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后期，周宣王封弟友于郑(今陕西华县)，就是郑桓公。郑桓公目睹当时政治腐败，诸侯叛离的倾向日重的局面，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东方郐(今郑州南)、东虢(今荥阳北)两个小国的统治者贪财好利、百姓多不归附的机会，把自己的财货和奴隶先迁寄到那里，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取而代之，后来，他的儿子武公终于灭掉郐和东虢，建都于郑(今河南新郑)。以后，郑国的统治者表面作东周的卿士，但在王室微衰，周天子没有力量继续维持统治秩序的情况下，他们打起“以王命讨不庭”的旗帜，联合齐、鲁，攻打宋、卫，制服陈、蔡，并打败北戎，控制了中原的局势。到东周时，郑国又打败了周桓王率领的陈、蔡、卫等诸侯国的讨郑大军，并在战场上射伤周桓王。从此，周天子的威信扫地，一蹶不振，郑国的地位却比以前更加显赫，俨然成了春秋初期的霸主。
但是，到春秋中期，形势大变。南方的楚国在灭掉淮南地区的一些小国后，乘机向北发展。北方的晋国也积极开拓疆土，占领了黄河西岸和南岸，成为据有淆(即淆山)、函(即函谷关)天险的北方大国。当时，晋、楚争霸，郑处其间，“南北有事，郑先被兵”在郑国处于“国小而逼，族大宠多”，“疆场日强，民生垫隘”的情况下，忧国忧民的社会改革家子产在老将子皮的支持下登上了政治舞台。
子产(?~前522年)名侨，字子产，出生于郑国王族之家，其祖父郑穆公、父郑成公均系郑国国君，青年时代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博学多才，有济世之志。他登台执政以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刀阔斧地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子产实行的第一项重大改革措施是“作封洫”。所谓“作封洫”，就是丈量土地，划分疆界，编制田亩，沟通水利渠道，承认土地私有权，并对私有土地实行课税制度。这项改革，摧毁了井田制，扩大了土地私有权，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促进了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但是，这项改革触动了没落奴隶主、旧贵族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当时有人公开扬言：“孰杀子产，我其与之！”可是过了三年之后，这项改革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人们赞颂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①
其次，“作封洫”四年后，子产又推出第二项改革措施—“作丘赋”。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改革土地制度的基础上，改革赋税制度，实行按田亩征粮税、服兵役，以充实国库，增强军备，削弱旧贵族的权力，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对于这项改革，没落奴隶主和旧贵族也竭力反对，他们骂子产是蝎子尾巴，说什么这样废除先王之法，哪还有统治者的尊严，国家还成什么体统！面对辱骂和诽谤，子产毫不畏惧，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是豁出生命，也“不改其度。”②
第三，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鼎”。所谓“铸刑鼎”，就是把改革后建立起来的新制度，用法律条文形式记录下来，并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于众。要求百姓严格遵守，不能更改。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它比著名的罗马十二铜表法还早将近1个世纪。这项改革，改变了过去奴隶主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的局面，限制了奴录主贵族的特权，顺应了历史前进的客观要求。这对促进奴隶制的解体和封建制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在政治和用人方面，子产打破了西周以来以血缘亲疏为纽带的宗法、分封③、世卿世禄制④，建立了“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整套新的城乡秩序和封建等级制度。他执政期间，选贤任能，人尽其才，“择能而使之”。他所用的人，有的“能断大事”，有的“美秀而文”，有的“能知四国之为”，有的善为辞令”因为善于用人，能够发挥各种人才的长处，所以郑国的决策和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较少失误。另外，子产还主张以众为师，注意听取众人的意见。据记载：大夫然明主张取缔人们聚会议论时政的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人们到一起议论执政者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改之”，这样大有好处，决不能压制众人的批评。他懂得“众欲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难以安国，危之道也”的道理，主张实行以众为师，以群言为疗疾之药的开明政治5。应该指出，这主张是很有远见的，它对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在用什么手段统治人民的问题上，子产一贯主张以德治国。他说：“德，国之基也”，“有德则乐，乐则能久”。他曾对晋国韩宣子说：“为政必以德，毋忘所立之”。
在外交方面，子产采取巧妙的斗争策略，时而联齐拒楚时而联楚拒晋，在大国争霸的空隙中求得生存空间，使国家的局势趋于稳定。由于改革的成功，生产有了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社会由乱到治，国力有所加强。尽管子产是从奴隶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政治家，他实行的改革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一面，但和奴隶制度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不愧为河南历史上一位爱国爱民的政治家。正因为如此，后人对子产的称赞，一直史不绝书。韩非说：子产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民无饥也”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押，班白又提挈，僮子不犁畔(拿田)；二年，市不预贾(商人不哄抬物价)；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
子产为政清廉，不殖财货，两袖清风。据《贾氏治林》记载， 他死时，“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对此十分同情，纷纷募捐，“金银珠宝，不可胜计”，其子坚辞不受，草草将父葬于郅山(今新郑西南30里)。郑国的广大百姓为失去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政治家而悲痛万分，“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可见，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人，历史不会忘怀他，人民也不会忘怀他。
①以上引文均见《左传》襄公三十年。
②《左传》昭公四年。
③宗法制，中国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它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到周朝逐渐宏备。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天子的庶子有的分封为诸侯，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他们以官职、邑名、辈份为氏，从卿大夫到士，其大宗与小宗的关系与上同。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为宗子。他们掌握本族财权，负责本族祭祀，管理本族成员，同时代表贵族统治剥削人民后来地主阶级长期利用这种制度，以巩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④世卿世禄制：卿，官职。禄，俸禄。奴隶主贵族世世袭职为卿相，世世享受俸禄的一种制度。
⑤以上引言均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摘自：《河南乡土历史》，责任编辑：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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