚方为孕。

四处发脉悠悠然。

一支山脉左边去，

结成一座青龙山。

又生一脉左边去，

长成一座昆仑山。

青龙、昆仑山二座，

名为玄黄耳手山。

二山相对互环绕，

龙虎威武巍巍然。

玄黄山如笔架形，

生在西域圣地境，

又无生物和人烟。

昆仑一脉到塞外，

东土东胜名神州。

外生一座 山各山至 山，

发脉又到太荒山。

太荒山又发支脉，

长出五座好神山。

第一瀛洲二方壶，

第三 山乔山四岱舆。

第五蓬莱五太岳。

杨（注1）谷、扶桑在东海，

具是昆仑三脉端。

又发二脉离方去，

南詹（2）部州 石罗 贺（3）山。

西牛贺州在兑方，

又生一座 加（4）拖（5）山。

四支山脉坎方去，

又在卢州长成山。

结成硝硌山一座，

俱是乾方西北延。

四大名山把脉连，

生成千山并万山。

气之变化玄黄山，

即是无极宝万象。

两仪四象在其间。

——————

1：自动把提手换成日字旁

2：加个三点水

3：这个贺，应写做石字旁，右边的上面是个山字，下面是个可字

4：加字下面一个石字

5：把提手换成石字旁

—————— —————— —————— ——————

诸物万象生变化，

水火金木土孕育全。

变化青赤黑白黄，

五形五色化石泥。

万物由此才发源。

左山玄黄右青龙，

阳气赤气冲虚空。

玄黄山中黑气起，

后山青气如云烟。

黄气青气一起绕，

五色云彩结成团。

霎时之间结一物，

五色圆物空中现。

空中咚咚一声响，

一下落在玄黄山。

山顶之上滚五转，

一阵清风云烟散。

忽然化成人一个，

身高十丈威威然。

头上青发白色面，

两足赤红似火焰。

站在玄黄山顶上，

极目连连四下观，

四围黑暗如墨团。

见一赤气光闪耀，

走近赤光过细观，

原是一个大地眼。

一团圆物在眼中，

冒着热气团团转，

又见前边山顶上，

一股白气光闪闪。

走进白气闪耀处，

也是一个圆窟眼。

又一圆物在其中，

一道霞光来冲起，

白雾青黄并紫烟。

此人朝着霞光走，

一块黄石光如玉。

黄石高有九丈零，

十二丈宽形四正，

此人就往石上坐，

化为九色宝莲台。

诗曰:

黄石一块九丈高，

十二丈围玄黄苗。

变为九色莲花瓣，

蕊现霞光透九霄。

此人坐在宝台上，

心中暗想甚原因，

一只阴眼一只阳，

天地玄黄此时生，

自己取名叫玄黄。

诗曰：

未生天地吾在前，

一名真一又玄元。

有影无形常自在。

巍巍躯体在先天。

黑暗未有星和斗，

浑浑叆叇无人烟。

身借五色祥云化，

无神无仙吾占先。 

再说天眼和地目，

二目圆睁天地眼。

以后不断来变化，

多少稀奇在里边，

玄黄坐在黄石上，

青龙山顶白气冒，

冲上虚空云一团。

又见昆仑山顶上，

一道赤气红光闪。

赤气白气来合拢，

结一圆物落下边。

落在玄黄山顶上，

顿时化成一个人。

身长九丈粗五围，

黄色头发白色面。

此人抬头来观看，

四边都是黑暗暗。

独有一山霞光现，

一朵莲花多耀眼。

五彩祥云拥金莲，

中间坐了一个人，

不知何人在此间。

此人慢慢来走近，

见一神人好威严。

连忙来把老者唤，

老者闻听睁开眼。

看见此人把话问，

你是何人把我见？

姓什名谁哪里来？

有何事请快开言。

此人连忙来回答，

无名无姓生地眼。

玄黄忙把名字取，

奇妙之名号玄元。

玄黄收他为弟子,

结伴前行山中玩.

师徒游玩一山顶,

山上一个大洞门.

石洞宽敞如洞府,

一重门来二重门.

一重门里有瑞气,

照得里面甚通明.

二重门里鲜花开,

鲜花谢了结鲜果,

吃了不老万寿春.

三重门里香扑鼻,

上垂璎珞下铺锦,

玉石床和玉石凳,

真是神仙之妙境.

与之一一取个名.

取名就叫鸿蒙洞,

石上刻字传后人.

一日师徒出洞门,

来叫玄黄山上行.

又见天眼青气生,

忽听轰然一声响,

二气氤氲结一团,

落在山上滚三转,

顷刻又冲半天中.

又落玄黄山顶上,

山顶之上放祥光.

诗曰：

天地参参落滑塘，

内安日月并星光。

中藏五彩并四象，

分开阴阳是玄黄。

滑塘池中一圆物，

滚来滚去放毫光。

玄黄吩咐奇妙子，

取来圆物我观赏。

奇妙来到滑塘池，

一池清水起波浪。

圆物好似一珠宝，

伸手取宝喜非常。

空中掉下人一个，

此人身高五丈长。

奇妙连忙问姓名，

那人口称浪荡子，

要与奇妙夺宝珍，

两人争夺不相让，

拉拉扯扯争输赢。

浪荡一口来吞下，

奇妙连忙见师尊，

玄黄叫来浪荡子，

为何吞了我珍宝？

快快吐出不理论。

你是哪里的浪荡子？

你在哪里来出生？

浪荡答曰根基深，

荷叶老祖一门生。

自古长在池塘内，

长出荷叶莲花开。

荷叶上有水珠子，

随风滚去又滚来。

久而久之得灵气，

化出吾身浪荡名。

那颗宝珠已吞下，

看你如何来理论？

奇妙震怒吼一声，

飞来一支开天剑，

空中旋转飞下来，

就把浪荡来斩了，

身分五块无下横。

宝剑依然沸腾去。

空中飘飘荡荡行。

诗曰：吾已知此剑，不是炉中炼，

自成亿斯年，原是五气变。

快快落下地，莫在空中旋。

宝剑一听落下地，

落在奇妙子面前。

忽然落地已不见，

落剑之处开金莲。

金莲花中有物象，

物象一现就杳然。

飞剑已斩浪荡子，

身分五块血流出，

鲜血流出如红水，

腹中蹦出那宝珠，

宝珠落地滚溜溜。

玄黄叫声奇妙子，

你将珠宝来劈开，

一半黄来一半青，

青上浮来黄下沉。

只听咔嚓一声响，

缝中劈开一般匀。

青赤二气两分开，

玄黄山下产育精。

虚空混合盘旋转，

结成元物似蛋形。

青的半边化青气，

黄的半边在地平。

霎时天青地又黄，

不断扩大无边境。

青的为天又为云，

黄的为浊往下沉。

从此天地初出世，

黑暗之中现光明。

玄黄又叫奇妙子，

拿个葫芦你且去，

滑塘池中取壶水，

快去快来莫迟疑。

这时奇妙到滑塘，

五色祥云忽飘起。

滑塘之中有池水，

不知多深往上溢。

放下葫芦来打水，

池水全进葫芦里。

诗曰：

小小葫芦三寸高，

玄黄山上长根苗，

却能装尽天下水，

不满葫芦半中腰。

玄黄接过葫芦水，

五块尸体五下淋，

口中连忙吹口气，

叫声快快来化身。

诗曰：

吾乃非凡神，一气变化身，

吾吹一口气，借气化五行。

五行化五神，去到五方行。

一块尸体化一人，

身高数丈有威灵，

面分青黄赤白黑，

此是无妨五行神。

五人个个来下拜，

叫声玄黄为师尊。

玄黄一见心中喜，

五人个个取下名。

各管东西南北中，

各有职责在其身。

自然生成有妙用，

分开阴阳配五行。

玄黄山右青龙山，

山上有处大老林。

老林之中长奇树，

有的花叶成人形。

阴阳交媾二气化，

才使万物来赋形。

但见青龙山顶上，

五棵古树自成林，

五色花朵满树开，

枝叶茂密树皮青。

原是七珍七宝树，

波罗苍树，菩提名，

还有檀香桫椤树，

棵棵宝树都有名。

有的结果小人样，

有的叶子现图形。

树枝盘曲如龙蛇，

阵阵花香扑鼻根。

突然花果落下地，

顿时化成人一群。

见了玄黄忙迎接，

个个前来叫师尊。

突然一阵狂风起，

树叶落地化九人。

九叶原是灵叶变，

又拜玄黄为师尊。

九人一一取了名。

师徒十人一大群，

跟着玄黄到昆仑。

山上有一清泉洞，

一池清泉为水根。

昆仑山为名山祖，

分支通脉群万岭。

四方山脉五条龙，

东西南北都有名。

第一山名昆仑山，

第二太荒山老岭。

山岭直达东海处，

又取瀛州，方壶，方丈，岱舆，员峤名。

更有一山叫蓬莱，

上有金阙金银台，

玉楼紫阁好仙景。

蓬莱虽好无人去，

就是神仙也不能。

周围弱水三千里，

丢片羽毛也下沉。

中有旸谷深万丈，

后有日月在此升。

玄黄说与众徒听：

不觉遨游昆仑行。

山中有城为九重，

九重城里有九井。

九重城里有城门，

神兽把守严又紧。

十二宫殿十二楼，

俱有瑶台与玉阙。

后为天帝之都城，

纵是神仙也难进。

众人游玩观山景，

忽然三阵狂风生。

刮得云雾腾空起，

霎时黑暗惨淡形。

顺手抓住风的尾，

知道其中有原因。

原是山中有一兽，

生得奇怪甚惊人。

诗曰：

头黑项绿毛色青，

六足白色红眼睛。

长尾好似黄金色，

二角五尺头上生。

其兽高有四尺五寸零，

长有九尺三寸身。

獠牙四颗如钢剑，

此兽名字叫混沌。

头如碾盘样，口张簸箕形。

角长有五尺，高有四丈五。

长有百丈零，獠牙三尺剑，

目中放光明，鼻孔似水桶，

行走云雾伴，一动狂风生。

异香三阵过，出气山川震，

六足云霞起，顷刻万里程。

满身鳞甲九九数，

能吐火光照虚空。

背上又生双翅翼，

翅膀一展狂风生。

要与玄黄来争斗，

昆仑山中定输赢。

此兽张口朝天吼，

一股黑气往上升，

黑气之中有鸟叫，

好似乌鸦一大群。

玄黄一一认分明，

一只名叫 鸟介 鸟止（介雌） 鸟，

嘴壳红色黑的身。

二只名叫毕方名，

身子墨黑头色青，

第三名叫鴂 付鸟（决付） 鸟，

三个头来六只眼，

伸出六翼和六足，

抓住玄黄顶门头。

第三鸺鶹（休留）有九头，

口一张来火光起，

要烧玄黄众徒身。

第四名叫 玉鸟 焦鸟 鸟，

六目四翅赛大鹰。

第五名叫人面鸟，

口吹黑气毒雾生。

玄黄取出小葫芦，

倒出大水火灭净，

四只恶鸟无踪影。

混沌一兽慌张了，

变一白蝶飞不赢。

一飞飞到葫芦口，

一股狂风顿时生。

不是朔风和罡风，

不是东南西北风，

不是杨柳松竹风，

此风名叫“无形风”。

诗曰：

无形风来不叫风，

无影无形又无踪。

又名耳风真厉害，

神仙逢此必遭凶。

吹入六腑丹田内，

穿透九窍骨空中。

骨肉俱酥身自化，

化为青烟影无踪。

玄黄打开葫芦口，

把风收在葫芦内，

混沌一见忙下跪，

要叫玄黄饶性命。

这时猛兽摇身变，

变一虎（加个左包耳）狸要吃人。

玄黄祭起开天剑，

一条电光杀混沌。

这时混沌来跪下，

俯首贴耳泪淋淋。

玄黄收它为坐骑，

又取名字叫开明。

玄黄骑了混沌兽，

师徒又在山中行。

只见山中一仙女，

美貌端正裸体身。

名叫朦 月当 女 女可 仙。

她是一个产育神。

见了玄黄忙下拜，

叫声玄黄救性命，

手按肚腹口呻吟，

一连生下两个蛋，

活蹦乱跳地上滚。

玄黄劈开蛋来看，

蹦出小孩一大群。

十个男孩十二女，

个个机灵甚喜人。

天干地支出了世，

玄黄一一取下名。

一群小孩见风长，

霎时个个长成人。

玄黄一一作婚配，

从此才有天干地支名。 

诗曰：

在天为星在地为神，

在人心肝脾肺肾。

各属金木水火土，

又配宫商角徵羽五音，

青黄赤白黑五色。

东西南北中五方名，

各归其位尽其责，

五方五地守护神。

鸿蒙洞中奇妙子，

玄黄出游心纳闷，

忽然心中灵机动，

挖来黄泥做泥人。

眼睛所见心里想，

各类形象要做成。

做一男来做一女，

眉清目秀好端正。

又让他们成婚配。

世世代代有子孙。

奇妙正把泥人塑，

口吐涎水捏泥人。

抬头一看吃一惊，

玄黄骑兽转回程。

随后众徒无其数，

奇妙慌忙前去迎。

玄黄一见泥人笑，

此是前缘与后因。

对着泥人吹仙气，

要使泥人还原形。

化成一个土珠子，

滚来滚去成一人。

取名就叫泥隐子，

日后人世有泥神。

昆仑山上碧水池，

碧水池中生红莲。

红莲九朵生红烟，

红烟里边九火蛇，

火蛇口中吐火焰，

玄黄抛出一根绳，

捆住九蛇在山巅，

九蛇口中含火珠，

照得山上放光明。

太荒山上一桃树，

树高万丈无比粗。

同时开花又结果，

青桃未黄早桃熟。

七个仙桃真可爱，

七桃裂口现七核。

七彩紫气不见了，

跳出七个小娇娇。

一见玄黄微微笑，

玄黄老祖问根苗。

七童当时来答道：

我来本是仙桃精，

灭天之时劫逃过，

孕化万物传人苗。

七童手指仙桃云，

此物不是非凡品，

混沌黑暗起的根。

说罢七童不见形，

玄黄老祖心纳闷。

回到洞中观分明，

石台上面飘香气，

台上现出七果仁。

玄黄拿起观仔细，

桃仁突然来跳起，

顿时落地生了根。

长出七棵仙桃苗，

七色鲜花朵朵开，

朵朵鲜花如伞盖。

玄黄弟子吃桃子，

桃核丢在山里头，

不知桃核有物体，

许多神灵日后出。

昆仑山上一棵槐， 

青枝绿叶甚可爱。 

层层树叶如天盖， 

密密树根通地脉。 

槐树之中怀老母， 

老母又把子孙怀。 

百鸟百雀树上落， 

五音五色分五彩。 

有的鸟儿来献果， 

有的鸟儿报信来。 

一日玄黄昆仑行， 

见一景致好惊人， 

一棵古树高万丈， 

树上百鸟叫连声。 

有的好象乌鸦叫， 

有的好比凤凰鸣。 

树下有个碧玉洞， 

住了一群老妖精。 

大怪张口无比大， 

四颗獠牙往外伸。 

二怪头上一只角， 

四只眼睛如铜铃。 

三怪两头生四角， 

分开两半合一身。 

四怪人头鸟雀样， 

张开翅膀飞黑云。 

五怪狮头人身样， 

大吼一声如雷震。 

六怪独角四只手， 

膀子三丈有余零。 

七怪人身老虎头， 

竖起尾巴九丈零， 

围住玄黄不放行。 

大怪张开血盆口， 

伸出獠牙要吃人。 

二怪一角撞将来， 

力大无穷本事能。 

三怪现出四只手， 

要捉玄黄众徒生。 

四怪飞在半天里。 

要抓玄黄一个人。 

六怪昂头来得快， 

咆哮一声如雷鸣

玄黄见了吃一惊， 

原是山中怪物精， 

连忙祭起开天剑， 

一道闪电起红云， 

六怪一见忙跪下， 

口称玄黄饶性命： 

“我们都是太荒生， 

有的是金石来成形， 

有的树木来长成。 

有的山精并水怪， 

有的爬虫与飞禽。” 

说罢一一现原形， 

五颜六色放光彩。 

玄黄一见心中喜， 

众怪以后有用处， 

收为弟子一路行。 

玄黄回到洞府门， 

收的弟子一大群， 

排在两边讲道法， 

宇宙洪荒讲原因。 

先天后天讲一遍， 

阴阳变化万物生。 

玄黄坐在灵台上， 

画天画地画风云， 

口吐祥云透九霄， 

指头上面绕彩云。 

玄黄老祖洞中坐， 

手执金鞭化条河。 

一条黄龙水上行， 

一只天龟来相迎。 

黄龙盘在金龟背， 

龟负黄龙重万钧。 

天河有块五行石， 

天龟含在口中吞， 

每回吞吐三千次， 

天龟借它养性命。 

天龟不慎把石吐， 

“咕咚”一声落凡尘。 

落在黑水潭中心， 

黑水一时鼓大泡， 

现出一个大山林， 

此山名叫五行山。 

五行山，五条岭。 

五岭像是五龙形， 

一条黄龙中间卧， 

口含一珠放光明。 

照亮七十二昆仑， 

后出多少稀奇文。” 

玄黄叫声泥隐子，

葫芦一个传与你，

后收洪水葫芦存。

天干地支如葫芦，

交与泥隐一神人，

藏在昆仑石洞内，

要躲洪水一难星。

洪水一万八千载，

葫芦存在昆仑顶。

等到盘古开天地，

天干地支得重生。

玄黄留下诗一首。

说泥隐子你且听：

先天一世要灭尽，

后天盘古才出生。

盘古举起开天斧，

一斧劈开太阳洞，

天上才有太阳神。

二斧劈开太阴府，

天上才有太阴星，

三斧劈开葫芦壳，

天干地支满天星。

玄黄老祖元气化，

混沌初开第一神。 

诗曰：

未开天地玄黄尊，

他是开辟第一神。

地气化身收众徒，

天地一体万物生。

天下名山初具形，

九大名山好风景。

收伏红魔转化神，

诸多物体初长成，

可怜洪水泡天地，

所创世界一扫平。

一看黑水三巨浪，

大浪淘去多少神，

多少神仙成泥沙，

一波未平一波生，

九九劫难又逢春。 

二、黑暗混沌

——————

玄黄过后出混沌，

依然黑暗少光明，

天地相连无人分，

混沌九九八十一劫难。

混沌之后盘古生。

混沌本是一头颅，

无鼻无窍甚是神，

多少玄妙里头存。

歌师记得清不清？

恭请歌师讲分明。

诗曰：

混沌无有天和地，

古祖灵山出世起，

寒阳洞里参禅机。

乾坤混沌几万秋，

度下开天劈地斧。

昆仑山上讲根由，

乾坤黑暗黑无边，

传下徒弟混沌仙。

混沌未分有一山，

天心地胆在中间。

盘古老祖他在先，

活了一万八千年，

那时洪水才泡天。

讲起混沌有根基，

我有一句来问你：

洪水泡天有根源，

叫声歌师听我谈，

洪水泡天有几番？

自从洪水泡天地，

混沌黑暗谁在先？

清水泡天有几番？

从头至尾讲根源，

那时才算得你为先。

自从洪水泡了天，

玄黄老祖他在前，

洪水泡天有三番，

三五老祖他在先，

清水泡天出古祖，

才有古祖在灵山。

清水泡天有几番？

清浊相连无有天。

我把天地谈一谈，

乾坤暗暗如鸡蛋，

千层万层包得严，

谁人知得着根源？

密密匝匝几千层，

三五相交看不清，

听我一一说混沌。

混沌山上十八祖，

青龙岭上昆仑山，

昆仑山上起青烟，

三千七百神仙洞，

八百洞中降真仙，

听我一一说根源。

玄黄死后留头颅，

天地灵气里头存，

预示天地未成形，

后来转变为混沌。

无鼻无眼心里明，

如似一个鸡蛋形。

划天老祖来彩画，

取出神笔画图形。

五气六气画眉毛，

八字峨眉两边分。

七孔八窍安停当，

睁开双目看分明。

凿开混沌开七窍，

才有三光与三才。

混沌头破似天开，

化一老祖有气概。

混沌老祖初出世，

无有天地五行势，

一气三化将人置。

站住仔细四下观，

举目抬头看一看，

四方都是黑暗暗，

清浊二气上下连，

无有人影在世间。

混沌一气降世起，

生在青梅山前地。

青梅山上把道传，

聚拢三百六十员，

寒阳洞里讲神仙。

都是天地变化成，

乾坤黑暗得自然。

混沌辞别洞府去，

太荒山前走一程，

只见乌云沉沉黑，

不知南北与西东。

混沌便把旗来绕，

现出太荒一座山。

转身住在太荒地，

不觉又是五百春。

只见太荒金石现，

石斧铁锤现原身，

赐与盘古把天分。

玄黄头颅化混沌，

混沌里面盘古生。

盘古生在头颅内，

头颅好似天地形。

盘古随着头颅长，

又有神祖画成形。

混沌转化成盘古，

实为三度转化身。

北方壬癸化水星，

东方甲乙化木星，

西方庚辛化金星，

南方丙丁花火星，

四方星辰来助阵，

要助盘古现威能，

北方水星化海池，

东方木星化斧柄，

西方金星化石斧，

南方火星霹雳震，

中央戊己是昆仑，

脚踏太荒一山林。

盘古来在山顶上，

一斧劈开混元石，

清气浮而九霄去，

重浊落在地下沉，

天高地厚才形成。

老祖老母神两个，

一个红精黑暗祖，

一个黑精红暗母。

洪水之时金石化，

黑水之时成神祖，

收下三百六十子，

都是先天化童顽。

老祖老母来讲道，

要将顽童都从善，

都成正果知天然。

洞房门前一石兽，

像虎像狮像狻猊。

非像非狮不一般，

一对眼睛红光闪，

龇着獠牙吐舌端。

一日顽童来玩耍。

见了石兽眼流血，

越流越多甚惨然。

老祖一见事不好，

石兽流血为哪般？

老祖老母来观看，

原是洪水要泡天。

洪水要淹昆仑山。

吩咐子弟快躲避，

最后剩下三个半，

哪三个，哪半个？

要请歌师找答案。

老祖老母未淹死，

半个弟子是混元。

弟子慌忙去避难，

有的藏在深洞内，

有的忙往石缝钻，

有的爬在高树上，

有的长翅飞上天，

有一个葫芦连藤长，

忽然喳开忙开口，

快到口里躲难星。

有的连忙往里钻，

化为鱼龙把水翻。 

有一个弟子叫混元，

混元弟子不一般，

日后混元有造化。

清水之时有一缘，

连忙来把混元叫，

来到石兽腿中间，

石兽腿后有一孔，

此是昆仑一地眼。

你今躲在地眼内，

扯蔸茅草来盖严。

还有弟子无处躲，

昆仑山中地方宽，

山中有山山上山，

无数洞府神祖占。

有一洞府神奇异，

各样景致看不完。

提起混元一老祖，

躲在地眼三千年。

这时他把头来探，

洪水未退泪几点。

望了四次仍未退，

四滴眼泪滴下边。

化成四个水爬虫，

万丈长来千丈宽，

又出浪子不一般。

四个浪子无比怪，

浮在水上像大船。

四个浪子四下分，

摇摇摆摆水上玩。 

四个浪子四个怪，

又吞日月又吞天。

第四浪子它最好，

常常回来见混元。

混元问它哪里去？

浪子回答水上玩。

水上看见什么景？

一蓬荷叶大又圆，

一蓬荷叶有九匹。

一匹荷叶一重天，

荷叶上面有一景，

露水珠儿亮闪闪。

滚来滚去有灵性。

放出五色祥云团。

混元听了多有趣，

天地之根已出现。

荷叶在天分九重，

露珠像似雨露般。

荷花已谢莲籽落，

莲籽将来化神仙。

正是浪子口中渴，

七颗甘露一口吞。

喝了七颗甘露水，

一朵莲花还未谢。

一个莲蓬结籽生，

荷叶失了甘露水，

枯了荷叶和花心。 

荷叶老祖一苦莲，

混元忙把浪子问：

见了荷叶你怎办？

浪子回答我吃了，

吃了荷叶往回转。

荷叶好吃水好喝，

撑得肚皮圆又圆。

混元一听心大怒，

来把浪子撕两段。

只分两段不打紧，

露出荷叶SHI一团。

人间万物包在内（汗死），

一团混沌分清难。

SHI团一堆见风长，

陡然长起山一座，

名字就叫青龙山，

后头慢慢说根源。 

金鼓一停我接住，

提起昊天一段古，

歌师听我从头数。

无有乾坤无有天，

只有古祖他在先，

自从洪水泡了天，

渺渺茫茫无自然，

山中十万八千年，

才出昊天老神仙。

讲起古祖来出世，

提起昊天老祖母，

一无父来二无母，

你看怪古不怪古？

黑黑暗暗，混混沌沌，

渺渺冥冥，昊天此时生，

只有昊天圣母生得恶，

头上长出一对角，

打败黑龙平洪波。

洪水泡了天和地，

提起灵山虚妙洞，

昊天圣母一段情，

圣母原是金石长，

清水三番成人形。

石人得道称圣母，

名唤昊天是她身。

圣母坐在虚妙洞，

要到灵山走一程。 

站在灵山四下望，

洪水滔滔怕煞人，

两条长龙在争斗，

二龙相斗气腾腾。

只见空中黑云现，

黄龙当时逞威武，

抓得黑龙血淋淋。

黑龙当时来聚会，

弟兄五个显威能，

黄龙一时败了阵，

直奔灵山洞府门。

圣母观了多一会，

定天珠在手中存，

抛在空中雷电闪，

黑龙一见忙败阵。

便把黑龙来打败，

七窍流血逃性命。

漫天黑云不见形，

往西边走不见了，

这时洪水稍平静。

黄龙落在灵山上，

感念圣母有恩人。

生下三个龙蛋子，

三个龙蛋放光明。

圣母一见心欢喜，

将蛋吞在腹中存。

吃了三个龙蛋子，

腹中有孕在其身。

怀孕不觉三十载，

正月初七降下生，

一胎生下人三个。

圣母一见甚欢心。

长子取名为定光，

次子后土是他身，

第三取名为婆娑，

虚妙洞中生长成，

三个儿子已长成，

不觉已过五百春。

圣母便把孩儿叫，

灵山景致多得很。

一座石岩高万丈，

朵朵梅花在中间。

三十六匹叶子长，

有座仙山生得妙，

更比群山高远了。

此山名字叫虚妙，

虚妙山上长仙草。

色分七彩好奇妙。

树高只有三尺三。

时时都把毫光现，

结颗宝珠似仙丹。

李子开花白又鲜，

根深叶青自先天。

后世自有神仙出，

上古神来下古仙。

杏树开花碗口大，

杏子黄了四时鲜。

杏仁里面有一物，

洪水之后出世间。

桃树花儿红艳艳，

花开不谢三千年。

三千年后结桃子，

桃核里头藏众仙。

后来王母蟠桃会，

自有核仁落人间。

一蔸青草正扬花，

花开花落一瞬间。

此草名叫天仙草，

后叫稻米五谷先。

一万八千春过后，

传与农夫好种田。

此事虽是后来事，

说与孩儿记心间。 

母子来到丹桂树，

看见树下红光现，

圣母一见高声问：

你是什么妖魔怪？

烧死丹桂为哪般？

忽然两人来跪拜，

一男一女忙开言：

“一男一女人两个，

又叫与子贞天贤。

原在荷花池内住，

金水相生结仙缘。

只因三番洪水后，

俱在灵山躲难星。

桂花树下藏其身。”

圣母听了此言语。

笑在眉头喜在心，

“原是太阳与太阴，

后来日月就是你，

一阴一阳照乾坤”。

二人听罢忙点头，

辞别圣母不见形。

一男回到太阳洞，

一女又归太阴门。

都在咸池深海内，

并蒂莲花海上存。

有一根古在后头，

浪荡吃了糟难星。

母子游到菊花殿，

各种菊花开得鲜。

面对一个雪花洞，

雪花纷纷顿觉寒。

将来以花来分月。

一十二月结花缘。

梅树开花报春早，

桃李开花正春天。

稻花一开谷结穗，

菊花一开霜雪连。

此是灵山四季景，

传在后世在人间。

忽听树上嘤嘤叫，

原是黄鸟万万千。

黄鸟一叫报时辰，

黄鸟报时有根源。

黄鸟一叫天就明，

黄鸟二叫太阳升，

黄鸟三叫正午时，

黄鸟再叫天黄昏。

母子观罢灵山景，

要回天山洞府门，

定光看得正高兴，

要到灵山顶上行。

定光来到山顶上，

洪水滔滔怕煞人。

黑雾腾腾空中旋，

忽听空中喊一声。

叫声定光你且听，

太虚洞中多热闹，

请到太虚走一程。

定光跟着黄龙走。

太虚殿中看分明，

只见宫殿多齐备，

亭台楼阁色色新。

定光来到太虚殿，

紫云腾腾放光明。

黄龙跪下称老祖。

定光圣祖你且听，

可恨黑龙来作乱。

又翻洪水水连天，

他与吾龙来作对，

灵山顶上躲灾星。

太虚洞中九天外，

不遭洪水救众生，

敬请圣祖发号令。

五条黑龙多厉害，

兄弟五个本事能，

大哥手执开山斧，

二哥口内吐红云，

三弟能把山搬走，

四弟搅得海翻腾。

只有五弟手段狠，

天地日月一口吞。

五条黑龙有来因，

它是上古洪荒生。

当日石龙一老母，

住在洞内闷沉沉。

下到昆仑来游玩，

洪水之中起黑云，

黑云遮住老母身，

老母当时肚子疼，

产下一个龙蛋子，

龙蛋炸开两边分。

蛋里跳出五黑龙，

五条黑龙吐黑水，

一股黑水淹昆仑。

如果收了黑龙精，

天下洪水得太平。

定光听得这言语，

怒目圆睁冒火星。

忙招鹰龙来领命，

来到昆仑高山顶。

说起鹰龙大得很，

千片羽毛万丈长，

遮天盖地本事能。

原是天上大鹏鸟，

一声吼叫如雷鸣。

两道目光如闪电，

爪如铁钩万般能。

名叫鹰龙无敌手，

专为定光听号令。

许多龙蛇也丧生。

大大小小三千万，

聚在幽都等超生。

幽冥做了幽都主，

主管幽都一座城。

来把冤魂一一问，

打发阳世来托生。

掌管五关并六部，

又管阴阳二界门。

又赐夜明珠五颗，

照见幽都放光明。 

昆仑山上鸿青洞，

鸿青洞中一段情。

白妃娘娘洞中坐，

她的出生怪得很。

远古太荒洪水起，

一番洪水那时生，

一块白石化人体，

白化老母出世根。

原在昆仑山上生，

一块白石大又圆，

黑暗之中放光明。

久而久之石头炸，

一道红光如彩霞，

变出一个女娇娃，

后名白妃就是她。

长子名字叫洪儒，

次子取名是洪浩。

只有三子他最小，

取名就叫小洪钧。

谈起三子根基深，

元始上古宝石珍。

金水相生得精气，

三番洪水有了灵。

昆仑山中三口井，

原是地眼品字形。

一井黑水苦又腥，

一井红水如血汁，

一井清水如甘霖。

原是三番红水留，

灵气聚到三口井。

白妃喝了三井水，

借得白妃腹长成。

九九三精附一体，

白妃娘娘来育生。

不觉三子都长大，

各到各处显威灵。

一日洪钧把山上，

玉虚洞中走一程。

一见定光洞中坐，

见了洪钧来相迎。

两个在此来相会，

原是上古缘分定。

以后再把根古论，

多少根古讲不清。

玄黄老祖生青气，

浪荡出世吞了天。

黑龙黄龙两相战，

三番红水天地淹，

昊天圣母战洪水，

洪钧称为第一仙。

金龟吐石生昆仑，

九天老祖降凡间，

洪末，末叶，与荷叶，

定光，玉虚，与幽冥。

神仙之中第一贤，

九斩昆仑三妖龙，

混沌出在洪荒间。

盘古出世分天地，

更比玄黄高得远。

有人知得这根源，

能在歌场称上仙。 

三、日月合明

——————

盘古初开几颗星？

几颗星斗放光明？

何星白日升上界？

何星夜中放光明？

何神出世日月升？

轻气上浮为何因？

浊者下沉为何名？

不知为何生无极？

为何又有太极生？

混沌初开分天地，

盘古出世此时生，

谁人知得这根底？

盘古出世神又神，

站在九霄云里层，

手拿一把开天斧，

斧头用来开天门。

又有一把开山斧，风火钻，

还有斩龙剑一根。

盘古开辟天地明。

两手举斧安日月，

开天辟地定乾坤。

盘古知道地理与天文，

开天开地定乾坤。 

阴阳二气搅一团，

二气不分成混沌。

二气来分开，才成天地形，

气之轻清往上升，

气之重浊往下沉，

方才成了天地样，

才算开天第一人。

歌师你请慢消停，

我把歌师称一声，

盘古怎么来出身？

提起盘古问分明，

盘古怎么来出世？

怎么来把天地分？

盘古应天而出世，

生于太荒有谁知？

混沌世界怎开辟？

说盘古，讲盘古，

多亏混沌一老祖。

九十一气费尽心，

五行方位安其身，

浑身上下元气足，

盘古他在哪里走，哪里行？

怎么得的开天斧？

那斧是宝还是精？

或是木头来砍就？

还是钢铁来打成？

你把根源说我听，

才算歌场第一人。

歌师听我说分明，

我把根由说你听，

今日鼓上遇知音。

混沌之时出盘古，

洪荒之中出了世，

说起盘古有根痕。

当时乾坤未成形，

青赤二气不分明，

一片黑暗与混沌，

金木水火土，五行未成形。

乾坤暗暗如鸡蛋，

密密匝匝几千层，

不知过了多少年，

二气相交产万灵。 

盘古怀在混沌内，

此是天地产育精。

混沌里面是包罗，

包罗吐青气，昆仑才成形，

天心地胆在中心，

出生盘古一个人。

不知过了几万春，

盘古长大成人形，

盘古昏昏如梦醒，

伸腿伸腰出地心。

睁开眼睛抬头看，

四面黑暗闷沉沉，

站起身来把腰伸，

撑破黑暗与混沌。

天宽地阔无比伦。 

一朵赤气往下落，

长出昆仑山一座。

自从昆仑它长成，

不知过了多少春。

昆仑山上绕黑龙，

把山绕了三转有余零，

盘古来把黑龙斩，元气化为精，

昆仑增高三千丈，长成五龙形。

昆仑生出五条岭，

生出一个五龙形，

曲曲弯弯多古怪，

五龙口中流红水，

聚在海洋内面存。

就在此处结仙胎，

多少古怪长出来。

盘古出世雷声响，

一股灵气透天光，

冲开黑暗云和雾，

冲破头颅一混沌。

定要把混沌来劈分。

这时盘古四下里寻，

上为盖来下为盆，

严丝合缝扣得紧，

混沌如同头颅形，

左寻右摸看不真，

上无缝来下无门，

看来天地不好分。

盘古原名曰金坤，

身高万丈无比伦。

混沌里面生长成，

渐渐长大难容身。

金木水火土五行，

天河落的宝和珍。

落在地上万万年，

土之保养成五星。

水星化成大海池，

木星化成高山林。

金星化一把开天斧，

飘在海上不下沉。

盘古见了忙捞起，

一把石斧不差分。

盘古奔波一路行，

往东方，东不明，

往北方，看不清，

往南方，雾沉沉，

往西方，有颗星。

盘古摘来星星看，

西方金星来变化，

变一石斧面前存，

盘古一见喜十分，

不是金来不像银，

也不像铁匠来打成，

原是西方庚辛金，

金精一点化斧形。

盘古连忙把斧拎，

拿在手中万斤重，

喜在眉头笑在心，

拎起斧子上昆仑。

一座高山来阻路，

盘古开言把话论。

此山像把斧子形，

拿起不重也不轻，

盘古得了宝和珍。

一把斧子拿在手，

盘古来到东山上，

黑黑暗暗四下连。

不觉来到高山岭，

雾气腾腾怕煞人，

不知天地怎么分？

手执开天斧一把，

劈开天地上下分，

高山挡路一扫平。

盘古来到昆仑山，

抬头睁目四下观，

四下茫茫尽黑暗，

看是哪里连着天。

东边砍，西边砍，

南边砍，北边砍，

声如炸雷冒火星，

劈山填海开地平。

盘古他把天地分，

此处还有好诗文。 

诗曰：

举斧开天真奇异，

善能安排天和地，

两指一伸开天剪，

剪开云雾往前行。

四句诗儿不打紧，

多少歌师不知情。

歌师听我说分明，

我把根由说你听，

今日鼓上遇知音。

混沌之中出盘古，

鸿蒙之中出了世，

盘古石斧化雷电，

千秋万代镇天庭。

盘古根古说你听，

不知知情不知情？

歌师唱得可是真？

我今还要问几声，

不知仁兄听不听？

盘古既把天地分，

还是天黑地不清，

还要什么照乾坤。

太阳太阴怎么行？

天有日月来相照，

怎么又有满天星？

怎么又有雨淋淋？

你把根由说我听，

才算歌中一能人。

歌师你且慢消停，

我把根由说你听，

看我说得真不真？

盘古分了天和地，

天地依然是混沌，

还是天黑地不明。

盘古想得心纳闷，

要找日月与星辰，

来到东方看分明，

有座高山毫光现，

壅塞阻拦不通行。

提起日月上天庭，

此中奥妙无穷尽。

日月又是什么来长成？

谁人得知日月升？

歌鼓场中拜上尊。

说起当年天河厚，

石龙吃沙炼宝珍。

一口喷出天地生，

石龙卷在地中心。

石龙头上一双眼，

乃是宝中之宝珍。

洪水泡天随波滚。

冲洗磨练亮晶晶。

一日长起两座山，

东昆仑来西昆仑。

一座日山一月岭，

两山相对万里远，

像对眼泡末日睁。

盘古开砍众山岭，

谁敢阻挡一扫平。

左劈右砍汗淋淋，

一滴汗水一朵云。

见到左右山一对，

原是日山月山两山岭。

一斧劈开太阳洞，

一颗珍宝耀眼明。

一斧劈开太阴府，

一团清光亮莹莹。

盘古一见用手捡，

霎时二珠腾空起，

向东飞去如流星。

盘古开步去追赶,

一步跨有百里程.

二珠越飞越是快,

盘古后边追得紧.

越过高山和水洼,

追过一程又一程.

只见二珠落东海,

地眼咸池万里深.

咸池顿时波涛起,

祥云朵朵水色清.

水上金莲开万朵,

每朵花中有图形.

原来是二珠阴阳太极象，

原来是二气生化来成形，

原来是二珠尚得长修炼，

原来是日月升天有时辰。

盘古这时睁慧眼，

慧眼长在额中心，

一看知得未来世，

功果未满转回程。 

盘古回到太荒林，

眼观四方黑沉沉。

只有东方有光色，

定是咸池二珠明。

盘古又往西方寻。

西方天地连得紧。

大步流星往前走，

前边有一万丈坑。

万丈坑里有一物，

好似怪物大得很，

口吐黑雾毒气生。

一对眼睛绿莹莹。

见得盘古张大口，

一口要把盘古吞。

盘古举起开天斧，

对着怪物下无情。

怪物名曰混沌兽，

吞天吞地本事能。

先天黑暗玄黄收，

后天黑暗又逢盘古神；

玄黄之后一万八千岁，

又出盘古收混沌。

一个浪荡吞天珠，

一个浪荡吞地灵。

这个怪物吞万物，

就连盘古也敢吞。

盘古举斧将它砍，

一股黑水又翻腾。 

此时黑水又泡天。

怪物逃生不见形，

此兽不除有后患，

后来又把日月吞。

盘古劈山来填水，

止住黑水四下分。

蓄住黑水归海池。

万里为圆千丈深。

盘古又到北方行，

北方泉山连天波，

砍开冰山沉大海，

此是北溟无比冷。

砍开冰凌现一物，

一条鱼龙像山岭，

长有千里生银甲。

双目红光明晃晃。

张开大口狂风起，

盘古也难稳住身。

鱼龙来与盘古斗，

要与盘古比输赢。

盘古举斧高劈下，

砍得鱼龙逃性命，

盘古后边忙追赶，

鱼龙跃起变化身。

化成一只大苍鹰。

抓住盘古往上拎。

盘古把爪来捉住。

又啄盘古双眼睛。

盘古松手护双眼，

苍鹰挣脱逃性命。

展翅高飞追不上。

此为鹰龙出世根。 

盘古又往南方行，

南方一片火红云。

一座高山冒焰火。

下有火海难拢身。

千只火鸟齐扑来，

要烧盘古一个神，

他是金刚不坏体，

不怕火来不怕冷。

盘古扑鸟鸟飞散，

引水灭火热气蒸。

从此南方有大海，

才有南海对北溟。

盘古四方开三方，

只剩东方等时辰。

一日等得时辰到，

要请日月上天庭。 

盘古开辟费辛勤，

不觉又是八千春。

日月二星已修成，

十磨九难才成形。

盘古来到东方地，

来到咸池把神请。

咸池大海九万里，

波又平来水又清。

日月二珠成人形，

修起日宫和月殿。

宫中无数宝和珍，

聚结天精和地灵。

日神为阳月为阴，

化为俊男美女身。

男掌日珠女月宝，

金龙看护保安宁。

不知盘古来相请，

但愿永久不离分。

盘古来到咸池地，

站在一山观风景。

此山半圆为不周，

山清水秀飘祥云。

水深万里能见底，

日宫月殿放光明。

山上一棵大古树，

树上果实重千斤。

此树高有万丈余。

树枝如盖分九层。 

盘古这时忙打望，

每片树叶现图纹，

上有天文并地理，

点化盘古分五行。

这时树上有鸟叫，

声音洪亮甚惊人，

盘古见鸟生得美，

金色羽毛红冠顶。

这时金鸟叫一声，

对着盘古点头鸣。

此鸟不像是恶鸟，

定是祥鸟报好音，

传入日月宫殿门。

连忙出了咸池水，

见是盘古老神尊。

日月双双来下拜，

二人到此喜相迎。

开天辟地多辛苦，

吾等至此保安宁。

迎得盘古进日殿，

殿里景色难说尽。

千里宽来万里阔，

上有青天日珠明。

殿旁无数七宝树，

玉枝宝花色色新。

月宫更是现奇景，

玉石栏杆镶宝珍。

盘古说声来相请，

来请二神上天庭。

二神说声不答应，

不愿上天遭难星。 

盘古再次说声请，

要请二神照乾坤。

四方天地已开辟，

如今洪水已波平。

天地黑暗无光明，

缺少日月和星辰。

只有你等当此任，

这是天意不容情。

见得盘古此言语，

面带怒容显威灵。

日月二神点头应，

盘古开言带笑云：

你们升天安排定，

我来保护无难星。

一月夫妻会一面，

月爱阳来日爱阴。 

山上那棵扶桑树，

当作天梯往上登。

树上金鸟报时辰，

普天之下有黎明。

叫来金龙来护送，

驾起云车十二乘。

手执化云珠一颗，

脚踏风火二车轮。

日穿宝衣火焰甲，

万道金光万化身。

月披水晶衫一领，

夜洒甘露济众生。

日神月神来领命，

披挂齐备要起程。

一声响亮天地开，

九重天堂顿时明。

日月初升不安宁，

西方怪物毒气喷，

霎时黑云满天庭，

乘机要把日月吞。

日神抛出化云珠，

霎时黑云往下沉。

月神洒下甘露水，

消了毒气和妖氛。

这是鹰龙来飞起，

逃往日月难照明，

盘古挪起斩龙剑，

一声雷电丧性命。

日月升上九宵云，

照亮青天一日轮。

这时才有昼与夜，

才有四季有阴晴。

周天三百六十零五度，

极地一百八十二度零。

天有六天青黄赤红黑，

上下六合二仪成。

诗曰：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

盘古开混沌，苦难救众生。

日月升天有岁月，天地万物从此生，

夜有雨露昼有晴，千秋万代转金轮。

盘古老祖来分水，

手拿一个葫芦瓶。

分开葫芦瓢两把，

连忙舀水忙不停。

一瓢水叫天上水，

化作天河雨淋淋。

二瓢水作江河水，

向东流去永不停。

三瓢化为湖中水，

湖水不干水族生。

四瓢水作大海水，

大海鱼龙好藏身。

五瓢水作无根水，

在山为雾在天云，

万物有它养性命。

盘古老祖取黑水，

黑水装进葫芦瓶，

葫芦瓶儿长三寸，

以后发芽再生根。

此时江沽已为鲲鹏，

口吐混丸把水平，

九颗泥丸化九州，

九州九处出神灵。

歌师唱歌莫消停，

再把盘古问一声，

方才算你有学问。

盘古分开天和地，

又有何人来出生？

盘古还是归天界？

还是人间终了身？

盘古过世一首诗，

七言四句正相应，

你把诗句说我听，

我今拜你为师尊。

歌师听我说分明，

我把根由说你听。

不知说得真不真？

盘古分了天和地，

又有天皇出世根。

盘古得知天皇出，

有了天皇治乾坤。

盘古隐匿而不见，

浑身配与天地形。

头配五岳巍巍相，

目配日月明晃晃，

毫毛配着草木枝枝秀，

又按日月照天地。

天皇出世分昼夜，

又分天干与地支。

上定天盘星有序，

下受乾坤有地理。

地皇接住管九州，

才有人烟子孙兴。

人皇出世人分群，

才分礼仪与人伦。

四、人祖创世

盘古分了天和地，

又请日月上天庭，

又收黑水平天下，

重创世界万物生。

这时天地啥模样？

又出哪些众仙神？

歌师如果讲得真，

《红黑传》上走一程。

东海仙山有红池，

有一乌龟池中生。

吸取天地之灵气，

修成滇汜一仙神。

统管水族三千万，

三番红水漫乾坤。

（本书中红水与黑水、

清水均系创世时期中的洪水神话，

此处因情节发展，

洪水又分为红黑清三种形态。）

鳌鱼蛟龙来争斗，

都想称霸不安宁。

滇汜一见怒生嗔，

平叛水妖红水平。

滇汜挥起分水旗，

鳌鱼蛟龙水底沉。

抽出山水剑一把，

水妖水怪逃性命。

红水波平浪静后，

滇汜忽然变了形，

变成红花如仙神。

一日游玩花山上，

满山百花好风景。

花丛坐着石龙母，

滇汜连忙拜师尊。

石龙老母花丛坐，

神通广大无比能。

她知天地有进程，

红水三番要消退，

清水三番波涛平。

石龙忙把红花问，

你是哪的女仙神？

红花仙神忙答应，

红水之中来修成。

平息红水成女神，

特拜老母为师尊。

石龙说道随我去，

怕的性命难保身。

提起红花女仙神，

她是滇汜转度人。

老母给她取下名，

铁角老母是名号，

引你去叫名台真，

又拜台真师父称。

台真一见心欢喜，

开言便把弟子称。

我今与你取下号，

又叫玄天你的名。

赐你几颗灵丹子，

天河砂子来形成。

你把灵丹来埋下，

一股紫烟如祥云。

紫烟袅袅化一人，

见了玄天忙下拜，

连忙又把师父尊。

玄天一见心欢喜，

我今与你取个明。

取名滇元赐丹灵。

埋下又出开天神。

滇元用丹化人才，

后出多少开辟人。

先天唱起泥隐子，

后天唱起末叶神。

海蛟他把天来灭，

洪水泡天无有人。

只有先天泥隐子，

他是先天创世人。

知道天地已该灭，

蓬莱山上坐其身，

天地俱无少世界。

四座名山雾沉沉。

昆仑蓬莱山二座，

太荒山对泰山林。

四大名山无人住，

只有泥隐子一神。

紧打鼓，慢逍遥。

黑暗根源从头道：

昆仑山有万丈高，

二山相对真个好，

两水相连响潮潮，

泥隐子观看荷叶发，

二水冲成一河泡。

化成人形三尺八，

荷叶上面起根苗。

泥隐子，抬头看，

忽见水泡成人形，

水泡成人真古怪，

随时与他取了名，

取名“末叶”二字文，

又称无极是他身。

末叶得了姓和名，

就问泥隐名和姓，

泥隐子来回言道：

“我今一一说你听：

吾是先天泥隐子，

故此给你取姓名。”

正在说时抬头看，

阴山流水响沉沉。

一具浮尸水上漂，

生下孩儿人三个，

天翻地覆聚会中。

洪儒他在西昆仑，

放下葫芦收红水，

红水消退现山岭。

子会一万八千春，

红水泡天无世界，

后来天地有红尘。

二弟洪浩来出世，

放下葫芦把水平，

葫芦里头装黑水，

黑水淹地无有人，

黑天黑地黑混沌。

第三洪钧来出世，

洪钧出世现人形。

她为人形是女身。

泥隐子，把媒做，

配合夫妻两个人。

二人低头来下拜，

谢了泥隐子做媒人。

泥隐子，开言道，

口称末叶你是听，

今来无天又无地，

先天世界传你身，

你传后天世上人。

说话将身只一变，

隐入青山不见形。

末叶出世教人伦，

不觉数代有余零，

顶上还挂一葫芦，

葫芦放出是绿水，

绿水青山到如今。

三人出世会人寅，

天翻地覆未生成，

犹如鸡蛋一个形，

昏昏暗暗不得明。

末叶口称泥隐子；

我今不拜你为尊。

泥隐子听了心中怒，

口骂忘恩负义人。

“你是西北一块土，

是我塑你一人形。”

“这些胡言我不听，

你今若有真手段，

再塑一个才算能。”

泥隐子当时塑一人，

摇摇摆摆甚斯文。

一口仙气吹将去，

土人睁眼笑盈盈。

身长三丈零一尺，

横眉竖眼獠牙生，

土人一见心欢喜，

拜他二人为师尊。

泥隐子一见心欢喜，

师徒三人上山林。

真空之中无一物，

无物之中有物生。

空者一概无所立，

图名皎洁一轮回。

“我今无影本无形，

无父无母本来人。”

捏不成形眼不开，

看来看去难成胎。

有人道我先天地，

沙泥沙石脱仙胎。

渺渺茫茫道为主，

身居雷霆坐灵台。

冷眼无边看世界，

黑暗憔悴怎得开？

西天老母随后跟，

一十八人说不尽。

三父八母谁人晓？

几人知得这根苗？

三灾八难来讲起，

大海九连窝一座。

一个老母窝中生，

原是海鸟蛋一个。

蛋破产出一个人，

树根穿身灾难尽，

头顶鹰鸟不动身，

随来土长是真人。

无天无地无乾坤，

又无日月两边分，

他母怀他十六岁，

四月初八年时生。

一眼观定乾坤界，

身坐西方半边天。

十八神仙旁边站，

众多老母站台前，

左边站定四十八个老母，

右边站立四十八个祖先。

秦氏老母站右边，

又向元古来表明，

元古坐在灵山岭，

天愁地惨实难忍，

万里乾坤不自然。

收下弟子把道传，

差了洪钧去开山，

洪水滚滚满山川，

洪钧昆仑自修炼，

三花仙斧劈开山。

洪钧老祖降世起，

出洞不见天和地，

乾坤暗暗混二气。

老祖抬头把眼睁，

清浊二气不分明，

转身回到古洞门，

忙差徒弟下山林，

蓬莱山上开天门。

洪钧、洪浩二老祖，

出洞不见天地势，

惨惨乾坤将何治？

二仙上山同游玩，

遇着亚琐古祖仙，

来到蓬莱山上看，

蓬莱原是一条船，

原是上古沉香木，

盘古老祖把树砍，

为救神仙造大船。

洪水滔天船被翻。

淹死神仙无计算。

此船沉在洪水底，

洪水浸泡几千年，

大船化为沉香木，

后来长成蓬莱山。

一丛树木朝天长，

青枝绿叶花朵鲜。

花谢又结长生果，

长生果儿如珠圆。

树长百鸟来啼叫，

树中又生众神仙。

树中又有大洞门，

洞里又住二神仙。

名叫洪钧和洪浩，

又是亚琐一老母，

观看洪水几时退，

又有谁个出世间？

三番洪水渐渐平，

自生一根天地藤。

天地相连一脉承。

中间结个大葫芦，

五龙捧着为何因？

洪水之时生洪儒，

洪儒传洪梅，洪梅传洪浩，

洪浩传洪末，洪末传洪钧。

洪末住在石洞内，

洪水未消闭沉沉。

昏睡之中做一梦，

梦见两个女佳人。

此梦做得真蹊跷，

蹊跷梦中有原因。

原来是东边有个张氏女，

西边住李氏女佳人。

忽然梦中怀了孕，

先生男儿后女婴。

一男一女甚聪明，

一日玩耍到昆仑。

又见洪水扑山顶。

吓得连忙逃性命，

只见葫芦口张开，

接住童男童女身。

二童进了葫芦内，

葫芦合得紧沉沉。

咔嚓一声断了蒂，

好比断了脐带根。

葫芦飘在洪水上，

里有五龙来护身。

洪钧老祖在蓬莱，

只见一物起祥云。

他把葫芦捞上岸，

五龙逃去不见形。 

混沌之时还未分，

有一金龟出了生。

金龟本是天龟化，

有意点化传后人。

洪水三番起波涛，

遇着洪钧把水平。

来到蓬莱洪庆洞，

洪庆洞中称洪钧。

洪钧收它为弟子，

当着坐骑水上行。

金龟说与洪钧听：

“洪水之后想安顿，

九大名山都复现，

九大部州荒无人。

洪水过后神仙少，

许多神仙化沙尘。

有的神仙变禽兽，

有的神仙要做人。”

洪钧答曰说得是。

要找男女配婚姻。

要找阴阳来相合，

要找有血有肉人。

眼前人类还未出，

不知要到何处寻？

金龟答曰有啊啊，

五龙捧着葫芦行，

飘飘荡荡八千载，

内装一对男女身。

来到东海蓬莱下，

打捞起来问原因。

洪钧问道怎知情？

何以见得男女身？

金龟答曰我所见，

老祖听我说原因。

昆仑山上黑暗母，

她与老祖结成婚，

生下一对双胎子，

一男一女甚聪明。

方才长到八岁整，

整日玩耍在山林。

看见山中一根滕，

结一葫芦重千斤。 

葫芦见了童男女，

张口说话叫连声，

快叫两人躲进去，

洪水泡天天地倾，

两人一听慌忙进。

葫芦闭口紧有紧。

一声霹雳来打下，

葫芦离了天地藤。

兄妹两个昏沉沉，

随着洪波乱翻滚。

唱起葫芦根基深，

葫芦生长在昆仑。

洪水淹了昆仑山，

葫芦里面救残生。

蓬莱山上出洪钧，

洪庆洞中观风景，

千里波涛怕煞人，

水翻黑泡为何因？

来到蓬莱山脚下，

眼看汪洋大海清，

只见海中洪水现，

五龙抱着葫芦行，

捞起葫芦千斤重，

劈开葫芦两半分，

两股雾气化祥云。

洪钧老祖忙相问，

来把根古说我听。

当日海中有五龙，

青黄赤白蓝五色形，

捧一葫芦水上行，

葫芦藏着两兄妹，

以后兄妹成了婚。

五龙听得老祖叫，

弃了葫芦不见形，

洪钧当时来收住，

带回洞中看分明，

忙将葫芦来打破，

现出两个小孩童。

一男一女人两个，

兄妹二人八岁春。 

如何生在葫芦内？

二人如何海中行？

老祖就把二人问，

叫他二人说原因，

二人上前讲根由，

昆仑山中岩石缝，

忽生一根葫芦藤，

藤子牵有万丈余，

无有叶子只有藤，

结了一个大葫芦，

见了我俩把话明，

叫我钻进他肚内，

里面天宽地又平，

马上洪水要泡天，

藏在里头躲难星。

俩人钻进葫芦内，

不知过了几年春。

当时天昏地也暗，

洪水滔滔如雷鸣。

飘飘荡荡不计年，

随着波涛到处行，

亏得老祖来搭救，

两个孩童忙谢恩。

老祖便把男童叫：

“我今与你取了名，

取名就叫五龙氏，

如今世上无男女，

怎传后代众黎民？

我今与你把媒做，

配合二人传后人。”

童女这时把话应：

“哥哥与我同娘养，

哪知兄妹结成婚？” 

老祖这时来劝说：

“只因洪水泡天后，

世上哪有女子身？

世上虽有人无数，

却非父母赋人形。

也有金石为身体，

也有树木成人形，

也有水虫成人像，

也有鸟兽成人形。

只有你们人两个，

一男一女正结姻。

你们都有肉身体，

有血有肉是真人。

劝你们二人成婚配，

生男育女传后人。”

童女一听忙言语，

“请听我来说原因，

若要兄妹成婚配，

要你的金龟把话应。”

“叫声童女你是听，

混沌初开有男子，

世上哪有女子身？

一来不绝洪水后，

二来不绝世上人。”

童女一听怒生嗔，

石头拿在手心中，

将石就把金龟打，

裂成八块命归阴。

童男来把金龟合，

八块合拢用尿淋，

金龟顿时又活了，

开口又把话来明：

“叫声童女你且听，

生也劝你成婚配，

死也劝你为婚姻。”

童女这时心思量，

难得逃躲这婚姻。

二童无奈才答应，

又怕反悔事不成。 

洪钧来把二人引，

人皇正想置人伦，

此是人苗来出世，

才有世上众百姓。

二人见了人皇面，

人皇一见喜十分。

来叫二人成婚配，

以后产下后代根。

一日二人闷沉沉，

要到山上散精神。

夫妇二人观山景，

此明华胥山之名。

华胥山中有一洞，

太昊圣母在洞门。

见得一男一女多美貌，

笑在眉头喜在心。

连忙召来一仙神，

山上引路留脚印。

脚印一尺有二寸，

夫妇二人跟着行。

不知不觉到山顶，

见一虹霓五色新。

打一冷噤动春心，

不知不觉怀了孕。

生下双胎男与女，

取下伏羲女娲名。

长大兄妹成婚配，

又有五龙来托生。

女娲出世一美女，

身高一丈有余零。

出世学会观天象，

又察地理手段能。

为何天塌与地陷？

为何洪水三番成？

为何诸神来相争？

为何禽兽斗输赢？

只因出世心不善，

霸占名山把利争。

有的贪吃欲不尽，

有的作恶丧性命。

三番洪水分善恶，

恶的死灭善着存。

也是天意来注定，

天地重开置人伦。

九山九海无人住，

需要传衍子孙孙。

自传子孙也有限，

需要千千万万人。

需要人来创世界，

自思索来自纳闷。

思量如何把人造，

起个念头心中喜，

不如挖泥作泥人。

洪水之后淤泥多，

就着沙滩做泥人。

比着自己一般样，

泥人泥手泥眼睛，

有牙齿，有嘴唇，

有腿有脚无灵性，

不走不动不开眼，

做去做来做不成。

这时来了泥沽神，

泥沽传授做泥人。

说起泥沽有根本，

生于上古洪荒时，

长在洪荒养其身。

原为水中一条虫，

千年修炼成了精。

一个女貌鳞甲身，

荷叶老祖一门人。

荷叶为家水上荡，

漂流四海过光阴。

一日老祖来吩咐，

看守荷叶保安宁，

此是天根并地苗，

通天达地元气生。

泥沽当时领了命，

急急忙忙下昆仑。

泥古坐在荷叶上，

逍遥自在快乐神。

随着波涛千层波，

困了睡在荷叶心。

忽然一阵黑风起，

吓得泥沽战兢兢。

泥沽这时好伤心，

不觉两眼泪淋淋。

泪水滴在荷叶上，

化为甘露亮晶晶。

等待风平与浪静，

一股清香扑鼻根。

只见一朵荷花开，

霎时花谢结莲蓬。

莲蓬结了七颗籽，

顺手摘来口里吞，

陡然精神长十分。

蹦蹦跳跳上昆仑，

来见荷叶老祖等，

禀知老祖说原因，

老祖一听笑盈盈，

吃了莲子长精神，

得了灵气有福分。

今日有话说你听，

也是造化缘分定。

当日有个浪荡子，

也是混元眼泪成，

那时荷叶才出世，

一棵荷叶才长成，

水中一枝并蒂莲，

藕根扎下万丈深。

吸收灵气于一身，

后变荷叶老祖身。

藏于藕内过光阴，

一时洪水滔天起。

随着波涛如浮萍。

后在水里扎下根，

一日飘到大海内。

正好风平与浪静。

吸取天精与天灵，

内有七孔通泉壤，

上有妙笔知天文，

此是天地一灵根。

才生几颗露水珠，

结聚天精与地灵。

浪荡把叶来吃净，

喝了露珠水不存。

浪荡吃了长精神，

贪吃贪喝把天吞，

想吃日月变天狗，

要与盘古斗输赢。

盘古举起开天斧，

杀了浪荡血水淋。

如今吃了莲蓬子，

神通广大本事能。

你今离我到一处，

自开洞府在门庭。

到了时候自有用，

多作善事少逞能。

再说女娲做泥人，

用心用意做不成。

来了泥沽一神女，

女娲一见称师尊，

女娲作为人始祖，

要随泥沽下山林。

要找黄土作泥人，

话说泥沽手段能，

五方五地来找寻。 

青黄赤白黑五土，

金银钢铁锡之金，

此土也是非凡土，

洪水之后泥沙沉。

泥土原是神仙骨，

波涛之中化泥尘。

泥沽采土走茫茫，

采到泥土上昆仑。

架起烈火烧丹鼎，

黄泥为丹炉中烧，

七天七夜才烧成。

七颗泥丹来炼就，

色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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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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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护士毒舌猫-虞兮虞兮奈若何

2008-10-18 09:29:31 小护士毒舌猫-虞兮虞兮奈若何 (膝盖中箭庆元旦)

后面不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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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人

2009-01-01 02:08:43 亚细亚人

色分七彩放光明。

小小泥丹神力大，

一颗能化一山岭，

放在海里水淤平。 诗曰：

九烧九转天地惊，

先天一点化泥尘。

无极太极浮尘聚，

轻者上浮为云雾，

浊者下凝泥土尘。 真精化气气化神，

精气化神入丹鼎。

具一气胎丹之始，

肇万殊生化之根，

九华玉液丹九转，

七宝黄丹七返生，

把丹抛在九霄云，

一时落地不见形，

化为黄泥到如今。

结丹化土养生灵，

才有黄土养黎民。 女娲取了黄泥土，

要接黄土做泥人，

做泥人来要血水，

没有血水无灵根。

女娲造人费辛勤，

内脏七窍都成形，

教他们说话加人性。

眼看都要成活人。

此时洪水又泛滥，

淹天淹地又淹人，

要将泥人淹干净。

这时女娲慌了神。

急忙登上太荒山，

太荒山上有树林。

盘古开辟过了后，

斧头还原为金星。

斧把插在太荒顶，

化为沉香树一根。 女娲砍树来做船，

要做木船救泥人，

只因树大砍不倒，

砍下树枝有几根。

粗枝拿来做船底，

细枝拿来做船舷。

先装神，后装仙，

然后又装泥巴人。

装禽兽，装物品，

一个巨浪打翻船，

许多物品水中沉。

有的为水族，有的化飞禽。

女娲重新来造人。

谁个知得这个根？

歌场之中是能人。 红水之后是清水，

清水三番出人伦。

三皇出世定江山，

三番九次五帝生，

才有九州锦乾坤。 女娲要用自己血，

一点一滴做成人，

有血有肉有灵性。

比自己，画人形，

泥沽赐她笔一根，

此笔也是炉中炼，

炼出阴阳五形金，

一枝神笔才炼成，

遂与女娲画人形。 先画眉毛并七孔，

五脏六腑画完成。

画上三百六十人骨节，

又画血脉身上存。

然后又把三清化，

金木水火土画人形。

五脏六腑画得清。

九十画得四肢出，

十一十二画眼睛，

二十六七从头画，

三十二三又提起，

汗毛十万八千根。

三十八九四十二，

顶头额角都画尽，

十指肝肺手连心。 五十一气停神笔，

犹如天上定盘星。

六十二三又提笔，

湖海江河又费心，

七十二气从头画，

五湖四海才安顿。

七十四气用笔点，

五谷禾苗尽生根。

左生毫毛二十九，

合共三十单六根。

两目犹如太阳像，

头顶四万头发青。

转身又画九十气，

八十一气画完成。

看我讲得真不真？

歌师傅，老先生，

果然书文记得清，

还有几句问一声，

说起三皇到尧舜，

共有八十女皇君，

哪一氏，生禽兽？

哪一氏，修平水旱道路行？

旱地有车水有舟，

人才能远行。

哪一氏，出凤凰，

几只凤凰一路行。

哪一氏，人多人吃兽？

哪一氏，兽多兽吃人？

哪一氏，架雀巢，蔽雨淋？

哪一氏，百姓专打鸟兽吞。

哪一氏，钻木火生，

生冷燥湿得烤蒸。 哪一氏，造字文，

万物各色都有名。

哪一氏，听鸟声，

作乐歌，神听和平人气和，

哪一氏，造出五弦琴，

阴阳调和天下平。

哪一氏，用葫芦来造笙，

开化愚昧人聪明。

八十余氏问不尽，

略叫歌师答几声。 洪水泡天怎么起，怎么平？

谁有传下后代根？

歌师问得有学问，

讲起三皇到尧舜，

八十余氏果是真。

讲古还要讲根痕，

前后才能说得清。 五龙氏，生禽兽，

豺狼虎豹遍地行。

钜灵氏，开险处。

修平水旱道路平，

造车船，才远行。

皇覃氏，出凤凰，

六只凤凰一同行，

后分六处传子孙。

有巢氏，人多人吃兽，

兽多兽吃人，

架雀巢，蔽雨晴，

百姓转打鸟兽吞。 燧人氏，钻木来取火，

烧烤食物得烹饪。

史皇氏，有仓颉，

看鸟兽，观脚印，

观天象，察人形，

造下文字记事物，

万物各自都取名。

祝融氏，听鸟音，

作乐歌，神听和平人气和，

能引天神和地灵。

女娲氏，她用葫芦造成笙，

开教化，育子孙，

百姓听了开智化愚都聪明。

伏羲氏，山中听风声，

风吹木叶美声音，

就削树木来制琴，

面圆地平天地形，

五条琴弦相五行，

长有七尺三寸零，

上可通天达地神，

又修人身调气平。 你问我，说你听，

不知说得真不真？

削桐木，来造琴，

作乐歌，传后人。

撞着共工掌乾坤，

女娲娘娘驾祥云，

杀了共工洪水平。

女娲娘娘她为神。 又把歌师问一声，

说起共工一段文，

公共怎么乱乾坤？

他与何人来交战？

不知谁熟谁是赢？

何人熟了气不过，

一头撞的什么山？

当时倒了什么柱？

何人一见怒生嗔？

何人又把天来补？

天补满天诛谁人？

何人一见气不过？

涌起洪水乱乾坤？ 共工本是一帝君，

作恶无道失民心，

祝融一家怒生嗔，

领兵与他来相争。

提起祝融一段文，

他是天上火德星，

治理洪水有功勋。 当时有臣名共工，

共工出世手段能。

太荒山中一洞府，

五行精气孕化成，

能逃劫难洪水后，

三番洪水长成人。

养一鳖龙为坐骑，

洪水滔滔任游行。 祝融吹气如火焚，

要把鳖龙来烧死，

鳖龙一见心害怕，

化道彩虹逃性命，

鳖龙口中吐黑水，

要把灵山淹干净。 一见鳖龙发大水，

众神齐战鳖龙精，

不斩鳖龙气不平，

哪知鳖龙有道行，

终神与它战不赢，

共工撞倒不周山，

倒了擎天柱一根，

正是北边天塌下，

涌起洪水泡天庭。

女娲一见怒生嗔，

祭起斩龙剑一把，

一见斩了鳖龙精。 说起女娲哪一个，

她是伏羲妹妹身，

洪水泡天结成婚。

当时她把天补满，

又斩共工这恶臣。

共工一见气不过，

涌起洪水乱乾坤。

共工遭斩百姓喜，

就尊女娲为上君。

共工撞倒不周山，

上芳倒了擎天柱，

下方裂了地与井，

洪水泛滥又混沌。

好个女娲有手段，

忙炼彩石去补天，

女娲学会炼彩石，

要炼彩石补天庭。

炼得彩石把天补，

女娲神力无比伦。

一把彩石手中拿，

口水喷在彩石上，

一把一把补天漏，

又吹冷气冰固凝。

又撒泥灰在大地，

聚会止水洪水平。 地势得牢固，黄土固其身。

斩断鳖龙四只腿，

支起四柱立四极，

不周山缺了北边倾，

又把东北来支撑。

女娲吹冷气，天上雪纷纷，

北方天寒到如今。 当日又出浪荡子，

口咬北方一块天，

盘古追杀浪荡子，

一直追下昆仑山，

山下有个地眼洞，

浪荡子躲在洞里边。

盘古封了地眼洞，

变一天狗又翻天。

当日浪荡变天狗，

一只神狗上了天。

神狗它嫌月光明，

行走现形不方便。

它把日月吞半边，

女娲来把日月救，

月亮有缺才有圆。 歌师唱歌有学问，

有些事儿未说清。

女娲来把彩石炼，

什么石头分五彩？

彩石又在哪里寻？

炼石用的什么火？

取火又是哪个人？

为何取火烧自身？

歌师如果答得真，

才是歌场老先生。 歌师问起这段文，

说讲起来根古深。

女娲彩石如珍宝，

天河沙石来化成。

本来就是天上物，

洪水之时埋沙尘。

女娲采石不周山，

此山又名滑塘坑，

滑塘坑里多宝石，

坑中水深不可测，

又叫咸池旸谷名，

日月二神从此升。 咸池之中多珍宝，

女娲取石在此寻。

多亏女娲能变化。

上天入地般般能。

时变凤鸟上九天，

时变龙蛇入水深。 女娲采石多忙碌，

拣来彩石把天补，

补天补地补乾坤。

洪水之后无火种，

彩石怎么炼得成？

这时前边来一女，

见了女娲称师尊：

“吾是雷泽来长成，

先天金石来化身，

先天雷公化鸟形。

口吐一股霹雳火，

一怒放出巨雷声，

要与吾身成婚配，

不愿与他结婚姻。 女娲师尊搭救我，

我愿为你寻火根。

炼石需要三种火，

太阳，太阴和霹雳，

三昧真火炼宝珍。

吾愿取来三昧火，

炼得彩石补天庭。 女娲一听喜十分，

不知如何取火根？

答曰上天取得太阳火，

又取月亮水晶阴中火，

又取雷公霹雳火。

愿为师母献其身。 女娲点头笑盈盈，

感念弟子一片心。

此女化为一朵云，

飘上重霄万里程。

这时雷公一声怒，

追赶那女九霄云，

一串炸雷震上下，

一道闪电化火根。

点燃彩石炼炉火。

彩石溶化升祥云。 女娲连忙把天补，

补天不是容易成，

哪里天穿那里补，

哪里缺了哪整修，

彩石片片随心意。

北边天地才补成。 彩石补天止天漏，

止住天河往下淋，

天柱折了来接住，

昆仑山高做磉墩。

多亏女娲易变化，

一双巧手补天庭。

时化大鹏飞上下，

时化巨龙绕昆仑。 诗曰：

红水之时是红暗，

红水之后洪水清，

女娲补天止洪水，

闪电娘娘盗火根。

雷公电母成一体。

风婆雨师紧后跟。 女娲逝后化地母，

后土载物养黎民。

土生万物也生人，

不忘地母养育恩。 诗曰： 盘古之后她为尊，

兄妹二人配成婚。

统天统地统三光，

包天包地包乾坤。

乾坤艮巽是为天，

坎离震兑为四柱。

女娲之后为地母，

厚德载物赖后土。

阴阳会合真造化，

造化天地产贤能。

虽然不言又不语，

俯察万物有神灵。

结胎原是卦爻定，

胎漏产出众黎民。

天皇地皇人皇氏，

燧人有巢与公孙。

东南西北两部州，

春夏秋冬四季分。

江河湖泊在她怀，

身负江河和山林。 天下五岳是仙境，

山林树木花草生。

黎民百姓靠耕种，

五谷六米才长成。

金银财宝是她生，

蔬菜药茶雨露生。

及时洒下甘霖水，

地上禾苗五谷生。 地母昼夜不合眼，

合眼生灵有灾星。

如果地母打个盹，

鳖鱼翻身一扫平。 要知地母名和姓，

鸿蒙未到老混沌。

造土造人多辛勤，

劳累而死为地平。

地母归土乃有灵，

养护万代之子孙。

水有源来木有根，

世代不忘地母恩。

再把天皇为师尊，

不知记得清不清？

天皇过后几多岁？

弟兄共有几多春？

又有何人来出世？

何人出世治乾坤？

你把根由说我听，

才算歌场高明人。 金鼓一住暂消停，

我把歌师尊一声，

慢慢听我讲根痕。

你问天皇来世出，

弟兄共有十三人，

天皇出世人民少，

淡淡泊泊过光阴。

又无岁数和年岁，

又无春夏与秋冬。

天皇那时来商议，

商议弟兄十三人，

创立天干定年岁，

又立地支十二名，

那时方才定年岁，

暑往春来一年春。 神笔三杆相传授，

听我从头说分明：

一支名叫画天笔，

画出日月与星辰；

二支名叫画地笔，

画出江河与山林。 天皇名字叫天灵，

出世就把干支配，

十二地支造分明。

一年又治十二月，

一生操了许多心，

管了一万八千春，

又该地皇来出生，

隐入青山不见形。 天皇隐匿不见形，

我把天皇说你听，

你说地皇行不行？

地皇出于什么地？

一姓共有几多人，

地皇怎么治天下，

什么方法定乾坤？

地皇过后几多岁？

又有何人来出生？

你把根由说我听，

歌场才算你为能。 地辟于丑地皇君，

地皇一姓十一人。

弟兄十一管乾坤，

生于陕西叫龙门。

他的名字叫岳铿，

出世才把山川定。

他今才把昼夜分，

七十二侯才来临，

二十四气是他分。

他以太阳把日定，

又以太阴把夜分。

三十日为一月，

十二月为一春，

那时才有年和月，

昼夜才能得分明。

地皇过了一万八千岁，

隐入青山不见形，

又有人皇来出生。

歌师傅，老先生，

又把人皇问一声：

仁兄是否记得清？

人皇出生什么地？

一姓共有几多人？

几人几处治天下？

他在何处教黎民？

人皇怎么现天象？

黎民光景如何样？

几处太平不太平？

人皇共有几多春？

你把根源说我听？

才算歌场人上人。 人生于寅人皇主，

人皇兄弟九个人。

生于形马山中地，

弟兄九人分区明。

各管一州镇乾坤，

制纲常，立人伦，

才有三党共六亲。

天皇地皇人皇君，

共管四万五千八百春。 人皇弟兄为龙海，

又该五龙来出生，

一黄伯，二黄仲，

三黄叔，四黄季，

五黄五龙出世分，

金木水火土中存。

才有宫商角徵羽，

才把五音来分清，

五龙四帝五处分。 又出五丁氏，气力大得很，

他教百姓挖一坑，

一个坑儿百丈深，（挖坑祖师啊）

躲水躲雨好安身。

九州九处都太平，

选才德，作用人，

那时才有君臣分。

驾云车，观地象，

东西南北才摸清。

渴有清泉饮，饥摘树叶吞，

寒有木叶遮其身。 燧人氏，有道君，

钻木取火教万民，

春杨夏柘来取火，

秋杏冬檀取火星。

定婚姻，教嫁娶，

男子三十娶下亲，

女子二十嫁出门。

百姓个个喜欢心，

有父有母到如今。

燧人氏，传后人。

传下火种养万民，

万古流传到如今。 唱起当日有皇氏，

有皇氏，驾元龙，

走遍九州查民情。

又出中皇氏，也是有德君，

生于山东鲁国曲阜城，

有个大庭氏，又出了六粟氏，

后代才出孔圣人。

几个知得这段情？

说得是来道得真，

又把伏羲问一声，

歌师你可记得清？

伏羲怎样来出世？

生于何方何地名？

怎样来把天下治？

怎样作为定乾坤？

怎样来把百姓教？

人伦礼义到如今。 金鼓一住又唱起，

歌师又来问伏羲，

听我从头说与你。

呀是五帝开首君，

说起太昊他母亲，

华胥地方也不远。

陕西蓝田县地名，

太昊圣母闲游走，

见一大人脚迹形，

圣母忽然春意动，

天上虹霓绕其身，

圣母忽然身有孕，

成纪地方生圣君。

成纪地方在何处？

甘肃巩昌氓州城。 伏羲仁君观天象，

日月星辰山川形，

才画八卦成六爻，

六十四卦达神明。

教人嫁娶治婚姻，

女儿嫁于男为妻。

五帝首君说分明，

才算歌场一能人。 阴人踏了燧人气，

怀孕一十四年春，

才生伏羲一个人。

三十岁上坐龙位，

画出八卦知天文，

唱个地名陕西城，

太昊圣母出山林，

一见神人面前走，

太昊圣母随后跟。 歌师讲得真有趣，

又把伏羲问几句，

不知仁兄喜不喜？

伏羲出世出龙马，

不知出生何地名？

龙马生得什么样？

高有几尺几寸零？

背上又有何物现？

不知是吉还是凶？

他今又把何物治？

修身理性答神明，

伏羲在位年多少？

又有何人治乾坤？

你把根由说我听。 歌师又把伏羲问，

伏羲乃是仁德君，

利益人伦从他兴。

孟河一日祥云去，

一匹龙马来出世，

生得满身有甲鳞，

高有八尺五寸零，

背上又有河图现，

天降祥瑞吉兆临。

在位一百一十五年春，

又出共工乱乾坤。

赞

亚细亚人

2009-01-01 02:09:55 亚细亚人

诗曰：

节制后天接先天，

全凭指划走云烟，

负图献瑞惟龙马，

呈书宝龟现碧莲。

六十四卦分造化，

剥极而复判天人。

天有三百六十度，

循环往复运期神，

孤阴不生阳难长，

老阴变阳阳变阴。

风云雷电不相射，

水火南北不相侵，

万物陶熔如炉鼎，

按照五行定律音。 又将神农问先生。

神农出在什么地？

又是怎样教百姓？

神农山中尝百草，

七十二毒神怎么行？

哪个山中寻五谷？

几种才有稻麦生？

又有何人无道理？

要反神农有道君，

又有什么人不可？

哪个大怒杀何人？

百姓一见心恼恨，

聚集人马诛反臣。

何人力寡不敌众？

百姓杀死命归阴。

神农仁君多有道，

何方归天有道君？

神农在位多少年？

崩于何方什地名？

歌师一一说我听，

我好斟酒待先生。

歌师问得真有趣，

听我一一说与你，

神农治世从此起。

神农皇帝本姓姜，

指水为姓氏日后为谷皇，

又有神农来出世，

歌师父来老先生，

七言四句念你听。 诗曰：

圣人诞生自天工，

首出称帝草昧中，

制作文明开千古，

补天溶日亘苍穹。 南方丙丁火德王，

又号炎帝为皇上。

提起神农有根痕，

他是少典亲所生。

母亲峤氏女贤能，

安登夫人是她名，

配合少典结为婚，

生下两个小娇生。

长子石年次神农，

烈山上面长成人。 唱起神农来出世，

生下三天能说话，

五天之中能走行，

七天牙齿俱长齐，

便问父母名和姓。

神农出世生得丑，

头上长角牛首形。 父母一见心不喜，

把他丢在深山里。

山中遇着一白虎，

衔着神农回家门。

父母把他丢水中，

一条黄龙来托起，

救了神农一性命。

父母丢他火中烧，

有一神兽下山林，

遍体透亮像水晶，

扑在火中救神农，

喷出清水灭火星。 神农出世多灾难，

磨难之中长成人，

做了南方一帝君，

当了帝君爱黎民，

可惜天下不太平。

他今教民耕嫁事，

女子采桑蚕吐丝。

当时天下瘟疫广，

村村户户死无人，

神农治病尝百草，

劳心费力进山林。 神农尝草遇毒药，

腹中疼痛不安宁，

急速尝服解毒药，

识破七十二毒神。

要害神农有道君，

神农判出众姓名，

三十六毒逃了生，

七十二变还阳草，

神农采回就黎民。

毒神逃进深山林，

至今良药平地广，

毒药平地果然稀。 神农在位百年春，

世间百姓多生病。

出了七十二瘟神，

各种瘟病多流行，

黎民百姓遭灾星。

神农一见心不安，

决心去到大深山，

亲自尝药救难民。 一日来到姜水口，

姜水口上遇怪兽。

身长一丈生双角，

两个耳朵像尖刀，

尾巴足有三尺五。

眼如铜铃生四足，

见了神农不让路，

要与神农争胜负。

神农与他把力斗，

七天七夜分赢输，

方才收服这怪兽。 神农斩下藤一股，

将它拴在大山口，

来了后稷见神农，

神农交于后稷手。

命它犁田种五谷，

此藤取名叫青藤，

怪兽取名为青牛。

神农又往山中走，

一心只奔老林口。

来到深山大老林，

一座巨岩面前横。

神农抬头来观看。

哪有道路上山林？ 如若不把山来上，

天下百姓无救星。

当时看见藤一根，

岩上长到岩下面，

藤长总有千丈零。

神农抓着这根藤，

顺着藤子往上行。

不觉来到岩头上，

浑身累得汗淋淋。

神农当时喜欢心，

便把此藤取了名。

取的名字叫“红藤”。 神农又往前边走，

肚中饥饿难得行，

耳听乌鸦头上叫，

神农本来知鸟音。

乌鸦叫的神农君，

你今饥渴不要紧。

快快来把大树上，

树上果子多得很。

神农抬头自己看。

树上牵着一根藤。

藤上结的黑色果，

一串一串好爱人。 神农忙把大树上，

摘了一串一口吞。

甘甜可口真好吃，

能解饥饿长精神。

神农当时心中喜，

连忙给它取了名。

果子名叫乌鸦子，

藤子就叫“乌鸦藤”。 解了饥饿往前走，

一心要进大山林。

神农当时不小心，

足下绊住藤一根。

神农一跤摔在地，

浑身疼痛实难忍。

神农心中暗恼怒，

张口封它叫“葛藤”。

受尽千刀与万剐，

火烧棒槌织草绳。

百姓穿起走世界，

叫它永世不翻身。 神农爬起往前行，

过了几山又几岭。

忽然吹来风一阵，

风过走出一畜牲。

遍身无毛身发亮，

张口要吃神农君。

神农与兽两相战，

怪兽不明对头人，

趴在神农他面前，

摇头摆尾不做声，

神农将他收伏了，

神农如得贵宝珍，

透明狮子号圣兽，

直到如今医尊敬。

神农收了药狮子，

命他尝草吃草根。

相伴神农在山林，

尝尽百草品药性。

一日神农找药草，

一座大山高入云。

只见岩上长青草，

一年四季叶子青。

又见岩头生紫气，

万道红光耀眼睛，

神农要把岩来上，

品尝此药才甘心，

当时取出拔云剑。

砍树架梯忙不赢，

大树只有几丈高，

怎能爬上高山顶？

神农便把主意打，

要想办法上山行。

忽然一藤脚下绊，

神农仔细看分明。

只见地下藤一根，

须长牵出千丈零，

神农一见心欢喜，

斩断此藤忙不赢。

便用此藤来捆树，

扎一云梯千丈零。 神农尝百草，

瘟疫得夷平。

又往七十二名山，

去把五谷来找寻。

神农上了羊头山，

仔细找，仔细看，

找到栗子有一粒，

寄到枣树上。

忙去开荒田，

八种才能成栗谷，

后人才有小米饭。 大梁山中寻稻子，

稻子藏在草中间，

神农寄在柳树中，

忙去开水田，

田里下稻种，

七种才有稻谷收，

后人才有白米饭。 朱石山，寻小豆，

一颗寄在李树中，

一种成小豆，

小豆出荒田。

大豆出在维石山，

神农寻来好艰难，

一颗寄在桃树中，

五种成大豆，

大豆出平川。 大、小麦在朱石山，

寻得二粒心喜欢，

寄在桃树中，

耕种十二次，

后人才有面食餐。

武石山，寻芝麻，

寄在荆树中，

一种收芝麻，

后来炒菜有油添。

神农初种五谷生，

皆因六树来相伴。

神农教人兴贸易，

物物相换得便宜，

斩木作犁来耕地，

才有农事往后继。 又有夙沙才欺心，

要反神农有道君，

大臣箕文劝不可，

夙沙大怒杀箕文。

百姓群集心大怒，

要杀夙沙这反臣。

夙沙孤寡不敌众，

被百姓杀死命归阴。

神农座位位于陈，

就是河南陈州城，

在位一百四十春，

崩于长沙茶陵城。 自从神农把驾崩，

又有何人治乾坤？

请你一一说分明。

自从神农皇帝崩，

又有何人治乾坤？

天下有道是无道？

又有何人来兴兵？

哪个与他战不过？

悄悄迁都让反臣。

又有何人来出世？

他与反臣大交兵。

你今一一说我听，

才算歌中一能人。 歌师你且慢消停，

我今本要说你听，

又怕你去传别人。

自从神农皇帝崩，

又有愉罔治乾坤，

只有愉罔多无道，

反臣蚩尤大兴兵，

愉罔惧怕蚩尤凶，

悄悄迁都让反臣，

又有轩辕来出世，

他与蚩尤大交兵。 不提轩辕不问你，

提起轩辕问到底，

轩辕他住何方地？

母亲怎样有身孕？

几多月份来降生？

轩辕生于何方地？

龙颜圣德如何论？

他与蚩尤大交兵，

不知谁输是谁赢？

轩辕怎么得吉兆？

要得强力两个人。

怎么访得二人到？

不知才干如何能？

不知设下什么法？

要捉蚩尤这反臣。

不知擒到未擒到？

轩辕怎么为仁君？ 你今说与众人听，

才算歌中老先生。

歌师要我讲分明，

说起轩辕有根痕，

要你洗耳来恭听。

轩辕原是有熊君，

如今河南有定城，

附宝名字是他母，

一日出外荒郊行，

见一电光绕北斗，

不觉有孕在其身，

二十四月怀胎满，

生于开封新郑城。

景里庆云明王德，

四面龙颜天生成。 蚩尤作乱真胆大，

铜头铁额行人马，

要与轩辕争高下。

上阵就是烟雾起，

层层瘴气遮天地，

白日犹如黑夜里。

黄帝兵败乱如泥，

初立战法用熊罴，

九天玄女轩辕母（……恩？），

造下天书才用武，

千变万化八阵图，

刀枪剑戟戈矛斧，

长有弓，短有弩，

收兵锣，催兵鼓，

云里龙，林中虎，

一声号角排队伍，

大破蚩尤于逐鹿，

才把轩辕立为主，

正安中央戊巳土。 风后力牧各显能，

摆下八卦握机阵，

烟雾不得迷大军。

蚩尤困在阵中心，

东撞西冲难脱身，

逐鹿之野丧残生。

蚩尤争位害黎民，

蚩尤兄弟人九个，

困住轩辕难脱身，

轩辕当时慌张了，

即主大泽去搬兵，

风后力牧为大将，

摆下握机八门阵，

打败蚩尤这贼兵，

蚩尤血飞三千里。

至今红土显血痕。

斩了蚩尤天下喜，

小国个个皆畏惧，

并尊轩辕为皇帝。 杀了蚩尤为三节，

三节分尸都有名。

杀了头来为一节，

红口朱雀百利心。

杀了腰来为二节，

腰身化为罗盘形。

杀了三节是他尾，

飞来火星是他身。

魂魄归天化为风，

尸体化为泥巴存。 轩辕皇帝坐天下，

河洛之中出龙马，

只因地理无边涯，

山川草木万物华。

轩辕本是仁德君，

无数作为定乾坤，

又命大桡造甲子；

又命隶首作算术；

又命伶伦作律吕；

又命车区制衣襟。

轩辕将崩有龙迎，

他就骑龙上天座，

在位却有一百载，

少昊接位管乾坤。 不提少昊我不问，

提起少昊问先生，

人不知来尔不愠。

少昊他是哪家子？

哪个母亲把他生？

少昊登基坐天下，

不知吉凶如何论？

那时民间出什么？

百姓安宁不安宁？

少昊甭驾几岁多？

葬在何方什地名？

什么地方来安葬？

又是何人把位登？

歌师父来老先生。

请你从头说分明。 轩辕二字书上找。

制婚姻，制衣裳。

嫘祖养蚕有绸缎，

公孙轩辕为皇帝，

制下婚姻立纲纪，

百姓开智才化愚。 诗曰：

吾初开国号轩辕，

继天立极居人先，

君臣父子吾首定，

兄弟夫妇将道传。 嫘祖又名西陵氏，

衣冠已始养蚕丝，

播种有食用钻火，

不比混沌无人烟。

布衣隐世魔王降，

蚩尤倏而生世前，

吞云吐雾来作乱，

吾等造下指南车，

大破蚩尤得安然。 少昊本是轩辕子，

黄帝原配嫘祖生，

少昊登位坐天下，

正是身裹鬼弄人，

民间白日出鬼怪，

龙头金睛怪迷人，

东家也把鬼来讲，

西家也吧怪来论，

王母娘娘降凡尘，

教化民间收妖精。

这是少昊福分浅，

他母怀胎有来因，

夜梦天庭众将星，

大星如虹照浑身，

生下少昊曲阜城。

国号金天氏，

掌了锦乾坤，

封了金德王，

江山四十四年春。

少昊驾崩八十四，

葬在兖州曲阜葬，

又出颛顼把位登。 歌师果然讲得清，

又问颛顼他出生，

你可知道说我听。

颛顼怎么治天下？

百姓清平不清平？

东村人家出么鬼？

怎么治鬼得安宁？

西村人家出么鬼？

何人收服鬼妖精？

颛顼在位多少岁？

葬于何方甚地名？

颛顼高阳崩了驾，

又是何人把位登？

提起颛顼也有名，

也是轩辕后代根，

他是昌意所亲生，

母亲昌意女佳人，（……这……）

夜得奇梦祥瑞生，

不觉腹中有了孕，

生下颛顼一帝君。

孙接祖业把位登，

国号高阳氏，封为水德君，

七十八年把位登，

葬于濮阳一座城，

原名东昌大府城，

后出帝喾把位登。 歌师听我讲与你，

把你当做我徒弟，

今天一一传给你。

颛顼高阳把位登，

多少鬼怪乱乾坤，

颛顼人君多善念，

斋戒沐浴祭上神，

东村有个下儿鬼，

每日家家要乳吞，

东村人人用棍打，

打得骨碎丢江心，

次日黑夜又来了，

东村人人着一惊，

将他紧紧来捆绑，

绑住大石丢江心，

次日黑夜又来了，

东村扰乱不太平。

将一大树挖空了，

放在空树里面存。

上面用牛皮来盖紧，

铜钉钉得紧腾腾。

又将酒饭来祭奠，

这时小鬼才安宁。

小鬼有了酒饭吃，

再也不来闹东村。

西村又出一女鬼，

披头散发迷倒人，

西村也挖大空树，

女鬼空树躲其身。

忽见一人骑甲马，

身穿黄衣腰带弓，

一步要走二十丈，

走路如同在腾云。

就把西村人来问，

可见披发女鬼精？

西村人说不知道，

黄衣之人哼一声，

你们不必来瞒我，

她乃是个女妖精。

她有同伙无其数，

八十余万闹西村，

颛顼仁君多善念，

又奉王母旨意行，

捉拿女妖归天界，

西村才得太平乐。

西村听说忙回禀：

空树之中躲其身，

黄衣之人忙起身，

空树之中捉妖精。

一见女鬼腾云起，

黄衣之人赶到半天云，

忽然不到一时辰，

鲜血如雨落埃尘。

从此挖树做大鼓，

穿着黄衣驱鬼神。 这里顺便说一句，

颛顼之时有天梯，

神仙能从天梯下，

人能顺梯上天庭，

人神杂乱鬼出世，

闹得天下不太平。

颛顼砍断上天梯，

从此天下得安宁。 颛顼在位七十八，

崩于濮阳东昌城，

颛顼高阳崩了驾，

帝喾高辛把位登。

讲起帝喾一段文，

他是轩辕四代孙，

父传子，子传孙。

提起帝喾有根痕，

娶妻四个女佳人，

长妻原是邰氏女，

名唤姜塬女佳人，

生下后稷一条根。

次妻陈锋女钗裙，

名唤庆都小娇生，

夜梦赤龙浑身照，

怀胎二十四月零，

生下尧王在丹陵。

三妻娥氏名简荻，

吞了燕卵祥瑞生，

生下子契一郎君。

四妃诹訾名常仪，

生下姐挚一条根。

帝喾国号高辛氏，

他是乔极亲所生。

歌师讲得真分明，

又把高辛问先生，

高辛建都什么地？

今是什么县地名？

帝喾高辛治天下，

又有何人作反臣？

高辛要杀反臣子，

何人提头见高辛？

帝喾娶得荣氏女？

其女叫做什么名？

可恨房王作反臣，

有人斩得房王头，

赐他黄金与美人。 高辛有个五色犬，

常跟高辛不离身，

忽然去见房王面，

房王一见喜欢心，

高辛王犬归顺我，

我的江山坐得成。

当时急忙摆筵席，

赐与王犬好食品。 五色犬见房王睡，

咬下他首级见高辛。

高辛一见心欢喜，

重赐肉包与它吞，

王犬一见佯不寐，

卧睡一日不起身。

莫非我犬要封赠？

会稽王侯来封你，

又赐美女一个人。 又有何样好吉兆？

身怀有孕几月零？

此处叫做什么地？

那时生下有何人？

高辛又娶某时女？

此女叫做什么名？

不觉身怀也有孕，

那时生下什么人？

高辛在位年多少？

又尊何人为天子？

是否是个有道君？

你今一一说我听，

才算有知有识人。 仁兄问得好出奇，

这些故事来问起，

听我一一说根底。

高辛建都名字在，

如今河南偃师城，

高辛仁君治天下，

王犬忙把恩来谢，

领了美女只交情，

后生五男并六女，

人身犬面尾后形，

后来子孙都繁盛，

就是犬戎国的根。

高辛娶得陈年女，

名曰庆都是她身，

庆都年近而是岁，

一日黄云来附身，

身怀有孕十四月，

丹陵之下生尧君，

高辛又娶诹訾女，

名曰常仪是她身，

诹訾，常仪生一子，

子挚乃是他的名，

元妃姜塬生稷子，

次妃简狄生契身，

高辛在位七十载，

顿丘山上葬其身。 至今大明清平县，（鉴定此书为明朝版本了……）

还有遗址看得清。

子挚接位五道君，

九年却被奸臣废，

就立尧帝为仁君，

尧帝为君多有道，

我把根由说你听。 不提尧帝问根底，

不知根底怎样起？

尧帝是个仁德君，

圣泽滔天民感恩。

无奈气数有变改，

又出几样什怪名？

又把民间百姓害，

害得百姓不安宁，

尧帝又令何人治？

不知那人能不能？

何人与他来交战？

怎么收服得太平？

尧帝在位多少载？

帝子几人贤不贤？

帝要交位何人坐？

何人躲于什么山？

何人退病不得闲？ 当时群臣来商议，

姐挚接位管乾坤。

姐挚坐了帝喾位，

江山九年一旦废，

又荐何人治乾坤？

你今从头说分明，

歌场之中你为尊。 你将尧帝来问我，

我将尧帝对你说，

叫声歌师你听着：

尧帝本是圣明君，

天降灾难于黎民。

他是帝喾次子身，

母亲陈锋亲所生，

生下尧帝丹陵城，

国号陶唐氏，

姓尹名祁是他名，

封为火德王，坐了锦乾坤。

甲辰年间登了位，

癸末之年把驾崩，

十日并出有难星。

禾苗晒得枯焦死，

百姓地穴躲其身。

忽然又是狂风起，

民间屋宇倒干净，

又有大兽大蛇大猪三个怪，

他们到处乱吃人，

尧帝一见后羿到，

忙命后羿拯黎民。

歌师提起神羿等，

我今从头说原因。

神羿生在后羿国，

有穷之地来降生。

母怀一十九月来，

降生之日会说话，

一十二月会飞腾，

要追日月和星斗，

一步能跨百里程。

身高力大无比能。

扶桑大树作弯弓，

撑天竹子做雕翎。

弓开半边月，

箭飞如流刑。

弓箭原是他发明，

弯弓射日斩妖星。 后羿当时寻风伯，

他与风伯大战争，

风伯被他射慌了，

急忙收风得太平。

十个日头真可恨，

羿又取箭手中举，

一箭射去一日落，

九箭九日落地坪，

原是乌鸦三足鸟，

九箭九日不见形。

还有一日羿又射，

空中响如洪钟声。 此是日光真神来说话，

“有劳大羿除妖精，

当年混沌黑暗我出世，

就有许多妖魔与我争，

九个日妖今除尽，

从此民安乐太平。” 后羿当时来跪拜，

拜谢日光太阳君。

九个日妖都射除，

尧帝赏了大功臣。

大海之中生海蛟，

海蛟搅得洪水生。

有一神人把蛟斩，

海蛟化为树一根。

不长叶子高万丈，

花开九个大花苞。

有着一日花开了，

内有人蜂九处飞。

只有此蜂大得很，

尾带利箭放毒水，

毒箭蜇人人命倾。

后羿神箭把蜂射，

从此天下才天平。 说起后羿有根古，

后羿出世奇得很。

当日有个通天洞，

石洞宽如大龙宫。

有一流水哗哗响，

洞口有石自开门。

有一蟾蜍生洞内，

已在洞中千年整。

一日蟾蜍身有孕，

生一石蛋能自滚。

一日滚滚吹洞门，

一只神鹰从此过，

误认自己把蛋生。 口含仙草做下窝，

神鹰坐在窝当中。

有朝一日石蛋破，

产出一子像人形。

一对翅膀背上长，

展翅一飞万里程。

后羿之名天皇取，

天皇封他为将领。

天皇殿上一美女，

美女她叫“嫦娥”名，

原是天皇一使女，

天皇与他作媒证。 后羿，嫦娥结成婚，

不意嫦娥有身孕，

嫦娥又叫常仪名。

一日打开天门看，

后羿一见吃一惊——

大地生烟如火烤，

无数生灵命归阴，

天上地下无滴水，

日后江沽把水生。

这时后羿心烦恼，

拉开天弓不留情，

一箭一日掉下地，

九箭九日命归阴，

神鹰得知遮天来，

护住一日活性命。 此时后羿来找水，

通天洞中来找寻，

找到蟾蜍来言语，

蟾蜍肚里有水存，

吐出清水水又生。

日后叫它到月宫，

夜夜洒露到凡尘。

尧帝在位七十二，

帝子丹朱不肖名，

尧帝要让位许由坐，

许由躲于箕山阴，

又叫子交接父位，

他又退病在其身。

当时群臣来商议，

才荐大舜治乾坤。 不提舜帝犹是可，

提起舜帝治山河，

你把根源对我说。

他父名字叫什么？

他母又叫什么名？

怎么又以姚为姓？

他是何人几代孙？

象是他的亲兄弟？

怎么处处害大舜？ 这个根痕你不明，

我今一一说你听：

舜帝父亲名瞽叟，

握登乃是他母亲，

握登生舜姚虚地，

故此以姚为姓名，

皇帝是他八代祖，

他是轩辕后代根。

他的亲母早年死，

继母才生象弟身，

继母要把舜害死，

唆使瞽叟变了心，

父亲和弟心一样，

设计要害舜一人。 舜帝犁耕什么山？

市场打渔何地名？

他又牧羊什么山？

又陶瓦器何地名？

那时尧帝诏书到，

不知所为何事情？

不知舜帝怎回答？

尧帝赐他什么人？

又将何物付与他？

他的父亲怎么行？

如何又要将他害？

怎么设计怎么行？

不只害死未害死？

可有救星无救星？

后又舜继尧帝位？

四海成服称仁君。 歌师听我说分明，

舜帝当日是明君，

我今一一说你听：

提起舜王根基深，

史记上面说得清，

他是轩辕八代孙。

轩辕长子名昌意，

玄嚣少昊次子名。

昌意后来生颛顼，

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

敬康生句望，句望生峤牛，

峤牛生兆牛，兆牛生兆生，

瞽叟出世治人伦，

娶妻握登女钗裙，

生下大舜仁义君，

耕于厉山过光阴，

尧王访贤让大舜，

就将二女配为婚，

二女娥皇与女英，

乃是姑母配玄孙，

哪个知道这根痕？

大舜勤耕于厉山，

雷泽地方做渔人，

草场牧羊燕河地，

又陶瓦器在河滨。 当时尧帝见诏到，

舜帝即忙见尧君，

尧君就问天下事，

对答如流胜于君，

尧帝一听心大喜，

二女与他作妻身，

大者名曰娥皇女，

二者名唤是女英。

舜帝回家见父母，

继母越发嫉妒心。

象弟当时生一计，

悄悄说与瞽叟听，

父亲叫舜上仓廪，

象帝放火黑良心。

大舜看见一斗笠，

拿起当翅飞出廪，

大舜毫发未损伤，

象弟一计未使成，

又献一计与父亲，

叫他古井去淘水，

上用石头丢井中。 说起他家那古井，

却是狐精一后门，

九尾狐狸早知道，

象弟今要害大舜，

吩咐小狐忙伺候，

接住大舜出前门，

九尾狐狸来指路，

指条大路往前行。

大舜走至卧房内，

弹琴抚弦散散心。 舜帝长到二十春，

他到厉山把田耕，

后母送饭下毒药，

十拿九稳命归阴。

这时舜帝要用饭，

一只黄狗来走近，

两爪不住来抓挠，

黄狗抓住毒饭泼，

两眼汪汪流下泪。

伸出舌头把饭吞。

舜帝一见心不忍，

让它一气来吃尽，

七窍流血命归阴。

瞽叟见舜害不死，

舜子果然有帝分，

害他念头从此止，

尧帝让位于大舜。

当时黄龙负河图，

未常国献千年龟，

朝中一日有祥瑞，

八元八恺事舜君。 尧帝在位九十年，

龙归大海升了天，

阳寿一百单八春，

舜帝见尧辞凡尘，

避于河南三年春，

天下百姓感恩深，

趋从如市讴歌声，

天下诸侯来朝拜，

不让丹朱而让舜，

一统山河乐太平。 舜为天子号有虞，

不记象仇封有神，

心不格奸真仁义。

舜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

杀三苗，于三危，

殛鲧于羽山，后来才生禹。

舜因巡猎崩苍梧，

娥皇、女英心中苦，

终日依枕哀哀哭，

泪水涨满洞庭湖：

“我夫在位五十年，

一旦辞世归了天，

丢下商均子不贤，

我们姊妹无靠山，

怎不叫人泪涟涟。” 舜帝过后谁出生？

又有谁来治乾坤？

又请歌师说分明。 舜帝过后出大禹，

夏侯禹王号文明，

受舜天下管万民，

国号有夏治乾坤。 夏朝禹王管乾坤，

他是轩辕后代孙，

受舜天下管万民：

国号夏朝把位登，

他是殛鲧亲所生，

母亲华氏老夫人。

在位二十七年整，

大禹有功为天子。

三过其门而不入，

疏通九河定九州，

九州有名在后头，

再把九州名目数：

东有冀州和青州，

南有扬州共荆州，

西有衮州与梁州，

北有徐州抵雍州，

中间河南有豫州，

又铸九鼎定九州。

从此平安四海滩，

洪波汪汪向东流，

低有湖，高有丘，

造城池，作监囚，

教民稼穑五谷收。 说起大禹他出生，

看我说得真不真？

他的父亲名叫鲧，

以土掩水事不成，

天上盗息壤，

上帝发雷霆，

斩于羽山尸不烂，

后生大禹一个人。 歌师说得果是真，

禹王治水多辛勤，

疏九河来铸九鼎，

从此九州都有名。

三过其门而不入，

决汝汉，疏淮泗，

济漯处处都疏通，

引得水流归海中，

十三年来得成功，

天下无水不朝东。 禹王告命涂山上，

涂山氏女化石象。

行至茂州遇大江，

黄龙负州来朝王。

大禹仰面告上天，

黄龙叩首即回还，

渡过黄河到涂山，

天下诸侯都朝见，

黎民都乐太平年，

禹王为君真贤能，

治水疏河定乾坤。

他一饭食其身，

慰劳民间情，

外出见罪人，

下车问原因，

遇事问百姓。

左规矩，右准绳，

不失寸尺待百姓。

禹王在位二十七，

南巡诸侯至会稽，

一旦殂落归天去，

至今江山留胜迹。

禹王分下三支脉，

三十六山才有名。

禹疏九河费心情，

定九州，铸九鼎，

阳寿刚刚三十零，

传与帝启掌乾坤。

帝启生太康，太康生帝相，

帝相生仲康，仲康生帝杼，

帝杼生帝槐，帝槐生帝忙。

帝忙生帝泄，帝泄生不降，

不降生帝局，帝局生帝席，

帝席生孔甲，孔甲生帝皋，

帝皋生帝发，帝发生覆发，

父传子，子传孙，

夏朝共传十七君，

禹王丁巳年间把位登，

桀王甲午年间败乾坤，

共有四百八十春，

成汤出来动刀兵，

娶妻扶都女佳人，

白气贯日照浑身，

怀胎生下太乙君，

国号成汤把位登。 提起成汤出世根，

姓子名履是他名，

他是子契十二代孙。

传至主癸生成汤，

扫灭夏朝定家邦。

乙未年间坐江山，

在位坐了三十年，

阳寿一百染黄泉，

汤亡伊尹摄朝贤，

扶住外丙把位权。

成汤传位与外丙，

外丙传仲壬，

仲壬传位大甲登。

长子金天名少昊， 颛顼高阳氏，

高喾高辛四代交，

简狄吞燕卵，

生契成汤苗，

伊祁放勋号唐尧，

长子丹朱又不肖，

废子立贤古今少…… 诗曰：

黑暗混沌无史记，

盘古开天又辟地，

才有日月照九州。

三皇五帝夏商周，

战国归秦及汉流，

司马梁晋隋唐主，

五代宋元大明休。

古今多少兴亡事，

留与后人度春秋。

古今多少英雄事，

争夺江山把名留。

平民百姓讲出口，

拿在歌唱唱根由。 歌尾： 还阳歌（仪式歌舞） 诵词 日吉时良，天地开张，

日出东方，赫赫洋洋！

黑暗混沌，日月开光。

古往今来，厚土之葬。

扫场，扫场，化为吉昌！ 锣鼓打出一重门，

一重门来迎东方。

还阳童子，接引仙女，作鼓乐，

骑青马打青骑，打一把清凉伞，

遮天盖地，奏宫音，撒梅花，

原主东，家业兴，普降祯祥。 --------完--------

14金瓶梅和红楼梦谁更伟大

近几年，《金瓶梅》忽然热了起来，一时，让人生出“文人不谈金瓶梅，便是读书也枉然”之感。

有趣的是，文化大咖们多褒金“贬”红，说《红楼梦》固然好，但显然《金瓶梅》更伟大。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里，说她读完《金瓶梅》最后一页，竟觉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

从红迷“叛逃”为金粉的，还有作家格非，以及高晓松。而台湾的孙述宇，一直是《金瓶梅》的忠实拥趸，都不用倒戈。

我理解他们对《金瓶梅》的偏爱，因为我也喜欢《金瓶梅》。

《金瓶梅》早《红楼梦》约百年，但《红楼梦》位列四大名著，家喻户晓，《金瓶梅》却依然被视为小黄书，大陆公开出版的都是洁本，很环保。

然而，每一个推崇它的人，都爱死了它。明代袁宏道说其“云霞满纸，胜于《七发》多矣！”田晓菲说它是“成年人的哀书”，格非说它“是一部愤激之书，也是一部悲悯之书”。

金瓶梅：豪华去后行人绝

金瓶梅：豪华去后行人绝

问题是，伟大的书只能是一本吗？

我从不觉得一本书或一个作家，就可以写尽生活写透人性。英国有莎士比亚，也有乔伊斯；俄罗斯有托尔斯泰，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没有谁最伟大，群星闪耀，相互映衬，文学的天空才更为辽阔而迷人。

高晓松说：《金瓶梅》写的才是“真正的生活”，而《红楼梦》就是一出经典的偶像剧，太理想，太乌托邦了。田晓菲也持类似观点，说：《红楼梦》是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诗意小说”，是“贾府的肥皂剧”，而《金瓶梅》的世界才是真实的。

问题是，什么才是“真实的”生活？

西门庆家的红烧猪头肉、蒜汁面、烧鸭子和油炸螃蟹，鲜亮甜腻，固然接地气，荣国府里的茄鲞、椒油莼齑酱和荷叶莲蓬汤，很美学，未必就不真实。

西门庆开生药铺、绸缎铺，开当铺，娶有钱寡妇、结交官府、升官发财泡女人，是生活；贾宝玉读闲书、淘胭脂、作诗、挨打、谈恋爱，爱博而心劳，日日忧心，也是生活。

潘金莲嫁给武大郎，爱上武松，不得，移情西门庆，杀夫，嫁给西门庆。妒忌李瓶儿生儿得宠，担心西门庆找别的女人，四面出击，又雪夜弹琵琶，有说不尽的寂寞，最后惨死在武松刀下，是生活。

黛玉进贾府，爱上宝玉、写诗、发呆，俏语谑娇音打趣湘云，跟宝玉一起，桃花树下读禁书，春困发幽情，吟诗葬花，“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给刘姥姥起“母蝗虫”的外号，教香菱写诗……为了爱情，泪眼朦胧，愁肠百结，却心事终虚化，也是生活。

李瓶儿嫁给花子虚，又与西门庆墙头密约，花子虚死，择吉佳期却鬼使神差嫁了蒋竹山，终于曲折嫁到西门家，心满意足，隐忍贤良。生了官哥，却被潘金莲视为仇寇，官哥死，她也活不了，死前万分不舍西门庆，这是生活；

宝钗藏愚守拙，仪态万方，口碑极好，扑蝶、金蝉脱壳，坐在宝玉床前绣肚兜，劝宝玉读书显名，借扇机带双敲，小惠全大体，“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最后却“金簪雪里埋”，难道不是生活？

《金瓶梅》写市井，《红楼梦》写贵族，都是生活。

亲爱的，谁能告诉我，“真实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真实的生活”，本不曾存在。大千世界，娑婆众生，所谓真实再现，根本就不可能。所谓真实，无非是想象，是语言，是镜中花水中月，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人人试图抵达，却终究抵达不了。

红楼梦：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红楼梦：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与其说是“真实的生活”，不如说是我们所理解的生活。哲学家胡塞尔认为：每个人的世界都是“自我构建出来”的。至于传统思想奉为圭臬的“本质”、“真正”等宏大概念，他说，不妨悬置起来，换一种方式重新进入生活的世界。而尼采早就宣称：根本没有事实，只有解释。

所以，《金瓶梅》和《红楼梦》，写的是同一个世界，只是看世界的方式不同。

我是红迷，也是金粉。

东吴弄珠客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认为它不过是一部小黄书的，只能看见潘金莲醉闹葡萄架；想搜集历史生活细节的，看见的是明代的市井生活；相信“文以载道”的，看见的则是一个毫无节操的人间……这本书，就是这样丰富而驳杂。

初读《金瓶梅》，最让我心惊的，不是床笫故事，而是西门庆的死：“相火烧身，变出风来，声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巳牌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他贪欲丧身，本是自作自受，但在作者笔下，死得如此艰难，如此痛苦，让人“不忍称快”，反而生出深切的同情：原来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金瓶梅》的结尾，写吴月娘带儿子孝哥、丫鬟小玉，一路逃难，来到永福寺，遇见普静和尚。小玉偷看普静和尚念经超度——西门庆、武大、李瓶儿、陈敬济、潘金莲……这些人，个个投胎转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方生方死，永远死不了，而是兜兜转转继续活下来，成了我们。

这是兰陵笑笑生的慈悲，也是他的残忍。他就这样提醒了我们：《金瓶梅》的故事，其实就是你、我和他的故事。就这样，照见了我们沉重的肉身，无穷的欲望。

在《水浒传》里，西门庆是万恶的地主老财，但在《金瓶梅》里，他“秉性刚强”，精明富有，手段了得，又有性吸引力。他喜欢女人，却有底线，从不霸王硬上弓；他官商勾结，“太阳底下没新鲜事”，现在依然如此。至于他的贪婪、软弱和欲火，我们很熟悉。

他是成功人士，却充满寂寞和焦虑：潘金莲、李桂姐、李瓶儿、宋蕙莲、王六儿、郑爱月、林太太、贲四嫂、惠元……走马灯一样的女人，依然填不满他的欲望。他最爱的李瓶儿死了，他哭得一蹦三尺高，不吃也不喝，这痛苦当然是真的。但在一个守灵夜，他还是把奶妈如意儿拉上了床：我的儿，你和你娘（李瓶儿）一样白。搂着你，就像搂着你娘一样。

失去爱人的空虚寂寞冷，他一个人承受不来。

诱惑无穷尽。后来又来了一个何千户的妻子蓝氏：“仪容娇媚，体态轻盈”，美丽富有，俨然翻版李瓶儿，西门庆“不见则已，一见魂飞天外，魄丧九霄，未曾体交，精魄已失。”最终在王六儿、潘六儿和胡僧药的多重刺激下，一命呜呼。

本来拉伸欲望的春药，却成了勾魂使者。西门庆的悲剧，在于欲望无边，而肉体却有限。

潘金莲也一样。她不爱武大，爱上武松，不得，又爱上西门庆。西门庆马不停蹄地找女人，她嫉妒焦虑，充满不安，内心越来越黑暗，欲望越来越强烈，最终吞噬了自己。

《金瓶梅》的世界里，连最本分的吴月娘和孟玉楼，内心也有一个黑暗的江湖，更不用说应伯爵、王婆和薛姑子们……人人都只看见眼前，盲目地生，盲目地死。这个世界是真正的浮萍之海，荒凉无边。

而这，却也是我们当下的生活——

富人们事业有成、精明强悍，却掩饰不住满腹焦虑和不安。穷人们一肚子的不甘心，迷恋成功学幻想一夜暴富。夹在中间的中产们，既焦虑，又不甘心，外加不安全感爆棚。欲望与焦虑，相互催生，人人都一脸聪明，却没有真正的智慧。

这应该就是高晓松们所强调的“真实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从《金瓶梅》里看到了自己和时代，原来千百年来我们的生活似乎从不曾改变。从这个意义来说，《金瓶梅》就是我们的现实。

然而，却不应该是我们的全部。

人性如此繁复而幽深，每个人都有创口和深渊，也有光荣和梦想。

《红楼梦》第五十一回，麝月夜里出去小解，晴雯溜出去吓唬她，宝玉怕吓到麝月，也担心冻坏晴雯，操碎了心。待晴雯回来帮宝玉掖被子，双手和两腮冰冷，宝玉便说：“快进来渥渥罢。”麝月回来看不见晴雯，宝玉笑道：“这不是他，在这里渥呢！”

平儿受了委屈，宝玉请她来怡红院，先替贾琏和凤姐赔不是，又拿出自己淘制的紫茉莉粉和胭脂，小心翼翼地帮平儿理妆。待平儿走后，他把她落下的手绢洗干净，再把她换下的衣服熨好，又想起平儿的遭际，流下泪来。

全是体贴，全是尊重。

有人说：这诗意，不过是少男少女罗曼蒂克的游戏。确实，在现实世界里，宝玉少，西门庆多，“意淫”罕见，而“滥淫”常有——西门庆见了女人，不是心摇目荡，酥了半边，便是一手搂过脖子来，亲个嘴。

然而，“现实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不应该被辩护，应该被批判，被超越。木心说：浪漫主义是一种福气。其实，浪漫主义也是一种信仰，借用杜拉斯的句子，还是不死的英雄梦想。

对于《红楼梦》，鲁迅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更愿意看见爱、美和自由。

那天，正是芒种节，满园绣带飘飘，花枝招展，大观园的美好生活刚刚开始，黛玉却一个人去葬花。当她吟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之时，宝玉亦由落花想到青春易逝，人终有一死，愈美好的事物愈脆弱，不由得恸倒在山坡之上。

就这样，这两个最敏感最柔软的人，与死亡迎面相遇了。

是什么让宝黛泪流满面？《葬花吟》里的“天尽处何处有香丘？”其实是在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落花与死亡，引发了宝黛对生命的困惑与质询。

哲学家齐泽克说过一句：“真实眼泪的惊骇”，是说在日常感受力最敏感，最充盈的时候，往往是哲学的最佳时刻。在这样的凝神注视下，那些曾经熟视无睹的事物，一下子被翻转，变得陌生起来，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由此浮现。

黛玉葬花，宝玉恸倒，是通过死来观照生——既然终有一死，不如直面它，接受它。惟其如此，要有爱，要有诗，要有丰富而鲜烈的人生。所以，黛玉独喜李商隐的“留得残荷听雨声”：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不如“向死而在”、临渊而舞，死有多绝望，生就有多热烈。

这是存在主义哲学层面上的“觉解”，是海德格尔所说，摆脱“庸常”，呼唤“本真”的时刻，是中国文学里最闪闪发光的时刻。

也是中国文化里最没用的时刻。宝黛、香菱、晴雯，还有芳官们，都是无用之人，也是失败者，但她们标示了生命的另一个维度：爱、美、自由和觉悟，《红楼梦》是唱给失败者的挽歌，也是赞歌。

而这些，《金瓶梅》世界里的人，从来都不懂。

蒋勋说大观园是青春的王国，整部《红楼梦》是对青春的留恋。然而，只有孩子的纯粹和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成人的思想，还要有自由意志，才能撑得起整个人生。

卢梭说：“野兽根据本能决定取舍，而人类则通过自由意志。”古希腊的英雄阿喀琉斯，一出生就被命运预言，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但会英年早逝。但阿喀琉斯依然选择披上他的铠甲，挺起他的长枪，要像英雄那样死去。

所以，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姿态，但曹公格外珍视那些能旁逸斜出，拒绝跟生活和解的人。

就连香菱，也一心要学诗。黛玉给她参考书，她读到“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想起自己那年上京，傍晚船停靠在岸上，远远的人家做饭，那炊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香菱最苦命，从小被拐，被打，还被薛蟠抢走，彼时她身边就是这个呆霸王，但她依然能看见美。有过这样的时刻，可以打败时间。这就是自由意志。

香菱学诗

香菱学诗

《金瓶梅》的世界里，没有这样的人，也没有自由意志；而《红楼梦》有宝玉，有黛玉，有大观园，有诗社，承认自由意志，并叩寻灵魂，追问存在。

《红楼梦》并非一味高蹈，书里的人和事都真实无比。世情人情、中国人和中国生活，都在里面——

宝钗努力做完美的人，黛玉珍视爱与尊严，晴雯嘴贱又骄傲，袭人隐忍现实，探春满怀忧患，迎春那么懦弱，龄官爱上贾蔷，藕官有同性之爱，就连粗使丫头小红也有小小野心……至于大观园外的世界，王熙凤自有彪悍的人生，贾母有她的通达与世故，王夫人薛姨妈们既慈爱又残忍，贾政一本正经却无趣得很，薛蟠、贾琏又那么粗陋……都是我们。

都是我们

都是我们

《金瓶梅》写了破败的人生，《红楼梦》难道没写破败？个人与时代、道德和命运的冲突，爱与美的双重毁灭，都隐藏在不动声色的日常生活之下，鲁迅说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红楼梦》实在是悲哀之书。

金与红，都是我们的生死，我们的哀乐，我们的歌哭。

兰陵笑笑生似乎没有文学上的野心，《金瓶梅》的结构、叙事和趣味，初看跟《三言二拍》并无二致。武大、武二、潘金莲、西门庆和王婆，原本都是《水浒传》里的人，他甚至懒得另起炉灶，拿来就用。只是安排武松的刀杀错了人，让潘金莲和西门庆多活了七年，《金瓶梅》的故事，基本就发生在这七年里。

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远超《水浒传》，后者是绿林好汉的江湖世界，黑白分明，善恶对立。而兰陵笑笑生的笔下，全是市井小人物，一片混沌，纯属原生态。他写西门庆和应伯爵们日日厮混，打牙逗嘴，看潘金莲、李瓶儿你来我往，斗气斗心眼，就像纪录片导演，满怀好奇，一路跟拍。

他是天才，也是顽童，一部《金瓶梅》，把道德、伦理、友情、爱情拆得七零八落，几无存身之地。世情、人情一片破败，留下一堆肉身腾挪跌转。哪里有秩序？哪里有价值？哪里又有希望？他似乎并不在意。

这个荒寒的世界真令人心碎。

曹公同样是天才，跟兰陵笑笑生不同，他的写作手法，大胆而新奇。

《红楼梦》的开篇，就是从女娲补天到青埂峰下，到灵河岸边三生石畔，最后聚焦到贾府，开辟鸿蒙，天地苍茫，气势何等恢弘；他特意隐去朝代，超越时空，让我们跟书中人事拉开距离，实现了“间离”效果；他故意使障眼法，又是贾雨村言，又是“都云作者痴，谁知其中味”，连书名都好几个，处处设置阅读障碍；他艺高人胆大，不走寻常路，开篇就剧透；他居然让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刘姥姥，拉开故事的帷幕……

他对文学有天生的敏感与自觉，换言之，他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为什么要写。

他说，我写的这些女子，也是“或情或痴，小才微善，并无班姑、蔡女之德能”，其事迹原委，只供大家消愁破闷，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而已。他说，自己半世潦倒，已负罪责，但最大的罪恶莫过于遗忘那些“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当日所有之女子”。

曹公不仅是天才，还是情僧。这里有深深的忏悔，是他代表男性群体，对女性的忏悔，是宝玉看见美好的女子，便心甘情愿低下头来的爱与温柔。

君不见，当下的直男癌患者，依然多如牛毛，且皆不以为病。

因此，曹公的忏悔，宝玉的低头，独一无二，举世无双。

一部《红楼梦》，就这样包含了我们的全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写到这里，突然发现，我内心深处原来更亲近《红楼梦》。

《金瓶梅》的世界是暗黑系。它的强悍，在于对现实对人性剥皮见骨，让我们剥除假面，直视自身的欲望，以及内在的破败，从而绝处逢生。最后，兰陵笑笑生还是写了一个韩爱姐——她当了妓女，但爱上了陈敬济，一往而情深，并以极端的方式把爱进行到底。她跟书里其他人都不一样，直接抵达《红楼梦》。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前面的作品的回答，每个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全部经验”。在这个意义上，金红这两部相隔百年的伟大作品，必定有内在的精神关联。

我以为，《红楼梦》是对《金瓶梅》的回应与超越。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毋庸置疑，《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师，从细节到布局，从谶语到剧透，《红楼梦》频频向《金瓶梅》致敬。但曹公之高明，在于他并非亦步亦趋模仿，而是拔地而起，另起一座高峰。

两座高峰，各自风景无限，相互致意，相互照见。

《金瓶梅》是大地，叙述欲望和沉沦，《红楼梦》是天空，发现灵魂和救赎。

世界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