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国最后一位儒者的肩膀上：究的什么元，决的什么疑

站在中国最后一位儒者的肩膀上：

究的什么元，决的什么疑

千万不要轻看了“好读书，不求甚解”。

不仅仅是因为这句话语出陶渊明的缘故，也是因为这句话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求真的缘故。所有的书，无外乎一种功用，那就是站在某种立场上，纠正某种习惯上的认知和偏差。

第一位的，如果没有立场感，那用于代作者言说的书便“不知所云”了。比如，我们今天看《易经》，看佛教的一些经典，常常有“不知所云”的感觉。一半的缘由是我们的知识不够，至少还没有积累起与那些经典相关的背景知识。另一半的缘由是我们与作者成书的年代隔绝太久，以至于已经无法还原出那作书者所面对的问题了。

作书者试图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他处在自己的时代，凭借自己对于时代的认识，试图做出的对于当时代的旧有存在偏差的微调。这些旧有的认知和偏差，已然形成了稳固的习惯。对这些习惯的纠正，自然要有系统的思考和功夫。这就是——书之所以来。

一多半的人，读书时是不去思考这些问题的。只是循着作者的思路，凭着强力试图走进作者的世界。走得何其艰难，还要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大臣、皇帝本人一般，做不懂装懂的高深。如此一来，连陶渊明“不求甚解”般的洒脱也没有了。

写就《究元决疑论》的梁漱溟先生，就客观的多。因为这篇文章的缘故，让更多的人以更客观的态度，走进讳莫如深的佛教，或者说哲学世界。梁先生后来在数次再版这本书时，曾经自谦年轻时的不知轻重与不自量力。现在来看，倒是这种态度，让他和他的文章有了千古妙用。

梁先生是个极真诚的人。下面，我对于他的描述，也并没有经过确切考究，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姑且算作是效颦名士的“不求甚解”吧，这才是梁先生所希望世人要持的学问态度。

梁先生开蒙的并不早，大概近十岁才开始进入私塾。从前，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十几岁的光景，他已经对儒家有了入、出的功夫，后来沉浸于印度佛学不可自拔。二十岁前后，抱定过自我了结的决心，曾经几次三番的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命运乖戾，造化弄人。终于，没有成功。

凭借这篇《究元决疑论》，他一下子名噪一时。被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相中，强烈要求其到北大任教。几次三番推辞，并推荐他人后，先生勉强走进北大，从此一发不可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影响力的儒者。

由此背景观，《究元决疑论》首先是了然生死之后的超然文字。人必超然于生死而后生，才有兴味。再看世间所有知识，才有了更为客观的态度。

所谓究元，就是要找到世间一切道的根本。先生二十岁前后的自杀行为，主要缘由就是对世间不公的无可如何。所见“路有冻死骨”，而自己却无可如何。释迦摩尼的做法是出家悟道，先生则试图直接了却此生，超脱轮回。然而，在求死未成时，才有了“问道”的心。什么是道，就是他写作《究元决疑论》的根本问题。

二十多岁的年纪，解决什么是道的问题，的确是个不小的难题。先生用所处时代的“以太”、“空”、“旋涡”等形式上的知识来说明——世界的本源是无性。性是分别心，无性就是无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才是本心，才是自性。人，意识到、关照到自性，才能对世界有自己的认知，对这种认知做澄明、验证的功夫，才能在自性之中，观见真知。

然而，自性是不可思议的，是不能用自然规律规矩的，也不是可以用德行规矩的。所以，自性的本质是超脱，超脱人的想象，便是自性的“不可思议”，超脱自然规律的规矩和框定，便是自性的超自然性；超脱德行的规矩，便是自性的超德行性。这种种的超然，复归于何处呢？这样的认知和态度，又有什么用途呢？

这看似无用的穷途末路上的思考，恰是人类求真、求知的正确路径。

所谓求真，有两个基本意思。其一就是真正的自性是不可思议的，不能用自然规律和德行的框架限制。换句话讲，可以思量的，可以用自然规律印证和用德行的框架框定的，便不是自性，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知。人如果持有这样的观念，便可以怀疑这世间所有被称作是“真知”的东西。好老师教学生，常常讲，“学问学问贵在疑问”，讲“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没有梁先生《究元决疑论》的这一层思考，我们凭什么对一切学问或真知产生疑问？求真的第二层意思才是在某个具体的领域，做考究的功夫。不考究便不扎实，不扎实便流于虚夸，流于虚夸便不是求真的态度。

自宏观视野否定一切，自功用方面考究一切。才能更为客观的认知和改造世界。参破生死，看到有无相生，一路追问世界的本质，才能找到自性，而找到自性，才能更好的利用自性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不平衡、不稳定，生出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竭动力。

自性是本质，更是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竭动力。

究元的结果是找到自性，决疑的结果是形成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