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怀念魏晋？
日本诗人大沼枕山的“一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引起了我们对魏晋人物的好奇。与汉朝的敦实厚重、三国的慷慨激荡、唐朝的盛大开放、宋朝的清丽婉约不同，魏晋人物以率性不羁、旷达玄远著称。为母学驴叫的戴良，驾车狂奔至前面无路时席地痛哭的阮籍……正如学者宗白华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他认为魏晋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他们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了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第一章 高德美誉
立志扫天下的少年
“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能事一屋？”的东汉后期的名士和重臣，德才兼备的他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言为士则，行为示范”的天下人的榜样。
东汉中期以来的政治特点是:外戚、宦官相互争斗，而后者取得了优势。宦官胜利带来的直接恶果是掌控皇帝，凌驾于大臣之上。作为大臣，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依附在宦官周围。二是不与之合作，寻机力转乾坤。选择后一条道路的士人，慢慢形成一个松散的集团，这就是清流。
东汉后期的清流名士坚持着家国理想，为挽救帝国大厦的倒塌而一次次努力。陈蕃，就是这种浩然士风的代表。
东汉多高士，和他们自下而上的察举选官制度有关。东汉时期察举制分为两大项:举孝廉和举茂才。在地方上你被发现的前提是具有德行上的美誉。
在当时，两大重臣太傅陈蕃和和司隶校尉李膺齐名。两人不分上下，因“陈蕃强于犯上，李膺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这句话，陈蕃胜出。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秋九月，陈蕃与外戚窦武秘密策动，结果因走漏风声，宦官劫持了灵帝，软禁了太后，袭杀了窦武，须发皆白的陈蕃，想起小时候的志向，百感交集。拎了常见。带领府内侍从以及学生近百人突入承明门，想冒死一拼。结果，宦官王甫派军士收捕陈蕃，当日即杀之。据说，一代名士死前遭王甫、曹节交替抽耳光羞辱。
对天下士人的领袖陈蕃来说，其实他有多次引退避祸的机会，但他却没有选择那条路。他有自己的信念:“以遁世为非议，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最终，殉于国难。
登龙门
李膺是颍川襄城人，跟陈蕃一样，也因受胡广提携而步入仕途。其人为高士，亦精通军事，率部出击鲜卑与西羌，屡屡获胜。
李膺仪表高迈，孤拔不群，一如松下清劲之风。李膺为人很骄傲，对一般人不怎么搭理，在颍川时，他只跟当地最著名的士人荀淑、陈寔有交往。李膺为人严肃苛刻，似不通人情，天下士人皆敬畏之。但是只要你有真才华，不管年龄大小，地位如何，他也都会亲切地拉起你的手。他与比自己小18岁的太学生领袖郭泰关系就很好。两人经常在一起品评人物、议论朝政。把东汉中期开始流行的品人之风又往前推了一步。同时，也使得名士间的社交形成网络化。
东汉时期，门阀世族的崛起与他们的家学有重要的关系。这些门阀世族掌握着儒家经籍的解释权和世代传承。还有名士间的游学互访和品评推荐，以此获得士林中的名望，再通过察举制进入仕途，其后依靠家族的声誉而累代为官。
东汉后期，名士间交游互访，彼此品评是一种新风，对提高士人声誉具有实际作用。李膺和郭泰就引领了这种风气。
汉桓帝末年，李膺任司隶校尉，他秉公执法，不畏权贵。当时权宦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暴无度，枉杀孕妇。李膺对其调查时，张朔逃至京城，藏在哥哥家的空心柱中。李膺得报后，带人破柱捕之，得口供，立斩之。张让向桓帝告状，但桓帝也不能使之屈服。大小官宦不敢出宫，桓帝问缘由，答:“畏李校尉。”
桓帝延熹九年，宦官犯罪被清流大臣惩治，桓帝在谗言下反治大臣之罪，太尉陈蕃劝谏无效。李膺等人下狱，这就是东汉第一次党锢之祸。
李膺在职期间，因乐于提携德财兼备的后生。年轻士人到洛阳都以能被其接见为荣，这在当时被称之为“登龙门”。被接见者也会因为李膺的品评而身价百倍。或许是李膺的影响力太大了。让专权的宦官心里不踏实。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为彻底压倒和消除清流朝臣的影响力。诬其为“钩党”，罪名是“相聚群辈，欲为不轨”，李膺等人被下狱处死。宦官通过皇帝的诏书，禁止这些名士的门生故吏、族子兄弟出仕为官，导致“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为党人，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至此，清流朝臣挽救东汉危亡的努力宣告失败，很许多士人不得不选择归隐与放旷，导致儒学在东汉末年的彻底崩溃。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说“盖魏晋人之一切风气，无不自后汉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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