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嘉映，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讲演稿
哲学是什么
我的题目是哲学之为穷理与哲学之为对话。我所讲的是我理解的哲学。我本来也不相信哲学有一个唯一的定义，当然如果你要去考试，必须背一个定义。
在古希腊的时候，哲学一般被认为是所有知识的整体，所有的知识都叫做哲学。不过，希腊人所说的知识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并不完全一样。知识在希腊文里叫做episteme，它跟我们的知识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有知识抢答，“夜半钟声到客船”是谁的诗，“人的身上有多少块骨头”之类的，这种知识不属于episteme。Episteme专指必然的知识，即事情必然如此。希腊人喜欢举的例子是几何学，比如“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度”，或者“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几何学之外也有很多必然的知识，比如关于星空的知识，关于神圣者的知识。Episteme与希腊文中的doxa对照，我们现在把doxa译作“意见”或“看法”。Episteme关心的是必然如此的事情，既然是必然如此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理解了，那都是一样的，比如我们对于三角形的一套定理的理解在人与人之间是无差别的。意见或者看法则因人而异，一般地，在我们的经验生活中，日常琐事的生活中，碰到什么事儿都你有一看法，我有一看法。在这样的一种对照中来回答“哲学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即哲学是关于必然者的探求。
到了中世纪，“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神学对照考虑的。神的真理是一种所谓启示真理，而哲学的真理是论证性的真理。既然那个时候基本上所有的哲学家都是信徒，他们就会问“我们已经通过启示获得了神的真理，我们还需要哲学干什么”。“哲学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神学”相对而言的。
到了近代，“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科学对照着来讲的。我们现在说起真理，可能更习惯想到的是科学。现在我们若说“哲学提供真理”，可能会有很多人有所犹豫。我们刚才讲，哲学回答“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怎样的”这样的问题，今天相当明显的是，当我们想知道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宇宙是怎样的”，会去求助天文学家想到“人的基因组是什么样的”，会去问生物学家。关于这些真理，没有人再去问哲学家。
这时，我们就要问了：哲学是干什么的呢？以前关于哲学是这是那的说法现在都有点儿站不住脚了。我在中学课本里读到“哲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你们学过一点点物理、化学，可能已经会明白你这一辈子可能就是连你这一个学科都综合不了，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能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综合一遍，这是个不可想象的事情。
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中国的思想来讲，中国古代有一个词叫做“求道”或者“好道”，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初步理解哲学是比较好的一个出发点。
“好道”这个提法有个优点，你讲“哲学是在寻求真理，寻求世界的整个的结构”，这些讲法有一个缺点，仿佛哲学是对外部事物、外部真理的一个追求，它把哲学跟“我”的关系置而不论了，而好道的“道”却总是连着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外部世界一起来想的。我今天讲不了那么多，但是我想说哲学思考和科学思考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科学思考的背后是要掌握事物的客观真理，这个事物是越客观越好，哲学思考却始终同我和我们相连。总而言之，这个“道”从来不是一个完全在我们之外的东西，它始终是和我的理解，我的生活相联系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活动都可以求道。比如“庖丁解牛”这个故事，庖丁放下刀后对齐王说“臣好者道也”，他好的是那个“道”，而非解牛本身。有人说，下围棋能够达乎道，画画能够达乎道，通过绘画、写字、气功，有很多很多方式可以达乎道。而哲学与这些不同，哲学通过说理、论证达乎道。世上有很多道理，有些互相连通，有些并行不悖，有些互相冲突。哲学还不是一般的说理，哲学家尝试追索到一些根本道理，通过这些根本道理，把各种各样的道理贯通起来，这个过程，可谓之穷理。关于贯通，我下面还要谈一点儿。
道与术
道理总是超出特定的事例的，如果一个道理只能适用于一件事，那就不是一个道理。我们有时候会这么说，某个企业家会下围棋，并且认为下围棋的道理与管理企业的道理是相通的。比如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煮小虾米的道理与治大国的道理是相通的。再比如说如果你明白了人体的结构，你就可以想象宇宙的结构，至少我们以前的神话关于宇宙的构造基本上都是从人体的构造发展出来的。
道理一方面是可以延伸、可以互相沟通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肯定也没有人会认为，如果你是个特级厨师，你就一定可以当好总理。因为，想要做成功一件事，除了要掌握道理以外，还要掌握“术”，“术”就是今天所谓的技术。道理上行至“道”，下行就要落实为“术”。比如，一个建筑师明白建筑的道理，他可以从建筑的道理出发思考建筑哲学，也可以由此出发去改进建筑的技术。我想任何关于建筑的知识都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我有一次同几个建筑师聊天，他们讲到古希腊立柱与古罗马立柱的区别，他们知道我学不了技术，于是就往“道”的那个方向讲。他们讲这两种立柱是怎么反映权力关系、政治观念的。如果将长廊、立柱之类的构造，往道的方向发展就渐渐地来到了一般的道理，这些道理不需要你具备很多建筑学的知识就能够理解。
另外一方面，当老师们在课堂上给建筑系的学生讲立柱的区别的时候，讲的就会是立柱的承重方式、承重能力以及它们与材质的关系，材料的特点、色泽和视觉感受等。向更广泛的、非专业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向“道”的方向发展，向更专业、更技术性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就落实为“术”。
就我们个人而言，有的人好“道”，有的人好“术”，如我们刚刚所讲的庖丁就属于好道的，当然他的技术也是很好的，一把刀用了十几年都还可以“簇簇如新”。总的来说，“术”是最后能被使用的东西，“道”属于没用的东西。经常会有人问，哲学究竟有什么用？有一种说法叫做“无所用而无不用”。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道”也有用，比如说“欲速则不达”或者“物极必反”，这样的道理到底有没有用，我个人认为你怎么说都行。比如说我做股票，教你一招叫作“物极必反”，到极点的时候一定要抛出，可难就难在确定什么时候是那个极点，如果你可以告诉我哪个地方是极点，就不需要指明“物极必反”这个道理了。
求道容易走“空”，而求术容易“凿”。今天的毛病，至少在我们哲学界，对技术性似乎要求过强了。会有很多喜欢哲学的青年人要我推荐书，一般我喜欢推荐稍微古老一些的，虽然他们离我们的年代远，还是用古文写的，但其实读起来比较容易。如果真的给你推荐一些20世纪下半叶写的书，你可能完全看不懂，因为它们的技术性非常强。这在我们哲学内部造成了一个问题，哲学本来是一个用于沟通的平台，结果现在的哲学本身变成了一个学科林立的小舞台。我们讲到“道”和“术”，在这里我需要澄清一个比较常见的误解，那就是认为道理上升得越普遍就是更重要的道理。就像我刚刚开的那个玩笑“物极必反”，还有你们学过的“天下的东西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这些道理非常普遍，但是我认为我们求道不是要求这些东西，如果求道所要求的就是那样的东西，我觉得就太容易了，天下的道理半个小时就都求完了。
所以然
求道，从根本上说就是求事物的所以然。天下的事物有些是有缘故的，有些是偶然发生的。有缘故的事情就可以追问它的所以然。举个例子说，你开车追尾撞了别人的车，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偶然事故，你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如果交警问你说，“你为什么追别人的车尾？”这个你就答不出来了，因为这事没有所以然，它就是一个偶然事故。不过，有很多种“所以然”或“为什么”，我现在只谈两种：一种是机制的，一种是理由而不是机制。古人在追究事物的所以然的时候并不把“机制的所以然”与“理由的所以然”分清楚，这个原因我不能在这里细讲，但是大致的意思是，因为在古人的眼里所有的机制本身都是有一个理由的。举个例子说，古代的天文学家看行星的轨道都是圆的——当时他们不知道是椭圆的——现在我们说这个圆形是由于引力机制造成的，这个机制背后不再有什么道理了，但是古人不是这么看。比如亚里士多德就会这么回答：“因为天体是一种高贵的物体，而高贵的物体的行迹一定是圆的，因为圆是最完满的。（慧田哲学公号下回复数字该题讲座）”也就是说他在解释圆形的时候是给出了理由的，不只是机制，或者说，他把理由和机制连在一起来说的。
“穷理”就是穷究所以然，一直追究到根本的道理。这个事情有它的理由，那个事情有它的理由，但追究到根本处，这些理由连成一片，这连成一片之处，在传统的哲学中一直被叫作“形而上学”。后来，伽利略把理由和机制明确区分开来，科学只研究机制的所以然。我写过一本书，叫作《哲学.科学.常识》，在那本书中比较详细地谈到过这些，在这里我不多谈。简单地我们可以说，科学原则上都是探索机制的。化学家探索化合反应的各种各样的机制，经济学家就探索经济现象背后的运行机制。在机制的意义上，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所以然。比如你追尾撞车，一般情况下警察的确不会问你为什么追尾，但是他在一个意义上可以这么问，比如问你是“刹车失灵了”还是“速度过快了”，这些都是对“为什么会撞车”的一种回答，用机制来回答，这与我一开始所说的“为什么会撞车”不是一回事。
科学也讲究整体性，但是科学的整体性与此前哲学的整体性是两回事。最简单地说，科学的整体性希望建造一种还原结构，也就是每一个层次的机制都可以用下一个层次的结构来说明。比如说有人问“粉笔为什么是白的”，科学家会去分析粉笔的构成。粉笔是由碳酸钙构成的，你们知道碳酸钙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它吸收紫外线、红外线，但是可见光它都不吸收，而是把它们都反射回来，而所有的可见光合在一起就是白颜色。那你又可以问：为什么碳酸钙只吸收紫外线、红外线而不吸收可见光？我们就要了解碳酸钙的分子和原子的构成，它的能级一定要跟光子的能级配套。你又可以问：为什么能级是离散的，不是连续的？这要用波函数方程来回答。科学的整体通过不断地还原来构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建筑式的整体，要首先有个基础，然后有第一层，第二层……下面一层解释上面一层。
哲学的整体性却是一种网状结构。这个网状结构在整体上的发展不像科学那样是层层递进的。有人问：哲学发展了两千多年，为什么不像科学那样在四百年中取得了这么巨大的进步？这是因为这两种虽然是同源的活动，它们的目标却相当不同。一个网状的东西，你基本上不能说在这个网中什么是最基础的。当然你可以说纲举目张，有几条主线，但是实际上一个网按照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构造，它不像一幢楼那样有个本质性的构造。
哲学并不能够提供一个唯一的真理。如果你将真理的概念完完全全地与“唯一性”和“排他性”联系在一起，那我想说“哲学”根本不是你所想的那种真理。我们一直在讲“道”，在一个很基本的意义上，哲学的意象更像是一个道路网的意象。当然了，有些道是大道，有些道是小道，但是所有的这些道必须连在一起。哲学是各种道路的沟通，一个哲学体系好或坏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在它提供了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是使我们的更多的理解连贯起来、沟通起来。
贯通与对话
从前的哲学家，例如康德，从建筑模式来理解哲学体系。但在我的理解中，康德哲学本身也是一张网，康德哲学在有些问题上讨论得比较细致，有些问题上它就讨论得比较粗疏。同时，康德哲学编织在德国哲学和当时的欧洲哲学之上，康德哲学之网一部分编织在比如说休谟哲学之网上，一部分是编织在比如说卢梭哲学之网上，另外一部分编织在比如说沃尔夫哲学之网上。这是在讲哲学体系。但若不讲哲学体系，我们的一般的思想也像是这样的一张网。世上的问题你不可能都想清楚，有些问题你想得比较清楚、比较细腻；有些问题你只是粗枝大叶地想过一点儿；有些问题你没有想过，只是靠着一根线连到了别人的想法那里。这些想法之间互相都结成了一张网，这张网不是同样密度、同样精致的。因此，我们现在谈到哲学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康德建筑意义上的体系，而是变成了一场对话。
你是一个建筑学家，建筑学的道理懂一大堆，如果要将这一大堆的道理变成“术”，那不是通过对话的方式，而是通过讲课的方式，就是把老师知道的东西告诉给那些不知道的人。但是，这一堆道理要上升为“道”，你就需要进入一场对话。
前面曾提示，达乎道不是达乎某种悬空的普遍性，也不是去发现某些已经现成摆在那里的真理，而是通过不同道理的贯通，消解我们的困惑。这位建筑学家进入对话，与其他各种人士对话，他所要讲的道理很可能是从建筑学中悟出来的，然而他不是用他的建筑学来讲这些道理，或者说他只能用他的建筑学中非专业的，外行也能听懂的部分来讲，用对话者的知识和理解都能够得着的东西来讲道理，否则就没有讲出那个贯通的道理。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思路连到更广大的道理网中，而这个过程是通过对话实现的。
这个情况到今天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在17、18世纪的时候，科学主要不是在大学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沙龙里发展起来的。那个时期由于各个专业的壁垒还不是那么深，基本上所有的科学家，至少大科学家都是半个哲学家。他们都非常知道自己专业的那部分是怎样和一般的道理联系起来的。
随着学科壁垒的加深，现在从事专业的人已经不大能够将他专业中悟出的道理讲给非专业的人听。这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对话不仅特别重要，而且现在对话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繁荣，而是一种非常稀缺的活动。我们怎么能够重新建立这样一个公共的平台，能够使大家把自己从不同经验、不同专业领悟的道理交流给那些非同样专业的人，在今天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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