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野蛮”母亲

我的“野蛮”母亲

                        我的“野蛮”母亲

从前，母亲不“野蛮”，不仅不“野蛮”，而且还很温柔。

母亲兄弟姐妹九个，二男七女，母亲在家排名老二。母亲十三岁就出家门到上海做保姆。母亲小学没读完，但很能干，她总对我们说：“要是我不退学，肯定能中状元，要是我不去上海，跟你们外公学剃头，肯定也是行家里手。”我外公是个剃头匠。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回到老家，一个沙地小镇，父亲在花边站工作，母亲进入胶木厂工作。

胶木厂的活很辛苦，三班倒，生产各种开关盒子，母亲的工作是加工，把胶木粉装进铁模具内，再把模具推入机床里，加热加压，便形成胶木制品。前道工序比较简单，后道工序既难又花力气。当加压加热完成后，必须由人把几百度的模具拿出来，先冷却，再把模具里的半成品取出来，翻转，再用力磕打，把半成品磕出来。模具既烫又重，必须戴厚厚的手套，必须有强大的臂力和腰力。

为了把厂里发的线手套节约下来，母亲尽量用旧的，破了用胶水一层一层粘。她把节约下来的手套给我们做线衫、线裤、线帽和线袜。

母亲手上曾有过许多胼胝，袼褙似的，那都是烫伤留下的痕迹。我曾多次提笔，想写母亲这双手，但每次提起笔，总落不下笔，悲伤刹时充溢胸间，双眼漶漫，不忍心写下去。

为了增添家用，母亲还利用三班倒的时差，见缝插针，做花边活，遇到时间紧的活，常常通宵达旦。

母亲的辛劳给我们带来安逸的生活，成为小镇上的小康家庭。

可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母亲对政治运动没一点感觉，父亲却加入了这史无前例的运动，成为保皇派的一员。那时，父亲情绪很低落，灰头土脸，抽闷烟，为了一点小事，总发大脾气。我哥在外面闯点小祸，父亲就打他，往死里打，甚至吊起来打，母亲总是在一边哭，到了无法忍受时，她便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边哭边喊：“不要打了，要打就打我吧！”那时母亲三十刚出头，但看上去已经像个中年妇女，眼稍已出现鱼尾纹，手背上有明显的褶皱。

后来，父亲被调到县城工作，母亲承担起管教我们的任务。母亲只管不教，在作息时间上给出铁的纪律，要求我们严格执行，别的基本不管，也没有时间和精力。

记得初冬的一个晚上，风高月黑，母亲上前夜班，我和哥哥到后门的池塘边玩，发现湖面上有鱼在浮头。哥哥拉着我回家，拿了手电筒、鱼钗和水桶，跑到池塘边。

那天晚上，一共擢了半水桶鱼，兴高采烈地回家。

我哥取出钥匙开门，门却被反锁了，我们敲门，使劲地敲，敲了十几分钟，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想，完了。

此时，已是午夜，街上黑咕隆咚，隔壁小太婆家里窜出几只猫，它们闻到了鱼腥味，眼睛发着绿光，在我们脚下停下。寒风飕飕，身上的汗被冷风吹干，我们身子开始发颤。这时我才感到家的温暖，但我们却被母亲拒之门外，我们违背了母亲的意愿，母亲规定我们“十点之前必须睡觉”。

在寒风中我们足足呆了有两个小时，瑟瑟发抖，此时门隙里透出一点亮光，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紧接着，吱呀一声，门开了。母亲站在门口，满脸憔悴，眼里噙着泪花，哽咽道：“你们是不是要我死？你们在门外面，我怎么睡得着？你爹回来我非告诉他不可，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看到鱼钗，又看到水桶，气不打一处出，立即弯下腰，拎起水桶，把鱼倒到街上，说：“谁稀罕这几条鱼！我要是小太婆就好了！！”隔壁小太婆八十好几，一生独居，由十几只猫陪伴。

鱼在地上蹦跳，银色的鳞片在黯淡的灯光下闪动，身边的猫扑过去吃鱼，又引来一群猫，绿光闪烁。我知道，把这半桶鱼倒掉，母亲也很心痛，但与我们不守规矩相比，这鱼又算得了什么！

母亲并没把这事告诉父亲，她只是吓唬吓唬我们，让我们免于皮肉之苦。

母亲不善言表，所有的温情都在平常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她把刚烈的一面藏在心里，不在忍无可忍之时，绝不把刚烈展示出来。

我和我哥能健康成长，母亲厥功至伟。

1997年，父亲得了尿毒症，开始我们都以为可以治疗，以为这病同别的病一样，只要打针吃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病是不可逆的。但是，母亲却不信，四处求医，西医不行，中医，中医不行，求佛，死活不让父亲做血液透析。

母亲通过熟人，从省中医院请了个老中医，老中医专治尿毒症。母亲如得救星。那时的父亲，人已浮肿，手指在脸上一抠就能抠出一个坑，身上还出现许多红斑，体内的毒素已经往外攻。老中医开出的药方是用中药泡澡，一天二次，用出汗代替小便排毒。

在中药泡澡的日子里，正值仲夏，家里始终弥漫着呛人的中药味，母亲大汗淋漓，亲自为父亲洗澡，身上沾满中药，呈褐色，像个油漆匠。

通过中医治疗，父亲病情有所好转，母亲喜出望外，断定病一定能治愈，还煞有介事地研究起中医来，头头是道，逢人便谈中医，对肌肝、尿蛋白等肾功能指标如数家珍，她绝不相信父亲的病是不可逆的，厄运不会降临。

但是，大大出乎母亲意料，父亲的小便突然枯竭，中医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差，母亲如梦方醒，才知道这中医疗法只对急性肾衰病人有用，而父亲的双肾已经衰竭，只有通过血液透析和换肾两种途径才能保命。

最后的决定是父亲自己作出的，决定血液透析。在作决定前，父亲一声不吭，坐在医院走廊的长凳上，头低沉着，掏出手帕擦着眼睛。父亲流泪了，泪水是从父亲心底涌出的，我生平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父亲也知道病情的严重性，这尿毒症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对男人来讲是致命的。父亲只有五十五岁，看上去像七十岁。

母亲看到父亲落泪，刚毅的一面突现，她搀扶起父亲说：“血透就血透，我会照顾你的，等有肾源，马上换肾，你又可回到从前！”

到了第二年，肾衰综合症在父亲身上显现，最严重的是心脏积水引起心衰，发病往往在后半夜。到现在，每当家里的电话在晚上十一点后响起，我会习惯性地紧张，心率会随之加快，惶恐不安，以为父亲又发病了，马上要到医院抢救。有时我和哥哥到得迟一点，母亲就自己背着父亲，从六楼“吭哧、吭哧”下来，气喘吁吁地在寒风中等我们。我们的注意都集中在生病的父亲身上，把母亲给忽视了，当然，为了父亲，母亲把自己也给忽视了。其实，母亲也老了，她比父亲还大几个月，身体也不怎么样，她的左眼什么也看不见，青光眼，那是年轻时做电焊工留下的后遗症，母亲还有胸膜炎，时不时要发作…… 

1998年底，父亲做了肾移植手术。换肾后的父亲，神采奕奕，再次走上工作岗位，他还有一年才退休，他说要站好最后一岗。母亲也解脱了，开始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家庭生活恢复正常。

但是，命运多舛，一年后，父亲感染了病毒，住进上海长征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母亲在医院附近的社区招待所住下，我们要她住宾馆，她反对，说：“宾馆不能烧饭烧菜，招待所可以。”母亲还是想自己亲手做饭给父亲吃。

医生把所有的抗生素都用了，还是无济于事，只能靠物理降温，在肛门里塞“消炎痛栓”。此活护士都嫌脏，母亲亲自做。为了不弄脏医院的床单和棉被，母亲在做前先把父亲抱到躺椅上，再在床上铺上吸汗的布，再把父亲抱到床上进行物理降温。干完后母亲上手常常沾满大便，但默默地承受，没有一句怨言，慢慢地学，到后来，操作自如。当我们看到母亲这么干时，心头隐隐作痛，决定给父亲请个护工，母亲坚决不肯，一定要自己干，怒气冲冲，说：“要别人来照顾的话，以后我什么都不来管了，你们来，你们班也不用去上了！”

我知道，母亲是不放心。父亲生死未卜，母亲自己也要崩溃了，但她还是看到光明的一面。光明与黑暗只差点火光，她要亲手点亮重见光明的火种。她已成为父亲的影子，这影子无法直立，只是随着父亲的身体状况变化而变化，她无法得到生活给予的快乐。

母亲独自一人在上海，举目无亲，既要买菜烧饭，又要到医院照顾父亲，更苦的是她还要跑别的医院。由于一些特殊的化验在长征医院没法做，要到瑞金医院，母亲就拿着血样挤公共汽车，心里又挂念着父亲，心不在焉，有次差点被人挤出公交车。母亲人瘦了十多斤，头发也白了，含辛茹苦，一心只想父亲早日康复。

父亲的病，仅凭当时的医疗水平是无法治愈的，要保肾，性命都难保。到后来，父亲出现脑梗塞，神志不清，我们只得让父亲弃肾，丢卒保车，停止服用免疫抑制剂，回萧山第一医院治疗，重新做血液透析，一方面排除父亲体内的毒素，另一方面增强父亲的抵抗力。

回家后，我们让母亲在家休息，如再让她照顾父亲，她会彻底崩溃。可是，母亲坚持做饭给父亲吃，还自己送到医院。看我们照顾父亲，怎么看都看不顺眼，又开始自己动手，失去知觉的父亲眼睛朝母亲瞥了一瞥，母亲就很兴奋，说：“你们看，你们看，我一动手，你爹就高兴。”

也许是母亲的行动感动了上帝，父亲的病情奇迹般地转好，过了二个月，父亲可以起床活动了！

一切像是做了一个梦，一切从头开始，父亲再次依靠透析机生活。

2000年，父亲第二次换肾。母亲吸取教训，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让父亲外出，如外出必须戴口罩，饭前必须洗手，饭后必须刷牙，像管小孩子一样，非常严格。母亲有时外出买菜回家，发现父亲不在，就急得不可开交，一边打我和哥哥的电话，一边到小区里去找，像找离家出走的孩子，真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以前母亲怕父亲，现在父亲怕母亲，父亲也知道，如果没有母亲，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但是，老天给了父亲机会，给了他一盏神灯，但这神灯的油最后还是干了，因为他没有像阿拉丁那样，有枚神戒。平静的生活只过了八年。

2008年，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母亲得知后，突然“野蛮”起来。

我和哥咨询了许多专家，决定不让父亲动手术，采取保守疗法。

母亲知道后，情绪瞬间变坏，歇斯底里地喊起来：“你们说不动手术就不动手术？难道你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爹死！你们必须去上海，去北京，哪怕去美国也要给我把最好的医生请来！！”

父亲是肾移植者，而且移植了二次，必须终身吃免疫抑制剂，否则移植的肾就要被排斥，现在又得了肺癌，还是晚期，如果再动手术，等于雪上加霜。

但是，为了母亲，我和哥还是带着父亲的病历和影像去了上海长海医院，找到了由朋友介绍的教授。教授曾把我朋友的朋友的肺癌医好。

教授看了病历和影像，直摇头，说：“看来不行，动手术百分之百不行！”我说：“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教授说：“目前，唯一的办法是进行介入疗法，我同学他们在搞，对肝癌很有用，肺癌不知行不行，我打电话问问。”

教授拿起手机，拨通上海肝胆病医院的翟博士的手机。翟博士是吴孟超的学生，而吴孟超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名师出高徒，师徒俩还都是黄菊治疗小组成员。

我们见到了曙光。

翟博士过来与教授会诊后，得出的结论为：“开刀摘除肿瘤绝对不行，只有用介入疗法，但成功率很低，主意要你们自己拿。”

这种介入疗法叫“射频消融法”，定点高温射杀肿瘤。

我们举棋不定，心忐忑不安，黄菊不也没治愈。

治与不治？这成了个问题。

回到家与母亲一说，母亲情绪高涨，说：“马上给我去请来！”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介入治疗共进行了三次，不但未见效果，而且还加速病情恶化，父亲身上的脂肪一下子被癌细胞吞噬。母亲看着，心如刀割，突然发飙：“谁叫你们动手术的，还吹牛给黄菊治过病，我问了，黄菊死了！你们爹我不来管了，你们来管！！”

母亲就这么“野蛮”！说完拂袖而去。

为此，我也一直自责，衷怀歉仄。像父亲那样的情况，与其陪着他在治疗之下痛苦地离开人世，还不如陪着他出去旅游，走完他生命最后的旅程。

父亲的死亡报告上写道：尿毒症，肾移植二次，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脑瘫，肺癌，肺癌转移。

世上也许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也亏了母亲，在父亲生病的十多年里，她既当妻子，又当保姆，还兼医生护士之职，如负重轭。

父亲去世后，父亲走了，母亲欲哭无泪，因为最大的痛苦已经受了，最多的眼泪已经流了，最难熬的绝望已经过了。母亲整个骨架都散了，神志恍惚，与人说话，眼睛不是看着对方，而是看别处，像是自言自语。

真如《心是狐独的猎手》里所说：为什么？相爱的人，有一方去了，为什么剩下的那一个不追随自己的爱人而去呢？仅仅是因为活着的要埋葬死去的？因为那些必须完成的有条不紊的葬仪？因为那个活着的人好像走到了临时的舞台上，每秒钟都膨胀到无限长，而他正被许多双眼睛观看？因为他要履行职责？或者，因为有爱，剩下的那一个必须活下来，为了爱人的复活——因此走了的人就没有真正的死去，而是在活着的灵魂里成长再生，为什么？

当人家问母亲老周到哪里去了，她总是一句话：老周出差去了。   

见状，我发觉母亲不对劲，一定有精神障碍。于是联系好医生让她去看。

“我不去，医院难道去得还不够？我死了也不去医院！”母亲嚷道。父亲生前，她把医院当成圣殿，父亲死后，医院在她心中成了坟地。

我只好自己去找医生。找到区里最好的精神病医生，他当过第一医院的院长。我把母亲的情况详细叙述一遍。他听后，马上下了结论：你母亲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说完开了药方。

这药很特别，要搅拌在饭里，与饭一起吃。

为了不让母亲知道，每次吃饭前，我们都像做贼似的，偷偷地把药放进饭里。

最终还是被母亲发现。

她大发雷霆：“你们以为我得精神病了，难怪近来我总感到不对劲，总是睡不醒，原来是你们在捣鬼，从明天开始，你们都给我回到自己家里去吃饭，我不要你们陪了！”骂完后连碗带饭扔进了垃圾桶。

我们再三解释，说这是吃神经病的药，不是精神病，等等，一切都白搭。说到底，我们自己也搞不清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別，抑郁症到底是神经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搞清楚。

面对母亲的“野蛮”，我们只得暂时撤退，以退为进，让她尝尝一个人的滋味，同时让我妻子充当联络员，每天与母亲通个电话。

面对孤独，母亲奋起反抗，开始与一批推销保健品的人为伍，他们成了她的亲人。他们叫母亲为“妈”、“大姐”、“老板娘”……他们说母亲病得不轻，先叫她听课，免费试用，还赠送礼品，然后就……

母亲就像战士归队，来了个惊天大逆转，坚决认为自己有病，而且病得不轻！说身体整天摇晃，尤其是腿，像踏在棉花上一般，有时像弹棉花。推销员说：“这病只有他们能治！”

. 于是，母亲倾囊而出，用一万买了只饮水器，升级又花好几千，说会生产碱性水，这碱性水包治百病。又花了一万多买了康佰磁性床垫，这床垫也治百病。买了疱子粉，蛇酒，虫草，海参，海藻，螺旋藻，玛咖……三万元一只的神戒，磁枕，磁衣……在保健品推销人员面前，钱不再是钱，如同毛草纸。

当钱用得差不多时，母亲想到了我们，但又难以启齿。她另辟蹊径，打电话给我妻子：“我便秘了，痔疮发作了，我要去医院把它割了。”

当一个人有病时说无病，无病时说有病，那么，他或她，真的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我立即联系医生，在萧山医院安排好床位，让母亲住院。

动手术前，看见别人都在做肠镜，母亲突然提出也要去做肠镜，说自己便秘可能不是痔疮引起的，是肠出了问题。

做完肠镜，第二天割了痔疮，我们给她请了护工。想不到她与护工又叫上了劲，动不动就骂护工，要辞退她，说护工的工资她可以买好多保健品，让人哭笑不得。但与邻床的张伯伯却很投机，张伯伯是个退休教师，俩人还出去散步。我以为有戏了，让母亲找个老伴不失为一个良方。我高兴得屁颠颠的。

可是，我一打听，人家的老伴健在，这姻缘如同喇嘛头上的帽子，黄了，否则，母亲成第三者插足。

我们希望母亲在医院里多住一段时间，等全愈后再出院。想不到她只待了五天，吵死吵活要回家，说家里的花要渴死了。

我们又次在她的“野蛮”面前，弃械投降，顺应了地。

到规定的时间回医院复检时，又出了状况。复检时母亲突然尖叫起来，把医生吓个半死，还以为他做的手术出了差错，再疼也不至于这么尖叫，一把把我拉到护士站，压低声音说：“你妈怎么会事？”他以为她有精神病，我连忙解释道：“我母亲患有抑郁症。”他点点头：“怪不得，手术前，她的举止就反常，老是说腿不行，摇晃摇晃，把一丁点不适无限放大，我开个单子，你带她到精神科去看看。”

精神科，不叫精神科，叫心理科，求诊的病人很多，个个神情与我母亲如同出一辙。看病时，母亲还好，与陌生的病人聊天，但一到家，看了所配的药，破口大骂：“这医生有病，又给我配精神病的药，坚决不吃！”说完把药扔出窗外。

这药名叫“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只有医学博士才能懂，里面只有八粒药，说明书倒很大，有报纸那么大，正反面皆是。从药的成份分析到抑郁症病人自杀的原因，自杀还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人到老年人，分门别类，连篇累牍，洋洋万字，佶屈聱牙，字又小得如女人脸上的雀斑，仅不良反应一览表就占四分之一的页面，涉及人体的各个方面，从身体到身心，都有副作用，而功能只有几个字：用于治疗抑郁症。怪不得母亲起疑心，正常人也会被逼疯。

我们和医生都治不好母亲，但是，一次意外的事故却治好了她。

那天，我刚进办公室，接到哥的电话：“妈给车撞了，很严重，现在正在第一医院急症室。”

我惊愕，顿感天崩地裂。

我赶紧叫上司机，冲进电梯，嫌电梯的速度慢，恨不得从十七楼跳下去。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到医院后，母亲正在拍X光。我冲进X光室，结果刚出来。

谢天谢地，还好，只是左手肩胛处脱臼，没有骨折和骨碎，而且也不是被汽车撞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

母亲脸煞白，像一张白纸，嘴唇浮肿，还流着血。

她坐在轮椅上，六神无主，被吓得哇哇直叫，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我们推着母亲回诊室。医生焦头烂额，病人个个都疼痛难熬，眉头紧锁，呲牙咧嘴地呻吟。

医生从电脑上看了姆妈的X光片子，说：“还好，只是脱臼。”说完立刻开始治疗。   

治疗完毕，母亲的脸渐渐有些血色，再也“野蛮”不起来，手臂搁在绷带上，像伤兵刚从战场上下来，嗫嚅道：“幸亏穿了红裤头，不然命都丢了。”母亲属马，那年是她的本命年，犯太岁。

出院后，暮色降临，在外面吃了晚饭就直接带母亲到我家，强行让她在我家住下。她没辙了，很不情愿的样子。她从来没有在我家睡过，也没在我哥家睡过，她太倔强，太执拗了。

我搬进新居后，曾叫母亲过来住，她死活也不肯，说：“宁愿死在老小区，也不住在你家。老屋热闹，晚上你父亲要回来。”我父亲就在老小区的家里驾鹤西去的。

第二天，嫌白绷带难看，用丝巾代替，无所事事，白天到我哥那儿，与缘孙女一起在小区逛。以前她基本上不去的，怕带不好小孩，遭我嫂和侄女她们白眼。现在的孩子，很金贵，像我侄女的女儿，保姆都换了四个，其中三个是菲佣，现在那孩子就由菲佣管着，英语也会几句，与太婆有些生份，但这次受伤，倒是让一老一小产生了感情。

一到晚上，母亲就坐在电视机前。她看的节目都是如阿六头讲新闻和老娘舅之类，最爱看相亲节目，特别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一集都不落，而我还以为这节目被广电部枪毙了，好长时间没看了。

母亲看电视，我在旁边看书或用iPad上网。母亲对24位女嘉宾的国藉、学历、职业等了如指掌，连那些被牵者她也都知道。我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有些是重播。她最喜欢那主持人，说他有特点，嘴歪。

看着看着，母亲突然会兴奋地叫喊起来：“爆灯了！”我问：“什么爆灯了？”母亲说：“就是女嘉宾看上男嘉宾了。”果然，24位美女中有一个面前的灯亮了。母亲还总替男嘉宾担心，说：“男的话绝对不能多，话多了，灯也灭了。”

母亲在我家不到半个月，她就把小区里的人家搞清楚了一半。知道了我家楼下的是哪儿的，为什么只有周末才来住。隔壁一楼还是靖江老乡，这我知道，但记不清她家里人，母亲说：“她娘当过靖江公社的妇联主任，她有个女儿，刚出国留学回家。”还知道了有一家只住着一个老太婆和保姆，老太婆怀疑保姆偷东西，而她女儿却认为不打紧，去个强盗来个贼，保姆都一样，与其换个人来偷，还不如老的好，该拿的也都拿了，会生悔过之心的……

总之，如果我母亲在我家住半年，小区里的人也差不多都认识了。现在的邻里关系很差，如同陌路，主要由于像我母亲那样的人少，我们呢，热衷于赚钱，人情自然淡了，常常以自我为中心，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连自己的同学也只发个微信什么的，很少见面。

母亲在我家，家里养的花都起死为生。

在冬季，我根本没照顾花，也没把花搬进室内，水也不浇，有好多花都濒临死亡。母亲见状，大骂道：“要么不养，养就好端端地养，不要以为冬天不用浇水，人为什么天天要喝水，花也一样。”说完就开始修理花，尽管只有一只手可用。随着早春到来，那些病恹恹的花奇迹般地发出新芽。

真是因祸得福，一场车祸让母亲不再“野蛮”，云开雾散，可谓：沉舟侧畔千舟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从前，在温柔的母亲抚养之下，我们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还认为天经地义，当母亲变得“野蛮”时，我们却不能用温柔去融化母亲的“野蛮”，甚至陪她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

呜呼，哀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