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六零后，我们生长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那时候的小学老师，相当奇缺，能识几个字的，就能当老师。
我们念初小的时候，是在隔壁村庄上，教室就在两间低矮的土坯房里，一间是一二年级的复式班，一间是三年级班，两名老师教着我们几个村庄上的十几个学生。
那时候没有幼儿班，上学就算是一年级了，可以跳级。我是十岁才上学的，虽说有点迟，但我一年之中连跳两级，年底的时候，我已经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因为在十岁之前，我在家里已经将小学一二年级的课学得差不多了。
一二年级的学生是没有课本的，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一本手写字块的小册子，称之为“识字块”，再教学生一些十以内的加减算法。这些，我的父亲在家里已经把字块写好让我念过了，十以内的加减算法我已经会了，所以上学后从一年级跳到了三年级。
我们的初小三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学完的。那时候，我们非常向往早点到大队小学念高小，因为那里，有一个大学张老师在那儿代课。
这个大学张老师，就是我们本大队人，他曾在省城大学里当老师。由于zhengzhi运动，张老师在学校被划成you派，被学校谴送回乡改造。当时大队小学正缺老师，于是张老师带着“帽”子在我们大队小学做了老师。
我们是幸运的，张老师把我们的语文、英语、音乐、美术课程全包了。在其他大队小学只上语文和算术两门课程时，张老师却给我们上了这么多的课。
我们到公社上初中时，好多学生没有学过汉语拼音，英语、音乐和美术更是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大队一道去公社上初中的二十几个学生中，在初一的时候学习起来是很轻松的。因为初一时上的汉语拼音和英语，老师只是一古脑地倒出来，不管你能不能接受，听懂听不懂。
在那个风云动荡的年代里，张老师在一边给我们上课的同时，一边还要接受再教育。每当要召开群众大会时，张老师都会无一例外地被“请”到大会台前的一侧，和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亮相。
更有意思的是，每次大会的标语，都是出自张老师之手，因为张老师的一手字写得太漂亮了。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中，张老师在写完标语后，又回到他的队伍中去。
张老师一共养了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夭折了，张老师将孩子埋了以后，有时在孩子的坟前烧点纸钱。春节的时候，张老师在自家的春联上用英语写字，别人看不懂春联上写的是什么。
这些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时任公社书记那里。这个公社书记是个反潮流反上来的新型干部，对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人，他是逮着不放的，在大会小会上都要点名进行批判。每次的大会上，公社书记都要拿张老师的事来说，每到这时，张老师的头就低得更低了。
张老师一边接受改造的同时，一边对我们的学习严厉苛刻。记得我们在学习汉语拼音时，对后鼻韵母ang、eng、ing、ong常常分不清，在一次测验时全班皆错。张老师气得从外面的田埂上抱来一大捆枯了的葵花杆子，每个学生面前放一根，照学生的头上打，打断为止。
下午上课之前还有一堂大字课，就是用毛笔在大字本上写大字。毛笔字写得好的，自然会得到张老师的赞赏，写得差的，少不了张老师的一顿“刮牛”（手指弯曲刮在学生的头上）。通过练习，我们班上多数同学的字写得还是比较好的。
张老师为我们开设这么多的课程，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我们的学习兴趣。有一位同学的绘画基础较好，经过张老师的悉心辅导，进步很快，后来这位同学终于考上美术院校，成为画家。
我们升入初中后，张老师又被借调到县第一中学高中部当老师。我们的县一中，可是我们县的最高学府，在那里，张老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平反昭雪后，张老师没有回到省城，被县一中留了下来，终生从事着教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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