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坊邻居是一种情怀~石桥铺故事7

石桥铺的故事（七）

谢家院子
文：庞国义 图：周巧煕

石桥铺的人都知道街上有个张家花园，却不一定知道有个谢家院子。它的位置相对正街来说是背街，但从公路上（22路车站过去一点）朝背街的坡上望是能明显看到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石（桥铺）新（桥）公路是从十字路口稍偏斜一点经过山林生产队，张家花园（旧石桥铺小学）和石桥铺小学（又称新学校）之间，到派出所后面的大石桥通往巴山去的（这段路至今尚存）。文革前夕才从十字路口新修一条直路直抵大石桥，把张家花园拦腰切断，马路两边分别形成111中学和一部分教师宿舍（现在又变成了“老街印象”的一角）。

我家后门就距谢家院子不远，它是一座石基青砖的“洋房”，我虽然每天到巷子口上厕所要经过这座洋房，却从来找不到理由进去过，感觉非常神秘。

从大门偶尔朝高大的石柱门框里一瞥，阴森森的可见门内天井有一小花台，四围条石走廊通向七八间房门，门内右侧有一架木梯直通房顶。抬头可见房顶上有一晒坝，修有半人高的花砖围栏，时常有人在上面观景打望。所谓“洋房”， 一是砖房二是房屋空间较高，对我们这一片低矮的土墙平房而言，显得鹤立鸡群。现在想来，它还是属于中国传统的园林式建筑，规模不大，主人应该是姓谢，所以才叫“谢家院子”。

未建新公路以前，谢家院子大门外有七八棵高大的香樟树和梧桐树，最奇特的有几十棵又大又密的万年青树（叶卵形，果实红色，像花椒一般大小）环绕连成一排，树枝交叉，人工编织成围墙状，呵护着将近半亩地的苗圃。这里百花盛开，鸟叫虫鸣，是我降临人世睁开忪眼就瞧见的乐园，比鲁迅经历的“百草园”宽大而且有味多了，所见的昆虫和鸟类也多得多，只不过叫不全它们的名字罢了。

然而，留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不是儿时乐趣，而是那座神秘院子里时时传来的恐怖叫声。

解放初期，老街上除了每隔50米有一盏昏黄的路灯，家家户户晚上都是点煤油灯打发日子。每天在父母督促下，早早洗脚上床，吹灯安睡。夜深人静时，已经入眠的我，常常被一个女人“呵啦啦……呵啦啦……”的吼叫声惊醒。那嘶哑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里颤抖，凄惨，恐怖，令人毛骨耸然。大约一刻钟后，声音停止，四周又恢复平静，而我却久久不能入睡。这情形断断续续维持了好几年，我一直未弄懂是怎么一回事，父母也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只说是谢家院子的“谢伯娘”在“叫魂”。直到我慢慢长大，上了学读了书，在老师们谆谆教诲下，不断增长“阶级斗争”意识和知识，才逐渐弄了个明白。

谢家院子的主人叫谢八爷，属于被称为“官僚地主”一类的人物。抗战时期在城里办公当官，又在近郊买了一块不大的地皮，修起了这座小巧玲珑的庭院，既可休闲避暑又可躲日本飞机轰炸。随后这条老街背面，挨着谢家院子的地方，陆陆续续又搬进了几家姓谢的人居住，他们虽然不住在谢家院子，但在街面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形成一个比较兴旺的谢氏宗族。

谢伯娘本是一名教书先生的女儿，长得漂亮娇媚，嫁给谢八爷为妻，“金屋藏娇”，在谢家院子里享受荣华富贵。谁知好景不长，1949年11月，穿着黑棉军装的二野11军先遣部队就抵达石桥铺老街，把这里解放了，谢八爷不知是被镇压了还是逃到台湾去了，反正我们只闻其名，不见其面。

此后，谢家院子的主人不再姓谢，地区军管会不断安排住进一些军人家属和穷苦百姓，谢伯娘被挤到院角东南一间小屋栖身。

不到三十岁的谢伯娘很少出门，细皮嫩肉，皮肤白得很病态，似乎应该叫她“谢白娘”才对。头上始终包着一圈青色或白色头巾，仿佛永远都在伤风感冒。她每天透过小屋那扇唯一的木窗遥望着天空不断变幻的云彩，凝视着杂草丛生的庭园中挺拔的梧桐树和香樟树，以及用万年青树互相交叉编织成的篱笆墙发呆。在午时三刻和子夜时分，她都要对着窗口拖长了声音呼叫“回－来－呀”，声音异常凄惨甚至恐怖，是不是在叫“八爷”不得而知，反正她是用尽心灵在呼唤。

我不知那些年月她是靠什么维持生计，只知道谢伯娘脾气很怪，谁家小孩调皮爬到万年青树上玩，或折断树杈做弹弓，或摘取红红的万年青籽，或采摘花圃里的的花朵，她就冲出门大声责骂，不时发出野狼一般的吼叫，吓得一群群的小孩溜下树落荒而逃，这群小孩中就包括我和我的邻居小伙伴。

年复一年，谢伯娘呼唤的人始终没有回来。灾荒年中，不满40岁的她全身浮肿，久病不治，凄凄惨惨地叨念着什么死去了，听说那对忧郁的大眼睛一直未能闭上。

后来，新公路一修建，罕见的万年青树林被砍光了，谢家院子又住进了一些“立新绒衫厂”的单身职工。爬树的小孩们渐渐长大了，他们各奔东西，忙自己的生计去了，四周的邻居也渐渐地把谢伯娘给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