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完了徐天成写的《我们香港这些年》。当时我看到这个书名时，立刻想起了之前风靡过一段时间的，廖信忠写的《我们台湾这些年》。这廖信忠用编年体的手法，写了他在台湾从小到大的见闻，以及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读来很有趣味。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对台湾多了几分了解。所以爱屋及乌，我对眼前的这本《我们香港这些年》自然也是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就拿来读，这一翻之下，果然，作者徐天成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受了廖信忠的启发。他想，既然大陆的读者对台湾感兴趣，那么对香港应该也一样。所以出一本类似的关于香港的书，在他看来，是个不错的主意。同时呢，徐天成也有感于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这已经过去20多年，但两地民众相互之间的理解和融合，却似乎并没有显著增加。甚至在近些年，两地人之间还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从限制自由行的人数，禁止“双非”孕妇到港产子，到“限奶令”，还有“占领中环”，都是这种矛盾的体现。究其症结，除了两地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不同之外，更多的还是在于两地人之间的了解程度不够。香港人说内地人财大气粗没礼貌；内地人说香港人眷恋英国，看着穷亲戚有钱了心里不平衡。这其实都是片面的。也有人说陆港之间的矛盾和大国崛起没有关系，仅仅是香港人对祖国的身份认同上出了问题，所以国家应该全方位的加强香港人的爱国心。这样的看法就又过于上纲上线，而且有点简单归因的意思。所以，要想增进两地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应该首先从简单的“了解”做起，两地人毕竟同文同种，文化上是割不断的。别看香港被割让出去100多年，但是细看之下，在英国管辖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香港人不过是在努力过自己的日子，对政治冷感的很。而英国政府对香港也是很不重视的。直到香港经济开始腾飞的那几十年，英国对于香港的影响才开始变强，就算这样也才区区几十年时间。所以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的区别比我们想象得要小。而且还不像台湾那样和内地有政治上的隔阂。香港与内地表现出来的隔膜，更多的是经济和生活习惯上的。而这些，在时间面前其实都不重要。
徐天成的这本书，采用了编年体的手法，从他出生的1977年说起，一直到2015年，时间跨度比较大。我们这里当然是不能一年一年地去讲，我会选择从几个大的方向上来谈一谈香港这个城市。
香港从本质上来讲是个移民城市，在1841年英国占据香港的时候，这里只有很少的居民。英国政府一度很不理解为什么前方的部队会去占领这么一个破烂的山头。直到后来香港作为优良海港的作用发挥出来后，英国政府才接受下这么个结果。后来内地开始各种动荡，政局不稳，什么太平天国啊、清朝覆亡啊、军阀混战啊、抗日战争啊，所以就有了大量的内地人跑去香港。香港的每一次人口暴增，都跟内地的动乱是密不可分的。笼统地来看的话，香港人主要分为这么几个族群：广东人、潮汕人、福建人、上海人和新界原住民。一个典型的香港居民，往上数个三四代，基本上就是内地的了。这点在他们填写自己籍贯的时候，会比较清楚。比如这本书的作者徐天成，籍贯就要填广东番禺，虽然他很久之后才知道，番禺已经被并入广州。其它名人，比如李小龙和叶问，都是佛山人；霍英东是番禺南沙人；曾荫权是广东南海人；梅艳芳祖籍是广西；周润发是开平人……所以从这一点来看，香港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恐怕比台湾甚至是上海都要“新鲜一些”。大家都是内地去的，不过有先有后罢了。在经历了几代繁衍之后，只要你讲广东话不是带口音，而是那种“港式粤语”，大家就把你当作“自己人”，新的文化认同就这样建立了。香港没有想象的那么排外。
不过香港毕竟是特殊的，而造成香港在中国的这种特殊性的源头，自然是要往上追溯到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清政府当时把香港岛和九龙永久割让给英国，注意啊，条约里写的是“永久”。那么1997年7月1日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因为清政府和英国在1898年，还签订了份条约，叫《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这里面，清政府把新界、界限街以北除九龙寨城以外的九龙半岛，以及200多个离岛租借给了英国，租期是99年，到1997年6月30日结束。所以九七回归指的就是这个时间。在英国管辖香港的时间里，政府卖地给民间，香港岛和九龙的土地使用权限可长可短，最长可以到999年。而新界的土地，最长期限只到1997年6月27日。那随着新界租期的迫近，英国政府就不得不处理这个土地租约的问题。而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了新界，香港和九龙根本就难以自给自足，更谈不上防卫。所以临近新界的租约到期的时候，英国就不得不硬着头皮来询问中国政府的意见。这就为后来中英两国的谈判和香港的回归埋下了伏笔。
当然，作为一个欣欣向荣向荣的城市。英国人虽然对香港没有那么上心，但总还是一块不错的肉。所以在与中国的谈判中还是想多争取一点东西的。他们针对香港问题抛出了好几个方案，比如所谓的“主权换治权”——主权归中国，英国保留管制权。这些都被邓小平拒绝了。后来在1984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两国在香港问题的上较劲又上升了一个级别。当时撒切尔访华前，刚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胜了阿根廷，一时风光无限。这下立马掉转枪头跑去北京，可谓是来势汹汹。她在会面时重申关于割让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并要求中方尊重国际条约。邓小平当时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我可以想象，邓小平当时的态度应该就是：“呵呵，你想多了。”这结果呢，估计是被来了一记下马威，撒切尔在离开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一不小心在台阶上跌了一跤，这个镜头通过媒体传遍了世界，成为80年代政治新闻中的经典场景，也是充满了隐喻的味道。撒切尔的气势也就这样急转直下，在香港问题上，英国注定是要碰壁的。
到了1984年下半年，中英两国经过多轮的闭门谈判，英方立场逐渐软化，香港问题基本就尘埃落定了，香港回归成为了没有悬念的事情。不过由于当时离回归还有整整13年，香港居民就像看了一出谈判大戏之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继续发扬了香港人政治冷感的优良传统，重新过起自己的日子。当时有个搞笑艺人在表演的时候提起这么一个桥段。他说他当时听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就问他妈妈：“中国要收回香港了，是真的吗？”然后他妈妈回了三个字：“是吗？碰！”——她正在忙着打麻将。这是这位搞笑艺人这辈子听过的最潇洒的三个字。毕竟还有13年嘛，大家不如先搞好手头的事情，比如麻将，这来的更实在些。
但是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九七回归终究是一个大事件，未来是什么样子的，香港人心里是没底的。虽然邓小平早就承诺过：“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是政治这东西，老百姓不懂，也不想多碰。所以当时的香港人，特别是上层香港人对回归还是比较担心。所以香港渐渐出现了“移民潮”。移民去哪里呢？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这些地方。还有一些人经济实力没那么强，就选择去买一本护照，移民去佛得角、冈比亚这种地方，不知道这些人现在会对自己的选择作何感想。我根据香港官方数据计算了一下，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到1997年，移民海外的香港人数量总共接近60万，的确是比通常时期要高出很多。但即使这样，大部分的香港人还是选择了留在本土。他们虽然没有实力或者不想移民，但有一样东西他们还是去争取了一下，就是“英国籍”。不过这个“英国籍”和普通的“国籍”还不一样。这就要说到英国国籍分好几种，最高等的是“英国国民”、次一等的是“英国属土公民”，比如福克兰群岛的公民；再次一等的是“英国海外公民”；最次的才是专属香港的“英国国民（海外）”。有这个身份的人，可以申请一本英国国民（海外）的护照，这本护照能干啥呢？其实啥都干不了，它只相当于一本旅游证件，持证的人在外地能寻求英国大使馆的协助，仅此而已。想到英国本土居留？不行，门都没有。不过其实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有这个身份的香港人是可以申请英国居留权的，但为了防止香港人涌入，英国政府匆匆地把法律修改掉了。你看香港人这好心酸，在人家眼里活脱脱一四等公民。虽然实际上没什么用，但当时香港人不确定以后的特区护照在国际上的通行度怎么样，所以还没有这本护照的人，基本上都去申请了，不过是方便以后旅游。现在随着特区通行证越来越方便，免签的国家也越来越多，英国的护照也必然将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有人抓着“移民潮”这个事实不放，说香港人眷恋英国统治，我觉得并不妥当。在我看来呢，一来移民潮涉及的人数比例不大，二来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这也是一个人出于“担心”的正常反应，大可不必过度解读。只要我们相信，香港人与内地人本没有那么多分别，大家都是崇尚安心过日子的文化，一切就都可以理解了。
或许有人会问，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香港，看待香港人。在我的理解里，其实不需要特别去考虑这个问题。香港人就是中国人，与我们没什么分别。现在两地人之间的那些隔阂，做个不恰当的比方，本质上就和上海人与“乡下人”，苏南人与苏北人，全国人民与河南人之间的那点破事儿没什么两样。不过是一种地域上的、生活习惯上的隔阂罢了。随着时间的演进，内地经济文化的迎头赶上，两地人之间的对话终将回归到更为平和的频道上来。那些不愉快的记忆，也终将成为多年后，我们会一笑置之的饭后谈资吧。不过在此之前呢，我们都不妨主动去了解一下对方，这会让整个过程快一些，也和谐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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