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科普一下：

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但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却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并且于1960年5月11日将其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艾希曼的逮捕方式由于类似绑架，也引发阿根廷与以色列的外交纠纷。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将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方受审。艾希曼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有罪并被判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360百科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早年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360百科

步入正题：

今天的主题是“平庸之恶”即The Banality of Evil。但是有人也认为是“恶的平庸”，本文先就“平庸之恶”进行论述。

1961年，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对艾希曼的审判，并最终完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在这本书中，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概念。

那么回到对艾希曼的审判中来，阿伦特为何提出“平庸之恶”。

在对艾希曼的审判中，艾希曼表现的并非像阿伦特所想的那样穷凶极恶、充满暴戾之气和民族歧见的恶徒，而是一个彬彬有礼、看上去非常冷静理智的人，甚至和平常人无异。阿伦特发现在希尔曼身上丝毫找不到与他所犯下的罪行相关的特征、动机和狂热的信念。在审判过程中，希尔曼面对法官咄咄逼人的发问却说：“我感觉你们似乎将我当成烤架上的一块肉来炙烤”。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整个庭审过程中，他的表现非常安静。安排车次、装载犹太人、一批一批的往载反复，他说，我是在做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让车次运行的快，让车次运行的有效率。他充满自豪的回顾，在这个岗位上，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他勤恳奉公，完成工作无可指摘。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汉娜·阿伦特》这部阿伦特传记电影将阿伦特的形象和思想表现的非常贴切：

“我认为，法庭只有一项职责，那就是满足正义的需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为法庭要审判的罪，无从参考，任何一本法律书上都没有写，并且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也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罪犯，但是法庭依然必须将艾希曼视为为自身行为受审的人，不是审判体系，不是审判历史或某种主义，甚至不是审判反犹太人，只是审判一个人，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战犯的主要问题是，他坚持否认所有的个人意志，仿佛没有一个可以被惩罚或原谅的人存在，他多次抗辩，与检方的论点正好相反，即他做任何事都不是出于主观意愿，无论好坏，他都没有这样的愿望，他仅仅是服从命令而已，这是典型的纳粹抗辩，清楚表明世界上最大的邪恶，是小人物犯下的罪恶，是没有动机的人犯下的罪，没有犯罪理念、没有邪恶内心，没有魔鬼的意愿，实施者是不满足于作为人类的人，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平庸之恶’。”

“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我们通常将思考称作我开始与自我的沉默对话，拒绝作为一个人，艾希曼完全交出那个最为人类所独有的品格，那就是思考的能力，因此他不再有能力作出道德的判断，这种思考的无能为许多普通人制造出一种可能性，犯下规模庞大的罪恶行为，像这样的事，世人前所未见，思考的风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的能力，判断美丑的能力，我希望思考能给予人力量，在这些不多的时刻里，在危急时刻，阻止大灾难的发生。”

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即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是指在意识形态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执行罪恶的命令和指示。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阿伦特认为思考是人之为人的特性，没有思考的人只是一副躯体，只是庞大的组织机器中的一颗螺丝罢了。因此阿伦特希望人们能够像人一样生活，能够独立思考，进而判断是非、分辨美丑。王小波在他的《沉默的大多数》中批判了中国人沉默所带来的罪恶后果。而柏克对此也有精辟的言论：“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人的沉默”。那么个人如何才能独立的思考，或者国家如何避免历史再次重蹈覆辙。有的人认为应该要提倡王阳明的致良知，要知行合一。当我们身处图像时代（世界变成一种盲目的组织和机器，这种组织和机器将一切作为对象，进行利用、残害等等。这个组织和机器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什么，而在于维护这个组织和机器的持续运作，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时候，我们人人能够及时发现自己的良知，从而抵抗来自强大组织罪恶的命令和指令。

我们暂不考虑对艾希曼的审判是对历史的审判还是对他个人的审判，无论从哪个角度，他终有一死。而艾希曼所为命令的执行者该不该为罪恶的历史陪葬，这是核心。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就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柏克所说的“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人的沉默”那样，极权主义盛行的前提往往是“平庸之恶”，或者“平庸之恶”对“极权主义”有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极权主义意味着权力的绝对集中和民众对最高权威的绝对服从。当民众对最高权威绝对服从时，也正是人们放弃自己的思想、思考而自愿成为这个组织机器的一个零件，而这时候，人们也意味着就是多余的。不论你怎么反抗它，总会有人信服于最高权威而维持组织的运转。

但是，回到阿伦特所言的“思考的风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的能力，判断美丑的能力，我希望思考能给予人力量，在这些不多的时刻里，在危急时刻，阻止大灾难的发生。”她试图思考，如果犹太人组织委员会成员没有成为纳粹分子的傀儡，没有交出每个犹太人的名单、房屋的钥匙等，或许纳粹也不会得逞。如果每个犹太人能够独立思考，奋起反抗，也许被屠杀的人数将会大大减少。如果纳粹分子能够有丝毫的良知，或许也不至于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大家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观看《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