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死了的噩耗，是顺子通知我的。——他俩都是我在老家时的同学。
那天早上，我刚起床，顺子就打来了电话——我是在连问了他三遍并得到三次答复——“祥子”，“王祥”，“你侄子，王祥”后，才相信祥子是真的死了。我即刻的反应是震惊、心痛和流泪。我在乎祥子，不仅因为他是我侄子——其实是族内旁系的叔侄关系，更因为他是我童年时的玩伴、少年时的同班同学、至今真挚的好友。
挂了电话，我便失魂落魄般地跑下了楼。那时正值疫情形势严峻，好在我们这里并没禁行。路上人车稀少，显得冷冷清清。我全家都住在市里，虽然五十多公里外的老家也有房子，但我每年也只是为了祭祖而回去个两三次。
我独自开着车，神情时有恍惚——祥子魁梧的身材、明亮又透着和善的眼睛、小时候我俩玩耍的场景，就像车窗外向后快速闪去的一棵棵树木，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交替闪现。
他才49岁啊！与我上次见他也才隔了俩月，竟然……。
再与顺子通话，让我知道了详情——祥子在防疫卡点上值夜班，大约凌晨两点多的时候，他说去上厕所，却迟迟未归。过了好久，同伴感觉奇怪，便外出寻找；在帐篷外十几米的地方，发现他已倒在了地上。120来到的时候，祥子就已经不行了，救护车拉走的是他的尸体。医生诊断说是急性心梗导致的死亡。
顺子还说：半个月前，祥子在卡点上值夜班时，就感觉胸口痛，只是吃药，没当回事。他想拖到疫情完了，再去医院检查。
一个多小时后，我被路障堵在了老家村头的防疫测温处。我认识卡点上执勤的人，测了温，一说要到祥子家，便顺利地放行进了庄。
老家地处城市郊区，虽是农村，却于两年前划入了城市辖区。我一下车，发现祥子家的大门上不仅没挂召魂符，而且连花圈都没有——这些都是老家丧俗的标志，这让我感觉很奇怪。
没等细想，从人群中迎过来的顺子已到眼前。他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简单寒暄后，便陪我上了祥子家的二楼。走廊和大客厅里已经挤满了戴着口罩的人——祥子族人多，他媳妇——翠兰的至亲多——兄妹八个，再加上他的人缘好，所以来的人特别多。人虽多，但却静的出奇，一束束戚然的眼光让我倍感压抑。肃穆的房间里弥漫着悲痛的气息，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我一边与相熟的人点头问候，一边穿过人群走进了隔壁的卧室。翠兰躺在床上，看到我后，赶紧坐了起来。伴着“叔叔”的叫声，红肿的眼里涌出了泪水。我强抑着悲伤，很想对她说些得体受用的安慰话，却做不到。
房间里有几个陌生人，想必是她的姐妹。沉默了一会，我问翠兰对善后的事有什么想法。在我印象里，翠兰是个小鸟依人型的贤妻良母。她当时看起来有些神情恍惚，茫然地对我说：“你和我大姐夫商量着办吧。”——翠兰说的大姐夫叫贾西法，是她亲姐夫，也是本村人，而且就住在祥子家的斜对面，已经60多岁的贾西法是个出了名的”弯眼“——难揍的意思，年轻时仗着弟兄们多，经常惹是生非地打架斗殴，村里人也包括我大都对他敬而远之。
我走进客厅。看到贾西法竟然也戴上了口罩，而且是个厚厚的棉口罩，显得非常另类。
“咱是不是要布置一下灵堂？”我对贾西法说。
“啥也不动，等刘书记来了再说。”口罩起了作用——他那惯有的大嗓门变的不那么刺耳了。
其实我讨厌和他说话，便沉默起来。过了会，身旁的顺子戳了我一下，示意我到外面去。
“有些事你可能还不知道。”在另一间屋里，顺子指着桌上的几张纸对我说：“这是祥子写的抗疫请战书的草稿。疫情爆发之初，他不仅给村里捐了一千块钱，还捐了十大桶消毒液，并且主动要求值夜班。他一年前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现在已经是积极分子；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入党没问题。这事要是处理不好……”我知道顺子是党员，而且是祥子的入党介绍人，我能理解他的顾虑。
“无论如何也得满足祥子入党的遗愿。”我边说边拿起桌上的纸看——三张纸上的台头都写着“抗疫请战书”，字迹杂乱——祥子只是初中文化，一看就是草稿。我拿笔把其中的“……为抗疫事业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句话标了出来。
祥子的父母双亡，他哥哥是个地道的老实人，按照辈分，我还算是能说得上话的人。
“什么玩意啊，都这个点了，还不来人看看。”贾西法的大嗓门从门外传来。
“是啊，太不把老百姓当回事了。”
“咋说也是死在抗疫一线。怎么能这样呢？”
“就是啊，找他们去。”
“对，走啊。”……
悲情下的冲动犹如干柴，稍有风吹就易起火。众人议论纷纷，正准备下楼的时候，外面有人跑来报信，“书记来了。”于是，众人便又返回原处。
一会，村书记一行四人便出现在祥子家的卧室里。村书记双手扶住了正欲离床下跪的翠兰，悲伤地说：“祥子太让人心疼了。”顺子已经给我说过，村书记和祥子的私交很好，对他几乎哽咽的语气我并不感到奇怪。
“咱办事处的洪主任特意来慰问你了。”村书记边说边把洪主任让到了前面。
“我听刘书记介绍过了，王祥同志是个优秀的积极分子，他为抗疫献出了生命，事迹很感人。我代表办事处来表示慰问。”洪书记说完，转身从随行人员手里取过一个厚厚的信封，递到了翠兰的手里。说：“这是办事处的一万元慰问金。事情已经发生，难以挽回。希望家属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洪主任略微停顿了下，冲着村书记，说：“看看家属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们要尽力帮助和满足。”还未等有人应话，洪主任又环视了下众人，接着说：“现在是特殊时期，大家一定要减少聚集，特事特办，一切从简。”
“谢谢领导的关心。祥子除了入党，别无所求。”我先接了话。
“祥子这一死，盖楼欠下的账咋还？孩子还没找媳妇，连个工作也没有，这孤儿寡母以后靠啥吃饭？”贾西法的大嗓门露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而且这声音就像是冲锋号，立刻引起了几个女人诉苦的话语。
“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提，村里一定会帮助解决的。”洪主任是个很老到的领导，在嘈杂的议论声还不算太大的时候，便在随行人员的簇拥下及时而自然地抽身下了楼。
等顺子送行返回来后，给仍在议论不绝的众人传达了村书记的意思：尽快拟出统一的要求，下午去村委协商解决善后事宜。
于是，一些近亲聚集到了翠兰所在的卧室里——其中包括我和贾西法两个算不上近亲的人，一起问询翠兰的意见。
“咱不能给村里添麻烦，毕竟抗疫是祥子自愿去的，他还是个积极分子，一心想入党。他这一走，俺娘俩以后……”刚恢复理性的翠兰，说到这欲言又止地抽泣起来。仅这几句，我心里就佩服翠兰的深明大义。
“翠兰说得对。除了追认祥子为党员，别的要求即便你不提，祥子的表现摆在这里，相信政府在补偿方面也不会亏待了你。”我以为领会了翠兰的意思，说的话会得到别人的认可。可没想到话一出口，其他人都没反应，就连翠兰也保持沉默。
这有点出乎我的预料。我又接着说道：“在这特殊时期，我觉着高风亮节的行动远比给政府提要求讲条件更有利于你。假如说，你啥要求也不提，明天就把祥子的后事办了。谁会不感动、不赞扬你的精神呢？哪级政府会不重视、不奖励你的行为呢？哪家媒体会不甘愿、不报道你的事迹呢？届时名利双收，难道不更好吗？”
我这套难分高尚与卑劣的说辞，好像很对路。翠兰原本迷乱的眼神焕发出了光彩。尽管贾西法说了句“哼，党员能顶吃还是顶喝？”，但她也仅仅是迟疑了一会，说：“要不就按叔的意思办吧。”毕竟翠兰才是正主，她这么一说，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于是，我就本着积极配合的态度，和祥子他哥去了村委会议室，与等在那里的洪主任和村书记进行了友好的会谈。会谈的气氛和结果都出乎预料的好。
当我回到祥子家里，把全程的手机录音放给翠兰及其姐妹们听的时候，她们先是满意，甚至是惊喜，最后是失望——满意和惊喜的是我不仅把翠兰的觉悟说成了花，而且变相地、委婉地、恰当地说出了好多翠兰们的心里话，比如：祥子的入党及烈士问题，孩子的工作问题，土地的权益问题，对于领导们的表态，翠花们也是满意的。但是令她们失望的是唯独没有说出要求补偿的具体金额。我解释说：难道你们没听清领导的意思——“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为王祥同志争取补偿金”。
事情进展的顺利。我想：有了祥子家属这边的态度和意见，有关部门一定会妥善对待，毕竟是在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这又是与疫情密切相关的大事。
下午，村书记又来到了祥子家，传来了“区长明早要来祥子家慰问”的消息，还说祥子的先进事迹上级很重视，这是本市首例，本省的第二例，准备进行报道宣传。当晚，我和顺子喝酒时，为祥子的事，我俩一会哭一会笑，一直聊到深夜。我当晚住在了顺子家。
第二天早上，区长要来的消息，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来的是一位女副区长，随行的还有记者。我和顺子把精力放在了给记者讲述和整理祥子的生前事迹上，并把请战书的草稿也送给了记者。正紧张忙活的时候，意外地听到了卧室里传来动静很大的哭声，我急忙赶过去，迎面看到女副区长在洪主任们的簇拥下正往外走，而且看到洪主任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侧身让过他们后，紧走几步到了卧室。里面的哭声几乎停了，我看到翠兰红肿的眼更红了，她大姐正用手帕揉着眼睛……
“这个时候怎么能哭呢！”我对这种蠢行的感到气愤。狠狠地撂下这句话，我便返身回那屋，迎面却碰上正出门欲走的那俩记者。
事后我听到了详情——起初正常，女副区长对祥子的事迹予以肯定和赞扬，并给了翠兰两万元的慰问金。可在女副区长表态要支持帮助家属解决困难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先是翠兰哭了起来、接着她姐妹们的诉苦和哭声也大了起来，再加上贾西法大嗓门的哭穷，祥子家给人造成的印象竟然成了负债累累急于救助的困难户。先别说真假，哪个领导敢在这样的氛围下久留？
我突然有了种不详的预感，不知道一夜之间怎么突然会这样？
有了这个教训，我在村委进行第二次会谈时，说话变得慎重。尽管我感觉办事处的处理意见可以接受，但我没表态。当我再把全程录音放给翠兰们听的时候，几乎是一边倒的失望，甚至是愤怒——贾西法已经开骂了。
我撇开众人，关上门，给翠兰掏心地说：“你一定要有主心骨，既要分清轻重，又要看清形势。轻重在你心里，形势却在眼前，我帮你分析一下，供你参考。党员的事，积极配合，入党就不成问题；烈士的事，程序复杂，一时半会不会有结果；孩子就业的事，洪主任已经答应安排岗位，这也不是问题；土地权益的事，村书记答应按规定最长保留七年；最关键的这65万元补偿款，看起来不算多，但洪主任答应号召全办事处一千多家企业为你捐款。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积极配合处理的基础上。
假如不配合，首先党员和烈士的事，不可能了，因为只有正面的先进人物才配得上这些称号；其次，你想要100万的目标合理吗？靠谱吗？别人张嘴就说，看似在帮你，实则是害你。即使要到了，你想过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我鳖了一肚子的话，一口气说完了，顿感轻松。望着陷入沉思的翠兰，我又同情地说了一句，“特殊时期，越拖越被动，要尽快抉择。”然后，我便开门走出了卧室。
两个小时后，我作为祥子的家属代表第三次来到了村委。可悲的是我成了被双方羞辱的对象——在我与洪主任们即将达成协议的时候，祥子他儿及时地赶到了会场，“我妈说她不同意。”多么简单而又明确的一句话，犹如一盆冷水，浇凉了双方参与协商者的心，也狠狠地打了我的脸。
我没再回祥子家，即使与顺子的告别，我也是在回家的路上用电话完成的。
我不知道当时祥子家里发生了什么，就像我不知道早上她们为什么要守着区长大哭一样，但我知道祥子失去了成为共产党员的最后机会。
以后的事，我没再参与。顺子曾给我打过电话，说是贾西法带头，翠兰被担架抬着到区里去上访了两次，而且翠兰还曾因此休克住院。
这事直到三个多月后——祥子死后第109天，才算彻底平息。——翠兰最终收到了83万元的补偿款，别的？没有别的。这又让我想起了那天洪主任说的话，“办事处辖内一千多家企业，每家别多说，按二百元捐款，会是……”
在这信任缺失的年代里，美好的理想抵不住现实利益的驱使。就如同我这个“坏人”怀揣着欲让双方皆大欢喜的理想，却被双方打了脸一样。
祥子出殡入土的那天，我去了。看着冰柜中的祥子，我是五内俱焚……泪眼模糊中，我仿佛看到盖在他身上的是面鲜红的党旗。然而，不是。我自扇耳光的举动，唤来了翠兰愧疚的神情，也引来了贾西法的嘲笑。
后来，顺子给我打电话，说贾西法曾经借了祥子五万元钱，自以为在祥子这事上出了大力，提出免债，被翠兰拒绝了，两家因此闹起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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