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的第一个夜晚，站在窗前，看着窗外华灯初上，拥挤的车辆缓慢蠕动，各自奔向不同的目的地，刹车灯映出一片刺眼的红，不规律的闪烁着，像极了心脏跳动的频率。空气里充斥着凌冽和肃杀的意味，气温降得突然，以至于树上的叶子还来不及反应，未能做好告别的准备。前两天还嘴硬的说着要守护30岁男人最后的尊严，对秋衣秋裤嗤之以鼻，现在却不得不偷偷地拿出还夹杂着去年冬天雪花味道的衣物，在旁人看不见的角落匆忙换上。
青岛的季节转换和这座城市的发展节奏大致相同，四季轮转的固定法则在这里被快速转动的齿轮给快进成两季半，漫长的夏天、突如其来的冬天以及在夹缝中生存的春天和秋天。对于青岛，我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复杂情感，在这座城市生活了12年，它好像从未完全接纳过我，我也未曾将自己视作这座城市的一份子，或许是粘贴复制般的生活限制了我与它之间额外的感情交流。相比之下，浙江嘉兴那段将近2年的短暂生活却在我目前为止算不得长的生命长河里荡起过层层的涟漪。
2010年，我跟随大姐一同来到这座江南小镇，绿皮火车由驻马店先行驶至上海，再由上海转至嘉兴，然后再经过一站中转到达嘉善县。大姐给我租的房子是一户人家的二楼，在这座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小城，当地居民紧贴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将自家的小院修建成4层楼房的样式，一层、二层、四层租给外来人员，三层则留作自家人的居住场所。400块钱的房租不算便宜，一居室的构造，卫生间和厨房在外部的公共区域，当然那时的我还没熟练掌握利用厨房养活自己的技能。小区所在的村子名字非常好听——虹桥，乍一听还以为是上海的那个虹桥，不过它确实处在浙江与上海的交界处，这边是浙江的虹桥，那边是上海的枫南，在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下，那些每天在工厂和小区之间来回奔波男男女女身上的疲累仿佛也被洗去了几分。我那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摆弄那间只有几平方的卧室，每个月2天的轮休，我会把绝大多数的时间用来收拾家务，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会喜欢洒扫庭除这样琐碎的事务，但就是乐此不疲。衣柜、睡床、茶几，位置换了又换，好像每变换一次方位，就换了一间新房子一样。
房东阿姨每次月底来收房租的时候，都会跟大姐说：你家小弟可以的，不像有些男孩子，屋里搞得乱七八糟的，我收租的时候都不愿意进去。大姐每次听到这样的话，眉头都会皱起来，因为她不想我适应并喜欢上这样的生活，她身上肩负着父母给她的任务：让我意识到社会的艰难，从而回心转意，安心回到课堂上。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倔强的人，在很多事情上都不太有自己的主见，但就是把平生为数不多的倔强时刻用在了这件事情上，说不上是少年的叛逆还是与父母之间的怄气，就在这样的生活坚持了3个月后，父母逐渐放弃了幻想，开始认定了我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一时兴起，而是真的做好了面对社会的准备。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本来应该是1600块钱，可是因为中间请了1天假，扣掉了200块的全勤奖。看着手里14张浸染着汗水的鲜红纸币，那时候我不会想到在几年以后，我随便买一双鞋，可能都不止这个数。从那个月起，我开始独立负担自己的房租和日常开销。每天早上一袋酱香饼和一瓶早餐奶，说不上吃的有多好，但也不算不上节俭，同车间的很多人早上都是两个包子就草草了事，等到中午再好好在厂里吃一顿。木制品厂的工作环境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恶劣，说到这我不仅要佩服我的父母，为了劝诫我，竟然舍得把我送到这样一个地方来。
四五个人合围才能抱得住的原木，经过吊机上架，再由人工把铁质的夹子打紧，用于固定木头，那时候我个子矮，力气也要小一些，每次打完夹子还要请同组的工友再打一遍。作业场所是一个低于地平面将近2米的下陷空间，硕大的机器在头顶来回滚动，刀片刨过木头的声音就像手术刀划过骨骼一样，让人心生恐惧。一根粗壮的木头被分解成几千张只有纸张薄厚的木片，那种无力感是生命缓慢消散但仍以破损状态存在的最好佐证。我要做的就是站在一端，将下落的木片抖开，平整的叠放在一起，每隔100张插一根木签用作计数。有时候刀片钝了，刨出的木片会有跳动纹，类似于通信频谱中不规则的形状。这是女工们最喜欢的时刻，因为需要停机磨刀。跟随机长将刀床卸开，长方形的磨刀石跟家里母亲用来磨菜刀的石头一样，不同的是那把到是切菜切肉的，而这把刀切开的是我梦想中的自由和遥不可及的未来。
即使是钝掉的刀也比寻常的利器要锋利的多，我右手食指上那道疤痕就是在某次磨刀时不小心划伤的，当时血顺着缝隙滴落在摆放整齐的木片上，就像清明时节摆放在墓碑前的贡品一样。
每天晚上7点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那间屋子，第一件事就是在只能容下一个人转身的卫生间里将木屑和汗渍清洗干净，主要是我怕弄脏每周一洗的床单。躺在床上，还算开阔的窗户映衬着这座夜晚比白天热闹的多的小区，夜宵摊前聚集的几乎都是外地人，透过窗户可以听见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方言，河南话醇厚、四川话幽默、东北话粗狂、本地话尖声细语，少有人能听得懂。我不太喜欢热闹，尽管我也害怕孤独，那时候虽然年龄小，但要比现在成熟的多，最起码不会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长吁短叹，瑟瑟发抖。
我是在那一年学会做饭的，高强度的工作加上厂子里清汤寡水的伙食很容易让人在九十点钟的时候感到饥饿。喜欢收拾房间的人大都喜欢做饭，这两件事貌似有一种孪生关系，最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厨房也是算在房租内，老是空着不用总给人一种吃了亏的感觉。当我告诉大姐我要自己开伙做饭的时候，她眉头皱的更紧了，她难以接受那个被全家人寄予厚望的弟弟心甘情愿在那个破落的工厂里浪费青春。尽管如此，她还是给我拿来了锅碗瓢盆等一系列厨房的必备品。第一顿饭以失败告终，豆干糊在了锅底，芹菜脆的让人心生怜惜，初次下厨的激动之情让我不知道到底往锅里放了多少种调味品。就着那一盘黑绿分明的作品，我硬生生吞下了一碗米饭。往后的一个月，我每天晚上都只做那一道菜，直到豆干切得大小匀称、芹菜炒的软硬适中。现在偶尔和大姐一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我做这道芹菜炒豆干，她都还会跟当年一样皱起眉头。随着我做饭的事情在整栋楼传开，大家都知道二楼有个年纪不大的男孩子喜欢收拾家务、喜欢自己做饭，每天晚上在楼道里碰上，都会问上一嘴：今晚准备做什么吃的。唯独有变化的是房东阿姨，看我的脸色开始由当初的稀罕变得不咸不淡，后来我才明白，400块钱的房租里水电是全免的，我自己做饭以后，用水量猛涨，把屋子收拾干净利索的那点光芒。在哗哗的流水中被冲走的是一干二净。
这样的生活我过了差不多有一年半，就在那次手指被割伤以后，父母打来了那个又一次改变我命运轨迹的电话。那天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以至于老旧床板吱咯吱咯的声音让一楼的邻居以为我找到了女朋友。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好好思考我的人生，我到底应该去寻找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当时没能想出答案，但我知道肯定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第二天一早，我去厂子里办了离职手续，代价就是扣押的那一个月工资减半，签字的时候，右手缠着绷带的食指高高翘着，好像冲着老板，又好像指着天空。
我终于在一个即将成年的时间段与父母达成了一致，同样的三个人，同样的眼泪，不同的是愤怒和指摘变成了眷念和挂牵。我又一次踏上了绿皮火车，始发地都是驻马店，目的地由浙江变为了广东，后来再由广东到厦门、到湖南，最后来到了青岛。开始了人生中生活模式最固定但心理变化最波折的新篇章。后来的很多年里，每当我感到与青岛格格不入的时候，总会想起在嘉兴的那段日子，轻易的满足、自我的供给以及低到微尘里的姿态，都是摁住我在这个不允许性格外溢的模具里老老实实的力量。那力量刚猛又温柔、莽撞又柔和、冷酷决绝又夹杂着烟火气，让我认清真相，又让我陷入无尽的迷茫。
当年离开嘉兴的时候，是一个冬天。我想，我应该也会在某一个冬天离开青岛，就像当初离开嘉兴一样，只是希望那时的我能够带着答案离开，如同我当年带着问题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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