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哲学话语中,理想是理性的设定,是理性基于现实的努力。在理性的眼中,“理想”,是因为它在现实的土壤上,给出了走出现实的理性规定。显然,理想之神圣性,源自理性的权威性。西方哲学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洛克、卢梭的契约主张,从康德“永久和平”的企盼到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无一不是在尊奉理性权威的前提下,以范畴做材料,以他们的推理论证做结构勾勒了一个又一个未来的理想。马克思从来没有因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放弃对世界的“解释”。在共产主义理论的生长历程中,他同样以“说理”的方式构筑了自己的理想社会。其中,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理论缘起的开辟,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个理论缘起不是一个用理性的未来指代所描画的理念图景,而是在力图走出理性的偏执之后所构筑的现实台基。
所以可以说马克思思想是以非理性做出发点的。
这一切缘起经历于他在1842当《莱茵河》编辑期间,莱茵河省莫塞尔地区要出一部法律《关于林木盗窃法案》,法案规定莫塞尔地区的农民即使是捡森林里的一块蘑菇都是犯法,马克思很想帮助莱茵河省的农民争取利益,他决定要在《莱茵河》报上发表意见,但是他用黑格尔建立起来的理性的法的体系去为农民争取利益的时候很无力,黑格尔建立的法体系站得住脚,在法体系的论证下农民不能捡蘑菇,这让马克思很苦恼!
在普鲁士当局查封《莱茵报》之后被迫退出《莱茵报》的马克思隐约意识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理性的批判是软弱无力的。显然,真正让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论感到不安和不满的,不是基于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而是在这个阶段中个人经历中所遇到的理性与现实的冲突。原本对理性充满信心的马克思开始怀疑,人类所畅想的“自由”能否仅仅通过理性而获得?由政府颁布的法律之合理与合法的问题争论,能否解决现实社会的公平、正义的问题?在接触到费尔巴哈的理论之后,已经厌倦黑格尔理念世界的马克思看到人类社会的一线曙光。秉承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精神,马克思意识到:“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当已经在个人经历中意识到物质利益与理性的冲突是无法通过理性自身来解决之后,马克思开始沿着费尔巴哈给出的唯物主义思想,进一步考虑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由此开始了这个阶段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理解的第二个段落,即克罗茨纳赫时期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以及对《莱茵报》时期政治斗争的总结,坚定了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分野的决心。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关于世界的理性解释应当让位于现实的批判。由此提出了与黑格尔原则针锋相对的看法:不是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而是相反,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
这就是马克思行动哲学的缘起,经过两个阶段马克思发现在世俗的物质领域人的一切行为都是非理性的。
举个例子,任何理论都是以范畴做材料,以推理或者实证构建一套完整的体系,理性的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以价值这个范畴为起点构建一套理论,里面有资本,价值,劳动,生产力,投入,产出,增长,雇佣等各种范畴,经济学就是讨论各个范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系统,这个系统非常自洽,可以进行演绎推理,但是马克思洞见资本这个范畴他是非理性的,他把这个范畴叫社会权力,你只要有资本就会有人奴役,控制,掌控其他人的命运,根本用理性系统解释不了。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其实他要表达的就是你在理性的系统内看系统怎么解释都有理,他洞见物质的力量只能依靠物质的力量去消灭或者叫斗争;他还说“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说的就是在世俗利益物质面前人是要战胜法律这个理性系统的。
以“物质利益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理性的”这个缘起做起点就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理论,用他的唯物辩证法分析一下共产党的历程,刚开始13个人创立共产党的时候是得不到理性系统的认可的,法律不允许,道德不认可,可以说是基本感性的,但是在感性中包含一些理性,随着斗争的逐步,条件慢慢备齐,从感性就上升到理性,它整个过程就是构建一套完整的理性系统的过程,中间就包含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量变质变;辩证统一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否定之否定,在整个过程中物质利益力量始终披着理性的外衣,只到真正穿起来,也就是说的经济基础觉得上层建筑,这个经济基础就是物质力量,经过进化后也能变成上层建筑,所谓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力量。
在物质利益力量领域人的一切关系都是非理性的,马克思推导出运动是事物的根本规律,一切因人而变,因事而变,因条件而变,你只能身在其中去实践才能把握规律,人的认识水平永远是有限的,客体永远了解不了主体,你永远在这个矛盾中永无止步,发展向前,这就是马克思行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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