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如
袁可如说，她理想中的艺术家也应该像诗人一样，有种诗性在里面。这种‘诗性’并不意味着远离烟火气，相反如果能找到‘入世’的菁华，并且能用艺术的方式精准的表达出来，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生命中的诗意时刻往往是猝然的。在生活中迎面撞上的诗意，往往是一个人最畅快的时刻，也描绘出她内心深处既柔软又倔强的底色。
可如至今还记得自己朋友写的一句话：‘贫穷是一种真正的性感，杜拉斯深谙此道。上流社会公子看起来怎及越南雨季里赤脚的小哥哥’...这诗意可能来自某种反差，特别是在九零后影像艺术家袁可如看来，金钱至上的功利时代，人性愈加显得趋同合一，能‘诗意’的看待世界和有态度对待自己的人，像一股清流，是袁可如一直找寻的，也是她最为看重的。她愿意和这样的人结交朋友。她称她们是「有趣的人」。
袁可如说，她理想中的艺术家也应该像诗人一样，有种诗性在里面。这种‘诗性’并不意味着远离烟火气，相反如果能找到‘入世’的菁华，并且能用艺术的方式精准的表达出来，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旦夕异客》，2017，四屏影像 狮语画廊展览现场
见到袁可如的时候，是她的个展《旦夕异客》在上海狮语画廊结束前的那一周，在那之前，我也只看过她除新作之外的另一部影像作品《月亮便士》。事实上，从2011年创作至今，袁可如已经有了12部影像作品，其中还包括一部85分钟的实验/魔幻长片《会饮俱乐部》。
《月亮便士》截帧，15'51",2016
「因为没有看过你的全部作品，所以我对你的想法基本靠猜。」我说道。
「不一定要看全，我觉得猜很好，能保持一种神秘感。」可如笑着回答我，声音很清脆，也很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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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年轻的多产艺术家，袁可如并不认为自己做了超过这个年龄阶段应该做的事情，只是因为实践的多，收获的经验自然也会多，在作品的表达上，可能呈现出与她年龄不太相吻合的‘成熟感’。可如喜欢在晚上思考，通常这个时候，也是她脑洞大开、产生写作欲望的时候。因为平常有阅读和观看大量书籍、电影的习惯，每每触及到她内心的时候，她会用碎片化的方式记录和收集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她说自己比较早熟，会经常考虑脱离日常生活的一些问题。她爱读诗，关于哲学的问题，总是会让她想那种很「虚」的东西。
《旦夕异客》，2017，四屏影像 狮语画廊展览现场
新作《旦夕异客》是袁可如把这种思考付诸于具体人物的一种尝试，它关乎哲学中自我的拷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终极命题。
作品虚拟了四个平行世界，讲述四个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科幻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分别代表着试验者、管理员、幸存者和电子人。虽然他们身处在不同的宇宙空间，但同样表现出被命运操纵下的挣扎与无奈。
「最初是想拍四个录像，后来觉得可以做一个完整的项目，由四个屏组成，慢慢就变成了现在的作品。」可如向崇真艺客解释说。
作品素材源于她之前写的四个故事，虽然年代不同，但故事主旨的指向性却非常相似。于是，袁可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四个故事编写成一个脚本，重新在故事之间建立彼此的关联。
《旦夕异客》，2017，四屏影像 狮语画廊展览现场
「虽然我不是作家，但是我喜欢写作。我也故意把剧情进行了复杂化处理，就像《云图》中的六个故事，故事之间有联系，但都不是非常直接的显示，只是有一丝很隐晦的线索来暗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要同时播放，又不能像《云图》那样，用电影的剪辑、插叙的方式推进故事的演进。可如选择四个屏幕同时进行，意义就在于打破人物之间所谓前生或后世的时间线，而是让整个故事在同一个空间维度上起承转合。
和文本故事相比，影片呈现出来的内容做了比较多的调整和删除，为了突出人物各自的困境，在影片编排中，可如只将故事重点提纯和放大。「在拍摄的时候把故事中的前因后果去掉，只留下中间的状态，文字在内容上也做了相应提取。」四个屏幕的叙事关系会随着剧情的发展，在影片中语言部分中得以互为印证。
极光囚鸟The mockingbird under the lightning 摄影90x160cm 数码相纸输出 2017《旦夕异客》2017，四屏影像 首屏
蝴蝶商城 No.1 摄影 Lost in alpha city No.1数码相纸输出90x160cm 2017《旦夕异客》2017，四屏影像 第二屏
玛雅，玛雅 Maya,maya 摄影 90x160cm 2017《旦夕异客》2017，四屏影像 第三屏
天使与瑞思 Angel and Res 摄影 数码相纸输出 90x160cm 2017《旦夕异客》2017，四屏影像 第四屏
「第二屏中的管理员想要逃离时曾经看过一张插画，而这张插画是第一屏的试验者在监狱里画的；第三屏的幸存者曾经出现在第一屏试验者的梦中；第四屏的电子人‘钛’正是被第二屏管理员操控的机器；第三屏的女孩，作为幸存者，也成为这个故事里的终结。其实整个故事是她父亲写的四本小说，而她其实是在小说的最后一本中。」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四个故事逐渐汇成一个完整的小说循环，犹如一个乌比斯环，折射出一种宿命论和悲剧色彩。
作为创作者，可如坦言，四个角色中都或多或少的融入了自己的生理特征和身份焦虑，他们不分伯仲，共同构建着属于她自己的人生逻辑。所以她都很爱。
蝴蝶商城 No.2 Lost in alpha city No.2 摄影 数码相纸输出 90x160cm 2017《旦夕异客》2017，四屏影像 第二屏
《旦夕异客》，2017，四屏影像 狮语画廊展览现场
影片中的试验者患有无法睡眠的疾病，是在影射作者曾经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状；管理者因为受到诸多的限制困在阿尔法城（这里借用了戈达尔的‘阿尔法城’）而无法逃离，暗示着作为女性影像艺术家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来自社会和家庭的身份限制；幸存者在自白中隐晦的包含了对‘父亲’的情感。因为可如在单亲家庭长大，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同为艺术家的父亲，给了可如很大的影响，也是她坚持艺术创作之路的动力所在；电子人更像是一种先知的存在，呈现出她内心敏感而细腻的特性。
可如将试验者和管理者视为‘自我’的部分，那也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将幸存者看为‘本我’，带有一种先天性的使命感；将电子人象征为‘超我’，不断把理念内化为‘自我’成长的部分。正如她选择在作品中审视自己的焦虑一样，可如并不介意在陌生人面前打开自己，她说，不管现在是不是真实的自己，她都要勇敢的面对，哪怕只是一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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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如
关于自我的认知，可如从小就很清楚，自己不应该是那种随波逐流的人。「我从小就不太在乎别人说什么，也是最爱教育别人的人，我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告诉大家，直到她们都被我说服。」身处魔都的纸醉金迷，时常会感受到焦虑，但她会提醒自己，越是在浮躁的环境中，就越要学会沉住气。
「焦虑是这个时代带给我的，而不是理想本身。」而作为艺术家，可如认为应该同时兼有「清醒」和「迷幻」的两种特性。「清醒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迷幻是你个人生活的状态，可能边界不会太清晰，但一定要有趣。」
可如形容自己是「极端理性和极端感性的结合体」。
研究生期间，她舍弃了做兼职赚钱的机会，而是把时间全部用来看电影、整理资料、专心做学问。在可如眼里，研究生就是研究‘僧’，要像僧侣一样专注。
《月亮便士》截帧，15'51",2016
「新浪潮、邪典电影、地下电影是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我做的还是比较全面的，看了很多的片子，有点走火入魔。」年轻的袁可如内心其实有着老派知识分子的情结，她有自己清晰的文化使命。「我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就是，真的很少有人再去做学问了，虽然我是一个新时代的人，但我觉得做学问依然很重要。」
这或许也是一种强迫症，对于真正喜欢的事物，人们总会本能的想要「刨根问底」。
「我的成绩好，并不是说我是一个死读书的人，而是会读书，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可以很简单的把这条线索理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我擅长的事情，既然我可以做，为什么不去做呢？」
微信刚出来的时候，可如还做了一个跟艺术和电影有关的公众号，把自己对电影艺术的研究和理解与大家分享。每天更新，三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有了几万的阅读量。后来因为要拍长片，就没有精力再去自己写。现在想来会有些后悔，如果能继续坚持，会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艺术电影很好的平台和入口。
摄影作品：阿斯匹林I need an aspirin, Photograph, 40x70 cm , 2017
而反观自己的早期创作，可如也给出了很理性的结论。
「之前做的行为和观念性的录像虽然也很好，但还是相对稚嫩的表达，就是我可能直接受到了大师作品的影响。但是我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你要知道就是所谓的大师，他们的风格、流派、文化的源头又是从何而来的。」
袁可如刨的根是奔着影像的源头去的，也就是她追寻的「电影的本质」。她认为的电影和艺术应该是一个整体，并且两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包括现在好莱坞很多的拍摄手法都是从艺术家的影片里学习来的，艺术家的作品创作中也会受到电影的影响。区分不同的只不过是工业和圈子的问题。」
‘要有趣’是可如在访谈中不断强调的特质。何为‘有趣’？艺术家表现出「很职业」的状态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对一个‘有趣’的艺术家来说，看世界的眼光不可以太正常。或许这是可如对‘有趣’给出的最感性的回答。
《翎音》截帧，20分钟，2013
「我不能算是一个‘正常’或‘规矩’的学生。」本科毕业创作的那段时间，可如结交了一群修行的年轻女孩。她们不是科班出身，但却非常热爱艺术，和她们在一起，让可如觉得「很有趣」。毕业作品《翎音》也由此而来。
「和她们一起玩觉得非常意思，就决定拍她们。我当时只是作为一个记录者，抓拍她们的真实状态。」可如带她们去了杭州临安。那是一片森林，半年在水中，半年在水上。水气重，很江南，也很迷幻。
《翎音》截帧，20分钟，2013
「我问她们，想用什么样的道具，其中一个女孩就对我说，她想和一个梯子做爱，我就给她一个梯子，她背着梯子跑来跑去，还给梯子各种贴符…还有一个女生，赤裸着，拿着一块布…」可如回忆道。
女孩们不吝彰显各自的性情，这份自然的真实感在可如看来是难能可贵的。她故意选择不聚焦的方式记录，用一种看似不真实的视角观察，让整个片子充满了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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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杨福东工作室，可如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拍电影，想要讲故事。「我觉得我是可以写故事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尝试做叙事的作品。」但她知道叙事本身不是她追求的终极目标，却是她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
「比如一个画抽象画的大师，不是小时候开始画抽象的，而是经过了非常专业的具象绘画训练之后再回到抽象。为了真正能够达到自己的‘抽象’，做完叙事之后，再回到我所谓的更观念性、更简洁的、更行为化的东西，我觉得才会更有力量。」
可如希望未来能写一部完整的剧本，拍一部能够上映的电影，她说那是每一个影像人都会有的情结。
《会饮俱乐部》海报，85分钟，2014
为了最大限度累积创作经验和不断靠近艺术电影的顶端，可如用极强的行动力完成了自己第一部电影长片《会饮俱乐部》。那是她对‘邪典电影’文化的致敬。看过的人都认为那是‘邪典版’的袁可如。
电影里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只是她在影片呈现上将情节作了戏剧化的处理和放大，所以带给观者直观的感受是强烈而夸张的视觉暴力。
《会饮俱乐部》截帧，85分钟，2015
《会饮俱乐部》截帧，85分钟，2015
「片子中女孩们的状态其实是非常边缘化，非常极端的，但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极端。也是因为自己没有那么极端，所以想把这些人物塑造的很极端。」
在有限的拍摄条件下，还要往‘邪典’文化靠拢，可如说，那是一次非常辛苦的拍摄经历。
「因为当时很迷恋这种视觉的东西，而且也能够体现出自己的天赋。在场景搭建上，都是用布料拼起来的视觉效果，完全要依靠想象力和脑洞。很多人看了布景后，都感觉像是一个个行为艺术现场。（笑）」
长片汇集了可如彼时对‘邪典电影’文化的所有想象，充满了她内心对艺术表达的原始灵光。所以即便设备和演员都不足够好，她还是会义无反顾，不吐不快。
「片子拍完了，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自己内心的那个状态，这一页也就翻过去了。也是因为拍了长篇之后才有了现在的拍摄经验和控制，只有做了之后才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足。别人对我提的意见我都会记在心里，然后下一个片子就会修正和进步。」
可如遵从自我内心的表达，所以她不会因为时代流行什么而去做什么，寄望于自己，将对人性的探索一直延续下去。「我的每件作品基本上都是拍人的，我有可能是把人当物来拍。」
国美（中国美术学院）建校八十五周年的时候，读研一的袁可如曾用纪录片的方式拍摄了一批在艺术上有所建树的艺术家。这让她不由的想到，如果父亲还健在，那他又会呈现出一番怎样的人生景象。
真正意义上理解父亲作为艺术家的存在，是可如读大二进入国美南山校区的时候，那是她父亲曾经待过的地方。常常听母亲谈起父辈一代的人，已然成为当下中国艺术界的翘楚。那一年，可如创作了作品《木兰辞》。
《木兰辞》截帧，2分41秒，2011
嘻哈男孩用hip-hop的方式唱着‘木兰辞’， 看起来充满着反抗精神和暴力情绪，但整个人却被困在透明胶带包裹下的公交车站里，既不能前行，又无路可退。「当我读这首诗的时候，心境和木兰很像，就是要替父从军。」
父亲过早离世留给可如内心的疤痕或许早已随时间的推移消退，但印记却依然存在。
「他是一座丰碑，就是这种形象。如果说有痛的话，是对这个人物本身的一种痛。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的悲剧感，没有像同代艺术家那样成功，或者留下来一些艺术印记。」
‘木兰辞’中有纠结和徘徊，但可如还是会坚定的走上和父亲一样的艺术道路。她将父亲作为艺术家的理想和期待，看成一种使命担在自己的肩上。某个时刻，可如与父亲之间或许能够成就互为彼此的人生，而那个时刻，就是属于他们两代艺术人彼此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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