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读者沉浸在教科书作者所描述的那种纯洁、高尚的舆论氛围中无法自拔时，罗伯特·达恩顿的作品的出现真可谓是文学界的一股清流在涌动。作者罗伯特是一位颇负盛名又饱受争议的法国历史学家。他围绕法国启蒙运动以及旧制度末期的社会与文化所撰写的一系列著作改变了启蒙运动的研究方向。但奇怪的是，他的研究在当时的史学研究者中显得特立独行。因为他不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大哲学家为主体，甚至不关注启蒙思想本身的特点，反而通过构建一个由雇佣文人、狡猾的书商以及形形色色的禁书组成的地下世界来呈现整个启蒙运动。而作者书中内容的考证由来则是警察、巴士底狱以及书商行会的档案。在阅读过程中，有两张文字的介绍让我印象深刻，也就是第四章《外省的地下书商》和第五章《边境对面的印刷所》，这两章主要介绍的是纳沙泰尔公司。作者通过公司运作情况的展示，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来展示了地下文学的发展状况。
其实这样的研究方式让人耳目一新。我们长时间地接受启蒙运动自上而下变革的说法，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开辟出新的方向，深入到启蒙运动的底层，甚至是潜入其地下社会，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来重新看待历史。就像作者在书中写的，“我们应该质疑那种曲高和寡，质疑那种关于18世纪精神生活的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我们应该把启蒙运动带到尘世。毕竟，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想要填饱肚子，养家糊口，在社会上出人头地。”
除了新的研究途径之外，作者在书中还呈现了一种在正统思想家眼中显得非常另类的观点。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主力军不完全是当时的经典作家，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还有卢梭。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反而是一些我们看似生活在阴暗的下水道的低俗、诽谤性、八卦式的文化。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当那些记录国王性无能以及主教通奸的故事开始流行时，人们窥私的天性完全释放。而在这过程中王室在人们心中无上的权威也已经被逐渐瓦解。如此说来，这些低俗的作品对大革命的开展真是功不可没。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想想，什么是王室的权威？其实答案非常明显，权威就等于是专制。国王想要控制百姓的思想无非就是牢牢控制在市场上流行的书籍。在这点上，古今中外的帝王还是有共同点的，我们不也有秦始皇焚书，乾隆文字狱吗?而秦始皇以后的历代皇帝能够巩固皇权靠的不就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专制统治。
其实，民众对经典文学的兴趣索然，反而对那些可以称作是低级趣味的文学一见倾心，其中的原因可以体现在读者本身以及作品两个方面。从读者本身来看，人们接受文化的影响无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主动，一种是被动。而人类在一些事情上普遍存在着逆反心理，通俗的说就是喜欢唱反调。从最早的人类—亚当和夏娃开始，我们就已经埋下了不安分的种子。所以，当上层阶级或者是社会主流强行要求大众接受经典文化的时候，有些人心中的叛逆就开始萌芽，虽然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反抗，但还是有些人阳奉阴违地干着“坏事”。被动接受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其实对大众思想的改变微乎其微。除了文化接受心理，读者的文化程度也影响其对作品的阅读兴趣。经典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为一些接受过教育的民众准备的，连字都看不懂的人又怎么谈得上接受呢，这就像小学生看不懂博士论文，牛听不懂人类弹琴一样。而从作品本身来看，经典文学高高在上，普通群众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更不用说是深入阅读。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打击了民众的阅读兴趣，局限了经典文学的阅读范围，同时也给一些地下文学以可乘之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中国，也就是十年文革时期。文革时期的作品最大的意义和作用就是政治宣传，很多作品已经丧失原本应有的文学性成为实实在在的政治附庸。这样的文学接受，毫无疑问是被动的。为此不知有多少文学大家选择死亡或者是远走他乡。当然还有一些作家选择继续文学创作，只不过将流行的目标从地上转移到了地下，于是就有了地下文学应运而生。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非主流文学的流行无外乎这些主客观因素。
伏尔泰将那些身份低微的文学无产者称为“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的文学贱民”哪怕稍具才能就梦想着称为哲学家，靠写诗和梦想生活，最终死于穷困潦倒。而那些掌握特权处于上流社会靠年金养肥自己的学术精英们。他们早已爬到社会的顶层，享受着每年一万或者两万利弗尔收入，以及旧制度时光里的所有快乐。金钱、权利、机会全都被学术精英们垄断，那些默默无名的作者根本没有任何出路，他们只能在小阁楼上将自己的愤怒转变为大量流行的小册子，最终成为启蒙运动的主力军以及新的一批文学精英。千言万语只用一段话来总结，“这是怎样的情形啊！一个将其最先进的哲学与其最低劣的色情作品相提并论的政权，是一个自我削弱的政权，是一个自己制造地下社会的政权，一个鼓励哲学堕落为诽谤作品的政权。”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