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上文通过一系列记载论证了春秋时期的卫国实行了相较鲁国更为正宗、严格按照《周官》所描述的一套卿制，即包括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空、司寇六官。六卿之中宗伯位在司马之前，但不参与诸卿登升，也不卷入权力纷争，主要负责在当时仍然极为重要的立国君、卿大夫宗子，以及主持婚丧嫁娶等。六卿之中的前两位，尤其是“冢宰”一职，往往由拥有“大邑”封地的实力公族以及国君的兄弟担任，而且往往能够在一个阶段内世袭。其余各卿则按照“登卿制”不断根据诸卿的死去或者流亡而轮换。
除了这个经典的“卿序”以外，卫国的“军行”又是什么样的呢？是否也像鲁国那样四卿分领两军将、佐呢？我们先来看一次有名的军事行动。
“新筑之战”（前589）
……卫侯使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石成子曰：“师败矣……子，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左传.成公二年)
此为我们之前选定分析鲁国卿序的切入点——“鞌之战”的前哨战“新筑之战”（前589）中卫军的将领情况。由于齐顷公在这一年攻入鲁国北鄙城邑，卫国基于与鲁国互保的盟约派遣孙良夫（桓子）帅师救鲁，主动与齐师战于新筑。由于卫、鲁规模类似，因此至多有两军，所以每次作战通常出动一军。而率领这一军的将领共有四人，但并不都是卿，因为石成子非常明确地说“子，国卿也”，也即石稷、宁相、向禽三人只是大夫。按照这个说法，齐国出动一军时只配备一卿，而军佐只是大夫，其余可能包括该军所属的司马、司空等。这个说法有没有制度上的依据呢？我们来看“公羊学”提供的解释：
……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公羊传.襄公十一年)
此为后来鲁国“作三军”的时候(前562），公羊高在《传》中所作的批判中，认为鲁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力水平保持二军制，且每军各由一卿统帅，同时再配备一名或若干名大夫，此提法显然是与卫国在“新筑之战”中的配备相符的。于是我们可以估计当时孙良夫所统率之卫国上军将、佐、大夫设置如下：
“新筑之战”卫上军将、佐
也即孙桓子作为上卿统上军，那么石共子的身份就是上大夫也即所谓“上士”，而宁相、向禽地位略低，只能算“中士”、“下士”。
除了此战外还有没有类似的安排呢？再来看四年之后（前585）的另一战：
“侵宋之役”（前585）
……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洛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左传.成公六年)
此为晋国主导的诸侯联军伐宋，但并没有派出卿领兵，而是以伯宗、夏阳说两位大夫统帅。而卫国派出孙良夫和宁相，由于之前“新筑之战”中原上军佐石稷为掩护孙桓子撤退而战死，于是宁相代石稷佐上军，不过结合同一年《春秋》的记载，宁相并没有登升为卿，仍只是随军的大夫，不过这次可以算是“上士”了：
……卫孙良夫帅师侵宋……(春秋.成公六年)
也即《经》一般只记载卿，不记载大夫，所以卫国此次出兵仍为一上卿领军，配以“上士”也即上大夫，与《公羊传》及“新筑之战”中的配备一致。由于晋国此役派出的伯宗和夏阳说也不是卿，尽管其为此役事实上的主导方，《经》仍然按照记载的规则而没有提到姓名。
下面再来看看卫、曹之间“重丘之役”（前556）的情况。
“重丘之役”（前556）
……夏，卫石买、孙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晋……(左传.襄公十七年)
再结合同时《经》的记载：
……夏，卫石买帅师伐曹……(春秋.襄公十七年)
也即《春秋》只记载参战的卿而略去大夫，实际上是由当时仍然位在孙林父、宁殖和孔烝鉏之后的“下卿”石买领兵，而佐军者当为“下士”孙蒯。由于其父孙林父（文子）担任卿，所以其子只是普通大夫。那么此二人的组合只是某次偶然的组合，还是固定的正、副手搭配呢？我们再来看此战后的一起事件：
……夏，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于长子，执孙蒯于纯留，为曹故也……(左传.襄公十八年)
也即卫向晋派出的行人也以作战时候的将、佐分别作为正、介。
再如诸侯联军伐齐的“平阴之役”后不久（前554），晋、卫联军再次伐齐。
“伐齐之役”（前554）
……晋栾鲂帅师从卫孙文子伐齐……(左传.襄公十九年)
而同时的《经》记载中则只提到了孙林父：
……夏，卫孙林父帅师伐齐……(春秋.襄公十九年)
因为只有孙林父是卿而栾鲂只是大夫。此卿加大夫的领兵模式为卫国所始终遵循着，也即《公羊传》中以为的“古制”：“上卿、上士，下卿、下士”。
综上，春秋时期的卫国，除了设置与《周官》完全一致的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空、司寇等六卿之外，在统军将领安排上也完全比照古制，此与以“周礼”标榜的鲁国更为纯粹。相比之下，鲁国除了在“卿序”上放弃冢宰而增加行人以外，在“军行”上普遍安排两卿共领一军，在具体作战上也屡次出现“多卿共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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