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九世纪末，嬴[yíng]姓族长非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 770 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丰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此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使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秦立国时间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两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认为秦国是野蛮落后的国家。）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 659 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骞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地将西戎的使臣由余招至麾下，大败西戎。秦穆公去世后的三百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了一系列混乱之中，经历了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
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被分为三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迁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
公元前五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公元前 362 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秦孝公意识到，必须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能有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卫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卫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封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喜好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
史载，商鞅见到秦孝公后，先说以帝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务实的孝公，迫切地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帝道、王道并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语数日不厌。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全面推行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质疑。
这是一件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 50 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为了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它向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庞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
商鞅变法历时十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存于《商君书》。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
变法的一个最核心内容就是爵制改革。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齐为二十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时，则要削夺爵级，男子成丁时只是降若干等级，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想得到父亲同样的爵位，他们必须凭借军功。
商鞅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名田制。名：意味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可占有一顷田一宅，二十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 1.5 顷田1.5 宅，爵位越高，田地的数量就越高，至十九级的关内侯，可占田 95顷宅 95 宅，是普通庶人的 95 倍。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
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承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
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用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罚，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晋爵之路。
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驷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珡[qín]黥[qíng]刑，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刑，就将太子的两位师傅分别实行了黥刑和割鼻的劓[yì]刑，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三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史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孝公十二年，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栎阳迁到咸阳，并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此时，商鞅已被封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他将更加彻底地推行变法，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传统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县制转变，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聚等自然部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置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 31 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全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一项创举。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的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积，将原来长 100 步，宽1 步的小亩制改为长 240 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初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统一度量衡。
标准化的制度，使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地运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又精确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引领着这架战车隆隆启动。
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成为战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孝公八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孝公二十一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交战，魏十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这是商鞅等待了二十多年地最佳时机，更是秦国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四十余年后洗刷耻辱，争雄天下地最佳机会，商鞅马上向秦孝公建议，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秦即并魏，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向东迁徙，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制诸侯。秦孝公立即听从建议，派商鞅率军出击，一举击溃魏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担心秦国再次来袭，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约一百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当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商鞅新法。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的再现了秦穆公的辉煌，孝公十九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霸），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将於，商十五邑封给商鞅，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充满杀机的巨大阴影，正在向商鞅不断靠近。
商鞅以《法经》为蓝本为秦国制定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在六篇之外，还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秦国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也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告诘连坐制，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们编制了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什伍制。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剥夺权利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
公元前 338 年，孝公年老病逝，太子驷继位，号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势力，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师傅公子虔，他们誓与商鞅不共戴天，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
当时商鞅就开始逃，逃到关下的时候，他想要留宿，结果店主让他拿出他的符篆来，就是能表明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证件来，他没有，店主就不敢收留他，说商君有令，如果，你要留宿客人的话，一定要用符篆（证件），如果你没有，我不敢留你，否则我一定会被判处刑罚，而且我的家人会连坐的。所以商君当时非常地感慨，说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律，居然把我自己陷于这样的一个境地。
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军杀死，惠文王命人将商鞅的尸体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五马分尸。然而，尽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为秦国的新国君，他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制；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之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亩积。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孝公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君主，而且有很强烈的改革愿望，他在位时间也很长，所以能够一直支持商鞅，把两次变革推行到底。
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只是商鞅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是商鞅所说的道德理想主义，就是以刑去刑，真正的社会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制之后才能够实现，到这个境界，到了这个程度呢，甚至，老百姓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这个法制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都能够自裁于心。
公元前 221 年，在商鞅变法 138 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进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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