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学校后，也许是分享了她家的秘密，我和小杏的友谊好像更近了一步，我们心照不宣，走到哪都是如影随形，高大粗壮的小杏，纤瘦白净的我，真的像一头大熊，一只小白兔，异常怪异，也异常和谐。我教她读书写字，翘着舌头说蹩脚的普通话，给她带一些新巧玩具，甚至我父母的一些闲置的衣物也全给了她，她穿着我母亲的的确良碎花衬衣，连老师都夸一句小杏变俊了呢。她依然领着我在广阔天地间疯跑疯玩，见识一切新奇有趣的东西。我以为，童年会这样一直走下去，像老粗布床单上的条纹，平顺匀滑，延伸到无限处。
春去夏来，小杏带我去捉了几次知了猴儿，温油炸了，但味道并不怎么样，吃起来怪怪的。天气渐渐热了，似乎人人都蔫蔫的，提不起精神来。在一堂枯燥乏味的数学课上，小杏悄悄跟我说，家里让她不要上学了，出去打工去。当时年幼的我，还不太能理解什么是打工，小杏说，就是去城里干活，能挣很多钱。一听到挣很多钱，我们俩来了劲儿，她兴奋地掰着指头，计算着要挣多少钱，才能给她妈买点好药，给她爹换个黄铜的烟袋锅子，给俩妹子扯布做新衣裳，给弟弟买双运动鞋，甚至，她还考虑到了我。
那时候我们最热衷的零食除了方便面，还有冰水，我有时候攒了点零花钱，会买两包，沁凉的甜蜜的液体，冻成了冰，四四方方的，我们俩一人咬着一包细细嘬着，不舍得一下子把冰块吃掉，总要雄赳赳气昂昂趾高气扬从一群流着口水的男娃女娃面前走过，劣质的糖精和色素，勾兑出来草莓味、水蜜桃味，虽然会把舌头染成各种颜色，依然能让我们开心很长时间。小杏说，挣了钱要买很多很多冰水，咱俩可劲儿喝，不喝到拉肚子都不罢休。还要买两只钢笔，她要红帽的，我要蓝帽的，可以一起练字。“买个发夹，俺要粉色的草莓，你要橘子吧，红彤彤的”，“你这么黑，要啥粉色”，“等俺挣钱了买点粉抹抹，就不黑了”“咱得买新书包，画着小红帽那种”“对，还有文具盒，装着新尺子和三角板”……
有天早上来上学，我身旁的位置空了，我的桌子上，端端正正放着一个崭新的塑料皮笔记本，印着黄头发蓝眼睛的海的女儿，翻开来，扉页上是小杏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做朋友，很开心，谢谢。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王小杏。我看着那言字旁和射离得老远的谢谢，抚摸着印刷粗糙的笔记本，不知道小杏攒了多久的钱才买到这个本，是她砍野菊花卖的钱，还是她晒野酸枣换的钱，还是她上山捋野连翘挣的钱，觉得眼眶湿热，平生第一次知道离别是什么滋味。原来是这样的酸涩而苦楚，茫然又惆怅，心里空落落的。所幸，我知道，她会回来的。我又很快重新高兴起来。
夏天到了，我没有再用玻璃啤酒瓶，拿毛线系着去井里舀水喝，我总是笨手笨脚，失了准头，不知道打碎了多少了啤酒瓶，逐渐对这个游戏失去了兴趣。父亲给我买了个城里娃用的时髦小水壶，我买了草莓味和水蜜桃味的冰水，全部等到半融化了搅和在一起，放进壶里，新奇的味道，却不知道该跟谁说。
又一年秋天来了，我没有烤油子吃了，拾秋粮的任务怎么也完不成，还是我父亲从附近村民手里买了一袋蜀黍和红薯，才算交了差。
又一年春天，我非要带我父母去看野杏花林，却找不到路，他们不相信我说的，山沟里有那样璀璨盛大的风景，我生了两天闷气，恨不得把小杏揪来作证。
1997年，香港回归，老师给我们所有人都发了一个金灿灿的纪念章，印着紫荆花，我们笨拙而别扭得把它别在胸前，喜滋滋地端详又端详。我给小杏也要了一个，天天装在书包里，等着她来了让她也别上。
杏花开了又落，她一直都没有回来。我换了好几个同桌，我不当班长了，有时候也考不了第一了，我转学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成了一个劳劳碌碌拿保温杯泡枸杞的中年人，她还是没有回来。没人知道她去哪了。在我当年所能运用的孩童有限的力量里，只能问问老师，可老师总是说：“她和你们不一样，你们能上学，可她得出去打工，养活一大家子，那是她的命”。渐渐地，我不问了，再也没有人提起她，笨拙的，质朴的小杏，像山里野杏花一样蓬勃盛放的小杏。我知道，她无论走到哪都会幸福的。因为她在命运苛待下依旧有笑容，因为她落在哪里都能牢牢扎下根，一点阳光一点水都能野蛮生长。
也许，她早已为人妻，为人母，过着平淡安稳的小日子，她可能不会想起她的少女时代里，这一年光景。但我记得，她在我心里永远都是十四岁时候的模样，她逮蚂蚱的样子，她上树摘杏花的样子，她小心翼翼揣起自制试卷的样子，她咧开大嘴纵声大笑的样子……我都记得。我童年时光里的五彩斑斓，很多是她带来的。小杏，愿你时时拥有小幸运，愿岁月温柔厚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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