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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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

叔伯擎杯频祝寿，稚子拿盅尝甜酒。

棉布手帕层层启，祖父每人两毛五。

记忆里的邵寨塬虽然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但却民智先开，不乏聪慧，比如我曾在外祖母口中听到“细水长流”这个词，那年我一十三岁，正上初一。我很是诧异，忙把发现的这个现象告诉父亲，父亲意味深长地告诉我：“千万不要小看庄稼人，他们的身心满是智慧！”

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个年头流行过“农民识字班”，我外祖母没有去过几次，但却认得钟表上的罗马数字，也知道扁担倒地，那是个“一”字。

我们贺朝社有个人名叫王栓升，按照辈分我叫爷哩。记得十来年前曾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去参加同社乡亲举办的婚礼，在喜宴上劝酒的时候他脱口而出这么一句歇后语：许仙玩蛇哩——你还耍了个大！

当时这一话语把我和堂弟文博惊得目瞪口呆，我只觉得文辞虽俗，但胜在意境，同时趣味盎然。看着通俗易懂，实则富有哲理。

邵寨塬上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当然这句话也时常被人提起，在各种恰当的场合。最主要的是于我而言，体味得尤为深切。

我祖父在世时，但凡到了大年三十晚上，全家必要坐夜，聚到一起。不一定非得通宵达旦，但春节联欢晚会总要从头看到尾；不一定非得给祖父祖母伯伯叔叔磕头拜年，但手里的压岁钱从没少过。

我大伯那时候混得最好，家中略有薄资，给我们兄弟姐妹们的往往是崭新的蓝色五元大钞，其他叔伯大约是绿色的二块或者红色的一块。当然，我父亲也在这一档次。

在我眼里，祖父对所有孙子孙女皆是一视同仁，不分伯仲。每次放羊回来，他在山沟沟里的树上摘了酸枣，或者核桃，总会分得清清楚楚，这两个是谁的，那两个是谁的。我看得分明，酸枣或者核桃的大小也都差不离，从未发生过厚此薄彼的情况。

祖父一生除了养育四子一女长大成人外，也就干了两件事：种地和放羊；平生也只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秦腔。

何况那时候，早都分了家。他虽“退居二线”，但作为农民，注定一辈子都要生死在这片土地上。

我仍记得他去世前夕平躺在炕上颤巍巍地从怀中掏出带着体温的二十元纸币递给我，那时他已说不出话，但好像又有千言万语要说；他也不能转动脑袋，于是我凑上前去，好叫他看到我。他早已瘦得不成人样，眼中浑浊的泪水也许早已流干，皮肤蜡黄，气息微弱，但一身中山装，里面衬衣，很是齐整，脸上仍是慈爱，祥和，眼神中有遗憾、满足、追忆、洒脱、难过、和解、不舍、留恋、释然、告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早已别过头去，不争气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掉落下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几天后，他溘然长逝。堂弟王宁“奉命”把这个讯息告诉我时，我正在灵台一中老校区看完全县闻名的“槐抱桑”回宿舍的路上。“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彼时天色渐晚，只有西天还残留着些许残霞儿。高大的建筑物与连绵起伏的山脊一样，只剩个大致的黑黢黢的轮廓。

荆山之中腰，达溪河之畔，有风起于青萍之末，经过山谷、村庄、亭台、松岗、城镇、楼群、巷陌、台阶、坡道、广场，吹到我的耳鬓与发丝，胸膛和臂膀，呜呜咽咽，呕哑嘲哳，“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小学五年级，我学到两篇课文，一是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里面写道：这时候，火柴又灭了。只见圣诞树上的烛光越升越高，最后成了在天空中闪烁的星星。有一颗星星落了下来，在天空中划出了一道细长的红光。“有一个什么人快要死了。”小女孩说。唯一疼她的奶奶活着的时候告诉过她：一颗星星落下来，就有一个人要离去了。二是契科夫的《凡卡》，里面写道：凡卡把那张写满字的纸折成四折，装进一个信封里，那个信封是前一天晚上花了一个戈比买的。他想了一想，蘸一蘸墨水，写上地址。“乡下爷爷收。”然后他抓抓脑袋，再想一想，添上几个字。“康司坦丁·玛卡里奇。”

如今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文末那几段话：

他很满意没人打搅他写信，就戴上帽子，连破皮袄都没披，只穿着衬衫，跑到街上去了……前一天晚上他问过肉店的伙计，伙计告诉他，信应该丢在邮筒里，从那儿用邮车分送到各地去。邮车上还套着三匹马，响着铃铛，坐着醉醺醺的邮差。凡卡跑到第一个邮筒那儿，把他那宝贝的信塞了进去。

过了一个钟头，他怀着甜蜜的希望睡熟了。他在梦里看见一铺暖炕，炕上坐着他的爷爷，搭拉着两条腿，正在念他的信……泥鳅在炕边走来走去，摇着尾巴……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