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礼书第一》写道：“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即说盛大而崇高的美德啊，你主宰并控制着万物，役使群众，难道是人力所为吗？司马迁此言表达了对礼仪之美好的赞颂；他透过礼仪制度的繁琐或虚伪的表象，看到了礼仪制度的实质，因而突出了礼制的统治特质，并视其为脱离了人力制约的客观力量。其实礼仪制度无不是为统治秩序服务的，无不表达着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意志；脱离了人的主观制约的礼仪制度是不存在的。“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这是司马迁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说礼仪制度应顺应人情、人性而制定，其源头已很久远了。司马迁为此曾到大行礼官那里，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之优长与阙失进行了考察；所以他才得出了这个结论。其实是主张礼仪制度要接地气、重人情、讲人性，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才是其生命力所在。
他又写道：“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即说人世间的道理纵横经纬林林总总，规矩与礼仪无处不在、无所不贯穿于生活与交往之中；诱导人不断上进靠得是仁义，束缚人的罪恶行径靠得是刑罚；所以德高者往往处于尊贵的地位，享受奉禄较重者往往处于受宠得荣的地位，这是统一海内秩序、使万民协和的根本途径啊。司马迁在这里把仁义与刑罚都纳入了规矩的范围，可见那时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区分尚不分明；也可见封建阶级的礼制说到家就是统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已。
他从人情人性出发，阐发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的道理。即万事之为都有适宜的尺度，万物之长都有所节制并呈现出自身的纹理。他认为人能够平安地乘驾着车马，是因为车上设置了衡扼等构件，并不惜以黄金等多加装饰。目好五色、耳乐钟鼓、口甘五味、情好珍善，这都是人之常情常性；你既要满足这些需求，但又不能放纵自己，以致过了节制。他批评周王朝衰败之时，“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的现象，即礼乐制度皆废，高低贵贱之人应遵守的礼仪界限均被随意越过了。他认为“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即在礼制被废弃、乐制遭破坏、上下大小等级被践踏之时，那些守法而正派者就要被世人欺侮，那些奢侈糜烂、僭越等级者却被世人所尊崇。说到底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之时，既有的统治秩序已难以维持，必然出现善恶不分、正邪不辨的现象。就连那些曾接受孔子关于礼乐教育的弟子们，在孔子死后也纷纷各奔前程、沉没无为，有的跑到了齐国，有的跑到了楚国，有的跑到了黄河与东海之滨；司马迁为此发出“岂不痛哉”的感叹。司马迁关于礼制要遵从人情人性的观点，礼制关乎统治秩序、关乎善恶及正邪转化的观点，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值得今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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