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的案，着实不好翻。
但正如《淮南子》所言：“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恶，千载之积毁也”，自从在汉末董卓被定性为残暴的野心家，积千年之毁恶，才有了今日董卓之鬼蜮形象。
由此来看，董卓之案，大有可翻，辨别真相，有些罪过需要从他身上剔出来。
董卓最为人所诟病的，总结起来无非三件事、六个字，曰“废立、擅权、妄杀”，然此三者大有可辩。
纵观董卓的发迹史，实在是很不容易，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枭雄人物。
汉末政局很乱，其原因是因为桓、灵二帝时期的党争，这个“党争”不同于唐代时期的党争，而是三种政治文化之争，他们分别是：宦官、外戚和清流。
整个东汉历史，宦官与外戚的权力之争此起彼伏，桓、灵二帝时期清流党也搅在了一起，从而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清流集团从此远离庙堂，最后何进的崛起是这几种势力争斗的结果，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暂时达成一致。
所以在这个时期，想要官做得长久，就必须要站队，要么站宦官这一队，要么站外戚这一队。董卓起于行伍，靠军功渐渐崭露头角，右迁中郎将，名义上属于大将军何进统辖，所以他应该算是外戚一党。
后来讨黄巾失利抵罪，不久后又因为贿赂宦官而复职，可见他暗地里和宦官集团也保持着友好关系。
受何进征召进入洛阳之时，恰逢何进被杀、京都大乱，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同归于尽，董卓摇身变成了洛阳最有实力的人，这是董卓的运气。
这个时候，董卓怀有很高的政治理想，所以他为清流党的代表人物窦武、陈蕃平反，并且大量的启用了像蔡邕、荀爽、刘表、韩馥、孔伷、刘岱等清流名士。这样一来，董卓就和宦官、外戚、清流三党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以此来邀买人心。
在士林中素来没有什么声望的西凉军阀董卓，此举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像黄琬、杨彪、蔡邕、荀爽、袁隗、胡母班这些重量级人物都能为他所用。东汉朝廷，宦官和外戚轮番掌权已经成了潜规则，汉末清流党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声望极高、备受推崇，所以此时董卓实际上是想建立起一个以清流党为根基的政治集团。
董卓所带领的西凉将领，诸如徐荣、李傕、郭汜之辈，都没有让他们涉及政治，这就是明证。
所以我认为，董卓初心并不十分坏，而他也得到了很多人的配合。
但是，董卓毕竟是西凉草莽，在汉末那个以世家大族为根基的统治阶层中，他的崛起触及了很多人的利益。毕竟，董卓即非宦官又非外戚，在洛阳既没有根基，也没有尺寸之功，所以他不具备统摄群臣的资历。
于是，他就想到了废立，废立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立竿见影的方法，拥立新君之功可是头一份大功。汉初的周勃、东汉后期的宦官，都是以拥立之功而掌握大权，这是有先例的。
但是董卓错打了算盘，一来他没有这个资历，二来少帝刘辩并没有大错，三来他引起了很多人的嫉妒之心。所以，废立之事一起事情就坏了，董卓的声望急转直下，引起了袁绍、袁术、曹操、鲍信、孙坚等少壮派的反抗，天下大乱之势已见端倪。
说回董卓的三件罪过，第一件“擅权”是不得不做，实际上也无可厚非；第二件“废立”也是事出有因，是属于“好心做坏事”，因为废立本身对于百姓并没有多大的危害，而且董卓也并不是没有理由：陈留王协更聪明这是事实，据说灵帝曾经有意立他为帝，而少帝之时引起京都大乱也能算得上一个废立的理由。
正如吕思勉所说的：“为了替国家选一个好皇帝，董卓是可以原谅的，然而他无此权力，也无此声望；为了替自己篡权或揽权铺路，董卓就不免自找麻烦。”
倘若董卓足够聪明，先稳定住了中央政府，然后把自己的孙女献给皇帝为皇后，然后奉天子以制四方，也不失为做另一个曹操，这样百姓的日子会好过的多，汉末的人口锐减幅度也不会那么大，遗憾的是他不具备这个智慧。
至于说他“妄杀”，其实正是废立的后遗症，在此之前董卓尚算清明。废立以后，尤其是西迁长安以后，海内播越，百官、百姓死者无数，满朝文武又亲眼见到了迁都途中西凉军队的残暴，因此所有的罪责全部被归结到董卓身上。
所以反对董卓的人多了，试图暗害董卓的人也多了，从此没有安全感的董卓杀人就杀得多了。
从汉末名臣杨彪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变化。董卓入主洛阳之后，他从太中大夫升至三公，历任司空、司徒。西迁以后，他因为反对董卓迁都而被降职，后来又做到九卿。董卓死后，李傕、郭汜乱政，他担任太尉，录尚书事。
而曹操迎献帝入许以后，杨彪因为是献帝的重臣，被曹操下狱，出狱后担任毫无实权的太常。后来曹操的权力越来越大，汉室倾危，杨彪便托病不出，拒绝曹操的征辟。曹丕称帝以后，也曾多次征召杨彪，可是都被他断然拒绝。
对于这样一个人，董卓尚能重用，而且他也愿意为董卓所用，由此可见董卓前期朝政并不太坏，而且也颇有政治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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