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由我而上，我的父母亲，以至于我的祖母和我未曾真的谋面过的祖父。在认字多寡上是依次递减的，这当然不是下一代更有出息的象征，更诚恳的应当归因于时代发展使然——几代人正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好的国度和时代。

我的祖母，准确的说一个字也不认知。

但那时家中到处都贴着规范、好看的行楷字。箱子上贴着“衣服满箱”，米缸上贴着“五谷丰登”，没有一本书的桌子一侧贴着“书中自有黄金屋”，另一侧是我那时不怎么理解的“书中自有颜如玉”，厨房的火炉旁贴着“小心灯火”，院子里的大树上贴着“树木兴旺”，院门上还贴着“出门见喜”。

让人惊讶的是，祖母自己不识字，却能念出每一张字条，然后将它们规整到恰到好处的位置，然后叫父亲小心翼翼地在那里贴好。这些字条是每一年春节前后才请来的，却总会在历经三百多个日子的沧桑后依然保留的完好如初。

不识字的祖母对于文字的无比虔诚的敬意，让我天然的对于识字有着强烈的兴趣。幼年里背着花布拼成的书包上学的我，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在结束一天的功课后，腻在祖母身旁，读书给她听。这大概就是我在读书学习这件事上最表层的“自求”动因了。

父亲读的书也不多，却因为祖母的原因，格外重视子女的读书问题。因为这个缘故，我在读书上的“自求”多数是在被动的状态下习惯成自然的。

父亲在家族之中，处在次男的位置，他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在“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的传统家庭中，天然的处在一个避风的港湾之中，天然的比他的兄弟姐妹们多了走出家门的机会。十几岁的光景，便在一次招工中成为钻井队的工人。这多出来的走出家门的机会，让他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让他在自己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上，有了不同的看法。

如果说祖母对于识字人的尊重是一种迷信或虔诚的因袭的话，父亲对于读书这条路径的笃信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亲历过身边的人因为有点文化有了好的出路，便笃定地将这种信念强加在自己子女的身上。他没有好的方法教我们去自求，便用他自己的方法让我们习惯自求。

母亲天然的对于父亲是信奉的，一如那个时期所有妇女对于自己丈夫的信奉。父亲说：“孩子不读书是没有出息的”。母亲便谆谆地将这样的话反复的说给我们听。

“自求”还有一个动机的问题。周恩来年少时便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动机，那是他所受家庭教育影响的结果，也是时代使命之使然。到了我们这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已经没有了那么高尚和纯粹的动机了。

母亲有她的好办法，她是家庭中最辛劳的那一个，也是田地之中最坚忍的那一个。

在家庭中，她是起得最早的，总是烧好了饭菜，还要在屋里屋外忙活上一阵子，才依次喊父亲上工，喊我们起床读书。她总是最后一个坐到饭桌旁，然后还要好一阵的洗漱忙活。在田地里，父亲是比不过她的，用她自己的话讲：“你父亲有自己的工要上，田里的活儿本来就是我的！”

母亲除了重复父亲的话之外，很少有关于读书的教诲。但她自己对于命运的坚忍反而成了最好的教诲。她常说的一句话是：“不好好读书，就只能像你妈一样下一辈子的苦力了！”

现在来看，这句话反倒成了我和妹妹最大的“自求”的动力。相比于“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个“自求”的动力是等而下之的，但恰是这等而下之的动因，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传送我们一点点趋近为读书识字的生活，直至把我们变成一个能够“自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