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安静下来，我就想替妈妈写几句话。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夜里醒来。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放空了灵魂，静静地构思。窗外的月光从时钟的“嘀哒、嘀哒”声里悄悄流淌......每每那个时候，经常会毫无意识地生出很多幸福的忧伤来。
妈妈话不多。她是福建人，在七岁的时候因故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家，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一九五一年，妈妈才十三岁，她幸运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之前的部队检阅中，因为年龄太小，个子太矮，被留在了后方。后来，跟着部队辗转来到了安徽。再后来，为了支援地方血防，来到了桐城。这一来，就已经有六十多年了。
所以妈妈一直说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就和她的人一样温文尔雅。她的性格也如同她最爱吃的青菜、豆腐，总让我觉得太过清淡，甚至有些清苦，却有种朴素本真的恬适与温馨。
妈妈的衣物大多老旧，但是很干净。不管是一副手套还是一床被单，或者是一件上班时单位发的白大褂，全部是洗了又洗，早已褪了色、泛了白，而且补了又补。都叠得整整齐齐，收在箱柜里。
妈妈还有写日记的习惯。而这些衣物就像是她一篇又一篇的日记，写满了过去岁月的陈年旧事。而那些补丁则是见缝插针，如同在字里行间缀满了秀丽而工整的眉批一样。还有一些老物件，比如陪着妈妈从部队到地方的军用水壶、各种证书，和几枚不同时期的纪念章......则成为了日记中的插画。
妈妈的心里总是牵挂着她的儿孙，但又不是天天挂在嘴上，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祝福着。就象她总是操心着屋后种的那几棵树一样。
虽然她很少去转悠，但是她经常提醒我，那棵桂花树的叶子上生了介壳虫，等到大晴天得拿喷壶去打一、两次药。腊梅的根基处萌发了不少孽生枝，得趁早给剪了。还有靠近过道的七叶红枫，今年长势特别旺盛，要下狠心替它多修点枝丫，不然就会影响楼上楼下邻居们的正常进出。她竟然都一清二楚。
近年来她的血压、血管和心脏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体质变得虚弱，已经无力去打理这几棵树了。也如同已经照应不了她的儿孙一样，只是仍然牵肠挂肚着，放心不下。
一直以来，妈妈都自豪地认为儿孙们就是她这辈子种得最体面的几棵树，并且深信都会成材。尽管这些随心所欲，任性生长的树（尤其是最没有出息的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让她得偿过这个心愿，但她还是始终对我们的明天充满了信心。
妈妈在五十年代的工作照
老房子拆迁以前，我每天都会至少回去一趟。每次我回到家里，妈妈都让我搬张椅子和她坐到一起，永远都是那副恬淡温和的样子。她一向不怎么爱说话，大多是静静地坐着，也不过问我的事情。就算我向她说起，她也只是听着，偶尔说一句：别急别急，只要日子有得过就行。或者就说：别气别气，想不通就到六尺巷里去走走。
两年前，因为六尺巷片区的重建改造，房子拆迁了。父母搬来和我同住。前些天，她竟然难得地和我说了半天话。说到她的童年，说到她这一辈子......说到她的父母我的外婆外公，她的哥哥姐姐我的舅舅姨妈，和她的丈夫我的父亲，还说到她的儿女我和我的两位姐姐，说到她的女婿、她的儿媳、她的外孙、孙女......
妈妈说她的名字还是在部队里老连长给取的，所以叫了一个威武阳刚的解放军的“军”字。她的生日也是老连长决定的，“就是大年三十吧，全国人民都在给你过生日。”远在福州的舅舅、姨妈是当年桐城县政府民政科的宋清科长通过组织帮忙找到的......“还有那些年徐河公社的老百姓心眼好，慈悲善良啊”，妈妈又重复道，“汪家大屋的汪令生夫妻俩简直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说到这里时，妈妈停了停：那是个缺乏人性、无处讲理的年代！先是因为妈妈的家庭出身没有搞清楚而被扣上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找到福州的家以后却又蛮横地直接给打成了右派分子。那是1958年，妈妈才仅仅十八岁！这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帽子一戴就是整整二十年。
那一刻，我感觉到妈妈悄悄地侧过去了身子，侧过去了脸。
那一刻，我感觉到妈妈的肩膀微微地颤抖了几下。
那一刻，我想就算是最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发出一声最愤愤不平的叹息。
那一刻，我恍然大悟，这人世间也许从来就只有永远水往下流的真挚母爱，而所谓的什么孝道在母爱面前显得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
——祝愿天下所有父母都能够远离苦难，都能够幸福快乐，健康长寿！南无满愿王菩萨摩诃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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