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是在一个草原-中原-海洋的三重结构中展开的。而帝国就是在过度地带形成起来的，具体是谁的过渡地带呢？

在古代，是草原与中原的过渡地带，在这里他们能获得重要的治理智慧。比如大唐、大清，他们以草原和中原为基础，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向海洋传播自己的文化。

到了近代，这个过渡地带是哪？就是南洋了。

它是中国近代转型需要的，最重要的政治智慧的来源。以南洋为基础，中原跟海洋的资源都能够被调动起来，然后才有了向大陆深处、向动荡地区投放秩序的努力。这些加到一块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的结构。

必须着重解释一下，所谓的海洋与中原的过渡地带，这里的海洋所指的绝不是指东海、南海这种区域性的海洋，而是整个世界海洋。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全世界的海洋就联为一个整体，此后要讨论海洋就必须以全球为单位才行了。

南洋作为过渡地带，能调动中国和海外两部分资源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南洋华人、海外华侨。那他们是怎么去到海外呢？这个故事就非常有有意思了。

宗族关系的特殊作用

海外华侨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开枝散叶，能够建立遍及整个南洋，一直扩散到整个美国、日本、欧洲的庞大网络。最基本的载体是什么？宗族关系。

这个宗族关系主要是依托东南沿海地区既有的社会结构。

宗族关系有一种双刃剑效应，它既帮助华人铺开了一张庞大的跨越海洋、地区的网络，也限制了海外华人的政治影响力。

最终，它需要被一系列的新观念所突破与整合，才能真地推动中国现代观念和现代转型的过程。

这么说起来太抽象了，我们进入到一些具体的历史过程来解释下，就容易明白了。

咱们先得解释一下，为何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宗族关系会比中原其他地区更加强大。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得回到地理上去。

东南沿海从浙南开始一直到两广一带，有绵延不断的丘陵，虽然不是特别高，但地理结构很复杂，交通起来就很困难。

你在北方跑了几千里地，当地方言都能听得懂；但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就算你翻过一座山，可能旁边说得话你就听不懂了。

那样的一种地理结构，使得东南沿海与中原相比，受到战乱波及较少，地方自治受中央权力的干涉也较少。这就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族结构远远比中原、比北方保存得好的多。

东南民间老百姓“下南洋”，宗族秩序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风险安排机制。

因为，到海外去冒险，与纯粹在中原种地相比，风险要大得多，需要有特殊的风险对冲机制的安排。在现代社会有很多保险机制来对冲这种风险，但是古代没有。

那古代怎么办？就是靠宗族。同一个宗族内部的人都有信任关系。

而且，同一个宗族的人迁徙到海外之后，会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逐渐吸引人过去。这些人到了当地之后会形成互助关系，通过这种互助关系，也能把单个个体的面临风险分摊掉。

而反过来， 在海外开枝散叶的人群，与家乡之间因为宗族关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又形成了基本的贸易通道。

这个向海外迁徙的过程从宋朝就开始出现了，一直保留了几百年。这几百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一来，现代轮船出现，下南洋的人就更多了。晚清时期的过剩人口，在南洋这个方向也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出口。

这时的南洋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发展优势：

南洋本身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又被西方征服成为殖民地，一下子可以分享西方庞大的世界市场。

这里又有西方所提供的一整套现代法律体系和现代经济与技术，而且因为地处西方与大清的贸易通道，这里还有充足的货币资本。

再随着大量廉价的中国劳工的到来，于是就发展起一种畸形繁荣的殖民地经济。

很有意思的是，宗族结构这时也开始参与塑造一系列东西了。

宗族结构参与塑造了东亚地区现代国际金融秩序。华人劳工们在南洋挣了钱，之后想回报乡里，就想把钱寄回老家，这就需要有相对比较可靠的汇款通道。

可靠的汇款通道从南洋到大陆的有两个重要节点，分别是新加坡和香港，而这些汇款在通道上又可以转化为重要的金融资源。

于是，华人劳工回报乡里的愿望，反过来促成了这两个重要的现代金融中心的崛起。

宗族关系的限制效应

另一方面，华人在南洋的政治地位，却因为宗族结构而受到了限制。 为什么呢？

因为宗族可以帮助华人到海外去贸易，获得信用体系。但是华人对宗族的依赖，也局限了华人对秩序的想象。

因为他们所能想象的秩序，都是以宗族为基础的，这就一定会压缩其政治视野，对于宗族之外的事情的不会太关注，宗族和宗族彼此之间也难以产生认同。

而且更要命的是，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的人认为大清就是世界，他不知道在大清之外，还有别的地区。

我举一个例子，陈独秀在辛丑条约之后说，我到了那会儿才知道，大清只是全世界的国家之一，在大清之外还有别的国家。

如果南洋华人都这么想，那他们对所处的新的国家，不会有认同。你的认同一定是区域认同，就像今天咱们不会对地球人有认同，只会有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这种国家性的认同。

在欠缺彼此认同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以前，根本就无所谓南洋华人，只有南洋福清人、南洋潮州人、南洋厦门人、南洋客家人等等。

所谓的海外中国人不抱团，是对中国人作为整体来说；在作为同乡的意义上，他们是相当抱团的。

同乡抱团会带来很强的小群体凝聚力，以这些为基础，发展起强大的华人帮会组织，在南洋和美洲等地最著名的就是洪门三合会了，其他的青帮、哥老会什么的，则是在大陆的口岸地区势力强大。

这些帮会组织让华人在近代早期的南洋地区一度颇有势力，比如马来亚的土著经常内战，华人武装在旁边一站，两边都能吓得住。

因为他们的组织力、战斗力都很强。但是会带来一个问题，帮会组织越成功，就越会让人只认同自己的小群体，无法产生超越于血缘关系和同乡关系之外的政治意识。

这种事，人算不如天算，认同这件事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还得看南洋的别人怎么办。别人就是：土著和白人。

土著居民和白人殖民者给南洋华人的压力，最终在南洋华人身上开始逼问出一种政治意识。

对于土著居民来说，华人劳工直接抢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因为晚清因为人口过度膨胀，中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内卷化”的问题，华人劳工极度便宜，能接受极低的工作标准，土著都接受不了，于是土著的工作就没了。

对于白人殖民者来说，华人帮会打打杀杀是潜在的秩序扰乱者，也影响税收，白人也想收拾你。

因此，无论是土著还是白人殖民者，都产生了很强的排华欲望，而且他们在排华的时候不会区分什么福清人、潮州人、客家人之类的，在他们看来这都是笼统的中国人。所以他们是对地方性群体不做区分的，笼统地排华。

所以， 共同的屈辱，终于让来自不同地区的海外华人浮现出某种共同的身份感，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渐渐开始出现了。

革命力量从南洋兴起

但是，南洋华人只是模糊地感受到了对新观念的需求，却还说不清楚，所要的新观念究竟是什么。想要把这个意识说出来，就需要有人进行观念的灌输和塑造。

于是，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等人的工作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通过各种政治宣传和组织工作，把海外华人对于各种苦难的感知，转化为一个意识：如果我们有一个强大中国，你们将会获得保护。

海外华人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民族主义观念，他们渴望中国能够保护自己，也渴望中国也能拥有他们在海外见到的那些现代的法律和制度。但是回头看看中国，实在不争气，民族主义情绪便被逐渐地引向了革命激情。

也正是因为各种生活遭遇，海外华人反倒成了最早拥有中国意识和现代意识的群体，这是中国现代转型所必须的两种意识。

孙中山的革命努力，在海外华人当中获得大量支持，以致他称“华侨是革命之母”。

举几个数据就更容易说清楚：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组织过十次起义，其中有八次是靠南洋作为支援的。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中有二十九个人就是从南洋赶回来参加起义的。

孙中山为革命募的款，有差不多85%来自南洋，再加上来自美国的募款，则占到了93%。

更有意思的是，孙中山要想发动革命，就必须找到把理念转化为行动能力的组织资源。南洋华人的帮会组织，就是现成的组织资源。为了能把帮会充分动员起来，中山先生还曾亲自加入洪门，当上了其中的大龙头，这成了他发动起义所依托的重要组织资源。

不过，中山先生在早期发动的革命一直不成功，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因为你依托帮会作为你发动革命的组织资源，帮会所关注范围也就决定了这种革命的动员极限。帮会里的人主要来源还是福建、两广，意味着你革命的动员也就是在这几个省份，不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动员。

因此，革命要想真的搞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光靠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已经不够用了。大陆地区的口岸城市，开始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上海、广州、汉口、九江，这些有租界的地方，都是口岸城市。它们比中间层的南洋，与中原有着更紧密的关联。在租界地区，他们也能感受到，现代政治、法律、观念。所以口岸地区，我把它们定义为一个广义的南洋。

“南洋”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包括所有对现代政治、法律、观念有接触，同时对中国内部有深入了解的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我称为广义的南洋华人。

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初年，以口岸地区为基础成立的一些革命组织他们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对中原地区的了解比南洋华人更加深入，他们所能动员的资源也不再局限于福建和两广有限的几个省份，而是能在国内形成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动员。

我们在20世纪初期，看到成立了一些比如，广东地区的兴中会、浙江地区的光复会、湖北地区的华兴会，最终这些组织又合并成为同盟会。这几个地方：有口岸、有租借；跟内陆有更深刻的联系；能动员起的人已经远远超出了两广和福建。

所以这些组织合并成同盟会后，带来了辛亥革命。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革命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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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咱们大致介绍了，中国走出古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的这个关口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状况。

中国要走上近代转型之路，不是只靠内部的努力就能完成的，是内部跟外部两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内部的动因，接下来我们就得再讲讲外部的动因，也就是对近代中国转型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英国、俄国、日本。它们的谋划与行动，是中国转型的外部约束条件。

只有把内外两种动因都搞明白了，你才能恰当地理解近现代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