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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追随”、“跟随”、“跟踪寻找”、“追求”等义。余华的若干小说拥有较为鲜明的人物“追寻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远行”就有“追寻”之意，即奔赴远方追求新的生活；《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则为寻找仇敌而四处奔走；《第七天》中的“我”则更是在阳界与阴界往来穿梭，等等。那么试问：“追寻”仅仅是一种余华的无心表达吗？
一、追寻序列的断裂与追寻者的生存困境
在余华的一些小说中，主体的追寻轨迹大都也大致呈现为“出门——远行——回归”的线性发展特点，同时该线性序列中的“回归”环节在不同的“追寻序列”中出现不同程度的“断裂”迹象，从而导致整个追寻轨迹的残缺甚至无果，这种迹象在余华不断发展的创作历程中呈现出相对稳定性，从而构成一种带有互文性的症候。余华也似乎有意通过此类线性发展追寻历程来影射出主体难以突破的生存困境。有些作品中，“回归”虽然表面上得以实现，但却透出一种较为明显的偶然性，影射着世事生命的无常。如创作时间较早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开篇即鲜明而单纯地指明了“我”是为了寻找“旅店”而展开的远行，然而：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一天……但是我还没走进一家旅店。对“旅店”的渴望让“我”不断前行，直至遭遇了荒诞的“抢苹果”事件。当“我”疲惫地蜷缩在汽车座椅上时，实现了内心某种意义上的回归，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我”找到的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归处，主体也只是在“中场休息”，前方依旧未知，追寻仍然需要继续，同时令人费解的是：余华在此处只是给出了一个回归的结论，是否太显苍白了一点？如若找到一辆与“我”同病相怜的汽车算是一种有效的回归方式的话，那么这种回归的方式则带有了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而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回归”走向“无归”，主体的生存困境也就更趋暴露。孤独的孙光林自幼就在追寻心中的归宿。在缺少关爱的家庭中成长的他渴望得到成年人的关心和爱护，他羡慕邻居苏家四口温暖的亲情，甚至想念生病时苏医生在他前额上那“轻轻的一放”。孤独的他希望得到别人的接受，试图在和朋友的相处中寻找温暖。但是，这些友谊通常都很不稳定，只有和苏宇在一起的日子让孤独的他感到宽慰。为了不再形单影只，他忍受过苏杭的欺辱，高三时还和年幼的鲁鲁成为朋友。孙光林“游离于家人”，当这个孤独的孩子执拗而自欺地说出“对我来说被人遗忘反而更好”时，很难不令人动容。这种坚决的抗拒既是对外界的主动逃避，但也是对自身的被动认同。在孤独无依的境况下,孙光林考上大学、离开南门，希望过上“全新的生活”。唯一使他“感到温暖”和“值得怀念”的地方是那口池塘。然而，当他十多年后重返故乡，却发现这池塘早已被人们遗忘。就这样，孙光林连心中最后的温暖也彻底失去，今后的生活陷入更深的迷惘之中。
在《鲜血梅花》中，余华甚至从一开始就亲手扼杀了回归的可能。阮海阔的出门是为寻找杀父的仇人，却同时也活生生地遭遇与双亲永别与栖身之所被焚毁的绝境。他在追寻的途中，不断遇见、错过、返回，冥冥中似乎有种力量支配着他的复仇之旅，最终也让他莫名其妙地报了仇。表面的复仇阴差阳错的达成，却反过来消解了阮海阔作为一个复仇者的价值和意义，当阮海阔得知大仇已报时：却“感到内心一片混乱”，他毫无头绪地追寻了至少六年，却从未接近过他的仇人，也并未获得手刃仇敌的快感。只有九十九朵锈迹斑斑的梅花，提醒着他那些辉煌年代的逝去，和混乱虚无的现在。可见，作为阮海阔复仇必由之路的出行，其带来的种种偶然所导致的仇人相继死去的现实归处，无法得到复仇者阮海阔的承认和接纳。那么试问，阮海阔们将归于何处？我们似乎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第七天》中，余华天才式的超越生死、贯通阴阳的书写似乎让我们瞥见了一抹亮色。阳界是那个离去的乱哄哄的世界，充斥着各种罪恶、仇恨和不公平,令人伤感、辛酸,孤苦伶仃那里有无下限的媒体、缺德的政府,以及暴力拆迁等各种黑色事件，只有亲情和爱情让人感到温暖。阴界是“死无葬身之地”，温暖、互助、友爱、和解，“骨諮人”在此相聚，后来的人会告诉你死后发生的事，阳界的仇人来到这里也会结为挚友。但是依然需要指出的是：文本并没有交代主体的归处，相反它只有一个开始。正如《第七天》的扉页如是写道：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杨飞作为如此世界中的亡灵。不断地向前追寻是他近乎全部的存在方式，我们跟随他的脚步，逐渐明晰了他的人生、婚姻、亲情，倾听了亡灵们或悲或喜的故事，也洞悉了阳界中那被掩盖的真相。杨飞是因为没有墓地，而开始了他的追寻之旅，可直到最后我们也不清楚杨飞将魂归何处，是重回“死无葬身之地”？抑或是陪伴父亲留在候烧大厅？还是走向安息之所？无论如何，我们似乎都看不到他的归处：人性之善并没有遮住现实的冰冷，“死无葬身之地”再美妙也不能使亲人爱人重新相见。杨飞不同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我”和《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后两者都有着较为明确（至少曾经明确地存在过）的带有目的性的归处，我们在《第七天》中看到的是只是主体追寻之旅的一个片段，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但是，追寻者杨飞贯通阴阳两界的旅程中所遇见的满溢温情的阴间，似乎更符合一个理想归处的定义，我们也可以从中照见追寻者摆脱生存困境的希望。
细究其“回归”断裂的背后原因，从追寻者们的所见所闻中可发现一些端倪。余华所展现的“现实”总是带着些残酷的意味，追寻者们似乎都有各自悲惨的经历，由此构成一连串具有悲剧性征的追寻记忆。他们在外界的迫使下出门，踏上未知的远行路，内心充满困惑，也未曾料到接下来也是接连不断的悲惨遭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现实的冷漠与暴力是余华作品的主题之一。《十八岁出门远行》通过我的远行经历，呈现出一个暴力、荒唐的外在世界。疲惫不堪的“我”搭上一位司机的汽车,阴晴不定的他时而粗暴、时而友好，半路汽车抛锚，一群乡民冲出来哄抢苹果、拆卸汽车，我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阻挡他们，被一顿拳打脚踢，司机在一旁无视和嘲笑，最后甚至抢走了我的红背包和乡民们一同离去，只剩下遍体鳞伤的我和残缺的汽车躺在寒风中。在这充满暴力和敌对的现实世界里,我的友好和正义就这样被无情地吞唆，一切都令我“愤怒至极”。《兄弟》中，李光头和宋钢在“文革”的暴力中成长着。母亲李兰去上海治病之后，“文革”来到了刘镇。接着,他们被抄家，父亲宋凡平被抓去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破乱的家中只剩下兄弟俩像孤儿一样相依为命。在两个孩子眼中，周围处处是荒唐的批斗和凶残的打斗，他们经常被捉弄、欺负和嘲笑，父亲后来甚至还被红卫兵活活殴打致死。几年后,母亲病逝，他们成了真正的孤儿，“像野草一样被脚步探了又採，被车轮碾了又碾”，孤苦地生活在人世间。《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家人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的批斗和上山下乡的变故，在历史的变革中承受着生存的厄运，许三观甚至以一次次卖血来支撑整个家庭的生存。《古典爱情》中，柳生在远行途中目睹了荒年间残忍的人肉买卖和砍杀人腿的血腥场景。《活着》中，富贵在壮丁生涯里经历了无情的战火、逃荒和抢食。余华就这样对血腥和暴力进行着沉醉式的表达，通过主人公远行的伤痕经历来揭示外在现实的残酷。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充满冷漠和暴力的现实对追寻者的身心与各自的旅程起到了相当程度上的影响，甚至是直接决定作用。经由“出门——远行——回归”组合而成的线性追寻轨迹中，虽然有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我”有一定意义上的主体自觉性，但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这种“回归”有较为明显的无力感，至少它依然无力修补一整个追寻序列。而“回归”环节不同程度的断裂，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追寻者的生存困境。可以这样说，余华的追寻书写从一开始即非站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式的角色，他尝试把笔下的人物置于一些相对极端的境地，如少不更事的出门远行，或如没有回头路的复仇路途，他亲自跟随着人物的脚步，经由出发至远行再至回归，去探寻生命挣脱无常世事的可能，甚至越过了生命的自然规律，超越了生死去探寻突破生存困境的可能。虽然从目前成型的作品中，我们依然看不到多么清晰的希望，但余华笔下的“追寻者”的脚步没有停下，显示了一种“向死而生”的不断向前追寻希望的努力与精神。
二、希望的可能性与追寻的必然性
鲁迅的《过客》较早塑造了一个特殊的追寻者形象：他明知前路是坟，却不愿停留，执着前行。在《过客》中，追寻意象贯穿全文，它是过客的终极抉择，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他不断地向前追寻希望，反抗绝望，使自己不至于陷入虚妄的境地。而余华的相关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承传了这种“向死而生”不断追寻希望的精神，并通过追寻者们的脚步在新时期抵达时代意义上的深度，即力证希望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追寻的必然性。
首先，通过描摹“初入现实”的追寻者的追寻旅程“还原”现实中的追寻空间，并从这个看似平常实则经过精心甄选的语境中，也从一般意义与原始意义上探讨希望的可能性，这似乎是余华的一大考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一个懵懂少年的追寻视野能最大程度地呈现出原生态的现实。正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我”，是一个较为鲜明的“寻找希望”的形象。我寻找旅店的过程呈现为如下过程：享受追寻，旅店可有可无→寻找旅店，也有点为旅店操心→第一次尝试搭车失败后，更加担心旅店→搭上车与司机关系一步步拉近，旅店被抛在脑后→汽车抛锚，抢苹果及挨打事件发生，旅店塞满了我的脑子→“我”坐上报废的汽车，找到心中的“旅店”，并回想起充满活力和快乐的“追寻”之初。从整体上看，即便“我”寻找温暖的旅店而不得，还是开始友好的司机实际喜怒无常，路人实则是一群强盗等等，“追寻”一步步让“我”发现了现实的绝望，而“我”始终怀着希望，面对绝望“我”也努力反抗，比如“我”千方百计地讨好司机，比如“我”勇敢地去保卫苹果，谴责路人的强盗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讲，刚满十八岁的“我”这次“追寻”，实际闯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出发不久便不断遭受不幸，绝望的色彩一步步加深，与十八岁以前相比，这显然是一次带有特殊象征意味的“追寻”，故而有必要细读整个“追寻”过程出现的标志性事物。最需要提到的，自然是“追寻”中遇到的他者。包括路遇的司机和抢苹果的人群。司机的态度是喜怒无常的，他前前后后态度的强烈反差，实际上暗示了行路前方的不确定性。甚至当司机这样说道：开过去看吧。这一句话看似有温度，但其实更像扔给读者的糖衣炮弹，也暗示了行路的模糊化，这跟一开始“我”充满希望的“追寻”完全不同，前方也就真的不好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挨打的过程中，司机没有参与殴打，而只是嘲笑我的鼻子，事不关己和隐约的“熟人”的特点合于司机一人，让我们觉得司机虽然很冷漠，但仍旧有一丝带着荒诞意味的温度。但是余华同时也表现了他的残酷性，司机任由别人抢他的苹果，并最终和这群强盗一同离去，如果我们抛开内心那一点可怜的希望，承认司机和强盗原本就是一路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司机无非只是把强盗（他自己）的东西给了强盗，因为他自己实则也参与了抢劫。正如文章后来写到司机把我行路最基本的资本，也即衣服和钱抢走之后，最终完成了司机强盗形象的确立。一度被“我”视为友人的司机，到头来也是如此令人绝望的角色，足以象征现实的绝望本色。无论是司机还是路人，他们的行为变化毫无征兆且不由分说，虽然希望在“我”的视野里闪现多次，然而“我”对于现实绝望性的认知却是一步步确立的，对于现实旅店的最终放弃似乎就是一个证明。鲁迅有言：“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过客虽然也执着反抗绝望，然而绝望与希望一样最终同堕于虚无，也就是说，绝望的底色并没有根本改变。由此，《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追寻”，实则有类似鲁迅《过客》的哲学意味，同为绝望的现实，过客选择执着前行，“我”也一片赤诚地面对；过客的归处是代表死亡的坟，“我”虽然找到温暖的归处，然而显然并不长久。只是略有不同的是，坟是既定的归处，“我”的前方其实还未可知；“我”也略不同于过客，过客一开始就认清了现实的绝望本质而展开向死而生的“追寻”，而“我”则是一开始就满怀希望展开“追寻”，并在“追寻”过程中一步步认清绝望，却并不完全绝望。这或许是余华对于“鲁迅式绝望”的一种发展，也属于余华的一抹温情。
同时，余华采用一种超越生死的追寻书写探索希望的可能，即在特殊意义上结构追寻，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于“追寻”本身的终极追问。《第七天》中,杨飞没有骨灰盒，也没有墓地，从某个层面上说，杨飞已然到了极端绝望的境地，然而他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不停在“追寻”，一次次地离开候烧大厅，文本也惟有通过他的“追寻”,才有可能将现实的诸多荒诞事件汇集到一起，而非一个绝望的鬼魂呆在原地，在向读者诉说那些已然成为定格的长篇大论的回忆，故而杨飞的“追寻”本身似乎就是一个带有寻找希望与反抗绝望意味的旅程。在余华《第七天》中，绝望与希望，彼此纠结，相互缠绕，呈复杂交织状态。不过，余华终究在绝望的底色上抹上了一丝希望的亮色。在《第七天》中，无论绝望还是希望，同样深藏其中。现实的阳间充满了血腥和死亡，与适宜人居的生态世界无涉，要想平等、安宁、和谐、舒适，只有虚妄的阴间才有。显然，在阴阳两界二元对立结构中，没有希望，只有绝望。《第七天》的希望潜藏在人的内外两重世界的对立结构中。尽管人的外部生态世界充满了血腥和死亡，但人的内心世界并不是只有冷漠，诸如杨乐、杨金彪、李月珍、伍超、刘梅、肖庆等，他们的内心世界依然柔软，依然善良，依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就是这个绝望世界中不可忽视的希望。同时，《第七天》同样可以找到有力度的鲁迅式“反抗绝望”的地方：“除了善良和温情外，底层人物‘执著如怨鬼，纠缠如毒蛇’的精神同样是人类的一线希望。李姓男子把自己打扮成女人从事卖淫，固然为人所不齿，但他被年轻警察张刚所伤后，纠缠不休的复仇精神，谁能否认这不是兽道转为人道的一股潜在力量。
余华从一般与特殊意义上追问了希望的可能性，回归内心也好，忍受和消解苦难也罢，余华给出的回归方式似乎都非常被动。他在随笔中曾谈到卡夫卡、舒尔茨和辛格的小说创作，认为他们“笔下的人物总是难以摆脱流浪的命运”，都是“迷途的黑羊”。其实，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同样如此，大都处在无处可归、继续漂泊的状态中。如《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等等，余华并没有否定希望，但也没有肯定希望的必然性，他更多只是给出了一个希望的可能性，而追寻本身也成了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向着希望进发”的姿态与精神气质，经由不同身份的主体外化为一系列具体的追寻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追寻似乎从一开始即有了一种必然性与无限性，它与希望的可能性相生相随，余华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也从根本上肯定希望的客观必然性，若言希望是人类的一个终极目标的话，那么追寻则成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必然的方法与过程。
三、追寻者形象塑造与小说人物自由性观照
余华在随笔《内心之死》中说：“当人物最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时让他们眼睛睁开，让他们的耳朵矗起，让他们的身体活跃起来，我知道了这个时候人物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它才真正具有了表达丰富内心的能力。”从作家创作维度考察，余华善于通过冷静而细致的叙述，去赋予人物以自由空间，追寻者的形象塑造也即如此，体现了余华对小说人物本身自由性与生命力的探索与沉思。
首先，通过限制叙事策略，赋予追寻者更多自由动作表达的权利，让他们在自由的环境中追寻希望，人物的自由性也就相对自然地从他们各自的动作细节中传递出来，这是余华追寻书写的一大特点。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则有许多关于追寻作为一种动作的细节描写：
许玉兰没有在门槛坐下，她的两只脚都跨了出去。她转身以后一直向巷子口走去，走出了巷子，她沿着那条大街走到头，又走完了另一条大街，走进了一条巷子，最后她来到了何小勇家门口。
“一乐爬到了许三观的背上，许三观背着他往东走去，先是走过了自己的家门，然后走进了一条巷子，走完了巷子，就走到了大街上，也就是走在那条穿过小城的河流旁。许三观嘴里不停地骂着一乐：“你这个小崽子……”一乐看见了胜利饭店明亮的灯光。”
仿佛一架冷静的摄影机，带着我们跟着人物的步伐在街道上行走，于是我们看到了走得干净利落的许玉兰，也看到了走得坚定的许三观。许玉兰的步伐快且顺畅，自信而泼辣地找何小勇“复仇”；而许三观的步伐相对较缓，伴随着他絮絮叨叨的抱怨，却最终走到了温情的灯光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物这些坚定与温情并没有得到一种确定与受保护的持续性，被赋予了自由的追寻者们，他们近乎所有的行动似乎都充满了不可预知性，越不可预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生就越难以把握，追寻希望的路途就变得愈加艰难。
再者，让追寻者拥有更多的抒发内心情绪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情绪是世情冷暖、人生浮沉的晴雨表。与追寻者动作表达类似，限制叙事视野中的情绪书写也充满了不可预知性，越不可预知，追寻人生的路途就越难以把握，这是余华追寻书写的另一大特点。如《许三观卖血记》的最后，许三观感叹于自己健康的身体，笑容满面地走在街上，“阳光照在他脸上，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他独自走过小吃店、百货店、电影院、小学、医院、五星桥、钟表店、肉店、天宁寺、服装店、卡车，最后走到了胜利饭店，他欢乐的足印布满了大街小巷。而他得知自己的血再也没人要时，他的脚步变得沉重而混乱了。他哭着走，走了一圈又一圈：
“他敞开胸口的衣服走过去，让风呼呼地吹在他的脸上，吹在他的胸口；让浑浊的眼泪涌出眼眶，沿着两侧的脸颊刷刷地流，流到脖子里，流到了胸口上。他抬起手去擦了擦，眼泪又流到了他的手上，在他的手掌上流，也在他的手背上流。他的脚往前走，他的眼泪在往下流。他的头抬着，他的胸也挺着，他的腿迈出去时坚强有力，他的胳膊甩动时也是毫不迟疑，可是他的脸上充满了悲伤。”
镜头先给了我们许三观行走的身影，又慢慢拉近，聚焦在他的泪水和皱纹。一切都是无声的、缓慢的、沉重的，虽是动态的行走，却给人以压抑、停滞之感。许三观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地抗议，他的行走和眼泪，无不在宣泄着悲愤，可这悲愤却还在慢慢累积；他走得越是有力和坚决，他内心的悲伤和痛苦就越是明显。
此外，与上述现象类似的，还有《难逃劫数》的彩蝶和《世事如烟》中的4在自杀前的行走。她们都在走向死亡，可却都走得平静、神秘而优雅，仿佛迎接他们的是隐秘的幸福。彩蝶行走中的所见所感，均是“锈迹斑斑”；而4则在阴沉的上午，灰白的路上行走，无声地脱掉自己的衣服，露出惨白的躯体。无论是“锈迹斑斑”还是“白”，都展现出尘世的冰冷、颓败，故而她们能毫无留恋地走向死亡。
四、小结
有上述论述可见，追寻序列中“回归”环节的断裂与无常冷漠的现实发生了本质上的关联，并影射出追寻者们的生存困境，而通过对有相当数量的追寻者的追寻书写，余华也在承认现实内里的同时确信了希望的可能与追寻的无限与必然，这似乎也是余华给出的一个带有人生方法论意义的希望之路。余华在塑造追寻者形象时实则独具匠心，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尝试也反映出他实现文本内容与形式同构的努力。追寻的过程结构成文，而主要内容与意义也指向追寻本身，获得“自由”的追寻者们的追寻行动也更加符合“追寻”本身的定义，否则，若是前方已然有个事先安排好的终点，那么试问这种追寻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即便是《十八岁出门远行》，还是《第七天》等等，都是余华整个未完成的追寻式写作过程的一个个站点，这些站点没有先后关系，他们连接的终点永不出现，但必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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