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周四,雨,17至21度
今天,依旧公务繁忙。还作了两幅画,日志只能草草写来。
下午五点,班主任公布班长名单,我榜上有名,心想事成,开心,开心。
前段日子与朋友说,想竞选班长。她大笑道,谁信啊,你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单位中层不做,作协主席辞职,现在却要去竞选什么班长。我说,不要将自己定义死,人是会变的,再说,要对自己能力拎得清,中层、主席,我能力不及,当个小班长,或许称职。
其实我所谓的称职是指权衡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人格的独立完整以及事业的纯粹性。自上班的第一天起,就不爱我的职业,却是很好的谋生之道,毕竟工作稳定,旱涝保收。倘若我一开始就想透这一点,将工作与事业分开,工作只是谋食的副业,另外开辟一个投入全副热情的主业,这样的人生兴许就圆满了。可人年轻的时候,总是会盲从身边大多数人的选择,所以经历十几年的坎坷,才终于明白自己不要什么,不做什么,以一种格格不入的战士姿态向世俗宣战。孔子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写道:“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当一个人懂得拒绝世俗的价值观时,应该就是“不惑”。
今天班上有同学问我,多大年纪?我答:“知天命”。当我说出这三字时,突然对孔子的这段话有了更新一层的领悟。这世上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都是先从混沌(不分两极)之中生发的,随后一下偏向正极,一下又转向负极,如此正负交错地螺旋式向前推进,直至渐渐趋向正负合一的直线。
就拿孔子一生来说,十五志于学,是最初混沌之态,从外部吸收知识,促使自身内在的成长,内外相合,共同扩张发展。三十而立之后,孔子在社会上已小有名气,想谋一官半职,晋阶贵族。可终因局势动荡及身份卑微,在鲁国、齐国皆怀才不遇、屡屡受挫。这是他向外部扩张的人生阶段。到了四十,他建立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说“富贵若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求之,若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三十七时在齐国受贵族排挤,重回鲁国。鲁国当时由权臣掌权,国君被驱逐出国,后权臣又被家臣夺权,总之,礼崩乐坏,混乱不堪。孔子不愿为这样的政府效力,就专心开设杏坛,整理文献,这是他所热爱的事,所以说“从吾所好”。这时的孔子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处世原则和价值判断。所谓“四十不惑”。这也是孔子向内发展的阶段,不再追求外部的名誉、地位,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到孔子五十岁的时候,名气越来越大,可以说周朝的礼仪典籍全天下只有他一人最为通晓。政局屡屡向他抛去橄榄枝。孔子接受鲁国朝庭的聘用。他此时出山与三十多岁时不同,三十多岁时是为了谋一官半职,此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匡正天下。孔子五十知天命,他认为老天爷将斯文托付于他,他就得担负起救世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天命。于是孔子的人生轨迹又转向了外,用掌握的礼乐文明去再造周公盛世。他的理想主义必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他被鲁国贵族排斥,踏上长达十四年周游列国的艰程,一路上屡屡碰壁,还时常遭隐士们的嘲讽。他认同他们的人生选择,仍坚持走自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路,这就是“六十耳顺”。外部的拒绝、反对,丝毫不会动摇他的信念,他亦能在这些拒绝、嘲讽中坦然地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对历史负责),这时,其向内向外的人生轨迹基本已趋为一,没有明显的上下、内外的冲突。到了七十岁,孔子回到鲁国,被奉为国老。他删著《春秋》,谓“让乱臣贼子惧”。其实一个人若不将自己的生命定义在有限的时空内,他就会看透政治反而是历史长河中那个善变的元素,而文化才是那恒久流传的不变。做自己的喜欢的事,著书传志,又能成就千秋伟业。内外融合,光耀万代,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这一生,有一条明显的混沌至向外扩张至向内自守又向外冲上人生世俗巅峰再渐渐曲线趋向平直,直至最后重合成一个圆融的点。
我与孔子也有相似的曲线,只是我的人生没有他那么宏阔的舞台,但如果浓缩到微妙的心理变化来看,也是一样忽外忽内又忽外。比如这次竞争班长,就算是一次“忽外”的尝试。“忽外”并非要去做建功立业的大事,只是勇于去承担人群中的职责。孔子曾描述学习有两种快乐,一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是内心暗自的喜悦。第二种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是与人分享的快乐。把你内心的喜悦与人分享,就得到了双份的快乐。所以,一个人不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人其实还是需要借助外部评价来照见自己。倘若只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就如同活在一个没镜子的房间里,久而久之,会想不起自己的模样(初衷)。你内心的喜悦倘若久久得不到外部的回应,那这份喜悦有时也会在没有参照,无法考证下而变得犹疑,或者喜悦的本身也会失去意义。掐指一算今年刚好五十——“知天命”。
昨天在课堂上跟画的作业没画好,今天又重画一幅,老师点评,仍是麻雀问题多多,看来周末得抽个时间将麻雀、黄鹂再画画。
晚上有堂禅画的体验课,又跟着画了画,谁知上到后头开始推销起紫砂壶。我只能画一半退出。
中午依旧临帖《书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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