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观摩了一堂曾获省级特等奖的语文公开课——《手指》(作者:丰子恺)。
这堂课,出自于一位女教师之手。我相信,在上课之前,她一定是与文本、与作者进行过无数次深度的“对话”。
整堂课,她不但气度从容,不急不躁;教学过程一脉贯之,如风行水上;与学生互动时,给人“厚积而薄发,博观而约取”的实感;更没有忘记“不弃微末,臻于化境”式地彰显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点点滴滴、林林总总,都可圈可点,令人心折。
然而,这毕竟是一堂曾获省级特等奖的语文公开课,如此深入的文本解读、如此自如的课堂驾驭,有没有可能,完全地延伸到平时的、日常的、每一天的、每一堂的语文课中去呢?
我想,对此,所有的语文老师一定会达成共识:不能!因为如果真那样做的话,语文教师是会被累死的。
毫无疑问,我们当然不能被累死,但我们每天在上的语文课,也确实需要有源头活水的持续性注入,才能让教学相长,师生同乐,才能让一堂堂普通的语文课变成一次次向辽阔出发的奇妙旅行。
而神奇的源头活水,其实就是对文本的解读和开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时深一些,有时浅一点;有时从大处着眼,有时从细部入手;有时经得起推敲可分享,有时尚需进一步完善补益……“涓涓不壅,终为江河”,文本其实就是一座通桥、一条渡船,把我们和我们的学生送往更辽阔的地方。
比如:
教杨绛的《老王》时,文眼句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然而,杨绛当时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吗?她的不幸又是什么呢?身处不幸的她是如何自处的?又是如何对待更不幸的人的呢?这一切给我们怎样的启迪呢?这一系列的问题,难道不值得跟学生一起探讨吗?
教叶圣陶的《苏州园林》时,发现虽然文章已经足够完美,无一句赘言了。然而,讲苏州园林,不讲它高雅的书卷气,似乎总觉得意犹未尽。所以,“与谁同坐轩”、“佳晴喜雨快雪之亭”、“兰雪堂”、“鸟鸣山更幽,蝉躁林愈静”、“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岂可不提及?
教《周亚夫军细柳》时,可不可以借由这个小小的片段,将学生的思维引向历史和人性的维度,并引向伟大的著作《史记》?语文课结束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说:
“虽然,汉文帝对周亚夫欣赏重用,但汉文帝也不见得就是值得永远被歌功颂德的君王。周亚夫后来得罪了汉景帝,被抓下狱,绝食而死,但也不可以说景帝就是昏君。还有,周亚夫身陷囹圄时,为什么一定要绝食而死?以上问题的答案,都在《史记》里,你有没有兴趣去好好地读一读原著呢?”
教《圆明园的毁灭》时,中国人对英法侵略者的愤怒,其实不难理解,很能共情。但同时期的雨果,他是一个法国人,他生活在法国人的统治制度下,但是,他在《致巴特勒上尉的一封信》里,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和态度,难道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应该具有的、不受任何国家民族党派控制的、完全出自于人类和文化的角度的可贵良知吗?我们的下一代,难道不需要拥有这样的良知吗?
教《两茎灯草》时,严监生爱财如命、吝啬至极的人物形象,难道只需要让学生觉得可笑可叹吗?他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中外作家都曾经着力地去塑造类似的人物?(葛朗台,大观园里的春燕的母亲和姨妈)人群之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人世间,又有多少无奈悲惨的人性的扭曲?……
教《黄继光》时,关于黄继光英勇牺牲的过程的分析结束时,教室里其实真的已经鸦雀无声了,有的学生的眼睛里,已经开始泛起了泪花……
于是,可否抓住时机,把话锋一转,开始补充一些往事:黄继光本来获得的是“二级战斗英雄”的称号,是他的连长万福来同志,矢志不渝地、持之以恒地向上面再三地反映和申诉,黄继光才获得了“特级战斗英雄”的称号,而且在今后的人生岁月里,万福来一辈子都在到处宣传黄继光的英雄事迹,而从不提到他自己……
学生群体在听到这样的事实后,震惊和感动之下,他们会展开热烈的讨论:万福来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能够那样做?如果是你,你会那样做吗?……
………
凡此种种,举之不尽。
所以,从前、现在、往后,语文课堂,都是我无比钟爱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我和我的学生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地、深情地、幸福地———向辽阔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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